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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纪念的时代。到处都是提醒，博物馆、纪念碑、纪念馆，还有一些旧地址，一处处废墟，甚至每一个纪念日，都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失去的东西。然而，正如马上察觉到的一种悖论，我们的纪念恰恰证明了我们在失去，而且这种纪念正是我们逐渐丧失的原因——我们甚至开始纪念新的东西，在纪念日当天的纪念，第二天就草草失去；在博物馆纪念的东西，离开的瞬间我们已经失去；在废墟中感受到历史的怀旧，被旁边日益飞高的高楼大厦消解掉了。纪念正在成为一种形式，而记忆和历史在这种纪念中生存的空间日益萎缩，逐渐化约成了一组组毫无感情的数字和日期。 总有一天，我们不再纪念已经失去的东西，而是纪念我们的正在失去。正如2010年因病去世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所言，在树立我们应该记住的某件事物的原件或者复制品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在冒进一步遗忘的风险——在制造代表整体的象征物或遗物时，我们轻易地使自己坠入了幻觉”。纪念成为了一道定期唤起怀旧情感的风景物，与我们真实的历史体验无关。事实上，对大部分人而言，历史已经远去，我们眼中看到的是灯红酒绿的现在以及未来。历史是陈旧的风尘，是无关的过往，是陈年往事，是一堆废墟与旅游景点的风景，仅此而已。对大部分人而言，忘记过去并不意味着可耻，反而意味着摆脱了沉重的羁绊，带着轻逸的身影召唤未来。大众并不想了解历史，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愈加荒诞与可笑的宫廷剧和历史剧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喜欢改变历史的面目，更加适合现在的口味与生活，至于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子，大众也不在乎。更为可怕的是，这种对历史的无知，很多时候源自官方与统治者的默许，意识形态是最高的历史。我们需要简化历史，抹杀历史的细节，让历史成为一种区分敌我的标准，以及成王败寇的可怕逻辑。 正是从这种纪念与遗忘的对抗斗争中，我们需要一种历史学家的立场。朱特的《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代表了一种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真实态度：历史学家所做的不只是记住历史，而且要负责纠正错误的记忆。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这是一场记忆对抗遗忘的斗争。朱特在《追忆似水年华：法国和他的过去》中这样解释历史学家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历史学家所面对的，的确就是记忆。而我们长期以来一直从事批评和纠正官方的和公众的记忆，因为官方的或公众的记忆都服务于它自己的目标。再者，在书写同时代的或接近同时代的历史的时候，记忆是一种关键资源：不是因为它补充细节和视角，而是因为人们记住和以往的东西，以及对记忆的使用，也都是建造历史大厦的砖石。” 这里值得提及朱特独特经历，他属于那种精英式的历史学家。家族是东欧犹太人，1948年生于英国伦敦，就读剑桥国王学院，留学于法国高师，还在年轻时在以色列的基布兹农场参加过集体劳动，感受过革命的消散与伪革命的激情，也领略到革命虚无之后对各种主义的失望，当然，还有知识分子这个独特群体的陨落和狭隘的精英意识。朱特说他在国王学院接受的是一种精英教育，“我的国王学院是战后英国社会精英阶层的缩影”。但是这种精英的教育，无关狭隘的自视甚高的精英知识分子，朱特后来在回忆录性质的《记忆小屋》中，提到国王学院的学生生涯：“那个年代给了我们自由主义、兼收并蓄、漠视外界意见、唯我特立独行的精神以及进步的政治信仰，这些虽非不能调和的矛盾，但惟有一个不畏惧贯彻精英主义的机构才能将它们调和”。 20世纪70年代，朱特开始去美国大学任教，此后定居纽约，成为一名职业的历史学家。相对于各种虚妄的主义者，知识分子的炫称，左派革命者等等，这是他唯一认同的称呼。他是一名历史学家，他还戏称这一职业不过是“靠列举事实授业的哲学家 ”，但是历史与记忆的杂糅，在他的生命中沉淀下来，成为了一种独特的生命叙事：“作为一个在默默自省中回忆过往细节的、研究战后世界的历史学家，我的叙事优势在于擅长串联、修饰那些相互脱节的记忆”。2008年，朱特身患一种叫做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的疾病，这是一种让身体四肢逐渐瘫痪麻痹，逐渐失语的病症，他唯一能够保持的只有思想的清明。在他陷入无从表达的恐慌之前，他开始陷入无尽的回忆，依靠记忆和口述完成了一个历史学家最后的使命：记忆对抗遗忘的最后形式，就是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留下的几本著作。一本关于政治的小书《沉疴遍地》，一本关于二十世纪各种话题的访谈录《思虑二十世纪》，一份公开的讲义，以及二十五篇关于生活回忆的小品文《记忆小屋》。 如果说以上提及的著作代表了一个历史学家对记忆归属的最终认定，那么《重估价值》则是代表了一个历史学家如何纠正“错误的记忆”。本书中收录的文章大多数发表在《纽约书评》等公众媒体上，代表了一个历史学家对现实的深切关怀，以及介入世界的决心。与大多数学者书写的文章不同，朱特的书评和政论文章大都有一个现实的诱因，而且几乎每一篇都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在集结成书时，他在每篇文字的背后都记录下了当时的争议。这种从公共领域中引起的漩涡似乎正是他写作这些文章的初衷，甚至可以看作他的一种写作策略。他选择的议题，无论是那些已经逐渐被遗忘的知识分子，还是关于美国外交政策；无论是犹太复国主义，还是欧洲的政治观察；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种记忆，都深深镌刻上了一个历史学家对历史抱持着一种什么样的认真态度。当他从故纸堆中抽身而出，用历史学家的视野和眼光审视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窥探到他早年接受的精英教育起着很大的作用。在这个日益被人遗忘的世界上生活，重新唤起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对历史的热情，对现实的关注，对一种更好生活的向往，这就是朱特书写的目的所在吧。 我们很难用一种观点来概括这些文章的论点，我们只能说，朱特的写作提供了一种衡量我们写作的标准，解读历史的方法，讲述故事的方式，以及我们如何对待过往历史的态度。这是一种充满了个人魅力与思想的写作，是一种介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张力的写作。他对阿瑟·凯斯特勒、普利莫·莱维、阿尔贝·加缪、汉娜·阿伦特、爱德华·萨义德等人的赞誉，代表了一种对日趋凋零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惋惜与怀旧，但是他随后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欧洲问题、以色列和中东问题的关注恰恰又证明了这种知识分子责任感的存在。在他看来，二十世纪崛起了一类新知识分子：从俄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中抽身而退，从纳粹德国的大屠杀中幸存和流亡而来，绝大多数来自东欧和中欧的犹太社群，对各种主义有着天然的怀疑，警惕任何形式的暴力与革命，“既不拥戴民族主义，也也不需要意识形态”，他们是无根的一代，但是却在流亡中坚守了自己的悲观和怀疑主义的使命。朱特属于这个独特的群体中的一员，2010年去世后，他进入了这些他曾经仰慕者的行列，他成为了我们的仰慕者，他的写作，他的历史研究，甚至他生前留下的零碎记忆都成为了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的参照。借用他曾经评价爱德华·萨义德的文章中的话说，他的去世使美国的公共生活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他是一个无人可以取代的人。 思郁 2013-7-13书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美】托尼·朱特著，林骧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5月第一版， （for《壹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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