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运与国运》：中国历史，如何从大江大河走向大海大洋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有无数的视角可以观察，无数的因果可以归纳，但水的视角无疑是最灵动、最根本的一种。”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孟宪实先生在读完《水运与国运》一书后，留下了这样的感想。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华夏文明史，就是一部中国在北方大河边生长，往南方大江畔拓展，通过开凿人工运河沟通南北、打造牢不可破统一体，最后向大海进发，将大陆大洋连为一体，而自身则成为陆洋中介、世界枢纽的历史。

水是生命的源泉，大江大河是文明的摇篮。从水的角度思考中国历史，无疑是抓住了中国文化的一条根脉。

水运如何影响国运兴衰，国运又是如何制约水运荣枯？

中国历史如何从大江大河走向大海大洋？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新锐文史作家吴鹏所著的这本《水运与国运》，会为你一一解答。

文 | 吴鹏

选自《水运与国运》

南明福王隆武二年（1646）三月，隆武帝为挽大明狂澜于既倒，在延平（今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一带）询问郑成功解危之策。

年仅二十三岁的郑成功从容言道：“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派兵占据险要关隘，堵住清军南下之路；稳住形势后，调兵遣将实施水陆两栖联合攻势，利用南明水军强大的优势，快速运输士兵登陆作战；战场环境于我有利则登岸围城，于我不利则扬帆入海而去；使用水陆两栖部队攻清军不备，出清廷不意，使清军在数千里的海防线上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防不胜防；大兴海上贸易，用贸易利润富国强兵，用强大海军保护海上利益，形成军事与商业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最终收复失地、开疆拓土。

郑成功的战略

郑成功短短的十六字，彰显了陆海结合、以海制陆的宏大战略构想，隆武帝当即赞叹他是“骍角也”。“骍角”一词来源于成语“犁牛骍角”，出自《论语》，意即杂色牛生出的毛色纯赤、牛角周正的小牛，比喻劣父生出贤明儿子。当时隆武帝对桀骜不驯的郑成功之父郑芝龙专权颇为不满，力图摆脱其挟制，故对郑成功有此评价。隆武帝还封郑成功为忠孝伯，挂招讨大将军印，赐尚方宝剑，可以便宜行事。

郑成功（图源网络）

由于郑芝龙执意降清，下令所部让出福建大小险关要隘，致使郑成功“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战略中的先决条件即“据险控扼”丧失，直接导致隆武政权覆亡。但郑成功的十六字方针，不仅是为了应对南明隆武政权当时的战术困局，更是着眼于一旦退出大陆、转身向海的海权战略。“据险控扼”不只是控制陆上的险关要隘，还有海上的关键岛屿、主要海峡和沿海重要据点。

郑成功占据金门、厦门，收复台湾后，完全控制台湾海峡制海权，随后又试图攻取菲律宾和爪哇，控制马六甲海峡，掌控东西洋航运生命线。在经济上畅通海路，发展海贸“通洋裕国”，构建以其为主导的整个东亚、东南亚一体化贸易体系；在军事上以海制陆，打造以台湾为中心，日本、菲律宾为两翼的锁链封锁清朝，力图光复明朝。

郑成功与其父郑芝龙为代表的郑氏海商集团，与大陆上的明朝、清朝和大洋上的东西洋荷兰人、葡萄牙人、日本人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显示出他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成为大陆与大洋之间中介枢纽的思想萌芽，成为古代中国在大航海时代摸索崭新定位这一历史运动的载体。尤其是郑成功，对海洋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其父郑芝龙“无海则无家”，单纯以海为生的海贸观念，将之上升到实质性的海权理念。

郑芝龙执意降清时，郑成功百般劝诫，指出只要“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即用海上贸易利润充作军费编练军队，进而收复失地、再造大明。郑芝龙投降后，多次写信以父子之情劝郑成功归附清廷。郑成功严词拒绝，并在回信中再次亮明海权战略，认为“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余裕，其肯以坐享者反而受制于人乎”，劝父亲弃暗投明，勿要受制于他人。

郑成功一语成谶，郑芝龙最终受制于人，被清廷杀害。郑成功收复台湾，站稳脚跟后，随即开始实施“通洋裕国”战略。在郑芝龙留下的商业体系和贸易网络基础上，郑成功分别在山路和海路设立五大商行，商行领袖从郑氏集团领取资本进行贸易。山路五商在陆上从事进出口货物买卖，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商；海路五商在海上从事进出口货物买卖，分为仁、义、礼、智、信五商。山、海两路商行不仅开展贸易，还暗中进行军事活动，搜集清廷情报，实际上是集商业、军事为一体的秘密结社，是郑成功抗衡清朝的组织依托。

郑成功收复台湾（图源网络）

海外贸易方面，郑成功在东西洋有直线贸易和三角贸易两条线路。直线贸易包括中国—日本，中国—东南亚；三角贸易包括中国—东南亚—日本—中国，中国—日本—东南亚—中国。依靠父亲留下的贸易网络和母亲的日籍身份，以及自己身上的部分日本血统，郑成功几乎垄断了对日贸易。郑成功在日本设有专门机构管理对日贸易船舶，其所经营的“官商”占中日贸易额的80%以上。郑成功还通过颁发“牌饷”，即按船只大小收取定额饷银的方式，控制了另外20%的散商。当时在长崎的商船必须向郑氏缴纳饷银，取得船牌方能通行。如果没有船牌，则无法进行交易。由此，郑成功以其“军事—商业”复合政权，完全掌控了东西两洋的军事制海权和贸易主导权。

据学者统计，1650—1662年，郑氏集团对日本东洋的贸易商船共有649艘，平均每年50艘，东南亚西洋贸易商船每年16—20艘。东西洋贸易总额每年约有392万—456万两白银，年均424万两，利润则在243万—269万两之间。

正是依靠海上贸易巨额利润的支撑，郑氏集团能在短期内与清廷周旋二十余年，势力最大时有士兵二十七万，战船、商船三千余艘。

清廷虽然迁界禁海，屡屡查获、没收郑氏集团在内陆的商行，但“仍未足致其死命”，其根源就在于“盖在海外转辗贸易，仍甚裕如，且因通商之故而得台湾，适以延其世祚”。清人郁永河也认为：“成功以海外弹丸之地，养兵十余万，甲胄戈矢罔不坚利，战舰以数千计，又交通内陆，遍买人心，而财用不匮者，以有通洋之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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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成功

在郑成功海权战略的设计中，大陆与大洋是统一的。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由于郑氏与清廷分属不同政权，导致二者在事实上是敌对的。清廷大陆力量由于郑成功的海上威胁，选择禁海迁界。郑成功由于反清复明的政治取向，选择袭扰大陆。大陆与大洋未能融合为一体，共同应对西方殖民者东来的挑战，延续明朝参加构建世界整体经济秩序的努力，不但造成郑氏与清廷的双重覆灭，更让中国丧失了在明末清初转型成为陆洋枢纽的历史机遇。

郑氏虽与清廷周旋二十余年，但在清廷迁界禁海，关闭大陆市场后，失去了贸易货物的主要来源和消费市场，获取大陆生产商品的成本代价直线上升，海上贸易长期难以为继。郑氏海商集团家族式经营的方式，导致其无法建立远距离信用机制，只能依靠同乡关系、宗族血缘和妈祖信仰，发展局限于东亚、东南亚的短距离海上贸易，无法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甚至英国那样，将信用关系突破熟人社会扩展到陌生人社会，进而将贸易触角伸向全世界，发展出世界性的海洋政权。而东亚、东南亚洋面的海岛政权，本质上是受大陆政治军事力量制约和市场体系掌控的，这就从底层逻辑上决定了郑氏“军事—商业”复合体的必然失败。

受到大陆、大洋隔离分离局面伤害的不止郑氏，还有清廷。清廷虽在统一台湾后开放海禁，但不久就因惧怕大陆汉人与海外华人联合推翻自己，而再次选择实质性的海禁，关闭海上大门，转身专注于经略大陆。虽然清朝对内蒙、新疆、西藏的整合达到了古代中国的完备状态，但因失去海洋，最终落后于工业革命后全球整体化趋势借助海洋加速推进的历史进程，被以英国为代表的整体性海洋体系压制。

鸦片战争的失败，让清廷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在被动加入世界经济格局的同时，主动向海洋国家学习，试图通过加入海洋体系寻得一线生机。

电影《林则徐》（1959）剧照。（图源：新京报）

无论是晚清的洋务运动，还是民国所谓“黄金十年”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本质上均是努力加入海洋体系历史逻辑的实践，它们都是力图首先发展沿海城市地区，通过进入海洋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但由于中国地理空间、政治版图、人口数量的超大规模性，在内陆腹地没有完成整合的情况下，沿海城市地区单独加入世界秩序的行为，一定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内陆与沿海、城市与乡村在经济上的撕裂，进而导致政治上的分离、文化上的割裂。洋务运动时期西北的边疆危机，“黄金十年”期间内陆事实上的军阀割据、内战不断，和城市畸形繁荣、乡村总体崩溃的城市、农村二元撕裂危机，本质上都是沿海抛离内陆、城市卸载乡村，试图单独通过进入海洋加入世界秩序的产物。

中国在世界上的自然地理方位，正处于大陆与海洋之间的中介枢纽位置，向东向南是海洋，向西向北是内陆。清朝前中期是拒绝海洋，专注内陆，造成落后于时代，被动挨打；晚清、民国则是抛离内陆，专注海洋，造成内部分裂，内战连年。实践证明，二者均不得其门而入，只有将海洋与陆地连为一体才是正途。

而陆洋一体的关键，是首先完成大陆内部的政治整合，然后将整体的大陆力量投射向海洋，整体性地加入以海洋为中介的世界秩序。1949年之后的共和国发展路径，正是按照这个历史逻辑展开。而1840年以来中国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找到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陆洋枢纽的准确定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依靠数千年大江大河治理历史经验造就的社会动员能力，在重塑基层的基础上迅速完成了大陆内部政治整合，随后以独立自主的方式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大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整合，得以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应有席位。

随后，中国以南海边的渔村深圳为起点，开启了气势磅礴的改革开放进程，将统一起来的超大规模生产力通过海洋整体性地投射到世界市场，向世界释放超大规模优势，成就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奇迹，推动世界贸易结构的深度变迁，逐渐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应有的经济地位。

最终，中国在彻底整合内陆的基础上全面拥抱海洋，完成了大陆与大洋的双重身份认定，确认了自己连接大陆大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陆洋枢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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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辰大海的远征

水运的本质是尊崇水流自然规律，顺应水势变化；国运的本质是尊重治国社会规律，顺应时势变化。国运由无数如涓涓滴水的人民共同创造，最终汇聚成历史大潮。故荀子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徵在贞观论政时，更是体悟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这条大河，既能让王朝长风破浪，直挂云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彼岸；也能化身惊涛骇浪，将其拍死在沙滩上。这一历史规律被历史周期性反复印证，顺之，国运昌盛；逆之，人亡政息。这种珍贵的行政理性，理应照亮从昨天到今天再到未来的历史隧道。

无论是“水运”的水流自然规律，还是“国运”的治国社会规律，两者的共同底层逻辑都是“规律”。中国国运从治理洪水构建民族共同体，到大兴水利打造国家大一统，从运河漕运连接南北，到面向大海成为陆洋枢纽的历史进程，正是以水运规律为依托，尊重国运规律的逻辑运行。依靠对水运规律的顺应，对国运规律的尊重，五千年华夏古国一次又一次地别开生面，一代又一代地薪火相传，一轮又一轮地涅槃重生。

一百多年前的1904年1月25日，英国地理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进行“历史的地理枢纽”演讲时，曾明确指出亚欧大陆心脏地带对整个世界历史的重大影响。他认为：“俄国对这片内陆地区的控制为某个新的力量取代，并不会降低这个枢纽位置的地理意义。例如，若是中国被日本组织起来去推翻俄罗斯帝国并征服它的领土，就因为它们把巨大的大陆资源与面向海洋结合在了一起（这是占据了枢纽地区的俄国至今尚未攫取的有利条件），就有可能构成威胁世界自由的'黄祸’。”

哈尔福德·麦金德在1904年对中国、日本、俄国局势的推演在今天看来显然不足为训，有关所谓“黄祸”的言论更是无稽之谈。但他对“大陆资源与面向海洋结合”所可能爆发出的改变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巨大能量的关注，则提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自身位于大陆大洋中介位置的地理优势，向大陆更远处进发，向大洋更深处探索，并在将大陆大洋连为一体的历史进程中更加主动作为，通过大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大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双轮驱动，更加有效发挥陆洋枢纽作用。

中国古代有琴曲《流水》，“志在乎流水，言智者乐水之意”。1977年，这首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流淌了两千多年的琴曲，先后搭载旅行者二号、一号1探测器飞向太空。我们这个星球的探索者，借助对流水的诗意表达，依靠对水运、国运相互关系的历史理解，奔向浩渺星空，再一次开始星辰大海的远征，寻找天外宇宙中可能临水而居的生命。

不论这次远征最终通向何方，终得何果，这种找寻本身就表明，对水与生命起源、水运与国运关系的认同，已经深刻灌注进人类关于宇宙未知文明的仰望、想象之中。正是在这种仰望和想象中，中华文明水运与国运互相塑造的历史经验，借助人类整体文明向地外空间扩展的征程，得到了宇宙意义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