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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坐》是《论语》最有文学色彩的一段文字。孔子在四位弟子的陪侍闲坐中，启发弟子各言其志，无意中透露出儒家的礼乐思想，人物形象鲜明，特别是曾晰“舍瑟而作”的动作和言志的一段话，历来受到人们的激赏。在以记录只言片语为主要形式的《论语》中，《侍坐》中有比较完整的事件，可以看做是生活性叙事的滥觞。中国古代重视历史记载，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在《左传》时就已经成熟了。但和历史散文写作目的不同，《侍坐》不是为了追求历史的真实，而是为了记言，在记录言谈往来的过程中，做了一些人物神态和环境的点染，叙事结构不过是言语往来的必然外化。《齐桓晋文之事》从叙事的角度来看，也是记录了齐宣王和孟子的对话过程，但这个过程也是靠一问一答来推进的，虽有时间的线索，但主要是逻辑线索。齐宣王一开始问“霸道”，孟子回答儒家不讲霸道只讲王道，进而引导齐宣王认识到齐国也可以实行王道，最后还给出了施行王道的具体措施。这种文章的写作目的不是为了叙事，而是为了发表见解。可以看做一种比较粗糙的议论文的形式。《庖丁解牛》一篇奇妙的文字，它有明确事件，但是叙事的目的却在于说理。对庖丁解牛的场面的描写，对庖丁言语的描写，对庖丁神态的描写，构成了完整的事件。但是这些都是作者借用来说理的手段，不是写作的目的所在，写作的目的是为了传递庄子的“养生”观念。故而，人物语言的言外之意应该收到重视。这三篇文章共同的特点是：都是在言语的推动下行文的，也是通过人物言语来传递信息的。这样说，可能有些不咸不淡。说的直白一点，言语本身是文章的核心和目的。和第二课《烛之武退秦师》、第三课《鸿门宴》对比来看，不难发现，第一单元在介绍古代散文的两个重要类型：记言和记事。而第一课的选文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记言”。从历史的源头来看，在社会发展比较缓慢的情况下，必然是重大事件比较少，而在重大事件中 “训、诰、誓、命”等重要言语往往是推动事件的动力，故而被详细记录。再后来，总结社会生活经验的文字（如《老子》《论语》）受到重视，记言就越来越发达，成篇大段的记言文字《孟子》就出现了。从历史的传承来看，中国古代对记言有很好的传承，语录体的形式虽然有很大的缺陷，但是也有它的优点。我们看到，汉赋大多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这个传统一直影响到苏轼的前后《赤壁赋》。我们在第一课里，和学生一起探讨一下记言中“言”的作用和“对答”方式的作用就很有必要。这可以使学生对“语言”和“对话”有更为深刻的认识。首先，“言为心声”。子路说“千乘之国……由也为之”，孔子问志，子路言志，表达了自己的远大志向。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表达了他想建立霸业，一统天下的心理。这种表达，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像曾晰的言志时的一段话，就非常含蓄，不明说自己的理想，千百年来言人人殊，耐人寻味。其次，言中见人。子路言志，先说“千乘之国”，又说“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困难重重，逐步加码，最后还做了保证“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无不显示出他的自信满满。他把“有勇”作为第一目标，把“知方”作为第二目标，也可见他“尚勇”的个性。再次，言中有意。这里的“意”指的是作者的写作意图和超出写作意图的普遍意蕴。在子路言志之后，孔子哂笑了一下，冉有和公西华的言志内容就大有变化，都谈到了如何以礼治国，且变得一个比一个谦虚。学生在老师面前回答问题，肯定都要符合老师平日所教，才能获得老师的赞赏。虽然孔子对这两个学生有所批评，但并没有否定他们“为国以礼”的思想，能看透这一层，也就能把握孔子的思想观念。站在《论语》创作的立场上看，宣扬孔子的“礼乐”思想，那是必然的。所以，挖掘构成个人语言的底层思想，也应该是语文教学必须传授的技能。庖丁在解牛之后所发表的一通言论，是对自己解牛技术的深刻总结，从写作意图看，是指向“养生”的，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庖丁的话中有丰富的意蕴，远远超出了“养生”的范畴，这就是内涵丰富的文字的丰厚底蕴。再说“对答”。对答中有互动。这种互动推动了话题的延伸拓展。孔子的“如或知尔，则何如哉”启发了学生的回答；齐宣王的“可得闻乎”引发了治国的话题；文惠君的赞叹推动了庖丁的回复。不难看出，一问一答，是在单一记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一种复杂形式，出现了过程和思路，而不再是单纯的结论，这为文章由语录体走向篇章铺平了道路。最后，“言”的方式值得揣摩。《侍坐》中，人物之言直陈其意，简洁明了；《齐桓晋文之事》中用比喻、排比等方式陈说自己的意思，追求语言的冲击力，言辞的修饰中透露出了更高的语言技巧；《庖丁解牛》本质上是借言叙事，讲述了庖丁自己技术的进步过程，我们可以完全让这个过程脱去“对答”的外壳，可以看出，“对答”的形式已经渐渐失去了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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