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杨国强《两头不到岸》：在历史的因果之间，重现近代中国的徊徨

兩頭不到岸

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社會、政治和文化

楊國強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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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史家、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杨国强教授曾说：“历史是一个因果之中的过程……这决定了历史过程里的人物、事件、思想，只有置于因果、矛盾、分化组合构成的前后联系、上下联系、左右联系之间才能显示其本来面目。”这一观察被他化入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体现在《两头不到岸：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这部最新力作之中。

本书以隽永的文笔带领读者走入二十世纪初年的历史场景，将清季民初这一以“变法”为关键词的过渡时代，置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之中而通观前后”，以皇皇700多页的篇幅细致还原了由科举停置、变法立宪、革命共和与新文化运动串起的“一变再变”、“以变应变”以及其间的种种身不由己和仓促惶遽：数千年来的历史中国在层层分解中走向支离破碎；时人各自恢张的新法和西法在现实中国却一败涂地，就像当时的人说的：“旧宅第已毁而不能复建之，则惟有露宿。”这个过程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广泛程度造就了一种“速成的现代化”，另方面也带来了近代中国“最亢激的时代、最不安定的时代、最茫无端绪的时代和最趑趄徊徨的时代”。

本书最大的特点不在于写“事”，而在于写“理”；不追求写“新”，而追求写“深”。随事说理，睿见迭出，呈现了一个剧变、多层次而又充满矛盾、张力的过渡时代。

——王汎森（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梁启超在清末说中国处于一个“过渡时代”，那时似尚乐观。到他身历两次改朝换代，准备在国民党当政后“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拼”时，显然已感知到这个“两头不到岸”的时段还会很长。从废科举到新文化运动，中国如本书所说是“百变俱起，一变再变”。作者并未试图“净化”其间的驳杂与错位，而是以隽永的文笔展示出那种前波后波“互起互伏，波波相续”的“过渡相”，述说中国文化的曲折嬗蜕，是一本能见其大的重要著作。

——罗志田（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

《两头不到岸》后记

杨国强

三十多年前随陈旭麓先生学史，我是沿着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一代人留下的行迹和心路走入近代中国的历史场景之中的。这些人的人生内容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深相交融。从19世纪40年代初的中英鸦片战争到50年代末的英法联军之役，“二十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而后是以“借法自强”回应西来的冲击，那一代中国人怀抱“万不得已之苦心”移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于是从60年代开始，以造船造炮为起点而周延伸展，促成了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读史于此积年，旧作《从庚申到甲午：古今中西之间的冲击与回应》的关注所及，都在此三十年之间。

杨国强教授的老师、近代史学者陈旭麓先生（1918–1988）

“从庚申到甲午”，标示的是这个历史过程起端于一场民族战争，又截止于另一场民族战争。但与庚申年的英法联军之役留给中国人的“堂堂天朝，竟任夷队纵横，为之大哭”的“曷胜愤怒”和身当其冲的那一代士大夫背负“卧薪尝胆之志”力图自强而“御外侮”的制夷意识相比，则甲午年的中日战争以割地赔款为了局，而与割地赔款一时俱来，又比割地赔款更深更久地影响了后来的，则是中国的自我形象经此一战而在人心中的破碎。当日的时论对比中国和外国，言之断然地说：“观其宰相之谋成后战，则我之执政可耻；观其士卒之部伍严肃，则我之将帅可耻；观其儒者之鈎深索隐，则我之士可耻；观其田夫之蕃育稼畜，则我之农可耻；观其劳工之神明规绳，则我之工可耻；观其公司之操奇计赢，则我之商可耻。”可谓从上到下，人人都因全不如人而被置于“可耻”的一网所罩之中。由此发端，又有追索“中国之所以不振者”，推沿而及“二千年来之学”、“二千年来之政”，归咎于“华族之弱，不得不以宋儒为罪首”的深究痛责。之后是“近今风尚，竞谭西学，而有志之士，皆思变法”。

甲午战争后，日本人所绘《威海卫陷落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降伏图》

在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守定自我以效西法之后，这种否定自我以效西法，是翻然改辙的大变和引人深思穷想的大变。继之而起的已是另一个历史过程。多年读史，随庚申到甲午一路而来，则沿其翻然改辙而入深思穷想，我近十年来的关注所及也更多地移到了这个继起的历史过程之中。以时序说由来，自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期，中国人历经古今中西交冲的起伏不息，由庚申之变而初识变局，由甲午战争而身临危局，由庚子国变而直面残局。之后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变法、革命、立宪，共和次第而起，反照了浸灌而入的西潮催生出人心丕变，演化为剧烈的社会变迁。上个世纪40年代，蒋梦麟概叙这一段历史说：

由华东沿海输入的西方文化，却是如潮涌至，奔腾澎湃，声势慑人；而且是在短短五十年之内涌到的。西方文化在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正是盛极一时，要想吸收这种文化，真像一顿饭要吃下好几天的食物。如果说中国还不至于胀得胃痛难熬，至少已有点感觉不舒服。因此中国一度非常讨厌西方文化，她惧怕它，诅咒它，甚至踢翻饭桌，懊丧万分地离席而去，结果发现饭菜仍从四面八方向她塞过来。

上个世纪30年代，梁漱溟指述同一个历史过程，而意在抉其因果：

先是这老社会受新环境包围，感觉得有点应付不了，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所谓变化他自己，质言之，就是学一点西洋。不料这变化竟是变不得的。因其文化自身既达于极高度的妥当调和，改变一点，则其所以为妥当调和即不如初，好比配置稳洽，扣搭密合的一件东西，稍一变动，即见仄斜罅漏。所以这变化的结果除了让自身失其原有调和外，不能有何正面的积极的成功。环境仍未能适应，更觉着急，势必有再一度变化，再变的结果更是对内失调，对外不能适应。抑且从其对内失调，而对外更无力。数十年来变化不能自已，每一度变化辄引人更深度的崩溃，要想成功的却一件得不到（民治不成、党治不成、学校制度的失败、工业制度的失败等）。在这过程中，始所面对的原是外围环境，国际问题感触亲切，乃其后来，转成了对内问题。因内部失调严重，矛盾冲突日烈，其刺激自比较更直接，即从内部的矛盾冲突而促其社会构造崩溃，以其崩溃而矛盾冲突益烈，如是辗转无已。

前者说的是“五十年之内”的西潮浸灌而无从消受，外来不能化为内在；后者说的是“数十年来”的变迁剧烈而但见前颠后蹶，层层解体。

左：蔣梦麟（1886–1964）

右：梁漱溟（1893–1988）

西潮浸灌与变迁剧烈的两头交作，推倒了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始终恪守，旨在护持自主的“中体西用”，而后是20世纪初年中国人所直面相对的人间景象，已是因无体无用而世无定则，人无定见；因“新旧混杂”而“新旧交哄”；因“中国之变，古未有其变”而断离自古而来的“中国之学”；因四民无从归聚而各在一盘散沙之中；因政治结构的脱散而政潮起伏跌宕；因社会结构的脱散而人无安身立命之地，由此形成的世路无序，史事舛错，人物流变，使这一段历史不仅矛盾，而且杂乱；不仅五光十色，明灭无常，而且漫漶模糊，难识难辨。因此，以20世纪初年的中国为对象而求切近地认识那个已经远去的时代，则累年用功夫于这种矛盾、杂乱、五光十色和漫漶模糊之间，期能以历史本身来说明历史，我的阅读、思考撰述常常是与心长力拙之苦相伴相随的。但当此《两头不到岸》成书之日，返视多年付出的心力，因获益较多而印象尤其深刻的，则大半又是困而知之更多于学而知之。治史之苦乐俱在于此。而问题引出问题，就治史的题目来自历史产生的问题而言，我的问题、旨趣和关注仍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因此我的苦与乐至今仍在过渡时代留下的这段历史中绵绵延续。

2022 年12 月

目录

第一编 科举停置与后科举时代的知识人

第一章 天下有事功名多途和晚清科举入仕的逼仄

第二章 千年历史的一朝终结:科举造就士人和士议倾覆科举

第三章 学堂与社会之间:晚清末期的兴学和毁学

第四章 无从归聚:清末民初知识人的社会形象

第五章 从声光炎炎到前途失路:后科举时代知识人的生成和困蹇

第二编 科举停置与后科举时代的政治和文化

第一章 科举与民治

第二章 士人政治:科举制度下的权力与文化

第三章 从合一到断裂:科举停置之后的政治和文化

第四章 世无规彠:停科举与清末民初的朝野否隔和仕途失序

第五章 清末停科举与民初的反思停科举

第三编 清末筹备立宪和民初的共和困局

第一章 共和与一个分裂的中国

第二章 共和与一个社会解体的中国

第三章 移入的代议制度走到山穷水尽

第四章 代议政治和中国人的困而后知

第四编 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

引 论 

第一章 个人主义和新文化运动

第二章 个人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外在矛盾

第三章 思潮嬗蜕：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此消彼长

附 录 蔡元培的文化品格和民初中国的新文化

后 记

杨国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和社会变迁史，著有《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