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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宗藩分封于各地，长期生活于各地，其禄粮供给完全由地方赋税承担，因此，宗藩问题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地方的社会问题。明朝初年制定的宗禄供养制度为明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至嘉靖年间，随着宗藩人口的膨胀，明朝各地官府相继陷入了全面的、无力解脱的“宗禄困境”之中。山西宗藩的情形颇具代表性。  在“宗禄困境”中，地方官府与宗藩集团成员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拖欠与反拖欠的争端。这种“宗禄困境”与争端成为明朝中后期的财政危机与社会危机的主要动因与表现形式 之一。 明朝中后期“宗禄困境”的出现，其根本症结就在于明朝初年确立起来的宗室供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宗室成员不得参与科举，不得从事四民之业，完全依赖所在地方官府提供的禄粮生活。洪武年间亲王初封之时，诸位亲王们所得封禄的种类与数量十分庞大。  如洪武九年（1376年）二月丙戌确定诸王公主岁供之数，其中规定：“亲王岁支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疋，行丝三百疋，纱、罗各一百疋，绢五百正，冬、夏布各一千疋，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茶一千斤，马匹草料月支五十匹。”如此惊人的封禄数量，真有将天下财物全部收归朱门子孙之势！  至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闰九月庚寅，子孙成群的朱元璋限于朝廷财力，不得不重新确定宗禄标准：“亲王岁给禄米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附马二千石，郡主及仪宾八百石，县主及仪宾六百石，郡君及仪宾四百石，县君及仪宾三百石，乡君及仪宾二百石”。 根据时人王世贞的推算，每位宗室成员的禄粮的平均值每年五百石，即“酌禄之中，人各得五百石，益万人是益五百万石粟也。”  而与明初制定的百官岁禄相比较，正一品官员仅为九百石，正二品官就降为六百石，而正七品则只有八十石。平均而言，每一位朱姓子孙都可得到相当于从二品官员的封禄。 明朝宗禄供养制度的确定，使得宗藩人口数量与宗禄需求数量形成了十分明确而直接的对应关系，即增封一位朱姓宗室后裔，明朝地方财政就增加一份禄粮支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各地藩府及其依附人口急剧增长，其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宗禄需求数量的激增。与其他省份的藩府相比，山西宗室人口增长最快，因而禄粮需求数量的增长也最为迅速。  明朝洪武及永乐年间，朱元璋的三个儿子晋王朱棡、代王朱桂、沈王朱模先后开府于今山西省境内，建立起三大藩王系统，被称为“山西三大府”。朱棡为朱元璋第三子，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封为晋王，十一年（1378年）就藩太原府（治今太原市）。 晋王与秦王等作为分封较早、实力强盛的亲王，封禄数量最为庞大，初为五万石，后改为一万石，后又减为九千石，全支本色禄米；  朱桂为朱元璋第十二子，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封为代王，开府大同府（治今大同市）。朱桂分封时禄粮为两千石，后增加为六千石，米、钞中半兼支；朱模为朱元璋第二十一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封为沈王，永乐六年（1408年）就藩潞州（后改潞安府，治今长治市）。沈王初封为三千石，永乐时增为一万石。本色六千石，折色四千石。  宗禄增加的过程，也是宗藩所在地区赋税负担增重的过程，而各地区征收的赋税数量通常都有固定的限额，而宗禄供给数量的迅速增加必然为地方财政带来沉重的压力。由宗禄增加而引发的地方财政困难在山西很早就表现出来了。如弘治七年（1494年），山西巡抚张敷华就请求增加解池盐课以补宗藩岁禄，其原因便是“时宗室日繁而山西累岁荒歉，禄米多缺故也”。  至弘治八年（1495年）五月己亥，山西巡抚顾佐又在上奏中称：“山西分封宗室独繁于他省，亲王、郡王、将军至郡、县等主毋虑千余。岁禄七十七万有奇，递年修治第宅，工价亦至数万，况地临各边，州县供亿刍粮动以百万计，频年被灾，军民疲敝已极。乞照周、唐二府事例，第宅令其自造，庶几民困少苏。”山西宗藩人口之繁盛，也引起了朝野的高度关注。 如庆成王府保持着生育数量最高纪录，据弘治五年八月山西巡抚杨澄奏言，当时庆成王生有子女九十四人，孙一百六十三人，一个郡王家族所支禄粮就超过了十万石。  随着禄粮需求数量的增加，经济相对窘困的地区受到的压力也就比较突出。山西境内供求矛盾突出的地区首推塞上大同府（治今山西大同市）。代王系统的岁禄均由大同府所属州县输纳。限于当地客观条件，代府成员的经济状况原本就较为困窘。“盖代府僻在穷边，各宗资身无计，贫苦之状，委与别府不同。”  然而，代王府系人口增长依然相当惊人，如至弘治年间，代王府一系已生子五百七十余人，女三百余人，由此给当地军民带来负担非常沉重。如弘治十五年（1502年）六月庚戌，给事中王盖所在奏言中称：“大同一城，郡王、将军、仪宾等有始居其半，其军民遂至无所容，粮储亦几于尽。宜择近便州县以处郡王、将军、仪宾及其亲属。不然，亦当增大同粮额并展其城池，请行巡抚、巡按等官勘处奏闻。”  一城之中，半城竟为宗藩家族所居，以至于当地军民无立足之处。又如正德十六年（1521年）九月，大同巡抚杨志学在上奏中称：“代府宗支繁衍，大同一府常赋不足以供藩禄，诸宗往往告匮。”因而请求将大同库中所存官店银及山西布政司所存盐银拨支宗禄。可以说，至弘治、正德年间，大同地区所征赋税已无法满足代府禄粮的需求，必须借助其它财政收入进行抵补。换言之，代府禄粮需求量已突破了当地赋税所规定的份额（通常称为“岁派”或“岁额”），需要其他财政资源的调济，这也就是“宗禄困境”出现的初期特征。 如果说弘治、正德年间出现的“宗禄困境”只限于局部，那么，至嘉靖初年，全国范围的“宗禄困境”已经形成，凡有宗室分封的地区大多无力全数支给所需禄粮，且相差数量已相当惊人。对如此严峻的情形，不少朝臣忧心如焚，溢于言表。 这些奏疏从多方面为我们展现了“宗禄困境”所造成的种种危机景象。如嘉靖八年（1529年）二月庚午，翰林学士霍韬在上言中指出：“太祖初定天下，封建亲藩，禄制有差，固欲世世享太平也。百六十年，宗支日广，禄粮不给。将军、中尉而下，奏告禄粮者屡至矣。······夫土地税入不能加多，宗藩子孙日益繁衍，禄粮所由不给也。······是故昔也以一郡而供一王，今以一郡而供数千百人矣，禄粮所由不给也。.·····赋入有限，禄粮无穷，再数十年，何以图善其后？”各省之中，山西禄粮供求矛盾是最为突出的省份之一，因此，明朝大臣在论及“宗禄困境”时也多援引山西宗藩为例。 又如嘉靖八年（1529年）六月癸酉，霍韬等人在讨论天下藩府人口膨胀问题时，特别援引山西藩府问题为例证：“洪武初年，山西惟封晋府一王，岁支禄米一万石，今增郡王、镇国、奉国、将军、中尉而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位，岁支禄米八十七万有奇。由一万石增而至八十七万石，则加八十七倍矣。及查山西额田，初年四十一万顷，弘治十五年存额三十八万顷，减额者三万顷矣。禄米则由一万石增而八十七万，额田则由四十一万减至三十八万顷，此山西额数也。举山西而推之天下可也。” 又如嘉靖十三年（1534年）九月乙酉，户科都给事中管怀理等在上言中讲到：“迩者，宗室相率人京奏乞禄粮，越禁犯例，固宜切责。但臣等遍阅其状，无非饥寒迫切，婚丧废礼，穷戚之故。及查天下粮额岁入率不给。如山西晋、代、沈三府岁用禄粮九十五万六千有奇，岁派不过八十四万二千余石，即此一省，天下可知。嗣后支派愈广，禄粮愈多，宗室贫苦至极，岂可坐视困弊，不为区处？”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十一月，欧阳铎在上疏中又痛陈宗藩问题，他指出：“永乐间增封亲、郡王、将军四十一位，女二十八位，通计百二十七位，未为多也，而当时禄米已不能全给，沈府才本色六千石·····今各亲、郡王、将军、中尉，计九千八百二十八位，女计九千七百八十三位，通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位，其位数多国初一百五十倍··...且民间税粮有减无增，岂惟将来莫知所处，即今在在已无措矣。即如山西一省，存留米麦一百五十二万石，而宗室禄米该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一省存留八十四万石三千石，而宗室禄米一百九十二万石，是二省之粮，即无水旱蠲免，升合俱完，犹不足以供禄米之半，况官吏俸廪、军士月粮皆取给其中，如 之何其能供？”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月乙亥，御史林润又提出了关于宗藩问题的长篇奏言，其内容与欧阳铎奏疏大致相同，且所引数据也近乎一致，如称：“今天下之事极蔽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故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不啻倍之。即如山西存留米一百五十二万石，而禄米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存留米八十四万三千石，而禄米一百九十二万石。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已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这份奏言因论述较为全面深刻，为李春芳《宗藩条例》、龙文彬《明会要》等多种著作所转引，而其晚于欧阳铎所上奏疏近十年，故其奏疏中的数据还应以嘉靖三十二年为限。 明朝宗藩成员的禄粮是由各地的税赋供给的，而各地官府收取的赋税又是定额的、相对有限的，那么，随着宗藩人口的膨胀，宗禄供给需求必然会在某一时间超出当地百姓及地方财政的供给能力（主要表现为赋税数量），这种状况称之为“宗禄困境”。当然，判定是否出现“宗禄困境”，还需要一个较为客观的识别标准。 我们看到，明朝诸位大臣在论及“宗禄困境”时，采用了几种不同的判别标准，有些标准是不尽确切，或缺乏类比性的。如霍韬以宗禄数量与土地数量的消长相比较，两者之间虽存在密切关联但缺乏比较的直观性。不少大臣在奏章中常将每年各地转运京师的漕粮总数（即四百万石）与宗禄总量相比较，这种方式也缺乏很坚强的说服力。 在明臣诸多奏疏中，欧阳铎的奏言深中肯綮，最具说服力。无法否认，各地官府所征收的赋税数量是衡量宗禄供给问题的最重要指标，也是判断“宗禄困境”形成与否的主要依据。明朝全国及各省的税有着相对固定的数额（见表一）。有明一代，山西省的赋税收入并没有很明显的增长，甚至有较明显的下降，正所谓“有减无增”。 地方赋税按其分流趋向分为起运、内拨、实存留等数项，地方官府真正具有支配权也就是最后剩余的实存留数额，而这也是一个吏俸、军粮、禄粮的最主要供应源。据欧阳铎奏疏及林润疏文，山西地方每年存留的数额为提供的数据为152万石，这应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临界点。 又据《万历会计录》卷七提供的数据，万历六年（1578年）山西夏税约为591951石小麦，实存留约为443610石小麦；秋粮约为1722851石米，实存留998484石米，存留合计为1442094石。比嘉靖时存留数额又减少了近8万石。与赋税与存留数额相对停滞与下降的趋势相对鲜明对照，随着人口的膨胀，山西宗藩的禄粮需求量在迅速提升。如现存关于明朝宗藩数量最详备的一份资料，是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所提供的隆庆初年《玉牒》统计数。 根据其提供的宗藩人员数量与禄粮供给平均标准，我们可以大体推算出当时山西宗藩的禄粮需求总量为4763620石，为山西二税存留数量（152万石）的3倍多（见表二）。据《万历会计录》卷三二提供的各王府“岁用约数”，山西三大府受封成员合计为7058位，岁用本折禄米为4637618石，也相当于当时二税存留数量 （1442094石）的3倍多。 就现有的数据而言，从弘治初年到万历初年，山西地区禄粮需求量的年增长率也在不断变化。如从弘治八年至嘉靖八年的34年间，禄粮增长率为3.6‰，从嘉靖八年到嘉靖十三年的5年间，禄粮增长率升至19.0‰。而自嘉靖十三年到嘉靖三十二年的19年间，禄粮需求增长率竟高达64.2％。 可以说，这段时间也是山西禄粮需求量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全面突破存留临界点（即152万石）的时期（见表四）。按64.2％的平均增长率逆推，从嘉靖十三年开始，不到8年的时间，即到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以前，山西地区的禄粮需求量已突破了152万石的存留临界点。当宗藩禄粮需求数量与所在地方二税存留数额持平时，证明该地不仅陷入了全面的“宗禄困境”，且“宗禄困境”已至无可挽回之境地。 山西地区整体性的“宗禄困境”至嘉靖二十年左右已全面出现，且成无法逆转之势。实际的情况似应更早一些，如据嘉靖初年霍韬奏疏，当时山西地区已累计拖欠王府禄粮1478852石，而这已相当于山西二税一年的存留数量了。 又嘉靖末年山西布政使王宗沐所上《山西灾荒疏》云：“比臣查得本省税粮，原额二百二十八万七百余石，其派在大同者约五十万，宣府者一十七万，三关者（即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三十三万，各王府宗仪禄粮八十五万，而加征脚价马草不与焉。宣、大、三关，民知紧急，虽椎剥肤髓，犹未敢缺。至于王禄位数日增，而粮解不继，即令俱完，犹不足数，遂令各宗连年缺支，自三十九年夏季禄粮，今尚未给，去年饥疫死者几二百位。”这里原额数量减去宣、大、三关岁派之数，也就是山西省赋税的存留数量，即130万石左右，其中硬性拨给王府禄粮仅有85万石，这与宗禄应得的数量相差已相当悬殊了。 可以说，当嘉靖晚期万历初年，山西王府的禄米需求量大大超出了其岁派数量，或相当于山西本省税粮存留额的数倍时，那么，这些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具备实际支付的意义了。我们看到，与山西省的情形大致相同，就全国范围而言，自明初以来，以米麦为主的赋税数量长期处于停滞甚至下降的态势之中，因而在明朝后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财政及供给危机。 如嘉靖二年（1523年），御史黎贯指出：“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余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余万石，今少二百五十余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宗禄的激增无疑是加剧明朝后期财政与供给危机的重要因素。 隆庆五年（1571年）六月丁未，栗永禄、杨家相、张国彦等人又在上奏中指出：“以天下通论之，国初，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今则《玉牒》内现存者共二万八千九百二十四位，岁支禄粮八百七十万有奇。郡、县主君与仪宾不与焉。是较之国初，殆数百位矣。天下岁供京师者止四百万，而宗室禄粮不啻倍之。是每年竭国课之数，不足以供宗室之半也。”在全国整体性财政危机的境况下，山西宗藩也根本无法从其他省份得到接济与帮助。 为了应付宗禄不支的困难局面，山西各级官员也曾千方百计进行调济，无奈杯水车薪，于事无补。如盐政为山西地方官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以盐银抵支宗禄便是最常见的通融方式。“山西地狭民贫，用繁赋重，禄米俸粮，供亿不敷，每赖盐利补助。”在文献中经常可以发现官府用盐利抵宗禄的事例。如嘉靖十四年（1535年）三月庚寅，“以山西宗禄缺乏，诏将河东运司盐引，召商买纳，并所司堪动官银相兼抵补，后不为例。” 隆庆二年（1568年）六月甲申，山西乐昌王充熏奏：“禄粮积负数多，贫不能存。乞拨两淮残没盐引救赡。”户部诸臣提议：“国家盐引，专以济边，屡经建白，宗藩不得奏讨。惟有代州库贮盐银可以借支。”穆宗于是下旨拨给一万两。应该说，这些调济措施的负面影响是相当大的，不少地方官员对此持反对意见。如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正月壬寅，山西巡按王远宜又在奏言中声称“藩盐改支已极不可为训”。 其实，在供需严重失衡的现状背后，还隐藏着更加复杂棘手的问题，因为大量资料证实，王府中未请名、未受封的宗室后裔大有人在。请名是请封的前提，请名不成的宗室子孙是无法得到禄米的。如正德十一年（1516年）三月癸卯，曾负责调查山西宗藩事宜的太监蒋贵等人在上奏中称：“旧制宗室男女年及十五即与婚封，有司输纳禄粮，亦有常期。近年以来，当婚封者，具启郡王，非赂不行，而官司复多求索，以致女有过三十，男有过二十而未婚者，旷怨日深，致伤风化，盖不独庆成一府为然，山西、河南诸王府尚多有之。” 有些郡王甚至故意阻挠本族人员请封，如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八月辛酉，隰川王朱俊栢因停勒本宗室130余名子女请名请封而受到罚禄的处置。而这已是他第二次因拖延请封之事而受罚了。另一方面，即使这些请名请封的奏章有幸上达，但又因人口增长过快，事务繁杂，以致于“卷簿如山”，不免长期稽留不下，也就根本无法及时加封赐禄。但是，从另一方面设想一下，如果这些没有名封的宗室后裔都得到封禄，明朝各地的禄粮需求又将达到怎样庞大的数量呢？ 又如何起鸣在隆庆初年上奏中称当时朝廷有“两大事”：外之边防，内之宗藩；比较而言，宗藩更加棘手：“近按《玉牒》实在之数，亲、郡王、将军、中尉及未名未封与庶人等项，共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一位。郡县主君仪宾不与焉。其视国初分封之数何止万倍，总计岁支禄米八百六十余万石，较之漕运四百万石之入，又不啻倍之。······国家覃思宗室，全在名封婚礼不失其时。今据《玉牒》所开，将军而下未名者八千八百位，未封者五千二百位有奇。” 何起鸣提供的数字较为奇特之处，就是列出了宗藩中未名、未封者的数量，那么我们可以推知，在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一位宗室成员中，又有一万四千多位属未名未封，数量接近总数的一半。未名未封者尚没有得到禄粮，假想这些宗室成员都受封得到应有禄粮，那么明朝地方官府需要支付的禄粮数量自然远不止八百六十余万石了。 严峻的现实已将明朝官府逼上了绝路。然而，恶梦远远没有完结，“宗室新封一位，禄米新增一分，年复一年，无所底止。及今不处，则病国、病民、病宗室，无一可者。”“今在国家则苦于供给之无措，而意外之变可虞；在宗室则苦于禄粮之不给，而颠连之状可悯，上下公私两受其困，此无他故已，良以恩施寡节而输供之策穷，禁缚太严而资生之路绝。” 因此，以山西为例，从嘉靖初年开始，到嘉靖中叶（准确地讲，在嘉靖二十年即1541年左右），山西宗禄需求量激增，不仅突破了地方赋税中岁派宗禄份额，而且迅速接近并超出了山西地方军政运转赖以维系的赋税存留总量。同时，明朝中央财政及其他省份又无力支援与调济，由此，宗藩所在地区官府一步一步地陷入了因宗室成员剧增而引发的“宗禄不给”的“宗禄困境”之中，并呈无法逆转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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