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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作者简介：雷恩海，兰州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中心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正 文 李白年轻时追随蜀中奇士赵蕤学习纵横之学，深受纵横术之影响，一般研究者虽有涉及，然而大都语焉不详，缺乏切中肯綮的深入论述。事实上，纵横之学对李白的思想、一生行事以及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白那些迥异于流俗的思想、行为，出人意表，无不有纵横术的深刻印痕，因而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对李白的深入理解，进而全面把握李白的思想与行事。 一 李白五岁迁居蜀中，二十四岁离开蜀中，即中宗神龙元年（705）至玄宗开元十二年（724），一直在蜀中学习、任侠。《上安州裴长史书》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蜀乃四塞之地，山河险峻，消息闭塞，学术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往往比中原慢半拍，且易于形成保守的风气。自三国鼎立至大唐统一之前的四百多年，除西晋和隋之短暂统一外，一直处于群雄纷争的状态，因而纵横术复一度流行，李百药《封建论》曰：“晋氏失驭，宇县崩离；后魏乘时，华夷杂处。重之以关河分阻，吴楚悬隔，习文学者，尚长短纵横之术；习武艺者，尽干戈战争之心。毕为狙诈之阶，弥长浇浮之俗。”李唐立国，天下一统，而蜀地仍然沿袭前期传统，纵横之学并未消歇。开元九年（721）以前，李白即随赵蕤学习纵横术。《唐诗纪事》卷一八引东蜀杨天惠《彰明逸事》曰：“（李白）隐居戴天大匡山，往来旁郡，依潼江赵征君蕤。蕤亦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著书号《长短经》。太白从学岁余，去游成都，赋《春感》诗。”这一阶段的学习，给予李白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奠定了李白的思想基础与行事风格。 赵蕤，字大宾，又字云卿，号东岩子。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曰：“赵蕤者，梓州盐亭县人也。博学韬钤，长于经世。夫妇俱有节操，不受交辟。撰《长短经》十卷，王霸之道，见行于世。”开元年间，曾被号称朝廷大手笔的益州刺史苏颋所举荐，召之不赴。赵蕤颇具传奇色彩，然而生平事迹不详。明杨慎说：“赵蕤，梓州人，字云卿，精于数学，与李白齐名。苏颋《荐西蜀人才疏》云：'赵蕤术数，李白文章。’……《图经》云：'蕤，汉儒赵宾之后，盐亭人。屡征不起。所著有《长短经》。’”清人张松孙《盐亭县志》曰：“任侠好学，善为纵横术。隐于梓州长平山安昌县，博考六经诸家异同之旨，著《长短经》，明王霸天人大略。李白尝从之学，巢居岷山，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玄宗时，广汉太守举二人有道，疏云：'赵蕤术数，李白文章。’屡征不起。李白有送赵征君及在淮南寄赵征君诗。”文献不存，赵蕤的奇瑰人生，亦不得而详焉。然而，正是真正的隐居高士，其行事不为世所知，亦属当然。 大约开元十五年，李白漫游吴越归至淮南，卧病有怀赵蕤，对这一影响人生颇深的业师，向之陈述衷情，遂作《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对故乡和故人的思念，与功业未就的感慨联系起来，写得很是沉痛深切。淮南，即扬州。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万。”李白二十四岁仗剑离蜀，满怀豪情壮志，漫游天下，欲建立非凡之功业。漫游吴越，归至扬州，千金散尽，功业无成，良图捐弃，“岁光屡奔迫”，深感时光虚度、古琴虚藏、知音难觅之悲哀，长剑挂壁，壮志空有。人穷而返本，身心俱疲的诗人遂思念远在西蜀的故人赵蕤，连用钟仪、庄舄、司马相如、扬雄的典故，表达其深切而苦涩的思念之情，“故人不在此，而我谁与适”，那种落寞与期待之情，充溢诗歌，而期冀能够与精神上的导师赵蕤相聚而获得滋养与教诲，显得尤为深婉。《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乃李白暮年自述生平之作，谈及早年抱负曰：“误逐世间乐，颇穷理乱情。九十六圣君，浮云挂空名。天地赌一掷，未能忘战争。试涉霸王略，将期轩冕荣。”宋人杨齐贤注：“自秦始皇至唐玄宗，中国传绪之君凡九十有六。”那么，自始皇以来之历史，李白看重的就是以纵横之学为其指导而为帝王师，以建立不世之功业。 另一首诗《送赵云卿》作年不详，诗曰：“白玉一杯酒，绿杨三月时。春风余几日，两鬓各成丝。秉烛唯须饮，投竿也未迟。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赵蕤乃隐居高士，春风绿杨，劝慰皤皤老者，秉烛追欢，行乐及春，不必叹老嗟卑，姜尚八十垂钓渭水之滨，遇周文王，兴周八百年基业。《史记·齐太公世家》曰：“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干）周西伯（文王）……于是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水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李白乃期以“帝王师”，既是对隐居奇士赵蕤的期望，也是对自己的期许，不惧年华流逝，相信终有一展雄伟抱负的机遇。职此亦可见，赵蕤对李白之影响颇为深切。 赵蕤所学乃纵横术。纵横之学，由鬼谷子兴起，苏秦、张仪传其学，为当世显学，《战国策》载记策士游说列国及纵横捭阖之术，蕴含着丰富的纵横思想，至赵蕤《长短经》而集大成。赵蕤《长短经》，有曰：“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寔伎业驱之然耳。是知当代之士，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因而孔子深探其本，作《春秋》以张大王道，作《孝经》彰显孝道美德，也就是说从王道与私德两个方面，对世人作出规范与约束，“防萌杜渐，预有所抑，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要审时度势，“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通晓时势之变，秉本执要，因宜适变，经世济民，因而其著书之本旨：“夫霸者，驳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王，而扶颠定倾，其归一揆。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纶通变者创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长短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可见，赵蕤著《长短经》，乃以儒家仁义为旨归的纵横谋略之书，论述王霸机权正变之术，尽可能消解纵横术的非道德性因素，而归之于正。《四库全书总目》论曰：“是书皆谈王伯经权之要……此书辨析事势，其源盖出于纵横家，故以'长短’为名，虽因时制变，不免为事功之学，而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谲之谋，其言故不悖于儒者，其文格变颇近荀卿（悦）《申鉴》、刘劭《人物志》，犹有魏晋之遗。”所论甚是。 二 开元九年（721）以前，李白即随赵蕤学习纵横术，正是其青少年时期。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知识积累以及思想与境界的培养，往往奠定其一生的基础，形成特定的心理指向与心理期待，对知识的积淀、理想的涵育、人格的养成，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纵横之学重视总揽全局，崇尚韬略智谋，运筹帏幄之内，决胜千里之外，最高的境界乃君人南面术，为帝王师，经世济民，建立不世功业。 《长短经》开篇首论“大体”，即为君之道，曰：“臣闻老子曰：'以政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而为君之道的关键乃礼重人才，使贤任能：“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人主不通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之则不能任贤，不能任贤则贤者恶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汤武一日而尽有夏、商之财，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悦服，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竞劝，通乎用非其有也。”并且举史实成例以论之，曰： 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夔为乐正，倕为工师，伯夷为祑宗，皋陶为理官，益掌驱禽。尧不能为一焉，奚以为君？而九子者为臣，其故何也？尧知九赋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乘成功以王天下。汉高帝曰：“夫运筹策于帏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纷呈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 即所谓“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君王在于知人善任，而臣子在于善其事而尽心力，以成就之，并引荀子之言以相辅证：“夫人主欲得善射中微则莫若使羿，欲得善御致远则莫若使王良，欲得调一天下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人主）用智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甚大，此能用非其有如己有者也。”为帝王师，关键在秉要执本，全面把握，《长短经》引《汉书·艺文志》论道家曰：“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此其所长也。”且以司马谈之所论，彰显其要旨，曰：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夫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纲，君臣并至，使自明也。 黄老之学的特点是道法结合，提出“道生法”的观点；突出刑德观念，主张恩威并施以巩固政权；在以道、法为主的同时，又兼采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的思想。因而《长短经》强调君人南面术，关键在秉要执本，因势利导，因时制宜，应物变化，立俗施事。士人之最高理想则为帝王师，如伊尹、姜尚、管仲、张良、诸葛亮、谢安，等等，得君行道，经世济民，以其不朽功业而彪炳史册。 《长短经》有“论士”篇，专论士之重要性及作用原则，以为“得人则兴，失士则崩”，并引《尚书》“能自得师者王”，以齐宣王见颜斶为例，“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若使王为趋士”，且颜斶进一步论曰：“是以君王无羞亟问，不愧下学，而成其道。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榖。’夫孤寡者，困贱下位者也，而侯王以自谓，岂非以下人而尊贵士与？夫尧传舜，舜传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称明，是以明乎士之贵也。”郭隗说燕昭王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者与厮役处。诎指而事之，北面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默，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凭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恣睢奋击，呴藉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乃古之服道致士者也。”士之为帝王师，乃士之最高境界，为君王之股肱，为其所依凭任用，成事业，立功名，故而赵蕤论曰： 行远道者，假于车马；济江海者，因于舟楫。故贤士之立功成名，因于资而假物者。何以明之？公输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构宫室台榭，而不能自为专屋狭庐，材不足也。欧冶能因国君之铜铁，以为金炉大钟，而不能自为壶鼎盘盂，无其用也。君子能因人主之政朝，以和百姓，润众庶，而不能自饶其家，势不便也。故舜耕于历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于朝歌，利不及于妻子。及其用也，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尧，太公因之周文。 不过，与传统的纵横家不同，赵蕤特别强调“君子能修身以假道，不能枉道而假材”，主张秉持儒家之仁义道德，乘时以济功，符合其所倡导的“儒门经济”之学。苏秦说齐王，以为运筹帏幄，可以战胜于朝廷：“夫攻战之道非师者，虽有百万之军，比之堂上；虽有阖闾、吴起之将，禽之户内；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间；百尺之冲，折之衽席之上。故钟鼓竽瑟之音不绝，地可广而欲可成；和乐倡优侏儒之笑不之（乏），诸侯可同日而致也。”因为“善为王业者，在劳天下而自佚，乱天下而自安，诸侯无成谋，则其国无宿忧也”，从而在诸侯争雄中，立于不败之地。 李白深受帝王师思想的影响，一生行事，皆以帝王师自许，以期济世安民，成就不朽功业。《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虽为游戏之文，却颇真切地表述了李白的情志。称赞“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弄之以绿绮，卧之以碧云，嗽之以琼液，饵之以金砂”，出尘离世、隐居高人之姿，然而却向往帝王师姜尚、傅说，“昔太公大贤，傅说明德，栖渭川之水，藏虞虢之岩，卒能形诸兆朕，感乎梦想”，立志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功成身退，高蹈隐逸，问道求仙。可见，李白的政治理想乃为帝王师，生活理想则为高蹈隐居，作世外之逍遥游。因此，李白不屑于走寻常科举之路，而是结交王公贵胄，漫游隐居，问道求仙，制造耸动视听的巨大声誉，希望能够平步青云，为帝王师（虽然漫游、求道是盛唐的风尚，但李白表现得尤为独特）。 职此之故，李白极为倾慕姜尚、张良、诸葛亮、谢安，因而积极游说干谒，期望能有建功立业的机遇。如《梁甫吟》：“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渌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钩，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向往如姜尚、诸葛亮一样，得君王赏识，以为辅佐，成就一代伟业。开元年间，李白初入长安，干谒无门，沉沦下僚，因读诸葛亮传而作《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汉道昔云季，群雄方战争。霸图各未立，割据资豪英。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士吞咸京。何人先见许，但有崔州平。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以帝王师的姿态，怀有经世济民之志，虽身在草野，却期冀得其机遇，拯济天下，扶危济困。《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曰：“吟咏思管乐，此人已成灰。独酌卿自勉，谁贵经纶才。”管仲、乐毅、诸葛亮本为一介平民，得遇明主而成为帝王师，展现出非凡的济世长才，辅佐其主成就霸业，这是李白极为渴慕的。故而，当玄宗征诏李白入长安，兴奋的诗人以为多年的追求，终于获得了上苍的青睐，《南陵别儿童入京》有曰：“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天真的诗人以为帝王师的理想即将实现，其疏放狂喜之态，跃然纸上。 正因为这浓郁的帝王师思想，当永王李璘受玄宗诏命巡幸江淮之时，隐居于庐山的李白应征辟而入其幕府。潼关失守，安史叛军进逼长安，玄宗仓皇逃往蜀中，据《旧唐书·玄宗诸子传·永王璘》记载：“十五载六月，玄宗幸蜀，至汉中郡，下诏以璘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等使、江陵郡大都督，余如故。璘七月至襄阳，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将数万人，恣情补署，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破用巨亿。以薛鏐、李台卿、蔡垧为谋主，因有异志。肃宗闻之，诏令归觐于蜀，璘不从命。十二月，擅领舟师东下，甲仗五千人趋广陵。”李亨在灵武继位，时在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十三日，三天之后即七月十六日，远在蜀中的玄宗下诏，实行诸王分镇，以期抵御安史叛军。《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756）七月丁卯，载玄宗诏命：“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都节度使，南取长安、洛阳……永王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使……应须士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署讫闻奏。”玄宗明确规定，受命诸王可以自行辟置官属，自行筹措粮草，以抗御叛军。同年十二月：“璘领四道节度都使，镇江陵。时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璘召募勇士数万人，日费巨万。璘生长深宫，不更人事，子襄城王玚，有勇力，好兵，有薛镠等为之谋主，以为今天下大乱，惟南方完实，璘握四道兵，封疆数千里，宜据金陵，保有江表，如东晋故事。上（肃宗）闻之，敕璘归觐于蜀，璘不从。”处于这样的形势，当韦子春代表永王李璘三上庐山礼聘，李白遂欣然应聘，以为可以实现其帝王师的抱负，挽狂澜于既倒，而济世安民了。《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壮怀激烈，情绪高昂，“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玄宗任永王作藩屏之职，东巡乃正当之举。其二曰：“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谓京洛失守，安史叛军猖獗，局势极为混乱，极似五胡乱华，而中原人士纷纷避乱南奔，重演永嘉南渡之悲剧。历史悲剧的高度相似性，令李白极为悲痛，然而诗人以隐居东山的谢安自许，自信能在谈笑之间克敌制胜，安辑天下。这种帝王师的气魄与自信，赋予诗人雄杰之气，颇具感染力。其十一，诗人以帝王师的姿态，以虞舜吉祥和平的《南风》歌，歌颂永王扫清宇内胡氖，重振乾坤，而后回归长安，解甲还权，依于皇帝身边。可见，李白始终以帝王师自居，入永王幕府，全然出于报国平叛、济世安民的理想抱负。永王覆灭之后，李白被系下狱，后长流夜郎，作《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一再表白其忠贞于朝廷，志在平叛济世，而遭受不白之冤的伤感：“扫荡六合清，仍为负霜草。日月无偏照，何由诉苍昊。”从璘之事，世多讥议，甚者直斥李白无见识，而近人瞿蜕园所论颇得情伪，堪称太白知己，曰： 《永王东巡歌》既为李白自抒抱负之作，亦足证天宝至德间史事，非浅人所解也。《通鉴》卷二一九载李泌为肃宗画策……并塞北出，覆其巢穴。是为至德元载事。而当时帝王将相皆无远识，仅能与安、史相持于数百里之间，卒之屈身厚币以假外援，方得收复两京，而河南、北糜烂如故。终不得不置幽燕于化外，兵连祸结数百年无宁日。当时玄宗号令不出剑门，肃宗崎岖边塞，忠于唐室之诸将皆力不足以敌安、史，则身处江南如李白者，安得不思抒奇计以济时艰？综观此诗次第，第十首以前皆写永王东巡为据金陵以图恢复，第九首最为一篇之警策，其主张永王用舟师泛海直取幽燕，意已昭然可覩，然欲行此策，必以金陵为根本，故第十首有“更取金陵作小山”之语也。至第十一首终之以“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则切实表明仍拥护长安，非图自立，与第五首之“二帝巡游俱未回”互作补充。永王事败被害，其志已无由自明，然当时幕中必有人与李泌抱相类似之见解者固可揣知……李白之佐永王，在永王初败时诚不得不稍自隐饰以求免责，未几而事过境迁亦不必讳矣。 剖析事理情，丝丝入扣，切中肯綮，诚为的论。作于至德二载（757）永王幕府的《与贾少公书》，李白有感于“中原横溃，将何以救之”，永王李璘辟书征召，“王命崇重，大总元戎，辟书三至，人轻礼重。严期迫切，难以固辞。扶力一行，前观进退”，而且殷浩隐居庐山十载，“时人观其起与不起，以卜江左兴亡。谢安高卧东山，苍生属望”，期望如谢安一样有所作为，似乎并未得到李璘的重用，也可能看出了李璘的危险处境，诗人的情绪比较消沉。后来，被系寻阳狱，性命危殆，经宣慰大使崔涣，御史中丞、江南西道采访使兼宣城太守宋若思的营救，李白才得以出狱，入宋若思幕府，于至德二载七八月间作《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仍然积极谋划，如何比较好地赓续朝廷命脉：“臣闻社稷无常奉，明者守之；君臣无定位，暗者失之”“功高而福祚长永，德薄而政教陵迟”，皇权乃有明德功业、政教敦厚者才能拥有，否则失之。“皇朝百五十年，金革不作。逆胡窃号，剥乱中原”，致使生灵涂炭，宫阙颓毁，“虽平嵩丘、填伊洛，不足以掩宫城之骸骨；决洪河、洒秦雍，不荡犬羊之羶臊。毒浸区宇，愤盈穹旻”，处此非常之际，“此乃猛士奋剑之秋，谋臣运筹之日。夫不拯横流，何以彰圣德？不斩巨猾，无以兴神功”，因而献策朝廷，请移都金陵： 今自河以北，为胡所凌；自河之南，孤城四垒。大盗蚕食，割为洪沟；宇宙峣杌，昭然可睹。臣伏见金陵旧都，地称天险，龙盘虎踞，开扃自然。六代皇居，五福斯在；雄图霸迹，隐轸由存。咽喉控带，萦错如绣。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臣又闻汤及盘庚，五迁其邑，典谟训诰，不以为非；卫文徙居楚丘，风人流咏。伏惟陛下因万人之荡析，乘六合之诪张，去扶风万有一危之近邦，就金陵太山必安之成策。苟利于物，断在宸衷。况齿革羽毛之所生，楩柟豫章之所出。元龟大贝，充牣其中；银坑铁冶，连绵相属。刬铜陵为金穴，煮海水为盐山。以征则兵强，以守则国富。横制八极，克复两京。俗畜来苏之欢，人多徯后之望。陛下西以峨嵋为壁垒，东以沧海为沟池。守海陵之仓，猎长洲之苑。虽上林五柞，复何加焉？上皇居天帝运昌之都，储精真一之境。有虞则北闭剑阁，南扃瞿塘。蚩尤共工，五兵莫向，二圣高枕，人何忧哉？ 意见正确与否，姑且不论。其以帝王师的姿态，宏阔的视野，述理陈情，畅论天下大势，分析河北河南形势之险危，而金陵虎踞龙盘之天险的地理以及物产之丰阜、交通之便利，利于移都坚守，鼓励肃宗平定安史叛乱，兴复大唐。《为宋中丞自荐表》乃代宋若思所作，向朝廷举荐李白，称许李白“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名满天下，“一命不沾，四海称屈”。其时李白五十七岁，已然进入人生暮年，特别肯定其经世济民的才具和高洁隐世情怀，可视为其一生主要思想的概括。 帝王师的思想，使李白充溢着强烈的功名心，不甘隐居沉沦，即使要隐居，也必然是功成而身退——先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而后再飘然退隐，成为巢父许由那样的高人逸士。《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隐居》感慨身世如飘蓬，功业难成之悲，“一身竟无托，远与孤蓬征。千里失所依，复将落叶并”，怀抱“济时策”却无处投献，耿耿忠心，竟为谁知？处此窘境，诗人却不气馁，不颓废：“紫燕枥上嘶，青萍匣中鸣。投躯寄天下，长啸寻豪英。耻学琅邪人，龙蟠事躬耕。富贵吾自取，建功及春荣。”不甘隐居终老，而及时建功立业，自求闻达于天下。《赠韦秘书子春》曰：“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谢公不徒然，起来为苍生……留侯与绮里，出处未云殊。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批评独善一身之说，效法谢安为天下苍生而操劳，《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也愿意如张良、商山四皓一样，功成身退，“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 缘此，大鹏遂成为李白精神人格之外化，游于天地之间，乃纵横之士无往而不利的表征。李白离蜀，在江陵遇天台司马子徽，称其“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感奋莫名，遂作《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后来又重新写定，作《大鹏赋》，亦可见李白对大鹏这一意象极其重视。诗人极力摹写大鹏之神勇超凡，无往而不利。那种御天地之正气，游于无穷之状态，正是诗人帝王师理想状态之表现，是其迥拔流俗、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自由状态的抒写。《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揺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乃其超越一切完美精神状态的写照。而且，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作绝命诗《临路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西狩获麟，孔子见而悲之。而今大鹏摧折于中天，不复能翱翔万里；时无孔子，诗人之不遇，又谁能为之而哀伤悲悼乎？李白出蜀之后，以大鹏自比，临终又作大鹏之歌，终其一生，始终以大鹏为喻，寄托其非凡的理想。 如前文所述，李白有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气概，积极进取的精神，为帝王师，经世济民，建立不世功业，是其人生理想、政治抱负。另一方面，功成身退，游悠江湖，潇洒送日月乃李白的生活理想。《留别王司马嵩》曰：“鲁连卖谈笑，岂是顾千金？陶朱虽相赵，本有五湖心。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甫吟。苍山容偃蹇，白日惜颓侵。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而且，这两种理想，在李白的一生，并行而不悖。这大概是盛唐时代精神予以诗人深切的影响。奉儒守官的杜甫，同样怀抱着这样的理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自述其人生，理想高远——“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而生活理想，乃高蹈隐居，游悠林泉——“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当政治理想与生活理想矛盾冲突时，生活理想就让位给政治理想，首先要完成伟大的政治理想，经世济民——“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要致君尧舜上，即使化为尘埃，也绝不追悔，只是那个高蹈隐居的生活理想，也只能存于心底了——“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 因为，现实是残酷的，历史提供了无数的功成不退的悲剧。《行路难》曰：“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岂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以布衣而功成身退者，在李白看来，历史上唯有鲁仲连。鲁仲连“好奇伟俶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义不帝秦，“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赵欲封赏之，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平原君以千金为寿，“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投书燕将而下齐城，齐欲封爵赏，“鲁连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鲁仲连事见于《战国策》，司马迁据以写入《史记》，而赵蕤《长短经》卷五《七雄略》则据《战国策》全部迻录。李白对鲁仲连的熟稔，最早应该来源于蜀中学习时赵蕤所传授之《长短经》。 李白对鲁仲连极为倾倒、崇拜：“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古风》其一一）许之为明月。“谁道太山高，下却鲁连节。谁云秦军众，摧却鲁连舌。独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夫子还倜傥，攻文继前烈。错落石上松，无为秋霜折。赠言镂宝刀，千岁庶不灭。”（《留别鲁颂》）建功立业，飘然退隐，“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鲁仲连在李白的诗文中出现频率颇高，全无异辞，尽是赞美之语。 鲁仲连以一介布衣，而出奇谋，建立奇功，却不受封赏，高蹈避世，符合李白帝王师的政治理想、高蹈隐居的生活理想，因而深受李白的仰慕，成为其一生的榜样。甚至在长流夜郎、遇赦得还，寓居江南，听闻李光弼大军出征，遂欲请缨从军，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有曰：“恨无左车略，多愧鲁连生。拂剑照严霜，雕戈鬘胡缨。愿雪会稽耻，将斯报恩荣。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亚夫未见顾，剧孟阻先行。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这是李白生命的最后一次努力，仍然以鲁仲连自比，以未能建立与其相比肩的功业而憾恨无尽。可以说李白一生，自始至终，都贯穿了他的帝王师思想与功成身退、高蹈隐居的人生理想。 三 根源于帝王师的理想，李白一生，所持有的平交王侯思想，亦来源于《长短经》。赵蕤《长短经》卷一有“量才”“论士”篇，曰： 智如源泉，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智可以砥砺，行可以为辅弼者，人友也。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人吏也。当前快意，一呼再诺者，人隶也。故上主以师为佐，中主以友为佐，下主以吏为佐，危亡之主以隶为佐。欲观其亡，必由其下。故同明者相见，同听者相闻，同志者相从，非贤者莫能用贤。故辅佐左右，所欲任使者，存亡之机，得失之要。 人以才智而分为人师、人友、人吏、人隶，明主任用人才，所选不同，态度不同，成就自然有天壤之别，因而士之自尊、自信、自负其才，遂成为其平交王侯的精神力量。颜斶见齐宣王，论士贵而王不贵；郭愧说燕昭王，论帝者与师处（见前文所引），皆高自标置，突出人才之重要，因而在上者重视人才，才士能平等相交，方可发挥士之作用。黄石公曰：“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招其所归，示其所死，则所求者至矣。”以礼相尊崇，以赏相酬谢，士方能用命。魏文侯见田子方，太子不悦：“不识贫贱者骄人乎？富贵者骄人乎？”田子方曰：“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人主骄人而亡其国，大夫骄人而亡其家。贫贱者若不得意，纳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贫贱乎？”人臣在于进用其贤能，国君在于使贤才尽其用，因而在精神上是平等的。孟子告诫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臣一体，故而必须平等相交，尊崇士之人格，前人释之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礼衰薄，至于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则其于群臣，可谓邈然无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体，恩义之至也。如犬马则轻贱之，然犹有豢养之恩焉。国人，犹言路人，言无怨无德也。土芥，则践踏之而已矣，斩艾之而已矣，其贱恶之又甚矣。寇仇之报，不亦宜乎。” 李白在精神上平交王侯，气概轩昂，毫无萎顿之色。《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曰：“吾不凝滞于物，与时推移。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府视巢许。”而《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轻视王侯，不以为意，其精神之高大，思想之超迈真是无与伦比。在《与韩荆州书》中，面对有天下龙门之称的韩朝宗，李白直抒胸怀，毫无拘羁。李白气概豪迈，气势磅礴，求人举荐，以平交王侯的思想与心胸，与之对谈，讲自身之经历、才德，谈韩朝宗之主文章司命、评骘人才之宗主地位，不亢不卑，彰显其潇洒倜傥、才华横溢、勇于进取的自我形象。因而，诗人赞美严子陵“长揖万乘君，还归富春山”，“光武有天下，严陵为故人。虽登洛阳殿，不屈巢由身。余亦谢明主，今称偃蹇臣”；亦叙述其自身之经历，“是时仆在金门里，待诏公车谒天子。长揖蒙垂国士恩，壮心剖出酬知己”。他那种平交王侯的独立、傲岸风骨，即使遭遇不幸的打击，亦绝不后悔，“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韩信羞将绛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诗人以更为直接的方式表达精神之自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以卓绝的精神而独立于世。上书于裴长史，陈情自述，期望得以援引，如若不遇，则永辞远逝，“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其傲岸不屈的精神，可表天日。 李白的这种平交王侯的独立而自由的精神，得到了时人的敬仰。王屋山人魏万仰慕李白，数千里追寻拜谒，至金陵相遇，作《金陵酬翰林谪仙子》。任华钦慕不已，作《杂言奇李白》，亦强调其傲岸不屈的精神：“身骑天马多意气，目送飞鸿对豪贵。承恩召入凡几回，待诏归来仍半醉。权臣妒盛名，群犬多吠声……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杜甫深知李白，《饮中八仙歌》曰“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甚至于待诏翰林、醉酒高眠于市，“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并非仅仅是诗人狂态，实乃其帝王师、平交王侯思想所主宰，保持精神之独立而不趋附权势、自然而然的行为。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称赞李白之仁、义、识、文，说“宜其上为王师，下为伯友”。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称赏其不循常规，“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器度弘大，声闻于天”。李白的帝王师及平交王侯的思想，在纵横游说之世，乃帝王师、天下士的才具之自然流露，为人所仰慕、钦羡，然而时移世易，却往往被视为大言、狂态，而不被理解，不被信任，奈何？ 李白天性真率，易于倾吐自己的怀抱，与人交游，殊少机心。这种“交浅言深”，既有其天性坦诚的一面，也与纵横之学的游说之术有关。《战国策·赵策四》冯忌请见赵王，畅论“交浅言深”乃忠贞事人之表现：“交浅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尧见舜于草茅之中，席陇亩而荫庇桑，阴移而授天下传。伊尹负鼎俎而干汤，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浅者不可以深谈，则天下不传，而三公不得也。”纵横士欲得君主之信任，往往首次见面即以宏通的视野、高超的见识而耸动视听，引起极大的关注与依赖，从而达到其应有的游说目的。李白胸无机事、机械，具有颇为亲和的人格魅力，倾心而交，敢于讲出其所思所想，尤其是帝王师的理想，从一定意义来讲，也是受纵横术的浸润所致，然而在世俗之人看来，乃狂态、大言。事实上在儒家看来，狂狷是值得肯定的。《论语·子路》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狂指志气激昂，狷指谨厚拘守。孔子以为狂与狷虽然各堕于一偏，不合中庸之道，然而仍有所取之处。因而朱熹说：“行，道也。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盖圣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谨厚之人，则未必能自振拔而有为也。故不若此狂狷之人，犹可因其志节而激厉裁抑之，以进于道。”狂者乃志气激昂、积极进取者，而纵横家正是一批务实而积极进取的狂者，有高远理想，宏通视野，敢作敢为，李白正是以这样的狂者姿态，面向世人的。 缘此，不少论者却以为李白并不具有实际的政治才能，乃诗人狂态，甚至蔽于形势，判断不明。对此问题，苏轼《李太白碑阴记》有其认识，曰：“士固有大言而无实，虚名不适于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意，必不肯附权倖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深具帝王师思想的李白，自然不会随波逐流，一定会力谏君非，“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这种平交王侯的思想，后人亦有接受，然而却抽去了独立精神的实质，遂转变成一种交相利用的关系。韩愈《与凤翔邢尚书书》将这一观点发挥到极致： 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是故布衣之士虽甚贱而不谄，王公大人虽甚贵而不骄，其事势相须，其先后相资也……夫士之来也，必有求于阁下。夫以贫贱而求于富贵，正其宜也。阁下之财，不可以遍施于天下，在择其人之贤愚而厚薄等级之可也。假如贤者至，阁下乃一见之；愚者至，不得见焉，则贤者莫不至，而愚者日远矣。假如愚者至，阁下以千金与之；贤者至，亦以千金与之，则愚者莫不至，而贤者日远矣。欲求得士之道，尽于此而已；欲求士之贤愚，在于精鉴博采之而已。精鉴于己，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采于人，百无一二遗者焉。若果能是道，愈见天下之竹帛不足书阁下之功德，天下之金石不足颂阁下之形容矣！ 此种论调，抽去了平交王侯的独立精神，遂使得王公大人与文士之间的关系，蜕变成相互利用的关系：王公大人以其权势富贵，资助援引文士，使之得其所欲之富贵与进身之阶；文士攀附王公大人，为之吹嘘传扬，使之声名益大，官阶愈高。简言之，相须而成，王公大人得文士之吹嘘，得声名，固势位；文士借王公大人之权势富贵，得千金，获进阶。质言之，乃商贾互利之买卖关系，且卖相实在难看。这种观念，与李白为帝王师、平交王侯的精神，有天壤之别。 四 纵横之术，谋划内外形势，要有开阔的视野，通达的知识，秉要执本，处于主动地位，因而极其重视思维的灵活性，重视辩证法，认识事物之两面性及其转化，辩证对待，不拘一格，往往能够正中见反，反中识正，颇为通达。纵横之士熟悉矛盾的对立统一，福祸相依，如纠墨然，认识矛盾的互相转化，要转祸为福，因败为胜。“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棋是也。”“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之常数也；进退、盈缩、变化，圣人之常道也。”于此，《长短经》多有论述，《理乱》篇主要阐明为王佐者，能够明了形势之大判断：“夫明察六主，以观君德；审惟九风，以定国常；探其四乱，核其四危，则理乱可知矣。”且解释何谓六主、九风、四乱、四危。“夫能匡世辅政之臣，必先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败之数，审于治乱之势，达于用舍之宜，然后临机而不惑，见疑而能断。为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如此，方能临机而处理，转祸为福，因败为胜。 缘此，纵横术主张要通观全局，以宏阔的视野，认识到事物往往含有正反相对之理，因而《长短经》列《反经》篇，以深刻阐释其义理。如，尚贤，有曰：“其上贤也，以平教化，正狱讼，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泽施于下，万人怀德。至其衰也，朋党比周，各推其所与，废公趋私，外内相举，奸人在位，贤者隐处。”反贤则曰：“太公谓文王曰：君好听世俗之所举者，或以非贤为贤，或以非智为智。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是以世乱愈甚。”在种种正反对照之后，就是要让纵横之士明了，不可胶柱鼓瑟，僵化偏执，而要以通达的认知，明辨思理，认识到事物所蕴含的不同事理，有其不同，因而赵蕤总结曰： 由是言之，夫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忠孝贤智之道，文武明察之端，无隐于人，而常存于代，非自昭于尧汤之时，非故逃于桀纣之朝，用得其道则天下理，用失其道则天下乱。故知制度者，代非无也，在用之而已。 而《是非》篇则以是与非对照的方式，启发辩证思维：“夫损益殊涂，质文异政，或尚权以经纬，或敦道以镇俗，是故前志垂教，今皆可以理违。”并以是与非两种不同见解对照，予以阐述，启迪才思。如，黄石公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对立的意见，则为司马错之说：“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人，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后王业随之。”赵蕤还列举了前代大量的是非对立的事例，比较生动鲜明地阐述，以开启心智，成就纵横之士的辩证思维。如： 是曰：刘备来奔曹公，曹公以之为豫州牧。或谓曹公曰：“备有雄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曹公以问郭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剑起义兵，为百姓除暴，推诚仗信，以招俊杰，犹惧其未来也。今备有英雄之名，以穷归己而害之，以害贤为名，则智士将自疑，回心择主，公谁与定天下者？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曹公曰：“善。” 非曰：傅子称：郭嘉言于太祖曰：“备有雄志而甚得众心，关羽、张飞皆万人之敌也，为之死用。以嘉观之，其谋未可测也。古人有言曰：'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宜早为之所。”曹公方招怀英雄，以明大信，未得从嘉谋。 由此可见，前代所呈现的理论认识和历史的事实与经验，不同的认识，往往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与认识角度，而得到不同的见解；而且，事物亦蕴含着矛盾对立，不可执于一端，而不及其他，应该全面把握事物的本质，认识到正反、是非对立的矛盾性，辩证思考认识，才能比较全面客观地把握事物，况且随着时世的推移变化，事物及事理也随之而变化，故不可故步自封，僵化、偏执地执一不变。因而，赵蕤引班固之言以为总结：“昔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诸家之术蜂起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能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事虽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旨在理论上阐明这一相反相成的道理。 《长短经》所揭示纵横之学的辩证思维，深刻地影响了李白。李白的人生理想——为帝王师、辅弼以成大业与隐居高蹈、问道求仙是一对矛盾，诗人很好地将入世与出世的矛盾统一于一身，解决的途径是：心中始终蕴蓄为帝王师、建功立业的高远理想，通过隐居和广泛的社会交际，培养巨大的声誉，最终以布衣而取卿相，一跃而登高位，为帝王师，经世济民，在政治上有所建构之后，又不慕荣利，高蹈远引，作一避世问道求仙之逸人高士。即李白所说的：“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功成身退之后的高蹈隐居，是那样地潇洒、惬意：“即仆林下之所隐容，岂不大哉？必能资其聪明，辅以正气，借之以物色，发之以文章，虽烟花中贫，没齿无恨。其有山精木魅，雄虺猛兽，以驱之四荒，磔裂原野，使影迹绝灭，不干户庭，亦遣清风扫门，明月侍坐。此乃养贤之心，斯亦勤矣。”功成身退之后，即使高蹈而贫居，然清风扫门，明月侍坐，正是养贤心之正气，游悠于天地之间。 功成身退，乃李白一生出处的指导原则，首先要功成，然后再身退；如若功业不成，诗人是绝不甘心高蹈隐居的。因而《梁园吟》曰：“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积极入世，乃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事的主导。龚自珍深刻地认识到了李白的这一思想特征，《最录李白集》曰：“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卷五庄子之高蹈避世，屈原之忠君爱国，儒之积极入世，仙之飘然物外，侠之以武犯禁不爱其躯恩怨必报，都笼括于李白纵横术的帝王师思想之下。 受此辩证思维的深刻影响，李白在诸多事情上都体现出全面观照，辩证认识，不盲从，不偏执一端，不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完全以一己之思索而论事论理。比如对待战争，李白一方面揭露战争的残酷，批判不义之战及其对民众带来的巨大危害。天宝八载（749），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希旨攻取石堡城，牺牲数万将士性命，却深得玄宗欣赏，朝野颂扬其武功卓著，王维、储光羲等皆有贺诗，时为节度掌书记的高适作《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极力颂扬哥舒翰之武功，将战争场面写得极其惨烈血腥，“泉喷诸戎血，风驱死虏魂。头飞攒万㦸，面缚聚辕门。鬼哭黄埃暮，天愁白日昏。石城与岩险，铁骑皆云屯”，对唐军与吐蕃双方数万将士之死亡，略无同情，赞扬哥舒翰“长策一言决，高踪百代存”的战功。李白《古风》其十四抒写其事，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胡关饶风沙，萧索竟终古。木落秋草黄，登高望戎虏。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借问谁陵虐，天骄毒威武。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鼙鼓。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萧士赟引史实以疏证： 此诗专指北边而言，当是为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之事而作也。唐史，天宝六载，上欲使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城险固，吐蕃举国守之，今顿兵其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上意不决，将军董延光自请将兵攻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哥舒翰率陇右、河西、朔方、河东兵凡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险绝，唯一径可上，吐蕃但以数百人守之，多贮粮食，积檑木及石，唐兵前后屡攻之不能克。翰进攻拔之，获吐蕃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唐士卒死亡略尽，果如忠嗣之言。盖当时上好边功，诸将皆希旨开边隙，忠嗣独能持重安边不生事，尝曰：平世为将，抚众而已，吾不欲竭中国力以幸功名。传中所载全与李牧相类。此诗末句曰“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者，盖以李牧比忠嗣也。今不在者，翰取石堡时，忠嗣已死二年，无能谏止，卒丧数万之师也。。 所论诚是，李白抒写残民拓边之惨烈血腥，“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唐宋诗醇》卷一以为：“开元以来，岁有征役，至王君战胜青海，益事边功。石堡一城耳，得之不足制敌，不得无害于国。唐兵前后屡攻，所失无数，哥舒翰虽能拔之，而士卒死亡亦略尽矣。此诗极言边塞之惨，中间直入时事，字字沉痛，当与杜甫《前出塞》参看。”其实，杜甫《兵车行》亦为抒写此事之名篇。正当哥舒翰威名日著之时，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亦曰“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讥刺将非其人，不爱惜民力。 对天宝年间的征南诏，鲜于仲通、李宓等将帅贪腐残暴，宰辅无能，遂致前后战死二十余万将士，且隐匿败绩而以战胜上报朝廷。《旧唐书·杨国忠传》曰：“自仲通、李宓再举讨蛮之军，其征发皆中国利兵，然于土风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伤，馈饷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凡举二十万众弃之死地，只轮不还，人衔冤毒，无敢言者。”其时，高适作《李云南征蛮诗》，有曰“君子是以知庙堂使能，而李公效节”“圣人赫斯怒，诏伐西南戎。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予以吹捧；储光羲作《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诗，亦极力颂扬宰相杨国忠和统帅李宓，“囊括千万里，矢谟在庙堂。耀耀金虎符，一息到炎荒……斩伐若草木，系缧同犬羊。余丑隐弭河，啁啾乱行藏”。征南诏，乃唐军启边衅，阁罗凤大败唐军之后，刻《南诏德化碑》于国门，言己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于此，李白《古风》其三十四抒写其事，指出西南地区骚扰，“三公运权衡”，朝廷宰辅轻启边衅；本来天下太平，“天地皆一得，澹然四海清”，却从此使士卒百姓陷于死亡流离境地。对这场不义之战，予以揭露和声讨，对给广大人民所带来的深重苦难，予以深切的同情，表现出迥异于时流的见解。 游牧部族政权与中原王朝，有友好相处，也有战争，而战争事实上是由游牧部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对战争，李白有着清醒的认识，《塞下曲六首》和《战城南》，足以作为其对战争认识的代表： 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惟见白骨黄沙田。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诗人认识到边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东西南北，连年征战，“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三军尽衰老”，耗尽了青春年华与生命；战争极其残酷，士卒死亡，将军徒劳，一无所得，因而告诫在上者不要轻启战端。李白不为时论所左右，有其独到之见解，正是纵横术辩证思维培养的宏通视野、不偏执盲从的结果。《长短经》卷九乃《兵权》篇，专论战争，孔子曰：“君子有文事，必有武备。”作为纵横术的必要内容，兵家权谋之术，必不可少，也是料敌制胜的法宝： 夫兵者，凶器也；战者，危事也。兵战之场，立尸之所，帝王不得已而用之矣。故曰：“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用之，谓之应兵。应兵者胜。争恨小故，不胜愤怒者，谓之忿兵。后忿者败。利人土地宝货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之大，矜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是知圣人之用兵也，非好乐之，将以诛暴讨乱。夫以义而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茧火，临不测之渊而欲堕之，其克之必也。所以必优游恬泊者何？重伤人物。故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不以德来，然后命将出师矣。 而且，兵法最重实效，最重辩证思维，讲究攻心、伐谋、伐交。这样的文献，显然给李白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法门，涵养其理性思维。 对孔子及儒家，李白也是辩证地认识，一方面是尊崇，另一方面则予以鄙薄和批判。《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批评后世文学衰微，慨叹风雅精神衰颓，诗人直陈己意，欲效法孔子，直承《大雅》，创制足以表现大唐伟大时代的篇章，即所谓“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李白取法孔子，直承《大雅》而为唐一王法的精神，非常明确。李白称赞孔子制礼作乐、教化之功，《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曰：“仲尼大圣也，宰中都而四方取则；子贱大贤也，宰单父人到于今而思之。乃知德之休明，不在位之高下。”《崇明寺佛顶尊胜陁罗尼幢颂》亦曰：“共工不触山，娲皇不补天，其鸿波汩汩流！伯禹不治水，万人其鱼乎！礼乐大坏，仲尼不作，王道其昏乎！”极尽颂扬倾慕之能事。《书怀赠南陵常赞府》则曰：“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大圣犹不遇，小儒安足悲。”《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阳并序》曰：“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时，圣贤低眉。”称孔子为大圣，又为其不遇于时而兴慨无端，一往深情。在《任城县厅壁记》中，李白赞美任城之治，实乃对儒道之颂扬： 宽猛相济，弦韦适中。一之岁肃而教之，二之岁惠而安之，三之岁富而乐之，然后青衿向训，黄发履礼。耒耜就役，农无游手之夫；杼轴和鸣，机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让于道路，任者并于轻重。扶老携幼，尊尊亲亲，千载百年，再复鲁道。 宽猛相济，肃而教之，惠而安之，富而乐之，教化敦行，礼仪谦让，和美逸乐。李白所摹写称颂的儒道大行的理想社会，宛如羲皇时代，令人无限向往。 另一方面，李白亦对孔子及儒家持批评态度，《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以高蹈隐居者的姿态，“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对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风尘仆仆的艰难状态，予以调笑讥刺。《古风》其三十“大儒挥金槌，琢之诗礼间”，讥刺儒学之虚伪。《庄子·外物》曰： 儒以诗礼发冡。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擪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庄子》讥刺儒学的虚伪，在盗墓时还讲求诗礼，一边诵诗，引经据典，一边用金椎敲开死人之口腔，小心翼翼地取出口中所含之珠，惟恐毁伤。林希逸曰：“此段盖喻游说之士，借诗书圣贤之言，以文其奸者。自上语下曰胪，自下语上曰句，胪传者，大儒为首而告其下也。'青青之麦，生于陵陂’，赋墓田也。'生不布施，何含珠为’，讥富者也。此诗只四句，或是古诗，或是庄子自撰，亦不可知。'接其鬓’以下，大儒教小儒之语。接，撮也；擪，以手按之也；顪，颐下也。控其颐者，控开其颐也。别，亦开也。言歌此诗，教其徒徐取其珠，而欲无所损也。《诗》曰'何以含珠为’，则我今取之，亦合古诗之意矣。”李白化用此典，讽刺辛辣，入木三分。《嘲鲁儒》一诗，刻画俗儒不懂经世济民之策，不能因时达变之形象：“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 李白对儒家的这两种看似相反的意见，并非自相矛盾，而是以辩证思维的方式，认识到了儒学的本质及其不足。《长短经》卷三《正论》篇引班固之言，论儒家，既认识到“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一面，也批评“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哗众取宠、虚伪的一面。且引司马谈之说，肯定儒学“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伦常纲纪，也指出其“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不足之处。可见，李白的认识渊源有自，并非空穴来风。 李白的辩证性认识，体现在其思想与行事的多方面，认为无论什么事情，都有所长和所短，长短是非好坏优劣，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地点、形势的变化而不同，因此不能死守一家之说，要善用各家之长，“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士不必贤也，要之知道；女不必贵种，要之贞好”，有比较强的实用主义倾向。在诗歌创作中，也往往因同一事典，而在不同的情景之下使用，而生发其不同的意义，因情因境而生，彰显其内涵的丰富性，体现出高超的思辨能力。如对伯夷叔齐，有时赞扬其高洁；有时也感慨人生如梦，苦守夷齐之节，又有何用，“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齐饿死终无成”。对信陵君、孟尝君、司马相如、扬雄等，亦能认知其所彰显的双重性特点，恰切地运用，充实了诗歌的内涵，强化了艺术的张力。 五 纵横之学，主张积极进取，建功立业，而强烈的忧患意识则是这种精神的思想根源。居安思危，心存忧患，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孟子·告子下》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忧患意识，乃是指在安定和平环境，抑或处于艰难困境，对吉凶成败种种情伪的深思熟虑而产生的远见，以自身的努力而突破困境，实乃精神上的一种自觉，也是责任感的体现，而且往往引发一个正面的道德意义，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甚至成为一种主体自觉。因而，魏源以为“草木不霜雪，则生意不固；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五行不顺行，相克乃相成乎”——草木不经霜雪之侵凌，就不会有强韧的生命力；人如不经历忧患困境，也就不可能滋生出高超的智慧。忧患意识，对个体而言，有自我涵养品性、精神气质，增益才能的作用；对群体而论，则具有谦诚相待，见微知著，有预见性，慎始而敬终，正身以除恶，如此则掌握主动性，集思广益，和谐群体，能使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励精图治而长治久安。 《长短经》卷七有《惧诫》篇，即惧而思诫，要有忧患意识，引孙卿子曰： 昔者，天子初即位，上卿进曰：“能除患则为福，不能则为贼。”授天子一策。中卿进曰：“先事虑事谓之接，接则事优成；先患虑患谓之豫，豫则祸不生。事至而后虑者谓之后，后则事不举；患至而后虑者谓之困，困则祸不御。”授天子二策。下卿进曰：“庆者在堂，吊者在闾，祸与福邻，莫知其门。豫哉，豫哉！”授天子三策。 此乃强烈的忧患意识。因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与天下同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凡人恶死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也。”并列举前代故事，以阐明惧诫之理。《战国策·楚策一》记载，莫敖子华将社稷之忧，分为五种：“彼有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有崇其爵，丰其禄，以忧社稷者；有断脰决腹，壹瞑而万世不视，不知所益，以忧社稷者；有劳其身，愁其志，以忧社稷者；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此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激励纵横之士热切地关注现实，有着强烈的现实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见微知著，颇有远见地提出建议、方略，对不合理的现象予以严厉的批评。因而，不随波逐流，坚持己见，强烈的批判性，是忧患意识的重要体现。 自幼研习、熟稔纵横之学的李白，以强烈的忧患意识，时刻激励、鼓荡其胸襟，使其内心激越的感情喷薄而出。诗人常常感受到时光短促，年华易逝而功业无成，“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流露出强烈的时光易逝、生命徒然的感伤；也为自己“酒隐安陆，蹉跎十年”而遗憾；送友人赴东都，感慨自己愁坐书室，一事无成，而年华渐老，“何尝不扪松伤心，抚鹤叹息。误学书剑，薄游人间。紫微九重，碧山万里。有才无命，甘于后时”，真有无限之酸辛与无奈；“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春容舍我去，秋发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岂长在？”飞逝的时间，令人惊心动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下，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跃动于诗人心头的是功业无成的强烈焦虑，而“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到底显得有些悲怆了。因而，李白深切地感受到时光流逝、功业无成的悲哀：“容颜若飞电，时景如飘风。草绿霜已白，日西月复东。华发不耐秋，飒然成衰蓬。古来贤圣人，一一谁成功？君子变猿鹤，小人为沙虫。”诗人以为怀瑾抱玉、有绝世高才，不得用世，实堪悲伤：“碧荷生幽泉，朝日艳且鲜。秋花冒绿水，密叶罗青烟。秀色空绝世，馨香谁为传？坐看飞霜满，凋此红芳年。”因而希望能够得其所，“结根未得所，愿托华池边”，希望能够托身朝廷之上而得其所用，其自伤之情颇为浓厚。即使能够托身朝廷，不被信任，其结局依旧凄然：“孤兰生幽园，众草共芜没。虽照阳春晖，复悲高秋月。飞霜早淅沥，绿艳恐休歇。若无清风吹，香气为谁发？”萧士赟论曰：“首两句谓君子在野，未能自拔于众人之中。三句至六句谓虽蒙主知，而小人之谗谮者已至，孤寒之士亦如是而已矣。未句则谓若非在位之人，引类拔萃而荐用之，虽有馨香，何以自见哉？”可谓勘破其中意蕴矣。 当进入权力中枢之后，李白见到了太平景象下的阴影和龌龊，对现实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社会的衰败，首先是由政治的腐败和上层阶段的骄奢淫逸生活表现出来。强烈的忧患意识，促使诗人对现实中的腐朽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古风》其二“蟾蜍薄太清，蚀此瑶台月”乃是对天宝年间政治昏暗的整体感受，诗人对“浮云隔两曜，万象昏阴霏。萧萧长门宫，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实，天霜下严威”的现实，深感失望，而有“沉叹终永夕，感我涕沾衣”的无尽感伤。对于不合理的现象，“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蜒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诗人予以深刻的批判： 天津三月时，千门桃与李……鞍马如飞龙，黄金终马头。行人皆辟易，志气横嵩丘。入门上高堂，列鼎错珍羞。香风引赵舞，清管随齐讴。七十紫鸳鸯，双双戏庭幽。行乐争昼夜，自言度千秋。 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斗鸡金宫里，蹴踘瑶台边。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当涂何翕忽，失路长弃捐。独有杨执戟，闭关草太玄。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古风》其十八“天津三月时”一首，《唐宋诗醇》以为：“此刺当时遗幸之徒，怙侈骄纵而不恤其后也。杜甫《丽人行》其刺中（杨）国忠也微而婉，此则直而显，自是异曲同工。”大唐立国一百四十多年，国容赫然，天下富庶，京师繁华，楼殿巍峨，王侯权贵如星月云烟那样多，且全然沉浸于富贵尊荣的享乐，而玄宗所宠幸的五坊小儿、斗鸡者为所欲为，势炎嚣张，不可一世，真正的人才、正直之士，却被弃置不顾，真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哪里还是一个太平盛世所应该有的景象啊！陈鸿《东城老父传》记载，玄宗好斗鸡，即位之后，“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之。上之好之，民风尤甚。诸王世家，外戚家，公主家侯家，倾帑破产市鸡，以偿鸡直。都中男妇以弄鸡为事；贫者弄假鸡。”善斗鸡之小儿贾昌，天下号为鸡神童，恩宠莫比，“金帛之赐，日至其家。开元十三年，笼鸡三百，从封东岳”，时人为之语曰：“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舆。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治道挽丧车。”可见此类人物势炎之盛。相较朝野之趋附、士大夫之俯仰相随而禁声，李白强烈而显豁的批判，就显得锋芒毕露而力重千钧了。其勇气与卓识，实在令人钦佩。 造成如此局势，乃玄宗早已失去了励精图治之心，丧失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追求神仙，贪图享乐的腐化生活，深切地影响了国计民生，在《古风》其三“秦王扫六合”、其四三“周穆八荒意”、其四八“秦皇按宝剑”，予以尖锐的批判，“淫乐心不极，雄豪安足论”，极天下之力妄求长生，仍然不免一死，“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登高丘而望远海》以秦皇汉武求仙之虚妄，更深入地摹写玄宗之荒淫误国：“银台金阙如梦中，秦皇汉武空相待……君不见骊山茂陵尽灰灭，牧羊之子来攀登。盗贼劫宝玉，精灵竟何能。穷兵黩武今如此，鼎湖飞龙安可乘。”王夫之论曰：“后人称杜陵为诗史，乃不知此九十一字中有一部开元、天宝本纪在内。”诚为见道之言。 昏聩的玄宗，权佞之李林甫、杨国忠任宰相，更是大肆倾陷异己，虐杀大臣，群臣禁声，李白则以咏史的方式，予以深刻地揭露与批判。李白把玄宗斥之为“乱天纪”残暴的殷纣王、昏聩的楚怀王，以“比干谏而死，屈平窜湘源”指称遭受迫害的大臣，彰显正义，发出同情的呼声，指斥权奸结党营私，把持朝政，“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对此情景，愤激的诗人倡言“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揭示君臣关系实乃权力之更迭，“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始终充满了血腥与残酷。玄宗宠信的安禄山拥兵自重，反象已现，离开长安之后，关心国事、心怀忧患之诗人，远赴燕蓟，一探虚实：“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弯弧惧天狼，挟矢不敢张”，只有徒唤奈何了。 深怀忧患意识的诗人，认为这种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现实，造成了人才的被埋没，“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梧桐巢燕雀，枳棘林鸳鸾”，唯有高歌《行路难》：“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渴望君王如燕昭王那样尊重人才，“拥篲折节无嫌猜”，圣君贤臣共同治理天下，“输肝剖胆效英才”，创造一个更美好的太平盛世。 赵蕤《长短经》乃集大成之作，从理论到史实文献，极其丰富。李白少年受学，纵横之学颇契合其高迈性情和疏放天性，奠定太白一生的思想基础及行事风格。以纵横之学入手，可以提纲挈领地把握李白的思想及行事脉络，有裨益于深入地理解李白。帝王师的自我期许，平交王侯的思想，积极进取的精神，宏阔的视野，辩证的思维特性，深沉的忧患意识，鲜明的批判精神，使李白高迈的情性和疏放的天性，得到了很好的展现。甚至婚赘于前宰相许氏、宗氏，亦可由其纵横之学来考查，实乃趋附势要、早据要路津、制造声誉而平步青云的一贯作风。也正是由于纵横之学的涵养，伟大诗人李白极其特别，其非凡的才具为世人所喜爱、仰慕；然而处于大一统的太平时代，其鲜明的纵横之学的思想及行事方式，不易为人所理解，往往被视为大言、疏狂。这是李白的幸运，抑或不幸？ （雷恩海，张志玮.纵横术对李白思想及行事之影响述论[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0（3）：102-116.） 责任编辑 | 李向辉 网络编辑 | 王菲 审核 | 斯丽娟 原文载于《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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