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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我们讲了吐蕃在川西的扩张，其中提到了两个知识点：
第一个是吐蕃的首轮疆域扩张集中在禄东赞父子掌权时期，从禄东赞征服白兰羌、吐谷浑开始，到论钦陵自杀为止。
在这个阶段里，吐蕃的疆域向北推进了250公里，向东推进了500公里。也就是说，向东的扩张比向北收效更显著。
第二个吐蕃军队的攻击路线，很可能是从安多地区随着河道从南北向南进军，先攻川西，再攻云南。
这就是所谓的“吐蕃通蛮之路”。
在吐蕃极速扩张的过程中，川西诸羌无力抵抗，大多倒向吐蕃，成了吐蕃军队的向导和先锋。
这就是川西羌的悲哀，唐蕃两方的实力太强了，他们实在无力左右自己的命运。
但跟川西羌不同，还有一支可以影响康区格局的力量，却在唐蕃对抗的背景下，左右逢源，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他们不但在唐蕃对抗中受益，还发展成了一个拥有75万平方公里西南大国，这就是南诏国。
这期我们就来讲讲，这个剑南棋盘上最重要的砝码！
云南和川西一样，自古以来就是部落林立的地区。
在云南东部 (包括滇池地区) 至贵州西部，分布着 “东爨[cuàn] ”和 “西爨”。东爨统治的主要是乌蛮，又称 “东爨乌蛮”；西爨统治的主要是白蛮，又称 “西爨白蛮”。
“爨”这个字极其复杂，三十笔画才能写出来。
以前有个字谜：“兴(興)字头，林字腰，大字底下用火烧”，说的就是这个“爨”。
“爨”是个象形字，本意是“烧火做饭”，不知为什么成了一个指代地方的名词。
在东汉末年的时候，班氏因功受封于爨地，这些南迁而来的汉人就以爨做了姓氏。这就是《爨龙颜碑》里写的，“采邑于爨，因氏族焉。”
到了蜀汉时期，爨氏已成了南中大姓。东晋在云南设过宁州，但实权却掌握在爨氏手中，号称“开门节度，闭门天子”。
东晋以后，爨氏内部因争权而导致分裂，这就是分为东爨、西爨的原因。
隋开皇四年(584年)设南宁州，委任爨氏贵族和各部酋长为刺史，来对诸蛮部实施羁縻统治。之后，爨氏首领两次叛乱，隋朝派兵打击，爨王和其子爨宏达，都被抓到了长安，爨氏独霸一方的局面遭到了终结。[1]
唐朝建立之初，就开始下手经营云南。
武德元年(618年)，李渊重置南宁州，委任爨宏达做昆州刺史，并且允许他把父亲的遗骨带回故土安葬。爨宏达非常感激，率部归附唐朝。到武德三年(620年)，爨地诸部皆归附唐朝。
武德七年 (624年)，唐朝在云南曲靖设南宁州都督府，下辖十六州。南宁州都督府的设置，标志着唐朝对云南东部地区的统治已逐渐稳定。之后在武德、贞观年间，南宁州都督的职务一直爨氏家族成员世袭。
但这种平静的关系，在天宝年间被打破。
天宝四年( 745年)，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奉命开始筑安宁城，筹划开通步头路。
唐军筑的安宁城（安宁县）位于滇池之滨，姚州之东，既是洱海东部几条交通要道的交汇地，也是滇东、滇南等地的东部门户。
修建步头路本来是为了对付日益东扩的吐蕃。
希望修一条可以联通安南都护府（今越南河内）的大道，方便一旦云南有变，可以从周边调兵、调粮。
此路修通后，安南唐军可长驱直入云南腹地，再利用战略要地安宁城为据点，使唐朝的几个军事重镇连成一气。
但这条交通线要从南到北纵贯爨氏的控制区，引起爨氏的极大恐慌。他们认为这是唐朝在有计划，有步骤的，削弱爨氏家族的影响力，最终目的是要夺走他们的地盘。
再加上，安宁城出食盐，按《云南志》记载: “安宁城中皆食盐井，深八十尺，城外又有四井，… 诸爨蛮皆食安宁井盐。”
唐朝在安宁筑城，也等于是断了爨氏的财路。
于是他们联合当地诸蛮，以唐朝官员“赋重役繁、政苛人弊”为理由，击杀安宁城的筑城使，捣毁了安宁城。[2]
为了平息爨氏之乱，唐朝姚州都督府与云南王皮罗阁共同出兵。
皮罗阁表现得特别积极，蹦着高的带兵东进。最后在东西夹击之下，爨氏势力被彻底碾碎。这个横行西南400余年的政治势力，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平定爨氏家族的过程中，皮罗阁表现最佳，收获也最多，他所代表的势力，就是位于洱海之滨的南诏国。
在今天云南北部以洱海为中心的大理平坝区，就是所谓的“西洱河地区”。
这里的主要居住民是西洱河蛮，在族属上属于白蛮范畴。他们已经有比较发达的农业生产，有城郭、有文字、语言大致与中原相同。但政治上分散，没有统一的政权。[3]
除此之外，在西洱河周围，还有六个属于乌蛮的部落。他们在经济文化上比白蛮落后，这就是所谓的 “六诏”(乌蛮称王为诏)。
这六个乌蛮各自为政，互不隶属。
其中蒙舍诏地处最南，故称南诏。
《新唐书·南诏传》记载：“南诏，或曰鹤拓、曰龙尾、曰苴咩、曰阳剑，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夷语王为诏，其先渠帅有六，自号六诏。曰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蒙舍诏。蒙舍诏在诸部南，故曰南诏，居永昌、姚州之间，铁桥之南。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
唐朝在稳定住爨氏的关系后，马上就开始继续向西拓展。
武德四年(621年)，唐朝就两次派使臣到西洱河地区招抚诸蛮。但由于缺乏一个类似爨氏，可以一锤定音的家族，导致进展不是非常明显。
一直到了贞观年间，四川盐源县以南的诸蛮，还是不太折服。唐朝对这片族群有个统称，叫“松外诸蛮”。
贞观二十二年 (648年)、高宗的永徽二年(651年)，唐军两次西征，大败松外诸蛮。显庆元年(656年)，西洱河蛮酋长率众内附，唐朝的触角伸入了洱海东部。
麟德元年(664年)，唐朝在弄栋川置姚州都督府(云南姚安)，统辖滇西洱河诸蛮。
注意姚州都督府设立的时间节点，此前一年禄东赞在青海灭亡了吐谷浑。
也就是说，吐蕃在向北、向东扩张，而唐朝在向西南扩张。
这种扩张一直持续到了武周的长寿年间，位于哀牢山附近的永昌蛮归附，至此唐朝已在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统治。
就在唐朝经营云南的同时，吐蕃也在积极向云南扩张。
区别仅在于唐朝从滇东南下手，而吐蕃则是从滇西北下手。
关于吐蕃进入云南的时间，唐史里面提过一句，就是安戎城被吐蕃占领后，“西洱河诸蛮皆降吐蕃”。
安戎城建立的时间为 678年（仪凤三年）左近，因此有的学者以这个时间为基准，认为最晚到680年，吐蕃势力已经渗透到了洱海周边地区。
也就是说，唐朝知道吐蕃的进军方向，是从北向南，顺着康区的河谷南下。
但康区不是只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河谷，吐蕃通过西部河谷南下，唐朝很可能并不清楚。
有些学者认为“吐蕃通南诏之路，大体说来是从拉萨东行，经工布地区进入芒康及四川巴塘一带，然后再向南顺江而下，沿着澜沧江与金沙江之间的河谷地带，进入滇西北地区。”[4]
如此一来，就完全绕过了唐朝的控制区，唐史里记载的时间可能要晚于吐蕃进入云南的时间。
赵心愚老师认为，吐蕃在唐朝建立初期就威胁西洱河地区应不大可能。这种威胁的出现，应该结合吐蕃王朝扩张的过程来推断。
分析汉文史料中的记载，吐蕃威胁西洱河一带的时间只能在7世纪 五六十年代，不会晚于664年姚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
正是因为出现了吐蕃的威胁和挑战，唐朝才将经营西洱河地区的姚州府升格。同时他还认为，滇西北的迪庆州及丽江一带，远在西洱河以北，尤其是迪庆州，地处高原之上，与西藏昌都和四川甘孜相连。
吐蕃王朝崛起后，跨越横断山脉，沿河谷南下，应是先控制了昌都和甘孜，然后再往南推进到迪庆和丽江一带。
当其完全控制了丽江至鹤庆、剑川一带后，才可能对西洱河一带真正构成威胁。因此吐蕃进入滇西北的时间，应该早于对西洱河构成威胁的时间，定在公元7世纪的50年代初或稍前。
如果赵心愚老师的推断准确的话，大家知道这个时间点意味着什么吗？
公元649年，或650年，松赞干布去世的时间。
在他去世之前，吐蕃可能已经拿下了昌都地区，给之后禄东赞的继续扩张打下了基础。
这就我们之前说的，吐蕃有一个庞大而缜密的作战计划。
这个作战计划由松赞干布亲自制定，在禄东赞手里得到了完美的实施。
等到吐蕃进入西洱河地区，他们要面对的就是洱海六昭。
六昭之中，施浪诏、浪穹诏、邆赕[téng dǎn]诏位于洱海之北，越析诏位于洱海之东，蒙巂[guī]诏位于洱海西南，蒙舍诏位于洱海正南。
从史料记载上看，吐蕃在进入西洱河地区后，和唐朝爆发激烈的争夺。
第一条史料来自于唐史：
《资治通鉴》记载“（永昌元年）浪穹蛮酋傍时昔等二十五部，先附吐蕃，至是来降；以傍时昔为浪弯州刺史，令统其众”。
永昌元年是公元689年，这时候浪穹昭都已经有过一次从弃唐投蕃，到弃蕃投唐的轮回了。
很显然，吐蕃南侵首先受影响的是洱海之北的三个昭。
第二条史料来自敦煌的藏文文献：
《大事记年》记载，“及至兔年(703年)，赞普赴南诏，攻克之，是为一年”。
赞普传记里也记载：“赤都松赞普……又推行政令及于南诏，使白蛮来贡赋税，收乌蛮归于治下。”[6]
应该说赤都松赞在云南的拓展相对其他地方来说，算是比较有成效的。我们上期说过了，吐蕃王朝的第一轮扩张，起于禄东赞执政，止于论钦陵自杀。
赤都松赞掌权之后，不再信任边疆将领，转而亲自领兵作战。
在短短几年里，他在699年攻河州、700年攻凉州、701年洮州和松州、702年攻茂州、703年征服“绛域”（纳西族生活区域）[5]
但这些进攻的收效很差，攻河州无功而返，攻凉州被唐休璟打了个六战六捷，攻茂州被陈大慈打了个四战四捷。
只有在云南，收效比较显著，拿下了“绛域”。
但在第二年，大事记年就记载，“及至龙年(704年)……冬, 赞普牙帐赴蛮地，薨。”
《西藏王统记》也记载：“（赤都松执政）二十九年，卒于南诏”。
第三条记载还是来自于唐史：
《新唐书·吐蕃传》记载，“神龙三年（707年），诏唐九征为姚巂道讨击使，率兵击之。虏以铁絙[gēng]梁漾、濞二水， 通西洱蛮，筑城戍之。九征毁絙夷城，建铁柱于滇池（洱海）以勒功。”
这段记载里有两个关键点，首先是唐军摧毁了吐蕃建在“漾、濞二水上修建的铁索桥和城寨”。
漾、濞二水就是今天的漾濞江，它从丽江发源，向南流经剑川、大理，最后汇入澜沧江。
吐蕃能够在漾濞江上修铁索桥，足以说明吐蕃已经在滇西北站稳了脚跟。说到吐蕃在云南建桥沟通大江两岸，最有名的例子，还不是这座漾濞江上的铁索桥，而是跨越金沙江的神川铁桥。
这座著名的铁桥位于金沙江的迪庆、丽江段，桥西岸在香格里拉市的上江乡，桥东岸在丽江市玉龙县的塔城乡。[7]为了守护这座铁桥，吐蕃在金沙江两岸建了两座铁桥城，同时还在附近设了神川都督府，成了吐蕃经营云南的大本营。
从位置上看，神川铁桥在北，漾濞江在南，由此也可以看出，吐蕃从北向南进入滇西北的路径。
这条史料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唐九征立的铁柱。
在唐朝时期，似乎立铁柱记功是个惯例。
吐蕃曾经在恒河边立铁柱，南诏王也在弥渡县立了“南诏铁柱”，再加上唐九征立的“唐标铁柱”。
不过唐九征立的“唐标铁柱”现已难觅其踪，而南诏王立的“南诏铁柱”尚在，于是很多人就把二者混为一谈了。
其实，这两个铁柱年代相差甚远，“唐标铁柱”立的时间是707年，“南诏铁柱”立的时间已经到了872年。
另外，立柱的目的也不一样。
在昆明大观楼上有一副清朝人写的楹联，全长一百八十个字，号称“天下第一长联”。
其中下联里用“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来比喻中原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经营。而南诏王立的铁柱很可能是根祭祀柱，其中包含了彝族的树神崇拜。[8]
所以，两根铁柱的时间、地点，寓意完全不同。
虽然唐军的打击很成功，但远征的唐军撤回后，吐蕃势力卷土重来。《资治通鉴》记载，景云元年（710年），监察御史李知古再次奏请朝廷出兵，平定投降吐蕃的姚州洱河蛮，随后又请筑城，列置州县，对群蛮课以重税。黄门侍郎徐坚认为不可，久必生变，但李知古不听。
结果李知古要杀姚州群蛮首领，掠其子女为奴婢，群蛮怨恨，首领傍名引吐蕃军杀李知古，以其尸祭天，由是姚州道路断绝，连年不通。
也是在这一年，唐蕃之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唐睿宗脑袋一抽，把河西九曲之地送给了吐蕃。
从这两件相距不远的事件上看，滇西北的连番争夺，似乎并没有影响唐蕃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唐蕃绵延百余年战争的主要节奏，一边打，一边谈，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互不影响。
滇西北这种反复争夺的局面，弄得唐朝心烦不已，相比滇东地区，爨氏家族的一锤定音，唐朝觉得有必要在洱海周边，也扶持一个强有力的盟友。
他们选择的这个洱海“爨氏”，就是南诏。
参考书目：
[1]、《吐蕃王朝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_李中和；
[2]、《试论天宝战争与开步头路》_陆韧；
[3]、《8世纪前后吐蕃势力入西洱河地区问题研究》_朱丽双；
[4]、《西藏古近代交通史》_平措次仁；
[5]、《唐蕃关系史研究》_林冠群；
[6]、《敦煌藏文文献所见的南诏及其与吐蕃的关系》_杨铭；
[7]、《吐蕃南诏神川铁桥》_冯智；
[8]、《“南诏铁柱”非“唐标铁柱”考辨》_邓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