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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著述现存总量远超前代，以诗文为大观，以词为特色。据《中国古籍总目》，今存宋人别集两千八百余种，宋人编选的宋代总集百余种。《中国古籍总目》出版于2012年，列书名、作者名、存藏地三项，可窥宋人著述全豹，但若想详细了解有宋一代别集总集面貌，需要更加丰富深入的目录学资料。在这一领域，有关专家学者耕耘有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先后有沈治宏《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巴蜀书社1989年版），以及沈治宏、刘琳《现存宋人著述总录》（巴蜀书社1995年版）导夫先路，二作皆为目录形式，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梳理一代文献，实难能可贵，但所列只有书名、编著者名、版本、藏地四项，无从得见内容意旨、版本优劣。此后又有严绍璗《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前者论列范围限于日藏善本，后者专门考述宋人17家文集的编刻流传。 
而概览宋代词集的著述，则有陶湘《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叙录》、唐圭璋《宋词版本考》等。前者著录词集流传及版本面貌，收载有关题跋，后者于各词家下一一记录各词集及版本。1992年又有饶宗颐《词集考》出版，12卷中5卷专述宋代，分别集、总集指明各家词人主要经历、作品编集选录及刻印。各家著述使宋词留存及版本情况得以清理，但对有宋一代作家诗文别集及总集做全面清理，并提供更丰富信息之作，尚付阙如。祝尚书先生《宋人别集叙录》《宋人总集叙录》即在此背景下问世，二书分别初版于1999年11月、2004年5月，后于2019年12月（《宋人总集叙录》）、2020年2月（《宋人别集叙录》）先后完成增订并再版。体例诚如自述：“以考察全部宋人别集的版本源流为主要目标，重点在清理各集全帙的版本体系，又尤其着力于祖本及重要传本的研究，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各本优劣作简要评述。”（《宋人别集叙录·前言》）其中《宋人别集叙录》考述现存宋人别集542种，增订本增考4家5种，《宋人总集叙录》考述现存的宋人编宋总集85种，另撰《散佚宋人总集考》，专门收录今已散佚的总集或选本，增订本又增考12种。二作以古老的“叙录”之体，清理版本源流、介绍背景情况，从而探究各本优劣高下。“叙录”之体，其来已久。《汉书·艺文志》叙西汉成帝时，书颇散亡，谒者陈农访求天下遗书，复命刘向等人校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条其篇目”即“录”，“撮其指意”即“叙”，访求来的简牍，内容繁杂、篇次混乱、异文百出，需要整理篇目、文字异同，然后一一记录各篇之末的篇目名称，并按不同作者、主题，撮述本组文字的篇目分合、内容大意、作者情况，即形成“叙录”。刘向身故，汉哀帝复命刘歆子承父业，父子二人的叙录今存《管子》《晏子》《韩非子》等数篇以及其他零星表述。可见“叙录”体来源于皇家管理图书、总结文化的需要，内容一是作者生平、撰作背景，二是全书内容、学术源流，三是文本本身的异文与篇目分合。
“叙录”之体诞生之初重在详其学术、考镜其源流，为此而记述作者事迹、想见其为人，甚至与作者传一体两面。章学诚《校雠通义》说向歆诸叙论“以书而言，谓之叙录可也，以人而言，谓之列传可也”。后世道术日繁，“叙录”之体根据撰作需求，逐渐往两条路径发展，一者侧重其中“叙”的功能，又称“书录”“解题”“提要”等，或记述作者生平及撰作经历，或记录内容组成、评论特色，或及于刻印流传经过，实出于撰者强烈的知人论世、考镜学术源流的需求，此类历史上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晚近以来的代表是《四库全书总目》；另一者则偏向“录”，又称“目录”“书目”，多出于收藏盘点图籍的需要，时或兼及考察学术源流，如“二十四史”之艺文志、经籍志，晚近以来的《书目答问》等等。此后还有一体，专门收录各家序跋，实起源于佛典目录，如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等。《宋人别集叙录》《宋人总集叙录》沿“叙”的路径而下，并随这一路径在各代的发展演化，更偏向版本考察一途。《宋人别集叙录》各篇首列作者生平及著述编集情况，次一一查考历代主要版本的传刻及重修，通过考察历代的著录、题跋，清理版本源流，撰作目的是提供判断不同版本高下的依据，以服务于今人阅读与整理，因此不同于“叙录”体早期更侧重知人论世、谈学术源流的做法。祝先生自明心意：“近人、今人所作'叙录’，主要倾向于考述版本，与刘向'叙录’的内涵有所收窄，这是由不同时代文献积累的厚度迥然不同所决定的。这类考述版本的'叙录’不仅有颇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很实用，成为读者了解某部著作版本流传和变迁的工具书。”之所以追求了解某部著作的版本，是因当时参与了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全宋文》编纂工作，校点别集首先就要解决版本问题。因此本著处处可见对历代序跋著录的深入查考，对细节信息的勾稽，而没有浮泛的介绍，实出于甘苦自知的实际工作。《宋人别集叙录》的2019年增订本，在考订流传编录之外，又进一步增加了对内容的说明，每集选择较常见的版本，述其卷目编次，使读者大致了解该书的结构和内容。《宋人总集叙录》也取径这一做法，在自我完善之路上，同样间有变体之处。其各篇同样从前人的著录序跋入手，考察编集及流传经过，各本特色立见。此外，又如佛典目录的做法，附录各主要传本的序跋，序跋较多者则择要采录。而《宋人别集叙录》限于序跋篇幅较巨，采纳出版社的建议，采用另行结集的形式，在《叙录》每篇后，只将序跋名目列于“参考文献”以作提示。《宋人别集叙录》《宋人总集叙录》以版本考察为主，兼及内容结构，甚至附录有关序跋的做法，实际是继承《唐集叙录》，把此前专题叙录的撰作方式，施于断代文献，可见学术发展之日趋细密。在叙录以“叙”为主的路径上，专题叙录较早走向专门查考不同版本之途。此前先有贺次君《史记书录》，梳理《史记》有关各本、历代注疏之版本流传，兼及介绍内容组成部分，并以记录异文为主。后有周采泉《杜集书录》，分项列作者生平、版本、著录、序跋，并以“编者按”记载编次、版本面貌及前人考订成果。再有万曼《唐集叙录》，将这一做法用于唐代别集，考察某集的历代著录及不同面貌，以梳理版本源流。不过《唐集叙录》收别集108种，《宋人别集叙录》收547种，《宋人总集叙录》收97种，规模远超《唐集叙录》。 要以叙录体处理多达上千种的断代别集总集版本，尚需严其体例，明确收录范围。唐圭璋《宋词版本考》、饶宗颐《词集考》未专门列出凡例，沈治宏《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提出，如节抄、注释、评点、句读或有音义、校记、辑佚等凡经后人加工的，都算作另一种书立目收编，沈治宏、刘琳《现存宋人著述总录》同样如此，并规定宋代佛道中人的著述也进入收录范围。《宋人别集叙录》《宋人总集叙录》后出转精，体例更谨严，皆明确限定就现存者叙录，并且《别集叙录》说明“宋人”所包括的宋遗民是否收入分三种不同情况、后人辑本以清乾嘉为断、宋以后选本注本不述、诗文僧夹入个人著述的汇钞之作不录等等，《总集叙录》说明“宋人”包括外邦入宋者、元以后人所编宋代总集或通代至元者不录、形如总集的类书不录、书目未著录的散佚总集不录等等。在编排次序上，叙录体大体有两种方式，一是按所叙录之书的内容类别为序，往往用于通代叙录，叙录体发展的早中期尤其常用。二是以时代为序，多用于断代叙录，晚近以来所作常用。前者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皆按内容类别为序，《四库全书总目》更是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出体大思精的四部分类法。后者如《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以时代先后为序，兼及考虑类别，又如饶宗颐《词集考》，大体按时间排列，又依前代选本所收各家的先后次序、作家的重要程度，有所微调。再如沈治宏《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作为断代叙录，大体按著者生年编排，同一书原本先于辑本、全本先于节抄、白文先于注释评点、诗文集先于词集、单行本先于丛书本，沈治宏、刘琳《现存宋人著述总录》则仅规定单行本先于丛书本、民国以后的单行本和整理本排在最后。《词集考》之宋代部分与沈治宏等二书有所差别，与前者来源于“摭拾丛残”，后者来源于对《中国丛书综录》等藏书目录及佛藏的综合不无关系。而《宋人别集叙录》《宋人总集叙录》来源于宋集整理实践，前者规定以著者生年为序，“参考文献”以版本先后为序，后者同样规定按编者生年为序，佚名者按该书行世先后排列。 总之，“叙录体”来源于整理图籍、考镜学术的需要，本有分别侧重“叙”与“录”的两途，后“录”之一途向公私收藏目录发展，“叙”之一途则主要是探讨作者及成书、考察内容并评议学术、校订异文并查考刻印流传。而宋代别集总集的叙录之作，随学术发展及撰者的现实工作需求，在介绍内容的同时，更偏版本考察，内容更趋细密，而出现《宋人别集叙录》《宋人总集叙录》这样深入的作品，把专题叙录的撰作方式应用于断代文献，不仅细密地爬梳历代主要刊本的来源与高下，而且严其体例，在限定收录范围等方面都更加严谨。作为研治宋代文学、史学者的必读书，《宋人别集叙录》《宋人总集叙录》两部书的问世，对宋代文史研究必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本文原载《中华读书报》2022年8月3日10版，有删节，题为《两部宋代文学文献研究的叙录体力作》，本次据原稿全文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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