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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要想认真去了解孔子，都会感到是一个难题，因为他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多面性，这多面性又结合为一个整体，任何方式的了解，都只能接触某一面或几面，终难窥得其全体。 同时，两千多年来，孔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早已形成种种的“变貌”，顺着任何的变貌去了解，与原始的形象，终不免有些距离。 但我们也知道，一个被奉为圣者的人物，永远找不到一个足以窥得其生命整体意义的妥当方法，能够讨论的是了解的态度，如果有了适当的态度，具体的意义可以任人自由去体会，不必求同，也是原则上不能一致的。 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我们这时代，对孔子的了解，竟有两种大不相同的形象和相反的态度。一种是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西化主义者所塑造的，他们不否认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因为他们要孔子负中国文化一切缺点的责任。 中国为什么没有民主？由于孔学；为什么没有科学？由于孔学；为什么有吃人的礼教？也由于孔学！一时间孔子成了众矢之的，传统时代象征神圣的庙堂，这时代变成万恶渊薮的“孔家店”。当然，造成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弄清楚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对它有一种同情的了解。 那个时候，整个的民族经历了七十多年的挫败和凌辱，政治和社会的现实，却牢得像一块化不开的冷冻僵固着（要了解这一时期的部分社会现象，可看胡适的《归国杂感》）；旧仇新恨结在一起，帝国主义和封建余孽又勾结在一起，任何一个关心国事的人，很难再保持平稳的情绪。 真正应该受到责难的，不是运动初期的那些知识分子，而是后来经过四十多年，仍不能察觉这个运动的弊病，仍不能治好这个运动后遗症的文化和思想的领导人。半个世纪的社会文化已历经巨变，这些领导人的心智却没有相应的成长，保持着当年的激情，这才是我们的不幸。孔子虽受难，但我们认为，只有像他那样伟大的人物，才配受这场大苦难。受难，恰恰表示着他的存在。 另一种态度，是新文化运动以后兴起的传统主义者所代表的，他们对传统的孔学，具有无比的热情和信心，相信孔子所创建的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不仅在过去是中国文化的主导，今后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仍将具有领导性的原理。因此，他们为孔子塑造的新形象，是一个圆满的圣贤型的孔子。 在中国历史上，虽有长期的儒、道和儒、佛之争，但从来没有发生过灭孔的危机。释、道两家崇敬佛陀和老子，同时仍尊敬孔子，或不时地把三者加以混合，最后终于形成三教合一的趋势。民国以后孔子所面临的挑战完全不同，造成这灭孔危机的，主要是因西方文化的入侵，因此，企图在这场危机中拯救孔子，为他建造新形象，仅依赖传统旧有的方式已嫌不足，而必须把这个工作升到世界级，把孔子纳入世界同型的人物中去讨论。 在少数传统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中，对这个工作做过长期努力，且已获得很高成果的，是唐君毅先生（这个工作，他有两篇代表作：其一是《孔子与人格世界》；其二是《中国之人格世界》），他把人格世界里的各种类型，做了全面性的探讨，这些类型依次是学者与事业家型、天才型、英雄型、豪杰型、偏执的圣贤型（包括穆罕默德、释迦、甘地、耶稣、武训），最后是圆满的圣贤型——孔子。 尽管唐先生说：“此六种人格型中，在后者之价值，不必皆较在前者为高”，事实上他的论证，大抵是要给人一个价值层级划分的印象，其他的圣贤属偏执型，中国的圣贤是圆满型，其间有高下之别，不是再也明显不过吗？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或是由崇敬的态度出发，唐先生对孔子伟大人格的体验，对孔子人格的一切描述和说明，都是极为感人的。尤其要了解，他的努力是在反传统的狂潮之后，中国在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文化长期侵略之下，民族自尊心尽失的时候，奋起为孔子作见证，他的工作实富有庄严的历史意义。 由于时代的刺激过甚，所以才有一位富有高度道德热情的哲学家，把他对孔子的崇敬之情推到极限，以求扳回在抨孔运动中所失去的。抨孔运动是诉诸浪漫的激情，传统主义者在对付它的时候，运用了相同的激情。二者的目的似乎相反，态度也有明确的对立，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有意和无意之间，都把孔子神圣化绝对化了，因为不论是功还是过，不论是伟大还是罪恶，都走向极端。 神圣化绝对化的结果，把孔子那坚定的自然人性的意象除去了。本来是一个充满人道热情和富人间性的孔子，在我们这时代激情的激荡之下，和我们之间产生了遥远的距离。因此，要把这两种态度改正过来，首先必须了解孔子是人：因为是人，所以必有其人格特质，有其限制；因为他是属于历史的，所以不能有适于一切的普遍妥当性。 这是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培了解伟人的态度，他在《伟大哲学家》一书中，讨论了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不但有深刻的分析，且有相应的体验。他让我们既认识到伟人的“共同基础”，又了解他们都是“独特的个体”，同中不碍其为异。 任何伟大的生命，必具有独特的意义，不能替代，甚至也很难模仿，但在超越了有限的自我所关切的终极问题上，就具有普遍的意义。 ——韦政通《中国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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