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是唯一真正的实存，这是对柏拉图思想的唯一解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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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教科书里的柏拉图理论，永恒不变的理念秩序是唯一真正的实在，而迁流不居的物质世界只是理念暗淡的影子。在这一观点看来，事件无疑属于我们这个变动的物质世界；它们当然与永恒的理念无关——因为那里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然而，这是对柏拉图思想的唯一解读吗？我们还记得柏拉图如何描述苏格拉底把握到某个理念的那一刻：苏格拉底就像得了歇斯底里的癫痫，他仿佛僵住了一般，数小时站着一动不动，忘掉了周围发生的一切——柏拉图在此描述的，不正是一个典型的事件吗？在其中，与他者骤然的创伤性遭遇，在超出感官的维度上给人的一生带来振聋发聩的影响。

对柏拉图而言，这种遭遇最原初和最基本的形式正是爱的体验，无怪乎在对话《斐德若》中，柏拉图把爱比作癫狂与着魔的状态——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坠入爱河时的感受吗？在这个意义上，爱难道不是一种永久的例外状态吗？在爱中，日常生活的所有平衡都被打破，我们做的一切都沾染上了关于“那”的想法——或者，正如著名的系列奇幻绘本小说《睡魔》（Sandman）的作者尼尔·盖曼（Neil Gaiman）写道的那样：

你是否曾经爱过？糟透了，不是吗？它使你如此脆弱不堪。它楔入你的胸膛，打开你的心，然后某个人可以进到里面，把你弄得一团糟。于是你建起了所有的防御工事，穿上了整套铠甲，使得不会有人能伤到你，直到……某个与其他愚蠢的人没什么不同的愚蠢的人闯进了你愚蠢的生活……你把自己的一部分给了他们，他们却没让你这么做。某一天，他们做了些傻事——吻了你或者朝你微笑，于是你的生活变得不再是你自己的。你成了爱的人质，爱进入了你的身体，它在内部吞噬你，任凭你在黑暗里哭泣。于是，“我们还是做普通朋友”这再简单不过的话，竟成了插入你胸膛的玻璃利刃。爱让人痛苦，这不仅仅是想象，也不仅仅发生在心里。它是灵魂的痛楚，是进到你身体并将你撕裂的实实在在的疼痛。我讨厌爱。

这种情形已然超出了善与恶的范畴。恋爱中的人，往往会对与父母、孩子和朋友间的道德义务产生奇怪的冷漠感——即便仍然履行着这些义务，我们也是以一种机械化的方式“仿佛”履行着它们；与我们的激情和依恋相比，一切都变得苍白无力。在这个意义上，坠入爱河就像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击中保罗的那道闪光，借用克尔凯郭尔的用语：在那一刻，道德被宗教性地悬置了。

在恋爱中，一种绝对性的干预打乱了日常事务的节奏：这倒不是说，所有价值的标准被彻底颠倒——相反，这种扰乱更加激进，因为在恋爱中，一个全新的维度在另一个生存层面上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图景。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曾考察比较了当代通过婚介机构寻找性伴侣（或者婚姻伴侣），与古代包办婚姻的过程之间的相似之处：在两种情况下，真正相爱的风险都被悬置了。也就是说，这两种情形中，并不存在真正的“堕落”，因为“爱的相遇”的机会被此前的安排与筹划最小化了，在这些事先计划中，另一方所有的物质与心理兴趣都被考虑在内。

罗伯特·艾普斯坦（Robert Epstein）给出了这个观点的逻辑结论：当在选择合适伴侣的时候，你如何能通过计划安排让彼此都爱上对方？这种选择伴侣的过程依赖于自我商品化：无论是在婚恋网站还是在婚姻中介机构中，每个有前途的伴侣都把自身作为一种商品，他（她）罗列出自己的基本情况与照片。在这种模式中，如果我们今天就结婚，这婚姻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让恋爱的激烈情感重回规范，巴斯克语中有个字眼叫maitemindu，照字面解，意即“被爱所伤”，这个词极好地表达出恋爱时激烈的情感。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当发现自身处于被爱的位置上时，我们的感受变得如此激烈，以至给自己带来创伤。事实上，W.B.叶芝那首广为流传的爱情诗篇，正描绘了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最具灾难性的事态之一：

假若我有众天神的绣袍，  

镶织着金光和银光，  

那些湛蓝、浅灰和深黑的绣袍，  

闪烁着夜光、日光和霞光，  

我愿把它们全都铺在您的足下； 

但我身无分文只有梦想，  

我已经把梦想铺在您的足下，  

请轻轻踏着走，因为您踏着我的梦想。

简言之，正如法国哲学家、作家吉尔·德勒兹（1925—1995）所说“si vous etes pris dans le rêve de l'autre,vous êtes foutu!”（如果陷在另一个人的梦里，你可就惨了！）当然，就像陷入他人梦里一样，我们也同样陷溺在真正的政治参与中。在写于1790年代中期的《学科的冲突》一文中，伊曼努尔·康德试图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困难的问题：历史中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他指的是道德与自由的进步，而非物质条件的改善。）康德承认，真实的历史是混乱无序的，其中找不到关于进步的清晰证明：试想一下，二十世纪既是民主与福利获得空前发展的世纪，同时也是大屠杀与古拉格发生的年代。

尽管如此，康德仍然得出结论说：虽然历史的进步无法被证明，但我们可以觉察到关于进步之可能性的预兆。康德认为，法国大革命正是指示自由之可能性的预兆。在大革命中，一件此前无法想象的事情发生了——整个民族的民众都开始奋不顾身地主张他们的平等与自由。在康德看来，比大革命中的血腥与暴力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一种热情与憧憬，这种憧憬从法国扩散开来，深深植入全欧洲甚至全世界的同情者心中：

近来热情高涨的全民革命的成败尚难料定，其中也不乏惨剧与暴行，但无论如何，它已在所有（并未卷入革命的）旁观者心中激起了支持的热情，这种热情——尽管在此因可能的危险而不便明说——只有人类心中的道德品质可以造就。2011年，当我们满怀热情地关注着埃及开罗解放广场上的起义之时，我们所感受到的，不正是同样的东西吗？尽管我们心中不是没有怀疑、恐惧与妥协，但在那充满热情的一刻，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我们分有着人类普遍意义上的自由。

在如今的历史主义怀疑论者看来，这类事件无非是一系列社会挫折与假象的产物，这样的动荡所导致的后果，往往会比产生动荡的局面更糟。然而，这些怀疑论者忽略了埃及的这个事件的“奇迹”本质：它的发生是如此出人意料，超出了所有专家的预期，就仿佛这场起义不是由于社会原因所导致，倒像是某个外在的推动者干预历史进程的产物，在柏拉图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个推动者称为“自由、公正与尊严的永恒理念”。这种奇迹般的事件也会以个人瞬时经验的形式出现。

作家豪尔赫·塞姆普隆（Jorge Semprún）是西班牙共产党员，1943年在流亡法国时被盖世太保逮捕。被捕期间，塞姆普隆目击了一卡车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波兰犹太人；那个最冷的寒冬，将近两百人被塞进一节货运车厢，在没有食物和水的火车里行驶了数日，到达集中营的时候，车厢里除了15个儿童之外，所有的人都冻饿而死，那些孩子是靠尸体的余温才活下来的。就在孩子们被从车厢里驱赶下来的时候，纳粹军官又放出军犬撕咬……很快，只剩下两名试图逃走的孩子：

小一点的孩子渐渐落后，盖世太保紧追着高声嚎叫，他们的狗也跟着嚎叫，鲜血的气味使他们癫狂。大些的孩子放慢了步伐，他过来抓住了小点孩子的手……他们一起跑了没几码……纳粹的警棍就落在他们的身上，两个孩子一起倒了下去，他们脸朝下摔在地上，两只手永远地紧扣在一起。

在此，我们不应忽略的是：那个冻结了的永恒瞬间，正是通过作为局部对象的孩子的手体现出来的：虽然两个孩子的肉体已经死去，他们紧扣着的双手却（就像柴郡猫的笑脸那样）获得了永存。我们不难想象这一幕在电影中应当是怎样的：影片的背景声仍然是现实的声响（两个孩子被棍棒杀害），而画面却定格在两只永远紧扣的手上——声音记录的是短暂的现实，画面则描绘出永恒的实在——在此，我们应该在严格的柏拉图的意义上理解这种永恒。然而，塞姆普隆叙述的经历与标准教科书中的柏拉图思想之间，存在一个显著的差异：按照对柏拉图的标准解读，理念是唯一真正的实存，而在塞姆普隆的叙述中，我们面对的显然是永恒稍纵即逝的虚假样貌。如何解释这种区别？

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中，大侦探赫尔克里·波洛（Hercule Poirot）发现，一个丑陋的护士与他此前在跨大西洋旅途上遇到的貌美女士实际上是同一个人：她只是带上了假发，并遮盖了自己美丽的脸。波罗的助手哈斯廷此时略带伤感地评论说，既然一个美丽的女子可以让自己显得丑陋，那么反过来的做法也是可行的，这样一来，男人对女人的痴迷又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受骗呢？

可爱的女人若如此不可靠，不正宣告了爱情的终结吗？对此，波洛回答道：“不，我的朋友，这恰恰宣告了智慧的开始。”这种对爱情的怀疑态度，以及对女性之美的欺骗性的认识，是不得要领的，事实上，女性之美是绝对的，它是绝对物的表象：这种美——无论是多么的虚假与脆弱——乃是位于实质性的真实层面，它流露和渗透着绝对之物，换言之，这种美的表象比其所隐藏的东西揭示了更多的真理。

在此，我们看到了那个甚至柏拉图自己也未必全然意识到的洞见：理念并不是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现实（事实上，柏拉图曾指出，那隐藏着的现实，只是些变动不息且容易败坏的事物）。相反，理念恰恰只是其表象，亦即形式本身。这让我想起数学里的吸引子（attractor）概念：吸引子是一种理想的形式或一系列状态的集合，这些形式或状态在特定的动力学条件下并不改变，而随着时间的变化，某个（根据动力学系统规则而运动的）变量会趋向吸引子变化。

可以说，吸引子的存在是全然潜在的：它没有独立的存在，因为它无非只是点或线所趋近的某种形状。然而，这种潜在性恰恰是这个领域的实在：那所有元素所环绕着的固定焦点——它是全然柏拉图意义上的“形式”，因为它正属于那种无法被现实完美地分有的“永恒”理念。

来源：《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