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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牺牲多壮志,从红军改编八路军的过程,看西安事变的成与败

 兰州家长 2023-03-02 发布于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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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西安事变最终结局,东北军为何摆脱不了被肢解的命运?。上文介绍过,随着“二二事变”一声枪响,东北军和西北军也迎来了被肢解和调离的命运,轰轰烈烈的西安事变就此落下帷幕。

那么,我们该如何来评价西安事变呢?

如果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高度看西安事变确实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标。蒋某人最终也停止剿共,走向了抗日的道路。西安事变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革命事件。

但是,随着我对西安事变历史的挖掘整理,却发现西安事变从某种意义上讲,并不能算是一次彻底胜利的革命事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只是“三位一体”阵营(红军、东北军、西北军)最基本的政治诉求。

也就是说,西安事变的结局只是实现了他的最低政治目标,他的最高政治诉求并没有实现。

本篇,我们就做一个总结,谈谈西安事变的成败得失及后续对红军改编八路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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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与历史局限

西安事变后,三位一体的政治诉求可不仅仅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么简单,他是一个涉及对独裁政治体制改组,保障民主权利,维护人民民生利益的系统性社会革命工程。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杨虎城第一时间就向全国发布了《对时局通电》,公布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

①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② 停止一切内战。

③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④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⑤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⑥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⑦ 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⑧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周总理来到西安后,通过与张学良、杨虎城的深入交流,最终确定了“三位一体”的基本政治诉求,并在与宋美龄、宋子文的谈判中达成了几项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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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些谈判达成的共识归纳总结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抗日政府必须包括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等爱国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

(二)中国国民党召开新的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党各派参加的救国会议;由老蒋保证必须改组国民党,释放“七君子”等政治犯,保障人们民主权利。

(三)停止剿共,联合抗日。苏维埃政府,红军名称照旧。由宋氏兄妹担保老蒋停止“剿共”后,经过张学良之手接济红军。抗战开始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四)在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行成立,由张学良领导,进行抗日准备,南京政府负责军需接济。中央军必须全部撤离西北,维持西北半独立局面。

(五)老蒋回南京后,发表通电自责,并辞去自己的行政院长职务。

(六)外交政策: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

上述这些条款,基本同意了张、杨的八项主张,也承认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合法地位。但是,从西安事变最终结果和后续抗日战争的艰难历程来看,这其中条款多半是没有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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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小看那些没有实现的主张,他对于当时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些主张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对独裁,实行民主,监督政府,整合全民族力量抗战的基本政治诉求。

也可以说,他是一项重塑中国政治体制的重大社会变革,如果在未来的抗战岁月中都能得到落实的话,也许我们的抗战局面就大不一样了。比如:

如果实现了“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并吸收民主人士进入政府”的主张,那么在之后的抗战相持阶段,还会出现汪精卫堂而皇之的叛变投敌,甘当日本人汉奸走狗的现象吗?

如果老蒋国民党能开放政权,允许各党各派参加政府,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那么在之后的抗日战争中,还用执行片面抗战的路线吗?全国人民如果拧成一股劲,能让小鬼子在一年内就能横扫大半个中国吗?

如果西北“三位一体”的抗日联合阵营还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不被肢解调离,那么老蒋在抗战相持阶段,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反共高潮,发动让“仇者快、亲者痛”的皖南事变吗?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西安事变并不能算一次彻底胜利的革命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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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

它使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更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民主的重要转折点,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同时,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发展壮大的机会,为人民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和核心地位。

从这个意义来讲,西安事变就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事件。

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抱有一种特殊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毛主席评价张学良是“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周总理更是情深意切:“不论张学良将军死活,我们中国共产党都把张学良将军评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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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以上就是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下面,我们接着介绍红军是如何改编为八路军的。

二、红军改编八路军第一关:老蒋在编制上故意刁难

随着“二二事件”一声枪响,三位一体的联合阵营被瓦解,西安事变也彻底落下了帷幕。此后,人心离散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终于迎来了被肢解的命运,陆续被老蒋肢解和调离。

解决了东北军和西北军后,红军的改编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我们不要把老蒋想得太好了,虽然此刻的他同意了“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但他的亡我之心一刻也没有死。

老蒋对红军改编的要求是:尽量通过改编来压缩、肢解、调离红军,并把红军早日送上抗日前线,利用日本人的手来达到他消灭红军的目的。

他设置的第一道关卡就是编制问题。

一开始,周总理就红军改编向国民党提出的正式意见是:

红军应改编为四个军十二个师,每个师一万人,一共十二万人。以此组成国民革命军的其中一路军,并按照中央军待遇给予补给。四个军的军长分别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

对于周总理提出的这个建议,不用我介绍,大家也能猜到老蒋的反应,他的态度当然是断然拒绝,并在给顾祝同的电报中说:

“今则时移情迁,……中央准编为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已在一万五千人之数,不能再多,……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亦皆应由中央派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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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对于我们的要求,老蒋直接就给打了个二折:红军只能编两个师、八个团,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共一万五千人。

虽然我们提出改编为四个军的提议肯定有相当大的放余量,也知道老蒋是不会接受的,但像他下手这么狠的折扣,还是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因此,在与张冲谈判时,周总理说:

“两个师八个团编制太少,而且军官的配备也不合情理。为顾全大局,我方同意作出适当让步,由原来的四个军十二个师改为四个师十二个旅二十四个团,共计七万人。师上面设总指挥部,军官人选由延安选派。”

此时红军三个方面军加上地方部队,总人数大概有六七万人。老蒋给的这个编制,摆明了就是把我们当猴耍了

过后不久,可能老蒋也觉得自己打折打得有点狠,怕坏了行情,就让张冲带来新意见:红军可改编为三个师九个团,但师上面不设立总指挥部,各级军官由南京政府委派。

一个是两个师八个团,一个是三个师九个团,实际就增加了一个团,老蒋这不是在用数字游戏玩我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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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红军改编八路军第二关:老蒋在设立总指挥部上故意找茬

虽然老蒋想用数字游戏和我们玩游戏,但我们知道编制问题虽然重要,但还不算关键问题,关键问题在于能否设立“某路军指挥部”,这事关红军还能否处在党的领导之下。

因此,毛主席认为:谈判不能操之过急,对老蒋不能抱有太大希望,希望越大则失望越多。在谈判中要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只要老蒋同意改编,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

周总理也认为: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西安事变初期了,如今张学良被囚禁,杨虎城被迫出国,东北军和西北军都被肢解。事态的发展也不容许我们再回到西安事变时的立场了。

所以,我们不应该在编制问题上继续和老蒋纠缠,而应抓住改编的实质问题——坚持设立“某路军指挥部”,编制问题,今后再想办法解决。

因此,陕北给出的最新方案如下:

“(一)将现有红军中之精壮者选编为四个步兵师,计容四万余人,四师并设某路军指挥部;

(二)将现有红军中精壮者选编为两个工兵师,计容两万余人,指定工程,担任修筑;

……

(四)原有红军的地方部队改为地方民团、保安队及特别行政区的警卫队;

……

(八)以上各项经费由中央统筹。”

之后,双方又谈了一段时间,谈判于1937年3月8日终于达成一致意见:

红军编三个国防师,计六个旅十二个团及其直属工、炮、通信、辎重等四万五千人。

在三个国防师上设总指挥部。

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报南京批准,政训工作人员可由中央派人联络。

史称“三八协议”。

国共就军队问题谈了那么久,其根本症结在于能否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既然老蒋同意了“三个国防师上设总指挥部”,那么在编制方面,我们还是可以做出让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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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可能老蒋过后拍了拍他的大光头,也咋嘛出点不对劲了,自己同意“三个国防师上设总指挥部”有点草率了。

但他又抹不开自己“领袖”的颜面,不好当面推翻“三八协议”,于是在“三八协议”草签之际,就派了一个小喽啰贺衷寒前来“瞎搅和”。

这个贺衷寒很聪明,在谈判中根本不提老蒋,而是他自己要擅自改动”三八协议“:将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政府;改编后的红军定员被裁减为二万七千人;将红军改编后“服从统一指挥”改为“服从一切命令”。

总之就是,虽然同意保留三个师的编制,但总指挥部就不要设立了。

对于老蒋的这点小心思,他的老对手毛主席和“老部下”周总理当然看得的一清二楚。

毛主席认为:应避开贺衷寒这个小喽啰,直接去南京或庐山找老蒋面谈。

“现在问题非与蒋谈不能解决。如果承认贺衷寒所提各点,不但非常危险,而且过几天有可能连贺案亦被推翻,因此决不能同意。”

周总理也认为:以他和老蒋在黄埔军校共事多年的经历,知道老蒋有个性格弱点,就是他在人前一定要表现出领袖的宽大,也一定不敢当面食言。

于是,1937年3月20日,周总理前往杭州与老蒋当面谈判。

果然,一见面,老蒋就满面春风。在一片和风细雨之下,谈判成果也就谈出来了,老蒋同意了之前的“三八协议”。

到了1937年6月,周总理再次应邀赴庐山谈判。当着宋美龄、宋子文的面,老蒋终于给了三个师的番号,即一一五师、一二零师、一二九师。

这三个番号都是东北军的,其中有两个番号还是红军在陕北与东北军交战期间,亲手打下来的。老蒋将这三个番号给红军,自然是希望红军能像东北军一样走向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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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红军改编八路军第三关:老蒋在由什么人领导红军上做文章

就当红军改编的事快要落地时,出尔反尔的老蒋又提了一个极为过分的要求:“朱德、毛泽东必须离开部队。”

我们顺着老蒋的态度演变就会看到一个规律:

老蒋一开始是在编制上故意刁难红军,准备从编制上压缩红军,不让其发展壮大;

经过周总理的据理力争后,一看编制上不好打折了,就在红军的指挥问题上找茬;

现在一看在红军指挥问题上也不好再打自己脸了,就从由谁来指挥红军上做文章。

是的,老蒋太难缠了,太狡猾了,知道谁是他的真正对手。

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在红军遭遇灭顶之灾,自己的剿共大业即将大功告成的关键时刻,正是这个对手通过转兵贵州,强渡乌江,四渡赤水,挽救了红军;

红军到达安顺场后,身处前有大渡河,后有薛岳追兵的绝境下,即将面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危局时,又是这个对手让红军走出了险境,迎来新生,等等;

老蒋太害怕他的这个对手了,以至于如鱼鲠在喉、如芒刺在背。所以,只要让这个人离开红军,那么就了却了他的一桩心事,今后瓦解消灭红军也就不在话下了。

但是,我们怎么会看不出老蒋的这一阴谋呢?既然老蒋出招了,那我们便接招就是。面对老蒋的无理要求,周总理断然拒绝,这是原则问题、这是底线问题,底线是不容侵犯的。

既然老蒋将中共释放的善意当成软弱可欺,提出让“毛泽东、朱德离开部队”的无理要求。那我们就不谈了,我们自己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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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6月25日,陕北中央直接给彭老总、 任弼时、 叶剑英发电报说:

“ 在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指挥部, 红军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 否则即于' 八一’ 自行宣布改编, 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 编三个正规师, 共45000人。

每师以编至 14000人上下为标准。 每师仍两旅四团, 每团 约2700人。 其他编师的直属队, 总部编3000人, 另外地方部队编10000 人, 工厂、 医院另编。

抗日军政大学另行解决 , 本期毕业后力求继续办一学校。 ”

谈判至此,貌似国共两党又谈不下去了。

不过,老蒋最后还是同意了我们不让毛主席和朱老总离开红军的条件。

说到这,有不少人可能会问?怎么老蒋后来又同意了呢?是老蒋良心发现了吗?当然不是,老蒋要是能良心发现,那就见了鬼了。

答案说出来可能让大家感到有点尴尬,也有点滑稽,甚至有点不可思议。

答案就是:是日本鬼子让老蒋最终同意了我们的条件。

看时间节点,1937年6月25日,红军准备自行改编,老蒋知道后当然是勃然大怒。然而,就在他想着怎么和红军讨价还价扯皮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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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七事变一声枪响,红军改编八路军终于落地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未通知平津地区驻军29军的情况下,擅自在29军阵地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并借口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进行搜查。

在被29军严词拒绝后,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全民族的抗战正式爆发。 消息顿时震动了南京,震动了陕北,也震动了此刻在庐山看风景的老蒋。

7 月8日下午, 老蒋收到陕北联名发来的电报: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 日寇进攻卢沟桥, 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 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

7月9日下午, 老蒋收到由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代表全体红军发来的电报:

“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 与日寇决一死战! ”

与此同时,老蒋还不断收到有关日军动向的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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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11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决定增兵华北;

7 月13日,日本全国进入战时状态, 日本首相要求全国战时总动员;

7 月14日,日本动员 40万兵力, 5个师团先行开拔, 坦克数百辆、飞机 400多架已出动……

老蒋就算再迟钝,在再难缠,也晓得这是日本鬼子要动真格的了。

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表示愿意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7月16日,中共中央派出由周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到庐山继续同老蒋谈判。在中共的敦促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老蒋组织召开了庐山谈话会。

7月17日,在一片群情激奋之中,老蒋迎来了一生中最光辉耀眼的时刻。身穿军装,佩戴勋章的蒋委员长,精神饱满地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抗战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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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一篇由国民党“文胆”陈布雷起草,老蒋宣读的宣言,赢得了在场诸人的热烈掌声。

趁热打铁,7月17日下午,周总理再次来到“美庐”别墅,与老蒋、邵力子、张冲进行谈判。

果然,刚发表完抗日宣言后,老蒋的心情比较愉悦。在这次谈判中,态度缓和了许多,没有之前那么强硬了,但他依然含糊其辞,不愿给个准确的说法。

虽然老蒋还想推三阻四,可小日本却不想和你磨唧了,而且动起手来也丝毫不含糊。

日军在大批援军到达后,即于7月下旬向北平、天津发动大规模进攻。

7月26日,日军攻占廊坊;28日,日军向北平发动总攻,并于29日攻陷北平;30日,日军攻陷天津;北平、天津的相继沦陷,让国共双方都感到了莫大压力。

8月13日,日本鬼子进攻上海,老蒋的统治中心受到直接威胁。

此时,抗日形势一日三变,十分危急。大敌当前,老蒋终于在8月22日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至此,国共双方终于就红军改编事宜达成了一致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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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我们的长征系列也终于结束了,中国革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如果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高度看,那支两年前从江西于都河畔踏上万里长征的红色队伍,到此时终于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归宿,做了最正确的事——实现了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的初心使命。

只是,这个代价付出的未免也太大了: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的时候8.6万人,到达陕北后只剩7200人;

红四方面军鼎盛时期有8万人左右,到达陕北后只剩3.8万人,

然而,之后四方面军组成的西路军两万多却全军覆没,四方面军最终仅剩不到2万人;

只有贺老总和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损失较小,由鼎盛时期的1.43万人,到达陕北的时削减到1.1万人。

最后,我们就用毛主席《七律·到韶山》中的一句诗来告慰先烈们的在天之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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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好了,我们抗日战争再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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