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覆灭，周代商兴。”牧野之战，武王伐纣。经历纣王的暴虐统治，商朝百姓民不聊生，当周武王率领军队攻入商邑时，商朝的百姓们“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末代商朝民心动荡，国主帝辛沉溺于酒池肉林贪欢纵乐，初代周王励精图治，积德行义，最终“小邦周”取代“大邑商”，商朝覆灭，周代商兴。  一个王朝的统治结束，又一个王朝承担起统治天下的责任并决心延续之前的繁荣。作为传承文脉的重要角色，商代的知识分子归顺周人后，继续担任他们过去曾经担任的工作，譬如占卜、管理档案、探索天象等一系列祝、宗、卜、史的任务。 然而商朝作为一个文明较高的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领域均留下辉煌成果，在鼎盛时期被公认为“天下共主”的朝代，最终却被文明较低的周朝所取代，即使这件事情在层级多样的整个百姓群体的观念里已被定性为商朝的灭亡缘故于商王残暴的统治严重破坏了民生的基石从而践踏了天道，造成了后来一系列被更替、被指正的周代商兴的后果，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必会跳出民生范畴进行更为深刻、视野丰富的多层次化的反思。 商人的经商能力，在远程贸易的过程中扩大其势力范围；  商朝的青铜器，大宗庄严而不失对美的顺应恭慕的艺术精神特点，身份之崇高与美的开阔感受融合； 商人的祭祀文化，逐渐分化明确的尊卑秩序和等级制度；  商朝的继承制变更，从母族延位逐渐过渡到父系社会的“子承父业”…… 这样一个在实现天下局势大一统的过程中逐渐凝练出适应大国气象的本土文化精髓的极具造化的朝代，当它在一个转折点迎接无法逃避的碰撞后破碎为新的似分复合的体系，之前的文化成果就带有一种强大的惯性和粘合力引导新的朝代继续承接过去的辉煌。 而究竟是什么缘故使得这么强大，而且主导北方中国的商王国居然被小小的中国灭亡了呢？在这种反省里我们推出了又一极具中华文化思维特点的独到见解。 “天命靡常，唯德是亲。”一种将道德的意义超越人类力量主导的命运的观点，从天道中提取出天命。  “天命”的观念帮助周人肯定了自己的统治，也帮助周人说服了许多商人的后代与他们合作，将商周文化体系扩张到整个中国北方。这是文化观念与政治建设的合作所取得的成功，这个大的成功就是建立在敏锐的知识分子反省过后对民族文化理念甚至是哲学体系的推陈出新上。甚至关于《易经》卦辞、爻辞的解释，即现在所知的易传体系，似乎也是在商周之际完成的。  《易经》是一本占卜的书，易经中所谈论的命运是用于说明人类本身对自己的命运所具有的相当程度的掌握的那一部分。人类自己所做的种种抉择，会改变命运发展的方向，这个观点与天命具有道德意义的观点相互配合，在不同的情况下互为影响命运的主次因素。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 诸侯争霸，春秋乱局 西周覆灭，王室衰微，周人的封建系统在经历礼乐文化的礼崩乐坏之后，不再拥有过去那样的自信，更瞬间失去了过去那样主宰一切统治范围内发生事务，包括政事与舆论文化的力量。西周的破碎进入东周，变成战乱不休诸侯纷争的春秋与战国，维彼“天命”，不再是用来维系周人正统的理论工具，昔日借助“天命”一说笼络人心的王朝衰落，“天命”，需要一个用于重新开始的解释，赋予它新的意义和生命，引导它进入新一轮命运，用于巩固新的政体形式，为这一片百废待兴的土地上的民众带来新的思想解放和使命铸成。  这样就到了春秋。春秋的孔子似乎就是那个对天命意义作出新解释的人。传闻孔子撰写了《易经》里的一部分传——之于孔子，“天命”不仅仅是一个朝代的政治使命，通过《易传》,再到《论语》，孔子把“天命”观念中对一个朝代、一个政体、一个君王的道德力量的约束和要求转向了对每一个个人“天性”的解读和行为的规训。包括人与人之间安于等级制度的序差性交际。 他说∶“天给了我这个天命。天生了我，给了我一个任务。有了这样的任务，迫害我的人又能拿我怎么样呢？”天命要求每一个人都从超自然、超现实的秩序中，找到自己应当执行的使命，在相当程度的超验理念的引导下，找到属于自己因所承受使命而相应的位置。“三纲五常”、“父慈子孝”，说的就是这种思想体系延续到社会关系上对人的要求。  《中庸》线装刻本 《礼记·中庸》篇曾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所赋予人的就是本性，遵循着本性行事发展就是道，把道加以修明并推广于众就是教化。）“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出自郭店文书。郭店文书的时代，当时公元前300年左右，甚至比《礼记》成书更早。而《中庸》的言论，极可能正是承自郭店文书，由此延伸而来的。从孔子到郭店文书、再到《中庸》，可以窥得中国思想体系核心的形成的背后，正是中华文化的薪火传递、一脉相承。 “仁”的概念 聊到中国思想体系核心的形成，不得不提到“仁”。在经历祭祀文化盛行的商，归顺天命、礼乐治国的周，和修性卫道、重视个人使命的百家各推己旨教化群众的春秋过后，“仁”从隐于书籍、到被发现，再到被推广为一种归化大众的语言，我们要从理解孔子思考的“命”与“性”开始，再去拆解“仁”字，看它如何从一个独僻的文字生长为一整个儒学思想系统的核心。  “仁”：敏锐的知觉，美好的感受→美好的人性禀赋 孔子所理解的命，即人类全体具有一种特别的使命，而孔子理解的性，是指每一个个人所具有的特定的性，一种与生俱来的禀赋。在孔子之前，“仁”的含义一部分是作为知觉，像仁与不仁是有知觉与没知觉、麻木与不麻木的意思；仁与不仁的另一个意义是美好与不美好。《诗经》中形容一个很俊美的男子驾车来的时候，是“洵美且仁”，也就是看起来非常美好的景象。“仁”这个字只是一个形容词，形容感觉，也形容外表；它既不表示人的内心特点，也不表示每个人人性的基本内容。但就是这个与知觉感受和外在感观相关联的“仁”字，被孔子推举到人类使“命”与个体禀“性”之上，被赋予一个新的意义，用于代表整个的人性。自此，命、性、仁连串到一起，构成了孔子思想的根本。  “仁义”出师，争执不休；归于仁义，达成共识 从商周际的政治“天命”，到西周灭夹杂在东周残躯燎原的春秋的个性“天命”，哲学的意义在于说服人们适应变化，勇于思考，勇敢的正视当下时代最需突破的那一面，挖掘出潜藏在人性里向阳向生的永恒价值。思想敢于为残破的局面发声，文化是最好的粘合剂。思想体系的革命弥补了为政治利益启动的革命结束后依然残缺的那一部分。  儒学后来成为正统，但春秋战国最精彩的依然是诸子百家 商末、西周与春秋的中国思想体系形成与变迁的故事就先到这。短暂搁笔，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四百多年，这近千年的时间早已撕开了中国文化朝阳升起前的黎明，接下来的诸子百家争鸣更是声如哄钟、响遏行云，在最兵荒马乱的战国年代，为经历风霜却不甘沉寂的中华大地带来雄日腾空般的希冀与关怀。 把酒酣畅，文章待续，感谢阅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