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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初三，是爹在时，年年过生日的日子。说来巧，娘的生日是二月初一，跟爹的生日只隔一天。娘曾经当着爹的面，笑着说，你爹的生日其实是蒙的！是他看我的生日跟二月二近，他眼馋，才说自己是二月初三的。到底啥时候的，你爹的爹娘都不记得了，你爹能记得？爹听着娘的话也不恼，拿手点着娘，嗓子里笑出声来，对娘说，胡扯八道，你那才是蒙的，我的生日就是二月初三！娘却也不理爹，把脸扭着，跟我们撇嘴。 爹在的时候，娘从来不过生日，只有在爹的生日那天，家里才会热闹一些。爹是从六十岁开始过生日的。那年夏天爹得了脑血栓，躺在了炕上，到转年二月初三的时候，爹已经能迈着小碎步子，在院子里踉踉跄跄地走了。手里有时拿着一绺柴草，有时拿着几根带叶的秸秆，在别人的跟随下，一步三缓地，送给圈里的那些羊们。爹的态度认真且固执，似乎没有他手里这些柴草，这些畜生就少了机会活下去一般。没有人敢劝爹，爹喜欢做的事，劝了，爹就会不高兴。后来那几年，这个镜头会经常出现：在房檐底下，阳光暖暖的，爹手里掐着一小把或两小把的干草，散落着小碎步子，很有节奏地走，看着我们，也不说话。我们零零散散的很多闲人，站在门边，或墙根下，看着爹，把牙露出来，悄末声地笑。 爹过生日，外人一般是不参加的。偶尔的，席上会有一两个亲戚。有一年，三叔的小女儿秀儿拎了酒过来，还跟姐几个一起照了相。秀儿比我小一岁，却比我要美很多，黑黑的眼睛，长长的睫毛，挺挺的鼻子。那几年三叔家在北山种了很多田地，日子久了，连家一起都搬了过去，只留个老房在村里。后来村子街道规划，老房又被割去了一间，剩了两间在那突兀地立着。三叔过不惯北山的日子，常常一个人回来住。那两间房先还好些，过了二三年后，便有些萎靡。有一次雨后我去三叔家玩耍，见那后墙的顶子上落下许多的土来，隐隐的，还能望见外面的天。那次秀儿也在家，跟我说，这样的屋子还怎么住人，吓也要吓死的。三叔是气管炎，夏天还好，一到冬天就喘得不行。三婶惦着三叔，常让几个孩子轮流回来照看。秀儿年年回来的最多，跟我接触的也最多。也就是那年，村里的一个还很不错的男孩找到我，让我转达对秀儿的爱意。秀儿却主意正的很，当即就回绝了，还说，她才不会嫁在老村，她受够了老村的劳累，嫁要嫁得远远的！那几年，老村正闹水患，她的拒绝倒也理所当然。后来秀儿还真嫁得很远，脱离了田地，在一个镇上卖服装，卖化妆品，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那年秀儿来给爹过生日，已经订了婚，挨着我照相时，我一逗她，她就把眼睛眯起来，笑得一脸地光彩。 那几年，大家总是在喝酒之前或之后，照一卷或两卷的相片。那时二姐和大姐的女儿都买了相机，只是不愿意取院子里些事的景，总是跑到院子外边，顺着土道，或贴着家里那个小商店的门脸，站成一排两排地照。照片上的人，大多穿的是暗色衣裤，发型也老式，假假的，看不出一点张扬。只是那表情还好，每个人的笑都很真实，那样子，就像昨天，一点都不陌生。有一年，二姐抓拍了几张，有一张的主角是四姐，照片上的四姐当时把脖子缩缩着，眼睛斜楞着镜头，一脸的坏笑，像小时做了坏事，故意惹别人注意一样。我和五姐六姐都扭了头去看，全露着半个笑嘻嘻的脸。后来有一年，村里闹腾着要搬迁，家里人才又珍惜了老房老院子的好。爹再过生日的时候，都倚靠着老房，照了许多的姿势。你拉着我的，我搂着你的，大人的，小孩子的，骑马的，坐在凳子上的······身后的土墙，被雨水淋得斑驳，灰灰的，映着每个人都鲜艳的脸，像老房里曾经的火盆，陈旧，温暖。 后来，爹瘫在了炕上，我们再拿着酒跟爹说，祝爹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时，爹连笑也不会笑了，眼睛木木地看着我们，一点表情也没有。娘挑软乎的菜喂给爹，爹胸前围着条毛巾，张着的嘴闭得慢了，那菜便从爹的嘴里流出来一些。有时还咳，脸憋得通红，菜和口水咳得满胸口都是。一屋子的人就都拿眼去看爹，直到爹缓过这咳来，大家才再接着喝酒吃饭。爹这个样子，又过了三个生日，便走了。 爹走后的第二年，在大哥家，我糊里糊涂地就把自己给喝多了。站在院子里，我看见大哥家的房子直直地在天上飘，那些鸭子鹅子，也都歪着腿，来来回回地，一撇一撇地走。我闭着眼睛，扶着墙哗哗地吐，那酒，有着流水的声音，从我的胃里，嗓子里喷出去。有好几只手拉我到炕上，他们说，他们拉我的时候，我只说，我没喝多，我只是想咱爹了。 那天夜里，娘跟大姐守在我身边，大姐说，这小老疙熔太小了，心里盛不了事。娘没说话，半晌，摸着我的脸，长长地打了个唉声。 那天，离爹的生日，还有一天。 作者：文润 摘自《通辽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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