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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寿潜曾入张之洞幕府，这种说法流传很广。1979年版《辞海》采用了这种说法，1989年版《辞海》将它摒弃了，而1994年出版的《孙中山词典》仍然采用了这种说法。多年前，已有学者明确指出汤氏未曾入张幕，如陈志根：《<辞海>中的汤寿潜》但此事来龙去脉迄今未见揭示。 此事和袁昶密切相关。袁氏字爽秋，浙江桐庐人，1876年进士，历任户部员外郎、徽宁池太广道、总理衙门章京、江宁布政使、光禄寺卿，官至太常寺卿。庚子事变时，因反对用义和团，而与许景澄、徐用仪、立山、联元同被处死，史称“庚子五忠”。后平反，谥“忠节”。 1892年，壬辰科会试，汤寿潜登进士第，袁氏为同考官，且汤氏的策问由袁氏选定呈览。1893年下半年，汤氏主讲安徽当涂翠螺书院。袁氏时任徽宁池太广道，汤氏入翠螺当为其所荐。1895年4月，汤氏任安徽青阳县令，仅三个月，以亲老辞，时间虽短，而官声颇著。1896年1月，时任直隶津海关道的盛宣怀欲聘汤氏，托袁氏劝说，汤氏恶盛氏品行，不应。9月，皖抚福润请旨调汤氏入皖省清赋总局。1897年4月，清赋总局差使结束，汤氏归浙。 袁对汤是真心赏识。1895年11月，当新任皖臬的赵尔巽向袁氏询求洋务人材时，他推荐了汤。汤在清赋总局当差时，顶头上司就是赵尔巽。1897年5月，袁在日记中写道：“汤蛰仙兄书来，不特有才学，为皖中同僚之冠。观其语言书字，福泽亦未可量。”此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急需人材，而袁氏作为门生，自然积极为其物色。6月，袁致书张，推荐了汤氏和夏震武两人。对汤氏，他如此描述：“详观其人，天姿忠信笃实，神敛气静，与时贤不免挟矜气者迥乎不同，洵如函丈所评志远学博、究心时务、有用之才。函丈生平公忠体国，以人事君，如汤令者，试之吏事磨礲，必成大器，此足以挽回气运之才，得列药笼中，乃上品要药，卑末非敢妄叹也”。谓汤氏具挽回国运之才，可见评价之高。 随后，张一方面命袁往萧山对汤进行敦劝，一方面托萧山令朱惠钦去函劝说。 与此同时，正在湖南实施新政的陈宝箴也相中了汤氏。陈之新政，其子陈三立为助手，在网罗人才、兴办新式教育方面出力尤多。5月，陈三立至沪，可能与汤氏见面，并索《危言》。6月，汤将《危言》寄汪康年，托其转交陈三立。大概在这之后，陈宝箴向汤氏发出了延请之信。 9月中旬，汤氏赴皖。18日，抵芜湖，寓袁宅。袁得知陈宝箴等人亦欲请汤，劝汤应张之洞聘，并致函张，说“汤君蛰仙，内行笃敬，才高而晓济时务，某帅亦颇招致之”、“今门吏亦力劝汤君婉谢北溟而归心南岳，专赴钧召”。20日，汤氏往鄂。在鄂仅停一日，23日离鄂。24日，张之洞电汪康年：“汤蛰仙大令寿潜来鄂，谈甚洽。昨已赴沪，请挽留贵馆，三四日作一文，取其持论正大，既可分诸君之劳，兼以救他报新奇之弊。在鄂时，汤已许可。每月由敝处筹送薪资四十金。”当时，汪康年在上海与梁启超等人办《时务报》，张为金主。时为张幕客的钱恂也有函致汪，谈及“汤蛰庵坚不就鄂馆。南皮令助主《时务报》笔，而南皮出修，所有鄂报作罢矣。” 从张电、钱函可知，张氏欲在鄂办报，想请汤氏主持，汤未答应，张只好请其为《时务报》撰文，鄂报计划遂流产。至于汤氏为何不愿留鄂，主要原因应是离家远，不方便照顾双亲。十多年后，不赴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之任，主要也是这个原因。 汤氏到沪后，汪康年有电复张，谓“汤大令已由报馆延请，月作文，如论”。但汤氏最终并未入馆。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而其原因从相关人员的信函中可略窥一二。钱恂致汪函，有云“但求汤、梁各任其事，而不争，乃善全”，表明他对汤、梁能否和谐有所担忧。谭嗣同致汪函，则云“汤蛰庵，嗣同素欣慕其人，而不曾一见，主笔一席，应否延请，悉出钧裁。至谓此事关涉外人干预报馆，所虑极是。复钱信虚与委蛇，极得体。大抵贵人好以权势迫人，而应之者惟以拖延二字，绝不与之触迕，彼自无可如何，此官场之秘诀也。”所谓“贵人”，指张之洞。从“虚与委蛇”一词可知，汪、谭对汤入馆抱着消极的态度。明确表明不支持此事的是张元济，致汪函说：“抄念劬（笔者注：即钱恂）信已悉，能却之最妙，蛰亦非平正人也”。 汤氏当预见到自己入馆会引起人事纠葛，这应是他不入馆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后，张氏未再有聘汤之举。 综上，汤寿潜曾入张之洞幕府这个说法，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张聘汤，不是要其作幕客，而是主持办报，二是汤并未应允张氏之聘。 而对于袁昶的知遇之恩，汤氏是铭记在心的。袁死后，汤有挽联：“孰谓中原无人，极今古未有变局，居然转圜，还仗先生曾抗三疏之力；庸知正命非福，莽乾坤到处横流，谁与共济，自怜后死未定千秋若何。”一年后，汤氏与沈曾植、劳乃宣、陈豪等人联衔，呈请浙抚代奏，为徐用仪、许景澄、袁昶建祠，未果。又八年后，与朱祖谋、陆元鼎、张元济、刘锦藻、杨晨等人联衔，再次呈请浙抚代奏为三人建祠。遂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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