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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九年正月，在江西与太平军作战的曾国藩致函友人，云“闻近日修纂谱帙即当著书，郭筠仙、刘霞仙近亦尽心于此，吾乡谱学大盛矣。”此时，刘蓉在湘乡，且没有资料显示他与曾国藩在通信中谈过谱学，曾国藩如何知道刘蓉尽心于谱学？ 咸丰五年十月，湘军攻打被太平军占据的湖北蒲圻，刘蓉之弟刘蕃殁于此役。刘蓉负弟骸返乡，不复出。明年，主持纂修槠山刘氏族谱刘蓉系槠山刘氏第二十七代。再明年，曾国藩以丁父忧回籍。八年正月，过访刘蓉，长谈两日。春，刘蓉与郭崑焘访曾国藩。六月，曾国藩奉旨出山。可见，刘蓉与曾国藩谈谱学，当在咸丰八年的两次会面之时，彼时刘蓉正在修谱。刘蓉对曾国藩说了些什么，使他有“吾乡谱学大盛”之叹？“修纂谱帙即当著书”当如何理解？ 然而，现存刘蓉文字中没有专论谱学的篇章，含有谱学观点的文章数量亦极少。 在刘蓉修谱之前若干年，他曾为槠山刘氏鹤公房支谱撰序，谈及族谱的功用和重要性：“然则士君子苟欲为敦本明伦、收宗族、厚风俗之计，独有明谱系之一法而已。谱之作，所以尊祖宗，齐子姓，上以明尊卑长幼之序，下以联疏戚远迩之情，俾读者油然起追远报本之意，而兴孝悌慈爱之思焉。盖凡古昔圣王敷教善俗之道，胥于是乎在，其所系轻重为何如哉!”并指出更早的一部支谱存在的问题：“则凡生卒年月类多参差不齐者，则又未知其当日所以决去取之意，果何所据以为断也。”造成“参差不齐”的原因，在于“谱牒散佚，漫无统纪”，修谱者只能“采父老之传闻，取忆悃之纪录”以弥补阙失。彼时，刘蓉已经非常留意族谱中的乖错问题，并采取了“取各本参互校阅”的方法进行甄别。 此外，在为槠山刘氏族谱所撰《源流考》一文中，他表达了关于祖先世系这一问题的立场。 如何处理祖先世系，是每一部族谱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而相当多的族谱采取了“虚构”的手段。这种现象可谓源远流长。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世资”、“门第”是入仕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门阀世族非常重视修谱，谱学由此成为一门显学。南朝梁武帝萧衍未称帝时，向齐和帝萧宝融上表曰：“且夫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成雅士。负俗深累，遽遭宠擢。墓木已拱，方被徽荣。”《册府元龟·条制》说明当时出现了利用族谱伪造出身的现象。隋唐以后，门阀不复存在，科举成为取仕的手段，“朝为田舍郎，暮登登天子堂”，社会流动的藩篱被拆除了。然而，欧阳修看到：“世之谱其族者，往往有之，诞者上推古昔以为博，夸者旁援他族以为荣，不几于诬其祖乎!”《衡阳渔溪<王氏谱>序》宋时，修谱以士大夫为主，尚多此类现象。明清时，平民修谱蔚然成风，情况怎样呢？明宋濂尝云：“族之有谱，所以记所自出，实则为尊祖，偶则为诬其先而乱其类，不孝莫甚焉。近世之士，不察乎此，多务华而衒博大，或妄为字名，加于千载以上不可知之人，或援他郡异族之贵显者，以为美观，其心非不以为智，卒陷于至愚而弗悟也。”《题寿昌胡氏谱后》 可见，自魏晋南北朝出现私家之谱以来，攀援是不曾中断的传统。满足虚荣是重要原因，实用主义的考虑是另一个原因。一个氏族如果拥有显赫的祖上，对于提高自身社会地位显然是有利的。古代地方官常通过族谱了解当地民间情况，拥有高贵背景的氏族会给地方官留下好印象，这是人之常情。此外，各朝各代对名门之后实行优待，对民间心理当产生影响。如西晋时的占田荫户制，“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晋书·食货》又如孔、颜、曾、孟诸圣，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张栻、胡安国、真德秀等名儒，司马光、杨荣等名臣，官府对其子孙优免差役。乾隆间，宁乡县在对张栻后裔实施优免时注意到，“查张姓甚多，其中不无射影”《沙江张氏三修族谱》。“射影”指冒名诡寄。光绪间，一个叫曾纪南的人冒充曾国藩的侄子，在四川以为曾子后裔办理豁免赋税为幌子行骗见李超平、杨锡贵编《蒋德钧辑》。魏晋南北朝取士以族谱为依据，优待名人后裔制度的实施也离不开族谱。因此，在族谱中伪托名人、官员为祖先，虽然并不必然带来利益，但必竟是有可能的。就算不能带来利益，也没有坏处。认他人祖先为本族祖先，就是这种心理驱使之下的产物。 而刘蓉是藐视攀附的。他早年作《女萝》诗，就是批判攀附型人格： 岩岩千丈松，槎枒挺江表。 郁郁附生萝，托根在高杪。 弱杆互缠绵，柔丝自环抱。 自谓托身荣，濯濯矜文藻。 一旦斧斤加，攀条折彼筱。 委弃大道旁，生趣日以槁。 置身岂不高，寄生良可悎。 感此长太息，吁嗟尔小草 ! 后来他佐助曾国藩，而不取饷酬。曾国藩资金随他支用，而从不染指。还多次拒绝举荐。同治四年,翰林院编修蔡寿祺以“夤缘”之罪，参纠时任陕西巡抚的刘蓉。刘蓉回奏朝廷，有“幼承庭训，颇识礼义之归。壮游四方，雅以志操相尚。砥名砺节垂四十年，其于希荣慕禄之情，降志辱身之事，不待禁戒而自绝于心”之语，可谓一片冰心。 攀附之外，力求追远也是一种悠久的潮流。清人修谱追溯祖先至上古的情况很常见。如蒋德钧于光绪间所修《湘乡石龙蒋氏族谱》，以元代的荣臣公为一世祖，固然无疑。而以王莽时期名臣蒋翊为远祖，则难以置信。对前代族谱中的攀附，后代修谱者即使心存怀疑，也难以决然割舍，即使想割舍也会遭遇本族内部的强大阻力。而以刘蓉的品性，决定了他是不会迎合潮流的。槠山刘氏墨谱中也有攀附的情况，“隆万以来，墨本间亦有援唐以前闻人于泰嘉公上者，而旧籍无征”，刘蓉认为“未免妄援世胄，贻崇韬拜墓之讥”。他修谱时则“以迁湘始祖为断，自始祖前墨本所引荒渺而不足信者皆阙焉。”刘蓉《源流考》他对待“源”的问题是如此，对待“流”的问题同样如此。比如，有的墨谱记载知止园刘氏迁湘始祖是槠山刘氏第二代的大荣谱载迁江西的十世孙。刘蓉修谱时也未予采信。这是实事求是的精神。
槠山刘氏肇修族谱，图片提供：刘耀龙 咸丰六年，刘蓉开始修谱，九年工竣，历时三年。原计划修三十二卷，发谱时只有二十九卷，编号始于第四卷，也就是说前三卷没有修成。二十多年后，刘蓉子伯固主持续修，透露了肇修谱缺前三卷的原因：“惜时多故，迫朝命而未遑蒇事，前三册遂为阙典也。”《槠山刘氏续修族谱·叙二》 所谓“多故”，指太平天国运动导致的社会动荡，是刘蓉修谱时的时代背景。刘蓉天祖以下，俱为本邑名绅，热心地方公益，勇于任事。刘蓉继承了家族传统。太平军兴后，他与罗泽南等人组织团练，后入曾国藩幕赞画军事，再领兵与太平军作战。负弟骸归里后，仍然肩负地方安危。如咸丰九年，石达开军围宝庆，刘蓉率团练出防湘乡与宝庆接壤处的界江。 所谓“朝命”，则是导致修谱无法圆满的直接原因。刘蓉归里后，朝廷多次传旨，要其为朝廷效力。曾国藩、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等知交也轮番敦促。刘蓉离开军营不久，罗泽南即去信乞助。咸丰五年十一月，清廷命湖南巡抚骆秉章饬刘蓉赴军营。六年正月，曾国藩要刘蓉“应诏而出，万不可以少缓”。春月，朝廷谕刘蓉赴罗泽南营。在国家危难面前，家族事务只能退居次要。修谱工作遂因此而终止。 修成的二十九卷全部是齿录，连序言都阙如。尽管如此，还是足以显示刘蓉不走寻常路的谱学探索。 后唐同光二年，槠山刘氏迁湘始祖元贵公由徐州徙桂林，再于北宋初年由桂林徙湘乡。至刘蓉修谱之时，槠山刘氏在湘乡占籍近千年。在彼时的湘乡，历史如此悠久的移民氏族并不多见。因此，如何使其悠久具有信服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槠山刘氏的“旧章故籍为累朝兵火散遗略尽，幸赖逝忆之存，得以悉其原本，而错乱舛讹，不一其词，用是纂述艰焉。”《槠山刘氏续修族谱·叙二》。刘蓉如何以这些 “错乱舛讹”的墨稿为基础，析疑订讹，去伪存真，从而达至“信”的目标呢？ 多年前，刘蓉在阅读鹤公房支谱时，运用了“取各本参互校阅”的方法。此次修谱，他的考订进入到更深的层面。 在参考文献的种类上，除了墨谱，他还利用了军册、墓碑、捐碑、地契，以军册的利用最为突出，《槠山刘氏族谱》中有数十处引用了军册的记载。军册是记录军户信息的簿册。明制，“各府州县类造军户文册，遇有勾丁，按籍起解。”《明会典·兵部·军政》民册内有祖军者为军户，得造军册，可与民籍黄册互相查对，为清军、勾军提供便利。刘蓉利用的军册应该是其明代先人填报军册留下的底稿。
成于道光间的墨谱 在考证方法上，他不仅仅利用文献资料，还开展田野调查，对墨谱记载的先人墓葬开展了全面清查。先人坟茔很多没有立碑，大多没于荒草，只能凭墨谱的记载进行搜寻、甄别。由于历史久远，陵谷变迁，地名变化，加上旧谱记载大多简略，寻访殊为不易。清查先茔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凝结族谊，同时还起到考察墨谱的作用。以前十代为例，墨稿载有墓葬信息的有十七人，其中十人的墓葬得到核实，说明墨稿关于墓葬的记载是可信的。 另一方面，刘蓉对墨稿中存在的疑点也不避讳，主要是先人的生卒时间。槠山刘氏的墨稿大致分为明隆万之际的旧本和清初的新本两个体系。刘蓉明白指出了旧本、新本的矛盾之处，并分析原因：“各逝忆所载生卒年月，多无时代、年号之别，而甲子干支又多乖错，辑录者不知校对比排，而率意添改，或因朝代不符而妄易年号，或因年寿不合而妄改干支，但取一字之偶同，不顾全编之失实，由是以讹承讹，而舛谬益以滋甚。”刘蓉认为旧本相对更为合理，“故特取旧说列诸齿录，非其显然错讹者不敢意为增改，以踵前人之谬而致吾慎重传信之心。而新本及各异同之说亦为备录而附着于后，俾后之续斯举者尚有以考其得失云。”见刘蓉纂修《槠山刘氏族谱》。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来自刘蓉纂修《槠山刘氏族谱》再次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明代史学家、谱学家章学诚认为谱学“亦史部支流” 《刘忠介公年谱序》，修谱要坚持史家“书实之义”《高邮沈氏家谱序》，“事必信而有征”，“惟其谨严之至斯，乃所以敬其先也。”《高邮沈氏家谱叙例》刘蓉不是史学家、谱学家，但他的修谱实践与章学诚的思想很契合。尤为可贵的是，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他都赋予了《槠山刘氏族谱》独特的价值。形式上，他不为传统的齿录体例所囿，在齿录之间大量插入按语。这种做法可谓创举。内容上，他将“求是”的过程在族谱中完整地呈现出来，并传递出丰富的史学内涵。 北宋建隆初，槠山刘氏始祖元贵建宅于万宝坪娄底市娄星区万宝镇源于此放水仑下、丘陵之间的一片开阔地，“面前田垅自槠山塅来，堂局宽展，对岸月形山弯环作案，两旁罗城围绕，星峰朗列，亦阳宅之胜处矣。”《槠山刘氏续修族谱·宗祠志》宋时的湘乡，地广人稀。万宝坪在县西，远离本邑政治文化中心，人文无可言。槠山刘氏第四代的兴杰建善积寺，建宅“泗州堂”，其子子雷号泌潭居士，可见是丰裕耕读之家，为蛮荒乡野增添了一点人文气息。至清代，槠山刘氏人口繁盛而集中，“我族子姓萃处，庐舍相望，自非转徙他乡侨居异地者，去宗祠皆不逾二十里。”《槠山刘氏续修族谱·宗祠志》“庐舍相望”，可知万宝坪的景观与九百年前元贵建宅之时已大为不同。 刘蓉修谱时组织族人清查祖茔，发现自其始祖占籍以来，万宝坪一带的地理发生了很大改变，给清查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墨谱记载元贵之墓在谭家山，然而无人知其所在。“谭家山失传久矣，今岁正月节后，始于雷家大塘下湾老屋左侧山内得之，其上曰谭家脑，今称太㜑脑，其下曰谭塘，今废为田，而名固在也。其左曰谭家冲，冢在冲口谭塘背上，堆迹隐然，方向符合。”更可诧异的是，“环是山左右居者皆刘氏子孙也，故老但传为祖冢，而不知谓谁。盖公之葬距今八百八十有六年，子姓虽繁，而屡经鼎革兵燹之后，无复知其处者。”寻访元贵墓虽然不容易，终究还是幸运的：“迩岁访求殆遍，乃于无意中遇之……吾族嗣裔始获以盂羹麦饭岁祭于墓门，而稍伸其报本之思。”而有的祖茔反复寻求而不可得：“翘首故庐，凝眸四望，不知府君体魄之藏，究依何处？岁时展省，无所适从，惟有望乡遥祭，致吾子孙哀感之诚而已。”
元贵墓，笔者摄于2018年秋 与地理改变同时发生的，还有地名的改变、消失。第十一代的添璝葬于芦茅洞墈上，而芦茅洞之名已为麻阳洞所替代，经多次寻访才发现其墓。又如，“老子畲今失其地，或云即今桥头冲瓦子畲……故今土边田间虽有古冢两堆，实为巳向，而未敢据以为信。或云今槠山段右石牛屋场旧名老子屋场，智先房葬坟屋后者，逝忆尚仍其旧称，云葬老子屋场后，安知屋后之畲非即当日老子畲耶？” 地理、地名变化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导致。如元贵墓旁边的谭塘“废为田”。还有山地变为田地的：“逝忆所载智先公裔葬万宝坪，丁山癸向者多在此间……上下左右多辟为田。”有屋场变为田地的：“徐汉吾屋今垦为田，曰屋场丘。”有坟地变为田地的：“或传屋下手故有坟，久废为田。”这些地理变化都是人力所造成，且都发生在明清两代。盖彼时人口大量增加，不扩大田地无法养活新增人口。而人口越多，人与土地的关系越紧张，人与人的关系越复杂。 刘蓉在族谱中记载了不少因坟争地而产生的冲突关系，有本族之间的纠纷，有异姓之间的矛盾，甚至有寺庙与乡里的争夺。北宋时，槠山刘氏第四代的兴杰建善积寺，其子命犯关煞，出家于此。槠山刘氏有不少先人葬于善积寺附近，葬墓信息自然以善积寺为参照。但有的墨谱中，编写墨谱的僧人将“善积寺”写成“东山寺”，刘蓉通过对照另外的墨谱发现了这个秘密：“其不称善积寺而称东山寺者，寺僧以刘氏族大丁繁，一经指出祖坟，则山场难复占据，故为迷离惝恍之词以乱之……当时合族逝忆皆出寺僧之手，年代皆久，子孙习为故常，不复寻绎其说，由是数代祖茔沦殁于荒烟蔓草之中，不知为谁何之墓矣。”这个事例说明，旧谱中的错讹之所以很多，盖与“当时合族逝忆皆出寺僧之手”有关，亦可见湘中乡间的修谱行业，寺僧曾经扮演着重要角色，专业谱匠完全取代寺僧，刻印完全取代墨稿，应在清中期以后。 对于地理、地名之重要，刘蓉必定深有感受，因此在族谱中特意记载了不少相关信息。如地名异称，“油罗坪、游乐坪、油榨坪”，“严家冲、言家冲、聂家冲”，“麻阳洞、麻油洞、麻园洞、麻羊洞”等等。如地名变迁，老子畲—瓦子畲、老子屋场—石牛屋场、寒婆坳—禁山仑、严家冲—梽木山、青山冲—紫草冲等等。如地名由来，嗣先屋场、阿公山、虎阿公畲、智祖山、玺阿公牌、淇阿公山、冬深山、琼祖山、汉太公山、汉祖山、荙公山、太婆山、周太婆畲等地名来源于槠山刘氏先人的名字，它们亦是槠山刘氏历史悠久的证据。族谱还记载了离万宝坪不远一处叫“蓝田”的地方在湘乡，非涟源之“蓝田”：“今查大麦园屋左、田心湾下手历称蛇形，蓝田在其嘴上，正值大路右侧，近虽改称蓝丘，然查现在管田印券尚仍蓝田旧名，盖当日种蓝之故地也。”此“蓝田”地名如果产生于明中晚期，则可能是繁荣的江南纺织业影响下的产物。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地名，却可能与国家经济发展有着内在联系。参见拙文《万宝坪·蓝草坪·烂草坪》 古代湘乡虽然自秦汉已接受王化，但长期与“蛮夷”接壤，故受其文化影响很大，今天湘中“唱太公”的古老风俗，就是梅山文化的遗留。槠山刘氏的太公“法魁太祖”为第八代的先仲，南宋人，娶山瑶，“逝忆或于先仲府君名下注云即法魁太祖，今先宅之建于元明间者，往往塑存遗像，每值旱疾疫则祷焉。”从这条记载来看，南宋时“唱太公”风俗已在湘中盛行，这对研究湘中的民族、文化融合是有参考价值的。参见拙文《文化融合的屐痕—读槠山刘氏族谱》 刘蓉在族谱中大量引用了军册的记载，目的在于考订先人的生、卒、配、葬。但他没有停留在这个层面，而是进一步透视家族命运，审视国家制度。由此，我们看到明代军户世袭制度如何摧残槠山刘氏一族。谱载槠山刘氏第十代的一达，元末明初人，“甫弱冠而派隶军伍，更名刘胜，赴岳州卫所，于役多载。明洪武五年，调拔长沙卫。七年，调赴广西桂林卫。”按明代兵制，其后裔世袭军户。当一达无法服役时，其三子轮流往卫所服役。长子添璝洪武八年（1375年）赴桂林卫所服役二十年。随后，三子添福赴桂林卫所，后调北京，在建文三年（1401年）的“靖难之役”中战殁德州，年仅三十五。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次子添财虽年已六十，亦不能免，在桂林卫所服役七年后，年老力衰，只得雇义男代服十三年。添福之子鉴先，生于广西卫所，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战殁。有明一代，槠山刘氏“战殒疆场、老死戍所者先后相踵。而领军事者不除其籍，节次催督，罔间年代。至天启、崇祯之末，尚奉上官檄传勾取军人刘胜后裔，按户敛费，岁输钱帛，雇人替代。逮明社既屋而后，祸始息焉。每读先世所为军册谱，辄为喟然太息，如读杜甫《石壕吏》诸诗，不知有明军政之弊，何以至斯极也！”刘蓉以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背景下的征兵制度作对比，激烈批判了明代军户世袭制度：“予考明代兵制，初无父子世及之条，而先人一涉其籍，被其毒者且三百年，有司之奉法不谨，吏胥之流弊滋纷，当事第弗深察，夫孰知遗祸之烈无终极哉！予为备书于篇，俾览者知先世徭役之苦，法令之苛。而比岁军事繁兴，所在征兵募勇，然里巷晏然，不知有征调之扰者，幸生圣明宽大之时也！”
槠山刘氏族谱齿录中的按语 刘蓉对明代军户制度的批判固然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他作为湘军元老，亲历湘军从无到有到壮大的过程，对明清两代兵制的优劣应该是看得比较清楚的。湘军兵源以湖南为主，湖南兵源以湘乡为主，槠山刘氏又是湘军的重要来源，而刘蓉却有“里巷晏然”、“圣明宽大”之叹，可见当时清廷和湘军领袖所采取的募兵制还是比较合乎人道的。 因为人多地少，或者社会动荡，槠山刘氏明末已有少数迁蜀的情况。清初，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中，槠山刘氏有大量人口迁蜀，落籍地包括金堂县、开县、三台县、射洪县、中江县、巫山县、云阳县、盐源县、通江县、万县、重庆、巴中县、奉节县、清溪县等。多有几家人同行移民的情况。“献有九子，其五往蜀……乾隆五十二年宙在蜀命男松寄家书，录其三代生卒葬处。”“时德兄弟往蜀后生齿颇繁，嘉庆初曾寄书于兄时行，录其后嗣生齿。”“（德传、德俭）两房之裔徙居蜀者几半焉。”清初的移民主要为了土地，可能还和天下初定，地方混乱、吴三桂叛乱、农民负担繁重有关。“康熙初载，而徭役之苦，民间至有卖妻鬻子者，良由地方僻远，政教未敷，民困于官吏之诛求，而无所控告，逮吴逆既平之后，朝廷慎简，疆吏勤求民瘼，闾里始有更生之庆矣。”槠山刘氏移民中有饱学之士，对当地文化进步贡献很大，为百姓所怀念：“必上在盐源课读，多载门下士举茂才、登贤书者至数十人，捐馆之日，白衣冠扶榇会葬者络绎于道，为置守冢之田，建祠祀焉，风义殊足尚矣。”有迁蜀再迁鄂者，在颠沛流离之中仍保持耕读的传统。志义迁蜀居巫山，“后流寓湖北巴东青滩等处，课徒自给。”志文携妻、子迁蜀居夔州，其妻在志文卒后“因教匪之乱，携子自蜀徙居湖北宜昌巴东县”，其曾孙有华为太学生。 概而言之，刘蓉的谱学实践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建立家族“信”史。这种理念及其精神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是非常可贵的，即使在今天依然如此。今天有多少修谱人敢于抛弃那些飘渺无据的高贵祖先呢？为实现这种理念，他做了缜密细致的案头工作，组织族人做了大量艰苦的田野调查。郭嵩焘云：“摭其茔兆可纪者，寻求地道，翦剔荆莽，搜得其碑碣百数十所，分领之各房，俾其子孙世守焉。”《槠山刘氏续修族谱·叙一》可见工作量很大，显示了刘蓉的卓越领导力。 其次是超越家族史。《槠山刘氏族谱》有强烈的史学色彩，这是一般族谱所缺乏的。它次第呈现了自宋迄清的一些重大事件，展示了一种动态的历史过程。刘蓉在族谱中留下的关于地理、地名、军册、军户、服役、移民的信息，对区域史乃至国家史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他站在自觉的史学立场来纂修族谱，即以史学态度考察家族史，以史学意识编辑家族史，以史学思考观照家族史。以家族史展现区域史，以家族命运折射历史沧桑，格局开阔，思想深沉。 可以说，《槠山刘氏族谱》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都超越了传统的族谱。 它不只是一部族谱，还是一部史书。 这就是曾国藩所云“修纂谱帙即当著书”、“吾乡谱学大盛” 的含义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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