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的论述析要摘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问题的讨论始终在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二者是矛盾非对立、地位非对等的关系，要以无产阶级及其利益为阶级立场和价值关怀， 以包括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内的各种剥削阶级的次生主义为反对对象， 以全世界无产者的广泛联合为其实现前提， 通过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 以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兼顾为思想主线，将民族自决作为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前提性要件， 以“一国革命”推动“世界革命”为实践路向，致力于建设统一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 斯大林则将苏联民族利益置于更高位置，将对苏联的态度作为其划分国际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界限的基本准则，以维护苏维埃政权的长治久安为前提， 以“一国社会主义”推动世界革命为其理论依据和实现途径， 借以巩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苏联国家利益。
站在人类近现代历史发展的高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也就是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的发展史。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视域中，国际主义、民族主义虽不同时代强调重点、表述方式不尽相同，但二者及其关系问题终归是一个持续在场的话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考察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时的立论基石、分析范式、方向指引、价值关怀等各有异同，有一脉相承的核心要素，有符合时代潮流的创新发展，也有部分元素的倒退性质变。学界对于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任何一方单独阐释的成果颇为丰富，但对经典作家眼中二者关系集中且深入考察的产出则相对较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视野中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做出学理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二者关系的发展脉络。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主要观点及评价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是矛盾非对立、地位非对等的关系。究其实质，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思想是阶级标准下的、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旨归的。对于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的处理，马克思恩格斯有一套完整的逻辑建构，是目标、原则、方法的有机统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以无产阶级及其利益为阶级立场和价值关怀，以包括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内的各种剥削阶级的次生主义为反对对象，以全世界无产者的广泛联合为实现前提，通过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这一基本途径，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这一终极目标。 （一）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中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是非对立但不对等的地位关系。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相辅相成而并非矛盾对立，但民族主义作为国际主义实现的依托，始终偏工具属性而非价值属性，国际主义的地位高于民族主义。二者统一之处在于国际主义的实现需要民族主义作为重要支撑，民族主义的发展前景和目标是真正的国际主义的彻底实现。二者关系可以高度精练为“工人没有祖国”的国际主义精神和要求“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与统一”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分析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首先，国际主义的提倡与民族独立平等的主张是同样必需的。近代大工业的发展使资本超出一国范围成为国际势力，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跨出一国范围成为国际现象，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强调国际主义对于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重要意义。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强调在特定历史时期，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而“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因此民族间真正的独立平等依赖于相应的历史条件，只要民族国家还是国际社会的主体，民族独立平等的提倡就有存在的土壤。其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实现需要民族的独立平等作为重要支撑，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彻底实现是民族独立平等的发展目标和前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实现需要国家作为载体，“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他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独立平等的民族的未来即是国际主义的彻底实现。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贸易自由和世界市场逐步确立，那么“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逝下去，无产阶级的统治将更加快它们的消逝”。最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民族独立平等相互规定、相辅相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规定了民族独立平等的边界，“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支持本国对外侵略战争的行为，因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需要在国内集中大量资源，势必会增加对一国范围和世界范围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对本国无产阶级采用加大直接剥削的力度的方式，对被侵略国无产阶级直接和间接压迫相结合，而且当一国无产阶级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进行对外侵略战争而对他国无产阶级造成事实上的伤害时，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国际联合定当遭到破坏。民族的独立与平等也规定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应将消极意义上的剥削阶级民族主义彻底排除在外。 （二）马克思恩格斯处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时的要点 首先，要以无产阶级及其利益为阶级立场和价值关怀。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时，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关照的是包括无产阶级在内、以无产阶级为主的最广泛群众的利益，阶级是其主要思路，民族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于阶级问题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使得“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也是伴随生产力的发展，民族国家逐步成型，民族边界逐步确立，民族及民族运动演化为“革命的民族和民族运动”与“反革命的民族和民族运动”。而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启动和加速，一国之内的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具备了世界性的特征。在阶级路向和民族路向的比照中，马克思恩格斯选择了前者，即认为阶级问题是民族问题的根源，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一些国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的条件”，因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民族问题的解决自然要依赖阶级问题的解决，进而得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的结论。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以无产阶级及其利益为阶级立场和价值关怀，来考察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 第二，要以包括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内的各种剥削阶级的次生主义为反对对象。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各种剥削阶级如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等，而近代以来最主要的剥削阶级就是资产阶级。随着资本发展壮大，其次生主义如狭隘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也在蔓延。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核心思想正是在反对狭隘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以及反对资产阶级霸权主义的过程中得以阐释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波兰的演说》中一致表示了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情支持。恩格斯尤其关心波兰的解放，“正是德国的君主们曾经从瓜分波兰中得到好处，正是德国的士兵直到现在还在蹂躏加利西亚和波森。我们德国人，我们德国民主主义者，首先应当洗刷我们民族的这个污点”。恩格斯明确表示，“只要波兰没有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这也正是波兰与德国的一致利益所在，值得两个国家的民主主义者共同奋斗。于是，恩格斯得出结论：“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逐步消除了各民族工人的隔离状态，各民族工人的利益趋于一致，既然各国工人的利益和生活水平是相同的，彼此又拥有共同的敌人，那么“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资产者的兄弟联盟”。马克思指出，尽管各国资产者会在国际市场上为了利益而相互竞争甚至发生冲突，但他们却“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各国的无产者”，“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在论述爱尔兰相关问题时，除表达对爱尔兰人民的声援和同情、提倡英国和爱尔兰组成自由联盟而非合并之外，马克思还明确点出了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政策一定要与统治阶级“一刀两断”，为的就是使得爱尔兰人“获得自治权”，使得英国人民摆脱“统治阶级的摆布”，获得英国无产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即“推翻英国的土地寡头政权”。 第三，要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广泛联合为其实现前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战斗口号是《共产党宣言》的不朽名句，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中处理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的重要前提。唯物史观从生产力的角度出发，论述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和世界贸易进程的推进，各民族之间的绝对孤立状态日益消除，资本的触手遍及世界各处，而资产阶级也在利润的推动下开始了全球协作乃至结成“各民族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面对着“压迫者对付被压迫者的兄弟联盟、剥削者对付被剥削者的兄弟联盟”，无产者必须通过、而且也只能通过联合起来，才能取得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最终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打破了资产阶级国家的界限，也打破了阻碍工人取得国际联系的障碍。马克思恩格斯指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工人协会以及第二国际都是工人跨国合作的证明。工人跨国联合不仅具备可行性以及必要性，更具备历史规律性。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肩负着推动历史发展的使命，其自身的性质也预示着工人必然打破落后的孤立状态走向联合，这是“现代社会自然的和不可抗拒的趋势所产生的”。 第四，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推动为其实践路向。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革命逻辑是其国际主义思想实现的基本途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主义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首先，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唯物史观的构建，明晰了阶级斗争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当时只能通过革命来解决。这源自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矛盾的深入分析。同时，作为被压迫对象的无产阶级，应当成为革命主力军，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立场决定了其为无产阶级谋利益。而无产阶级之所以要通过世界革命，或者至少要由英国、法国和德国中的某一国带头革命，正是因为资本及其灭亡均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 最后，要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实现为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终极目标的设立为马克思恩格斯分析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提供了目标导向，国际主义在许多时候都是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作为同义词而出现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中，“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民族主义归根结底反映着各民族的差别和分割，民族主义的隐灭和国际主义的实现自然要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实现作为目标，而未来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自然代表着国际主义的真正实现。 （三）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的简要评价 应当说，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的分析较为符合当时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发展状况的历史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客观分析了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因、条件及路径，明确了处理二者关系时应坚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同时强调了民族独立平等的重要性，为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的处理定下基调。然而，马克思恩格斯限于历史条件，对民族问题的分析不够具体不够深入，未形成完备的民族理论体系。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和国际性。 列宁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处理的科学成分，又进一步把民族主义的地位有所提高。列宁认为处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时要兼顾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将民族自决作为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前提型要件，以“一国革命”推动“世界革命”为实践路向，致力于建设统一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 （一）列宁视野中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 考察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二者之间关系时，列宁所持的基本立场与马克思恩格斯基本一致，并且结合特殊国际国内背景提出了许多新概念新看法，对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二者之间的关系做出了专门的判断和明确的论述。 列宁是狭隘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坚决批评者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坚决捍卫者，同时也是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的坚决提倡者。列宁首先点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二者之间存在着鲜明的矛盾对立，指出二者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这两个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的口号，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其次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国际主义立场应包含“承认民族自决权”和要为各民族无产阶级的联合而奋斗这两个方面，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其真正的主要的任务“是促进每个民族中的无产阶级的自决。我们应当永远无条件地努力使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最紧密地联合起来”；最后列宁考虑到俄罗斯的大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思想残余，明确指出一定要坚持民族平等，“应该特别坚决地反对'俄罗斯’共产党人的大俄罗斯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残余”，在号召各国无产阶级支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时依然没有放弃民族平等的原则，一再强调根据各国无产阶级发展状况来确定“联盟”的形式。 （二）列宁在处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时的主要观点 首先，兼以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为思想主线。列宁时代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最大不同之一即为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了现实。世界上首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建立后，其他国家并没有像设想那般相继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世界上有且只有一个或少数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摆在眼前，国际主义亟须进一步发展。列宁通过一系列论述，说明了其兼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列宁将国际主义定义为：“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那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支持（用宣传、声援和物质来支持）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代表着列宁认为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的本国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也是实践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亦即将民族主义嵌入到国际主义之中；“支持”且“只支持”“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代表着列宁同时对融入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做出严格规定，排除各种非社会主义的、非进步的运动和倾向；同时也指出了实现国际主义的方式，要求各国人民利用宣传、声援以及物质手段支援国际主义的实现。列宁通过这一定义，拓宽了国际主义的内涵，不再将无产阶级当作实现国际主义的唯一主体力量，实现了民族主义的重新出场的同时也排除了非进步的民族主义。 其次，以民族自决作为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前提性要件。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中地位低于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在列宁兼以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之中又被提升到了与国际主义相对平等的位置，最突出的就是将民族自决作为国际联合的前提性要件。首先，国际联合依然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位置。列宁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较之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非但没有降低，反而实现了进一步提升，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前提和必要依然存在。阶级矛盾非但没有缓和，反而伴随着列强战争进一步激化，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性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因为列强战争而进一步扩展。同时，民族自决被视作国际联合的前提型规定。列宁民族自决的论述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1914年所作《论民族自决权》中，列宁称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合体的国家分立，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同时强调“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各民族的自决，而是每个民族中的无产阶级的自决”。在1916年所作《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中，列宁形成了更为详细具体的概念，民族自决权“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独立权，即在政治上从压迫民族自由分立的权利。具体来说，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鼓动分立的充分自由，以及由要求分立的民族通过全民投票来决定分立问题。”由此，列宁基于民族自决的国际联合就是要在民族平等、民族独立、民族全权决定内部事务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最广泛的自愿联合。 第三，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所有被压迫民族的广泛联合为实现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将民族划分为“革命民族和反革命的民族”，而列宁则将民族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二者划分的标准稍有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依据阶级标准，认为如果一个民族的主导思想能够真正反映本民族的经济基础，反映本民族的工农大众在大工业、大农业上反映出的思想和要求，换而言之，反映最广大无产阶级的要求，那么这个民族就是革命民族，同时这个革命民族的真正民族思想其实也就是国际主义思想，因为真正民族思想必然要求工人的跨国联合。列宁的划分丝毫没有否认马克思恩格斯的划分，反而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虽也存在国家间战争，但未演化为世界大战，主要矛盾的表现形式依旧存在于一国之内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然而，列宁时代宗主国为抢夺殖民地和利益而发动世界大战，这就使得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亦即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全世界无产者依然是革命的主力军，然而被压迫民族也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被赋予重要的历史地位，这正解释了为何十月革命之后，包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内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第四，以“一国革命”推动“世界革命”为实践路向。历史表明，国际主义的实践——世界革命并没有发生。随着民族国家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民族、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面对着理想与现实的脱节，列宁实现了理论拓展，其核心要点在于将俄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开端。早在20世纪伊始，列宁就论述了俄国革命和西欧革命的关系。1905年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列宁直截了当地指出俄国“军事上的破产不可能不成为深刻政治危机的开端”，这“不仅意味着俄国的自由即将来临，它还预示着欧洲无产阶级的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俄国革命将是欧洲革命的序幕”。同年，列宁又明确指出必须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因为这样的胜利会使我们有可能把欧洲发动起来，而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桎梏，就会反过来帮助我们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认为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特殊阶段的帝国主义具有腐朽性和垂死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趋于成熟，而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俄国无产阶级十分荣幸的是，帝国主义战争在客观上必然引起的一系列革命由它来开始”，“俄国革命是为了触发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并与之同行”。虽然列宁所设想的西欧革命和世界革命并没有很快到来，苏联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对外关系，但列宁以俄国一国革命为契机，引发西欧以及世界革命的实现途径始终不曾离场。“一国革命”推动“世界革命”正是列宁处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时所推崇的“实现途径”。 最后，以统一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为实现目标。列宁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在1918年至1923年时主要是同巩固苏维埃政权、通过保卫和建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来支援世界革命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苏维埃俄国成立后，亟须解决的问题便是巩固苏维埃政权，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在击退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后，首要问题便成为保证苏维埃政权的同时，加快国内各项事业建设的步伐。可以看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得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有了一个“革命阵地”，而如何保卫好、建设好这个阵地，自然是列宁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列宁将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作为直接目标，将其置于建设统一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这一长远目标之上，让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实现有了依托。 （三）列宁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简要评价 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论述的基础上，将无产阶级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联系在一起，肯定了俄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同时列宁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赋予民族解放运动以重要地位，实现了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良性互动。同时列宁较早地意识到了大国主义、沙文主义的危害，提醒须加以防备。但是，列宁同样对国际主义的实现操之过急，而且对苏联国内的大国主义、沙文主义的批判不够彻底。
斯大林则将苏联民族利益置于更高位置，将对苏联的态度作为其划分国际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界限的基本准则，以维护苏维埃政权的长治久安为实现前提，以“一国社会主义”推动世界革命为其理论依据和实现途径，借以巩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苏联国家利益。 （一）斯大林视野中二者的关系 斯大林虽继承了列宁的国际主义思想元素，但同时也为其加入了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色彩，国际主义逐渐被片面化的俄罗斯大民族主义所顶替。 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比，国际主义的视野显得尤为狭隘，其国际主义的主张更多的是为其民族主义的实现提供借口，国际主义的目的属性降格为工具属性。在指导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时，斯大林把苏联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最为重要的阵地，片面强调保卫苏联，即“谁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共产国际在斯大林的实际领导下，对各国的革命指示带有较为浓厚的利己主义倾向，导致许多国家的战略和策略脱离本国实际和人民。二战期间，斯大林“大国主义和沙文主义亦日益暴露，除了利用共产国际操控各国共产党的抗战外，还大肆扩张领土和'势力范围’，并尽可能多地攫取物质或赔偿”，后来的情报局也成了斯大林推行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工具。有学者精辟地总结，在斯大林的视野里，“既然国际主义不利于保卫苏联，所以要不惜抛弃，民族主义旗帜有利于保卫苏联，故而要高高举起”。斯大林在处理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上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自我矛盾倾向，一方面强调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道路，尊重每一个民族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而另一方面却以其他民族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身利益。斯大林的功绩自不必赘述，但单就国际主义胸怀而言，远比不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 （二）斯大林关于处理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观点 首先，将苏联的国家利益作为其核心考虑。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是其处理阶级、民族和国际关系问题时的思维框架，同样也是其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和行动指向的逻辑起点。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承自列宁帝国主义论，总的结论为资本主义面临最后的、最为深刻的危机，危机又会促使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对外战争的道路，新的世界大战风险日益提高。同时，苏联的存在以及发展壮大更是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优势进一步丧失，意识形态的较量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天然地将社会主义苏联视为头号敌人。那么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在一段历史时期也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世界上所有无产者的祖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基地与中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的义务就是“保卫苏联”。这一逻辑推理再加上苏联历史上的大国主义、大俄罗斯主义的传统思想，进一步使得斯大林将苏联国家利益的地位置于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置于国际主义之上，这也意味着民族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首次被置于比国际主义更加重要的地位。 其次，将对苏联的态度作为其划分国际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界限的基本准则。在国际主义民族主义的基本原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开创了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国际联合，列宁除充分肯定民族独立自主外，还将其发展为民族自决基础上的国际联合，而斯大林却将“民族自决”缩小为“以苏联为中心”，将本应各国无产阶级视具体情况而进行的自愿联合修改为必须遵守苏联利益，并上升为原则高度，以区分国际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苏联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全世界无产阶级都应并且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保卫其存在。但斯大林却过度夸大苏联的作用和地位，用“两个决心”来划分敌我，“谁决心不开秘密军事会议而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谁如果“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那么如果“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 第三，以维护苏维埃政权的长治久安为实现前提。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内对外政策的最大特征就是集权。从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向度来考察苏联的对外，特别是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政策和态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尽量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资源，强化其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苏联强调各国共产党的优先考虑将是服从和服务于苏联的政策，而不是包括民族民主任务在内的其他任务，这一政策也成为后期国际共运论战的隐疾。 第四，以“一国社会主义”推动世界革命为理论依据和“实现途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是对列宁“一国胜利论”的继承和发展。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确定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得以建成，区分开了“一国建成”和“最终胜利”，认为“一国建成”是战胜本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最终胜利”是战胜世界资产阶级的问题，说明“一国社会主义”需要国内与国际环境的双重保证，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的标准，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存在找到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其世界革命理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的处理提供了实现途径。“一国社会主义”关键在于“一国”，“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一观点就为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苏联就此理所应当地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据地和大本营。 最后，以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苏联国家利益的实现为其目标。斯大林处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更多的是以国际主义之名，行民族主义之实。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一对关系问题是始终需要妥善处理的，那就是一国社会主义事业之利益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之利益之间的问题，在理论上，二者处于一致状态，一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之兴旺发达，但如果某一国要求其他国家无条件、无差别地致力于该国社会主义事业而不考虑支援的条件是否成熟时，就会出现矛盾。应该肯定的是，斯大林的话语体系里，国际主义、世界革命等字眼并不少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心系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整体形势发展，但他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世界革命当作实现苏联国家利益的手段和工具的许多做法也饱受诟病。 （三）斯大林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的评价 考察斯大林关于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思想，我们至少应当肯定其所坚持的一国社会主义论的诸多贡献，比如在理论上为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存在和进一步发展赋予了正当性，鼓舞了苏联全党全国人民的斗志，也在客观上支持了相当一批共产党的事业。斯大林对民族的基本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给民族这一概念下了经典定义，第一次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然而，斯大林高估世界革命形势，夸大“资本主义总危机”，对于世界革命操之过急。在对其他国家的革命事业指导时，误判革命实际情况会给革命造成更多阻碍。斯大林忽略其他民族国家的实际利益和实际需求，给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留下“后遗症”，使得惧怕“集权式”国际主义，惧怕以国际主义之名行民族主义之实的心理出现，当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存在的反对建立统一共产主义运动组织的呼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的不当处理中找到原因。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的不当处理同时也给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部分西方学者留下话柄。 纵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及其关系的论述，可以梳理出这样一条发展脉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包含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化的国际主义。其中，国际主义的称谓持续存在，但民族主义的权重却在步步提高，且后者甚至最后促使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苏联所提倡的国际主义出现蜕化。归结原因，大致有三，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想的世界革命并没有发生，民族主义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国际性没有受到重视；第二，现代化发展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民族国家成型的过程，国家边界逐步确定，民族向心力加大，共同体意识愈发觉醒，民族国家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主体；第三，以阶级标准来分，剥削阶级的民族主义糟粕元素侵入国际主义使其蜕变，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的处理拿出妥善方案。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整体处于低潮期的如今，我们应对历史上出现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作多重维度的细致甄别，秉承并发扬马克思主义真正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国际主义精髓，为国际主义的新时代实践提供思想引领和智力支持。 作者简介：余维海，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主任；王明东，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