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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57年春节刚过，正月十二我出生在武家寨四爹（四叔，山西太原晋源一带把父亲的兄弟统称为爹，而父亲还叫爸爸，也许这就是加以区分，叫叔叔为爹自然叫婶子就叫妈了）家西屋的土炕上，本来我应该正而八摆的生在奶奶家，只是在我出生前奶奶分家了，据说是二叔和三叔两家妯娌之间难以在一个锅里搅碗勺才分的家，在分家之前父亲放弃了应得的那部分，他没有和年轻的母亲商量，自己做主放弃了，以至于我们在武家寨没有半砖片瓦，为此母亲在心里结了一生的疙瘩。我的出生给奶奶带来了喜悦，因为此时二爹已经有两男、三爹也有了一女一男，而和父亲是堂兄弟的四叔也有了一男，我在王家男丁里行五。但父亲是王家在世的子女里为长子，那么我就是王家的长孙。奶奶一生养育了9个儿女，然而成人的只有他们四兄妹，分家后的奶奶带着姑姑和二爹一起过，二妈是三贤村从小就嫁过来的，听奶奶说她十二岁就来到王家给二爹做媳妇，对奶奶如同亲妈一般（二妈从小失去母亲，继母对她不好，自嫁到武家寨后很少回娘家，尽管只有八九里路）。姑姑这时候还在晋源上中学，因为奶奶家是晋源第一批军烈属家，政府给予了很多照顾。三爹被西山煤矿招工做了石膏加工企业的正式职工，而不久后姑姑也被太原电报局（电信的前身）招工成了太原电报局长途台的话务员。武家寨的奶奶就和二爹二妈一起吃住，顺便帮着二妈看看孩子。出生后的我奶奶第一个抱起了我，她看到我是男丁后流着泪说“老大又后了”。1954年爷爷去世时父亲从朝鲜回家奔丧，在安顿好爷爷的后事后，奶奶曾经问过爸爸是不是有家了，父亲说还没有，不好找，如果再找不好就准备一个人过，奶奶听后很是伤心，四三年父亲参加革命前曾经有一个订婚的姑娘，但，父亲一走十年生死未卜，再加上国民党对我党家属的迫害，硬逼着那家老人退婚另嫁他人。当时奶奶当着二爹和父亲的面说，如果老大一辈子成不了家，就让二爹的大儿子金会大哥顶门户（风俗习惯），当我的出生奶奶能不高兴吗？！奶奶看着我对大家说，老大有儿子不容易啊，就叫着孩子“锁柱”吧，虽然这个小名是奶奶给起的，但从没有人叫过，只有奶奶偶尔喊我一声，也许这是奶奶的专利。我出生的时候父亲还在青海柴达木盆地西部的油沙山工作，当他接到电报后风尘仆仆的回到了家，听妈妈说他回到武家寨已经是傍晚了，他看到我之后紧紧的抱住我，一抱就是一个晚上……按照王家孩子起名的惯例，我的名字后面最后一个字应该是“会”字，如大哥金会、二哥福会、三哥灵会、四哥东会…但父亲和母亲没有按照这个套路给我们起名，而是与当时住在西宁办事处的隔壁一家和我们同姓的孩子排序，他家的孩子利光、利杰、利英和利民，父亲在报户口时给我起了利平。父亲与这位叫王秀庭叔叔之间的友情一直延伸到父亲离世，而我和他们家的关系因天各一方慢慢的疏远了……母亲在生我满月之后就离开了武家寨，在姥姥家小住一段时间后就跟父亲回到了西宁，不久因冷湖石油开发大量的需要人员，母亲也离开了西宁去了冷湖，我被送到了全托幼儿园（这里有很多孩子，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因父母亲在冷湖工作而被全托在幼儿园的），那时候我不到一岁。这期间父母亲只要有时间都会去西宁去看我，仅管冷湖到西宁那时候做车需要走两天，他们都说轮换着去西宁。因长期在幼儿园致使我的肠胃不好，经常闹肚子（这个毛病一直伴我至今）。1959年母亲怀了妹妹快要生前带我回到了姥姥家，这次母亲和父亲商量待妹妹出生后全部留在三贤村，尽管是农村但有人照顾总比幼儿园好得多。妹妹出生后，我被安顿在外婆家，而刚出生的妹妹就托给了一家刚生过孩子的远亲寄养，每月给一定的寄养费。就这样我从1959年到1964年整整五年是在三贤村度过的，这期间经历了生活紧张年月，很多事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三贤村对我来说就是童年的记忆，姥姥和姥爷就是我童年的依靠，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镌刻在了心底，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把三贤村当作自己的家（其实也是），只是后来慢慢长大后才知道姓氏与血缘关系知道我是武家寨王姓的后人。在三贤村的日子里饱受姥姥家长辈们的呵护，尽管家里有一个小舅和一个小姨（小舅是59年出生的、小姨是62年出生的）都比我小，但他们从小就像大人一样帮助我、让着我。也就是这些人让我的记忆里永远铭刻着对三贤村及姥姥家的热爱。童年的记忆很多伴随着岁月的流逝模糊起来，但是，很多碎片还是能勾起我满满的回忆，这些回忆不时的浮现在眼前……1964年的春天，我在三姨的护送下和妹妹回到了父母亲身边，这时候父亲在水电厂供电车间任主任，家就在供电车间大院里靠东侧的一间职工宿舍里。供电车间当时与水电厂还有一大段距离（少说有5KM以上）作为一个以供电作业为主的单位负责的全局民生和企业用电，单位有100多名内外线职工，驻扎在五号去四号公路的路西，北门与油矿的机泵车间毗邻，东面路东就是油矿的一些单位和家属区，南面和西面都是一望无际的沙漠戈壁。那时候职工宿舍是用土坯建筑起来的，内墙就是用稀泥参合麦秸抹上的，主妇们用报纸贴上防止往下落灰。房顶不是很高，顶篷使用毛毡和篷布盖住的，为防止大风掀起来，篷布都用大石头缀住，而且房顶还要用铁管子分段压住（戈壁滩的风很大，不这样顶棚就会被大风掀起来），即便是这样，大风天顶棚还是呼啦呼啦作响，屋子里乌烟瘴气。窗户很小，即使是白天也要开着灯，如果是天气晴朗的话几乎家家户户开着门，供电车间是最早使用天然气作为生活用气的单位，点上一张废报纸放到炉子里，打开阀门就有冒着蓝火从管子里喷出，很旺！家家户户都通有输气管子，我就被着管子绊倒过头磕在缀拉房顶篷布的石头上，脑门留有一块疤痕。八月份我报名上学了，学校是冷湖五号职工子弟学校，学校就在供电车间的东面，学校西面是建成不久的俱乐部（也是电影院），北面和东面分别是管子站和泥浆车队（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学校面向南侧，门前不远处是通往炼油厂和水电厂的公路，公路的南面就是五号职工医院。第一天上学，班主任就是我未来的岳母，他当时和岳父都在油矿工作，五号职工子弟学校的管理隶属于油矿。从供电车间到学校要路径油矿机关和家属区、路径五号唯一的贸易公司（商店）、新华书店和俱乐部。开始上学后有母亲的辅导和严管学习还是不错的，母亲文化虽然不高，但她爱学习，和父亲结婚后学会了很多东西，在文化上提升不少，曾因为爱读小说还和父亲发生过争执。这年秋后由于小弟利民的出生和他出生后患有小儿高原性心脏病，这在柴达木是非常危险的疾病，无法摆脱输氧，经过医院的诊断必须尽快送到内陆低海拔地区，否则生命垂危。母亲带着大弟和妹妹他们回山西了，真想像不到那时候母亲是以什么状态带着三个孩子（利华5岁、利杰3岁、还有一个不满100天的利民）乘坐火车经过四天三夜回到三贤村的，用现在的人想都不敢想。母亲和弟妹们走后，家里就剩下我和父亲了，父亲因工作忙也很少管我，家里有时候连吃的都没有，我就找隔壁的阿姨或是食堂要一些吃的，没有人管的我，真放开了，经常是逃学看电影（那时候电影院每天都有电影，因是职工俱乐部也不收钱），或是去建筑工地听外来务工的农民工讲故事，也常常住在那里，我知道爸爸每天晚上才回来，每次都是天黑前回家，甚至一个星期都不去学校，后来我的岳母找到爸爸后爸爸才知道我的情况，他狠狠的打了我一顿（这是我的记忆里仅有的一两次被挨父亲的揍。为了我的学习，他把我托给了他们单位刚结婚的周永鑫叔叔的爱人武晶阿姨，武晶阿姨负责我放学后在她家里学习，后来武晶阿姨回老家后的又又权叔叔家的阿姨管我，阿姨没有文化，只负责看住我，不让我乱跑逃学。仅管这样，我时不时还是往电影院跑。长时间不换洗衣服和洗澡，内衣毛衣都变了味生了虱子，父亲知道后把我身上穿的全部烧掉，托人给我改制了他从部队转业带回来的军装，从这时候到中学我穿的几乎都是父亲的军装，听母亲说父亲转业时带回来十几套军装，基本上都是我穿了。1965年的夏天，母亲带着利杰和利华回来了，他把小弟利民留在了三贤村 由姥姥照管，这年升级考试时我全部不及格，我成了留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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