【原】“北京大学研究所传拓金石之记”钩沉

前见中山大学主题党日文献遗产展览集粹【拓本】一文云钤有“北京大学研究所传拓金石之记”，但从其模糊的图片审视，见有中山大学及国图印记，实无“北京大学研究所传拓金石之记”。

此钤印极其罕见，之前仅于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的《鲁迅藏拓本全集 1 砖文卷》一见（唯其著录为“北京大学研究所传拓金石记”，漏“之”字），孟国祥《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教育与博物馆事业损失窥略》中“北京大学古物损失史料”也未见有“北京大学研究所传拓金石”的相关记录，那么也就是说此非战乱所致损失淹没，且所谓“北京大学研究所”，似当时北大的研究所仅一家，这不免引人好奇，遂略钩沉史料概述如下。

1.此印的名称

要确定这个问题，就要看一下“北京大学研究所”（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研究生院）的成立时间，蔡元培先生《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云“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止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印文不是“北京大学xx研究所”而只是“北京大学研究所”了。

2.印文的篆刻及使用时间

“1922年1月，国学门研究所正式成立，研究对象包括中国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众多领域，内设编辑室、考古研究室、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明清史料整理会、方言调查会等机构，研究科目为文字学、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学等类。由蔡元培兼任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长，委员有顾孟余、沈兼士、胡适、马裕藻、钱玄同、李大钊、朱希祖、周作人等，沈兼士任国学门主任。聘请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朱希祖、马衡、刘复、沈兼士、周作人、钱玄同等人担任导师。”所以这方印应是1922年国学门研究所预备成立时篆刻的，而国学门研究所成立后旋即在国学门下设考古研究室，由马衡担任主任。在各室成立后“北京大学研究所传拓金石之记”就其名号来讲则大而不当，应是在此时停用。

3.印章的篆刻者和持有人

此印文从《鲁迅藏拓本全集 1 砖文卷》仍然是看不清的，在另外一处，得见一拓钤有如下印，其拓非上乘棉连纸，纸浆不匀净，拓工平平，唯惜未能与鲁迅博物馆之印文较其真伪，或为仿者亦未可知。

以此印度鲁博印，知其取法汉碑格调极高，当非俗手所为，又审委员及导师名单“顾孟余、沈兼士、胡适、马裕藻、钱玄同、李大钊、朱希祖、周作人、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朱希祖、马衡、刘复、沈兼士、周作人、钱玄同”，则知为马衡先生所刊无疑。

“1917年8月，由北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推荐，马衡受聘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担任征集员。1920年，被北大聘为史学系讲师，讲授金石学课程。1922年，在国学门下设立考古研究室，马衡受聘任主任，从事金石学研究，开创中国乃至东亚最早的考古学专门机构。1923年，他又任史学系教授兼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物美术部主任。1923年5月，北大成立了古迹古物调查会，后改名为考古学会”。因此，是印当亦为马衡先生所用。

4.钤有此印的背景

不同于今日，民国时期一个大学的教员本极少，而北大国学门研究院又是当时全国的第一个研究生院，其教员导师更是学界翘楚寥寥数人，嗜金石者又屈指可数，且罗王等不过兼职，周作人重心还是文学，而马衡久负盛名且为全职，此印文云“北京大学研究所传拓”，那么当得起此称谓者实非马衡亲拓不可。

5.鲁迅博物馆“大富贵砖”拓的由来

王芳《从访碑到抄碑，从国魂到民魂 ——以金石传统三个脉络解读鲁迅的“钞古碑”》云：

​在自谓“思想变迁”的1918年后的 1919年、1920年，尽管创作和翻译工作是鲁迅这一时期最用心用力的工作，但在其书账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金石拓片。甚至在写下《呐喊·自序》后的数年中，鲁迅依旧持续不断地购买拓片，也可以作为他未曾与作为学术工作的“钞古碑”诀别的明证。据周作人回忆，鲁迅治金石学问从目的到手段皆是正统的清儒学术，曾经预备完成一部标准的“自汉至唐的碑录”

鲁迅博物馆所存鲁迅旧藏拓片中颇有马衡、周作人、陈师曾等人的钤印，且此时鲁迅亦执教于北大。则鲁迅先生所藏的砖拓，当为马衡先生拓而赠的。

6.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研究所传拓金石之记”著录说明的问题

中山大学之提要虽然有误，但当是复制粘贴错误，非空穴来风，必有一拓钤有此印。以罗王知堂马衡等人行迹验之，唯鲁迅尝振铎于中山大学，其所藏拓片或为鲁迅先生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