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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徐徐地从天际降落，黑暗笼罩着繁华的十里洋场。 上海虽素有“不夜城”之称，但那闪闪烁烁的霓虹灯，只不过像是黑色天幕下飞舞着的几串萤火虫，它不仅无力驱散那重重黑暗，而且把这漆黑的世界映衬得更加惨淡。 在一个秋风飒飒的深夜，一辆飞驰的小汽车突然在一个居民区的弄堂口停了下来，弄堂内迎出两个黑影，鬼鬼祟祟地冲车内说了些什么。 车门立即打开，钻出了几个持枪的便衣特务，他们迅速地贴着墙根，包围了弄堂内一栋三层楼的住宅，要秘密逮捕三楼上住着的一个中共地下党员。 上海弄堂场景 图片来自网络 特务中为首的是一个细高个的年轻人，他领着两个特务偷偷摸摸地直上三楼，飞起一脚，踢开了一个房门。“不许动，举起手来！” 三支手枪同时对准屋里，而房间内依然静悄悄的，没有半点声音，三个特务闪身进屋，原来屋里根本无人。 三只手电在屋里乱晃，只见房间不大，一张单人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还有一个写字台和两把靠背椅，家具摆设简单得无法藏人。 “奇怪！不是说人回来就没出去，11点钟屋里还亮着灯吗？”细高个边说边把手伸进被子里。 突然，他两眼露出了狡黠的笑意：“哈，被子还有点热乎，人肯定没跑远，你们快分头去楼道搜查！” 两个特务退了出去，细高个却不肯离开，他拿着手电上下左右乱照，打开窗户往下寻找。 窗户正对弄堂，有两个特务在下面把守，他的手电忽然停在天花板上，那里有一个半米见方的天窗。细高个像猫一样跳上桌子，纵身蹿上天窗，爬上楼顶。 天色依然是黑沉沉，他伏在人字形的楼顶上四处张望，发现身后两米处立着一个高大的黑影，他不由得一惊，忙调转枪口对准黑影，定睛一看，原来是个烟筒，他这才松了口气，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进。 当他来到烟筒附近时，一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从烟筒后闪出，飞脚踢掉了他的手枪，他没来得及反扑，就被大个子拦腰抱住，两人在楼顶上扭打起来。 细高个一心想活捉这个共产党要犯，好回去邀功请赏，而大个子一个劲儿地想把他往楼下甩。 正打得难解难分之际，其余的特务从天窗爬了上来，细高个得意地大喊：“快来，在这里！”大个子趁机把他绊倒，死命抱住他往楼下滚。赶上来的特务一把没抓住，两人一起从三层楼顶摔了下去…… 读者也许已经猜到，那细高个就是我。 常言说：“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次我受到了惩罚。 在旧社会，官级和罪恶往往是成正比的，我21岁兼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少校行动组组长后，出于对戴笠的感激，几乎是心甘情愿地为他卖命了。 当时，我年轻气盛，好大喜功，一当上行动组长，就迫不及待地要练好枪法。我一方面积极参加上海骑射会，有空还去侦察大队部甬道里练习射击，每天要打几十发子弹； 另一方面也积极参加各种追捕、绑架、暗杀活动，无论是追捕政治犯，还是刑事犯，我都亲自参加，有时甚至把刑事犯当作练习射击的活靶子。 因为上面有规定，抓到政治犯必须送到南京去，淞沪警备司令部无权审讯、处理。而刑事犯，如抢银行、砸商店的土匪强盗，警备司令部则有权审讯、处理。 追捕中，如果对方拒捕，还可以开枪。这时，我已把什么做人的“良心”，什么“人命关天”“杀人偿命”的概念，通通丢到九霄云外。 一次，我把一个刑事犯追进了一条死胡同，我明知他并无死罪，身上也没有带枪，已经无路可走，只要跑在我后面的组员一到，活捉他是肯定无疑的了，但是我忽然想试试自己的枪法，一看左右无人，就瞄准他开了一枪，正打在他的头上。 组员赶来时，我谎称犯人要夺我的枪，所以才把他打死了。组员们都相信了我的话，谁也不去追究犯人的死因，一条人命就这样丧于我瞬间的意念之中。 以后，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不但毫无内疚之感，而且还认为自己这样做得对。 警备司令部的职责不就是维护社会治安，保卫民众生命财产的吗？打死几个土匪强盗有什么了不起？这不是为社会除害吗？ 因此，有机会我就这样拿犯人当活靶子，哪次也没人追究我的责任，反而称赞我枪法准，有前途，有时就连戴笠也对我的枪法表示满意，我自己更是得意扬扬。 我越来越积极主动地工作。为了显示自己精明能干，凡是戴笠感兴趣的事情，我都挖空心思去做，讨他喜欢；凡是他感到头痛的事情，我也总是想方设法替他分忧。 我当行动组长不久就发现，在租界上追捕、绑架共产党和刑事犯，大都能得到那里帮会和巡捕房的协助，唯独追捕、绑架、暗杀各地方军阀与反蒋势力的代表时，他们却不大肯帮忙。 这主要是因为，帮会在全国各地都有组织，他们要在那里站住脚，还需要地方势力给他们捧场。 有时，戴笠指示我们去租界绑架、暗杀某军阀的代表或反蒋人士时，我们就只能设法把他骗出租界，而如果他不肯离开租界，我们即使盯住了他，也是束手无策。 戴笠对此非常恼火，我明白他的意思，就帮他想办法，不久，我领着组员总结分析了平时绑架、追捕的经验，研究出一套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况下绑架的方法，并将其付诸行动。 有一次，有个反蒋人士正在路上行走，一个特务从后面跑上去，朝他头上猛击一棍，当时，就把他打昏在地。 那特务打完就跑，我们则装成被打人的朋友赶上去，叫来汽车，说是送他去医院，围观的人也帮着我们把他抬上车。 这时，那人的一个亲戚正好路过，也要挤上车，我忙说：“我是他的朋友，我送他去医院，你快回去通知他家里的人！”那人信以为真，我们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人绑架了。  老上海街头场景 图片来自网络 为了绑架，我还专门训练了两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别看女人力气小，但有时比男人还顶用，特别是在人多热闹的街上绑架一个人时，女人的特长就更能得到充分发挥。 一般情况是，那两个女特务在街上走，其中一个装成被抓人的妻子。她走到那人跟前，不由分说，上去就是两个耳光，嘴里还大声骂道：“你这没良心的东西，扔下我们母子到外面去胡搞，连家都不回，你今天非得跟我说清楚！”一边骂，一边还揪住他的衣领不放。 对方往往是被打得一愣，忙分辩说：“你搞错了吧？我不认识你！” 另一个女特务一直挤在围观的人群中，她忙笑着上前说：“××大哥，你们两口子又吵架啦？快回家去吵吧，在大街上让人看着多难为情啊！” 这时，还会有两个装成围观者的男特务在那人身后推着，并起哄似的说：“是啊，快回去吧！” 这样，被绑架者毫无说话的余地，连推带拉地被架进我们的汽车，在围观人们的一片哄笑声中，我们就把人绑架走了。 在当时的社会，男女关系非常混乱，发生这种事情人们都不觉得奇怪，反而认为是小老婆或情妇在争风吃醋，谁也想不到会是政治绑架。 有一次，采用这种绑架的方法还闹了一个笑话，那是在南京路的一家大百货公司门口，看见我们要绑架的人正从百货公司里出来，一个女特务像以前一样，上去就是两个耳光，嘴里还大声咒骂。 正在这时，那人的妻子也从百货公司门里走出来。我想，这下坏了，西洋镜要被戳穿了。 哪知，他妻子见此情景，不但不帮丈夫解脱，反而也跟着大吵起来，一定要丈夫把事情说清楚，还帮着我们把她丈夫拉上了汽车。 等到我们在车上掏出手枪，他妻子才知道上了当，后悔莫及。 我们的绑架办法颇见成效，戴笠大加赞赏。我更是得意非凡，总想处处表现自己，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总想要显示自己很“精明、能干”。 这样一来，有些事情办得使戴笠满意，而有些事情在他面前就显得受累不讨好。 有一次，我从武汉办完事回上海，乘坐的是一条英国轮船，船行至九江，天刚蒙蒙亮，我起床去甲板锻炼，刚出船舱就看见几个外国船员正围住一个水淋淋的中国人。 这个中国人40来岁，在苦苦哀求他们不要把他吊起来，当时，外国船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中国人不买票上船，就要吊起来打一顿。 那中年人满脸愁苦地说，他和几个人合伙运一木船棉花到上海去卖，头天夜里，他半夜起来到船舱外解手，突然看见另一只小船悄悄地靠到了他们的船边，他忙躲在棉花垛后，观看动静。 月光下，他看见小船上的十几个人爬上了他们的木船。他刚想喊，就看见打头的人手里拿着把大刀，其他人也都拿着斧子和木棒，他吓得没敢作声，眼睁睁地看着那伙人把船舱里的四个同伴拖出来砍死，扔进了江中。 他连忙跳水而逃，在水里泡了半夜，才爬上了这条英国客船。我听到这些情况，决心破获此案。我问他还认不认识抢劫他们的那伙人。 他说，打头的那个人他看得清清楚楚，就是把他烧成灰，他也认识，于是，我就帮他付了船票钱，领他到上海。  航行在长江上的轮船 图片来自网络 我估计，那被抢的船一定比轮船走得慢，而且船上的棉花也一定会运到上海来脱手，我就带着那个人在上海码头等着。 等了两天，也不见那只木船的影子。第三天，我嘱咐我们在码头的“眼线”注意进码头的木船，自己领着那个人先去附近英租界的上海电影院看电影。 谁知，我们看完电影一出来，刚走到附近泥城桥上时，那人眼睛一亮，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指着停在苏州河桥边的一条木船说：“看，就是这只船！” 我一看，那木船上的棉花还没卸掉，船上只有一个人坐在船边上抽烟。我估计那伙强盗一定是上岸去了，货还没卸，人一定会回来。 我连忙跑到附近打了个电话给英租界巡捕房，请他们协助逮捕这伙强盗。等那伙强盗回船后，在巡捕房的协助下，终于把这十几个人都抓起来了，船货归还了失主。 小报上为这事登了一则新闻，题为《扬子江中巨盗施鬼伎，泥城桥畔名探显神通》，我也因此而得了一笔奖金。 我兴高采烈地去告诉戴笠，心想这件事做得真漂亮，不但得了钱而且也显示了自己的才干，戴笠又该夸奖我一番了。 没想到，这次他可没夸我，只是不以为然地笑笑说：“好啊，你又得了钱啦！不过，你可别把精力全用到这些事上哟，别忘了清共除奸才是我们真正的责任。我把你放在警备司令部，可不是让你去抓几个强盗、小偷的，你懂吗？” 我有些不明白地说：“警备司令部的职责，不就是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国民生命财产的吗？” 戴笠不满地瞪了我一眼，“你真是没一点儿政治头脑。不错，警备司令部是维护社会治安的，但是你到任何时候也别忘了我们'团体’的使命是保卫国家政权，既要做革命的先锋，又要保卫委座的安全。真正能和我们争夺国家政权的，是共产党和那些反对委员长的异己分子。你抓来再多的土匪、流氓有什么用？” 这时我才明白了我们真正的对手是谁，从这以后，我就一反过去的做法，开始对政治案件特别热心。后来，轰动上海的“怪西人案”，即追捕第三国际代表华尔敦的事件，就是我亲自参加干的。 那次我从三楼上摔下来，就是在“怪西人案”发生之前，当时得到情报，说曾被我们监视、追捕的一个中共地下党员，已经回到了他的住所。 我便亲自带人去逮捕，没想到自己也因此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个大个子抱着我滚下楼顶时，我不禁暗暗叫苦，心想，完啦！ 醒来后，我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一个组员告诉我说，我们从屋顶上摔下来时，那个大个子先落地，当时就摔死了，我侥幸被二楼的一根晒衣服的竹竿拦了一下，而且又落在他身上，才没有摔死，但是左眼球被竹竿挑了出来。 当时，组员们急了，先用生烟丝堵住我的伤口，又马上用车把我送到医院抢救，戴笠特地派人给我请了著名的外国眼科医生和外科医生，为我动了手术，看来，他对我这个肯忠心耿耿为他卖命的人倒是非常器重。 从死神手中挣脱出来的人，大概总是比平时想得更多一些。 躺在医院里，我曾反复地想，自己如果这次摔死了，那不一切都完了吗？金钱、名誉、地位，还有什么用呢？看来以后再不能干这种冒险的事了。 可是，不干又怎么办呢？只要不离开特务处，这种事情是肯定无法避免的，这一点，最初参加特务处时，姐夫就告诉过我。 而且，戴笠也一再强调过：“我们团体的规矩是'不成功，则成仁’，活着进来，死了才能出去！” 我如果就此洗手不干，那戴笠会轻易放过我吗？即使他不追究，而我亲自暗杀、绑架、逮捕过那么多共产党和反蒋人士，他们会轻饶我吗？ 一个活人从高楼上摔下来，后果固然可怕，但一个人的政治命运从高位上跌落下来，不也是不堪设想吗？何况自己的双腿已经站在血泊之中，或进或退不都是无法洗净自己满身的血污吗？ 我左思右想，最后还是觉得，眼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提着脑袋跟着戴笠干到底。 就这样，住院医治期间，我反复思考的结果，不但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反革命立场。 不过，我内心深处也有一些不安和内疚，那就是觉得自己对不起母亲的教诲，对不起当时的女友——白云，对我的一片真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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