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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Habermas’ View of CommunicationRationality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DOI: 10.12677/ACPP.2022.116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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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筱筱：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关键词: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当代价值；Habermas； Communication Rationality； Contemporary Value
摘要: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在批判工具理性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概念，并力图用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在交往理性观中，交往者各方都是交往活动中的主体，他们以语言为媒介，通过真诚的对话交往，达到相互理解。交往理性观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在理论方面批判了工具理性，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实践方面深刻影响了教育等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Abstract:
Jurgen Habermas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of Western Marxism. Com-municative reason is a concept put forward by Habermas on the basis of criticizing instrumental reason, and he tries to replace instrumental reason with communicative reason. In the view of communication rationality, all parties of the communicators are the subjects in the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They use language as the medium to achieve mutual understanding through sincere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The concept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has important value implica-tions. It criticize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n theor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rofoundly affects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other fields in practice.
文章引用：杨筱筱. 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及其当代价值[J]. 哲学进展, 2022, 11(6): 1893-1897. https:///10.12677/ACPP.2022.116323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德国著名哲学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在批评工具理性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交往理性，就是指人们通过语言交往活动，达到相互理解，并遵循各自行为所应体现的这种共同本性。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它继承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另一方面，它的形成又受到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理论的深刻影响。同时，交往理性观是双维度的，它涉及到不同交往者之间的对话关系。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仅在理论上推动了社会科学的进步，在实践方面也促进了其他众多领域的改革发展。 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交往理性观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它继承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在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理性成分；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又吸收了马克斯·韦伯合理性的理论，从而使其交往理性观的形成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2.1.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一个分支，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影响力最大的学派之一，它被视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有马尔库塞、阿多诺、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提出和建构了一套独特的批判理论，即“社会批判理论”，旨在对当时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以及大众文化等方面予以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心理机制批判。技术理性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进行社会批判理论的切入口，也是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它揭示了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在提高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并没有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也没有改变人的命运，深入地批判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及人的生存困境。 而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理论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们相比，他的思想增加了更多的理性思考的成分，他的交往理性观继承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的理论。他指出，理性概念绝对不能局限于纯粹认识论的领域，而应该扩展到交往共识理论的范围；也就是说，批判理论基础的重构工作，必须围绕沟通理解的可能性而展开，从交往理性出发来重构自身的规范基础 [1]。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种种问题，哈贝马斯将对社会现象的表层批判转化为对社会整体的理性分析和综合批判。同时，哈贝马斯也加强了对各个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包括哲学、文学等，他将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社会批判理论发展为一种以分析交往行为为基础的系统社会理论。哈贝马斯对于交往行为、交往合理性在当代社会理论中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认为交往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意见一致，而在交往活动中，语言承担着中介和桥梁的作用。由此，哈贝马斯完成了从传统社会理论批判向语言批判的转向，并逐渐形成了其交往理性观。 2.2. 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理论 马克斯·韦伯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主要从社会、文化及个人这三个方面阐述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并将合理性分为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两种类型。目的合理性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它涉及纯粹形式的、客观的行动的可计算性，仅仅与技术上的功能有效性相关，主要体现为人们通过计算和预测行动的后果，合理地选择有效的手段以期达到最佳效果。价值合理性则是强调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价值理性日益衰退，目的理性甚嚣尘上，两种理性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自由丧失和意义丧失是现代化发展必然导致的现象 [2]。这无疑展现了韦伯对于社会的悲观的看法。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的形成深受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理论的影响，但他克服了韦伯合理性理论中悲观及片面的部分，加入了其思想中更多的理性的成分，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在韦伯合理性理论的基础之上，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主要是行为的合理性，他通过对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研究，通过考察不同的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沟通，最后达到相互理解，并形成共识的过程，形成了自己的交往合理性理论。哈贝马斯是通过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行为过程的肯定去理解合理性的概念的，他认为人们的交往行为是置于真实的生活世界之中，即科学的客观世界之中，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世界之中的，因而交往行为在本质上比其它行为更具合理性。 在传统的标准理性观看来，理性只有一个维度，而交往理性与之不同，交往理性是双维度的，涉及不同交往者之间的对话关系、互动关系和交往关系。交往理性不是一种排他的、独白的、单维的理性，而是一种包容的、对话的、多维的、程序的理性 [3]。在交往理性视阈下，交往者在交往行为中不再是客体，其主体地位也得到了充分展现。 3.1. 真诚的对话交往 在交往理性中，交往者各方都是交往活动中的主体，他们之间不存在不平等的地位，也不存在一方压制另一方。在这个过程中，交往者便成为了一个真诚的对话者，语言之间的互动就是交往主体间的相互理解的过程，打破交往主体间的沟通交流的壁垒，解决沟通中的障碍，获得真正的相互理解，构建多方融洽互助的语言交流环境 [4]。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是交往行为的基础，而相互理解是交往行为的核心。交往行为是一种“主体-主体”遵循有效性规范，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而发生的交互性行为，其目的是达到主体间的理解和一致，并由此保持社会一体化、有序化和合作化 [5]。哈贝马斯又强调作为交往中介的语言不是独白式的形式语言而是对话式的日常语言，因为日常语言具有使个体通过在对话关系中的普遍范畴得以理解的结构，从而使各个主体在交往中既能通过相互认同、相互了解和相互承认而在某些普遍的方面取得一致 [6]。交往者之间的话语不应该仅仅是一方的独白，而应该是这两方主体之间平等的、真诚的对话，双方都能够自由公开地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只有当话语转为对话式，交往者之间才能真实感受到与对方的平等、合作、信任的关系。 3.2. 主体间性的展现 主体间性是由法国心理学家拉康提出来的，他认为，主体是由其自身存在结构中的“他性”界定的，这种主体中的他性就是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概念的最初的含义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统一性，但在不同的领域中，其意义是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是在社会学领域涉及到了主体间性的问题，他涉及到的问题是人的社会统一性问题。哈贝马斯认为，在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两种，工具行为表现了主客体关系，而交往行为才是主体间性行为。 在工具理性中，行为者之间的关系一般只认为是片面的“主体–客体”的关系，而行为者之间的真正的主体间性，即“主体–主体”的关系则被掩盖。在交往理性视阈下，交往者一般是生活在丰富的世界中的人，并且是具体的、现实的人，是具有言语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交往主体，关系应该是主体间互动交往的关系，而不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 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性，并以此作为批判理论的基础，而后现代主义意图将启蒙理性进行完全意义上的否定，否定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而哈贝马斯顶着这种压力坚持强调重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 [7]。哈贝马斯希望通过重建“交往理性”，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实现社会的合理化。“交往理性”试图为现代西方社会的困境提出解决路径，这是一项重要贡献。同时，当今社会依旧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碰撞也难以避免，而“交往理性”正是对解决这种矛盾、冲突与碰撞的一种建设性的思考与思路，因而它对我们现代社会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4.1. 理论上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的提出，针对的核心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的最直接的渊源是来自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合理性”概念。所谓工具理性，就是指一切行动都是受到功利的动机所驱使，从而通过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想的目的，行动者只会从结果和最终的效果的角度考虑，因此会忽视甚至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 霍克海默认为，理性的工具化和技术化所带来的最大的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使人们只注重追求功用、效率、计算，而放弃了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求，人本身被贬黜为对象，人的自主性衰落，理性和科学技术的异化导致人自身的异化 [8]。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即追求有用性就有了真理性。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世界及其构成要素仅仅是达到它的目的的手段或者工具，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它讲求的是实用性和效率，从而会忽视人的价值与本性。 在工具理性的统领下，人的思维也是要以工具的实用性和效率为核心，追求功利，而主体的自我意识逐渐消逝，人的主体性被边缘化，甚至被彻底隐藏。因此，人类的思想就变成了一种服务于实用目的的物，变成了工具。在交往活动中的交往者们不再是有自主意识的人，其创造力和独立性也遭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甚至完全被掩盖。而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则是认为交往行动中的交往者们是社会层面实实在在的人，且具有自我意识、自主性及真诚性，它重视人的价值和本性。 4.2. 实践上影响其他各领域的改革 哈贝马斯所提出的交往理性不仅仅在理论上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实践方面，它也深刻影响了教育、法律、文化等领域的改革。例如，在教育领域，在传统工具理性的支配下，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是不具有主体地位的，因而只能由教育者进行灌输式教育。灌输式教育就是指在社会教育中，不顾受教育者学习认识过程客观规律和理解能力以及知识水平，把现成的知识结论灌输给受教育者，主观地决定教学进程，并强迫受教育者呆读死记的教育方式。而到了交往理性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交往活动中的主体，他们之间不存在不平等的地位，也不存在一方压制另一方。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者成为了一个真诚的对话者，通过讨论或对话使受教育者意识到自身与社会要求的不适应，提升其精神品质、自我感受以及选择和判断的能力，从而使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凸显了出来。以交往理性这一新的视阈对教育活动过程加以关照，重新审视受教育者在其中的主体地位，对于重构基于交往理性的教育体系，对于增强教育的有效性、实用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国家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时所提出的，这一观点一直以来也被很多学者和专家探讨。交往理性观摆脱了传统工具理性中对人的价值和本质的忽视，重新找回了人的创造性、独立性及自主意识，重新关注到人的价值和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主体–主体”的有效性规范，使交往者在交往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得到充分的展现。交往理性观是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陷入困境时产生和发展的，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同时，在实践方面，它也深刻影响了其他众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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