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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史暨毛氏文化 观中外时事写吉光片羽窥见 研古今历史发一鳞半爪臆解 「五石陨宋，六鹢退飞」是春秋时期非常著名的典故，记载于孔子整理的《春秋》一书中。《公羊谷梁》二传皆写作“六鶂退飞”，所指者同。唯《左传》增多了宋襄公为此向正在宋国聘问的周内史叔兴父问吉凶的一段故事。 《左传·僖公十六年》载：“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鷁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结合《春秋》经文，《左传》这是说，鲁僖公十六年（前644年）春正月朔日这天，从宋国上空坠落下五块石头，这是天上坠落的陨石。同月晦日（当月的最后一日），有六只鹢鸟后退着飞，经过宋国国都的上空。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是因为鹢鸟是逆风向而飞的，顶头风太大的缘故。周天子的内史叔兴，恰好在宋国聘问，宋襄公向他询问这两件事，说：“这是什么预兆？吉凶在于哪里？”叔兴回答说：“今年鲁国多有大的丧事，明年齐国有动乱，您将会得到诸侯拥护，但却不能保持到最后。”退下来告诉别人说：“国君询问得不恰当，这是有关阴阳的事情，人事吉凶与此无关。吉凶由人的行为所决定。我这样回答是由于不敢迎合国君意思的缘故。” 左传记内史叔兴的这番话有点绕，古来说春秋者极少说到点子上的。 玄鸟是商人的图腾，可以说商人是将玄鸟认作祖先的。《史记-殷本纪》：“……见玄鸟堕亓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宋国是殷人之后。“六鷁退飞过宋都”对他人来说，可能并没什么。但“鸟鸣于鼎耳”，“鸟退飞过宋都”等对商人来说，似乎是一种警示。《尚书-高宗肜日》就记载武丁受“飞雉升鼎耳而雊”的警示，而有商的中兴。 宋襄公为此赴告诸国，鲁大史亦慎重载于本国史书。宋襄公争霸之心或因此事而滋，其所重者，盖以为是宋霸伯之业始兆，故其问询周内史叔兴吉凶焉在，显然有明显的倾向性。叔兴焉能不知，故并没有顺着鲁襄公的意思往下说，而是以它占而对。 后人理解偏差主要在文中叔兴出而告人曰辞。“逆君”，后人多释为“违逆君主”，其实此处的“逆”是古文“迎”的本字。故此处的意思显然是说叔兴不敢迎合宋襄公的说辞。宋襄公之原话史不见载，盖略也。 董仲舒、刘向就认为，「陨石于宋，六鹢退飞」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将自败之戒也。唯宋襄公不寤，“明年齐威死，伐齐丧，执滕子，围曹，为盂之会，与楚争盟，卒为所执。后得反国，不悔过自责，复会诸侯伐郑，与楚战于泓，军败身伤，为诸侯笑。”  泓水之战-宋襄公不鼓不成列 毋庸讳言，“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人对宇宙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个最根本的看法，是以“天人合一”为理论基础的。“皇天无親，惟德是辅”，是文武周王立国的根基。孔子作《春秋》言灾异述天道。《汉书·五行志》说：“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法《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 《左传》常被后世学者讥为“其失也诬”，如晋人范宁论三传，认为“《左氏》 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汉人王充批评说“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反”。唐人韩愈评价是“左氏浮夸”，清人韩菼《左传纪事本末·序》说左氏“好语神怪，易致失实”，以上诸人皆不明夫子作《春秋》之意也，而况天人感应乃是春秋思潮之主流，左氏记其实，何咎之有。 同样是这个周内史叔兴，在鲁僖公二十八年，受王命之使，与尹氏及王子虎同赴晋国，策命晋侯为侯伯，听闻了晋侯的一些懿德言行后，感慨曰：“文公其霸乎！昔圣王先德而后力，文公其当之矣，《诗》云：'率履不越’，此之谓也。” 此事同见记于《国语周语上》，刘向《说苑复恩》，吕不韦《吕氏春秋.当赏》。唯《国语》《吕氏春秋》写作“内史兴”，刘向别写作“周内史叔舆”。  晋文公重耳流亡之路的追随者 《国语》记载此事甚详，其云：“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晋侯郊劳，馆诸宗庙，馈九牢，设庭燎。及期命于武宫，设桑主，布几筵，太宰莅之，晋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内史赞之，三命而后即冕服。既毕，宾、飨、赠、饯如公命侯伯之礼，而加之以宴好。内史兴归，以告王曰：“晋，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礼义成。敬王命，顺之道也；成礼义，德之则也。则德以导诸侯，诸侯必归之。且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义所以节也。忠分则均，仁行则报，信守则固，义节则度。分均无怨，行报无匮，守固不偷，节度不携。若民不怨而财不匮，令不偷而动不携，其何事不济！中能应外，忠也；施三服义，仁也；守节不淫，信也，行礼不疚，义也。臣入晋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晋侯其能礼矣，王其善之！’树于有礼，艾人必丰。” 此文中的“逆”皆作“迎”解，可为上文“逆君”说之佐证。而“内史兴”，“周内史叔舆” “内史叔兴”为同一人无疑也。内史叔兴对宋襄公与晋文公霸业能否成就的不同断语，也很好地诠释了其所说的“吉凶由人”的根砥所在。一句话，内史叔兴是看出了宋襄公德薄而志大，故有所成而不可终也。 左传记，“是岁，鲁公子季友、鄫季姬、公孙兹皆卒。明年齐桓死，适庶乱。宋襄公伐齐行伯，卒为楚所败。”周内史叔兴所作预言，可见后皆得以应验，可谓是神一般的存在。可惜的是后人研究左传者多矣，概莫能指出此处“周内史叔兴”或“内史兴”为何人也。 南宋郑樵作《氏族志》，误信汉人应劭《风俗通》之言，以为古有内史氏(风俗通：周内史叔兴之后也，周又有内史过)，此说谬之千里也。 左传中与宋襄公对话的这个“周内史叔兴”乃是毛氏春秋时最牛逼的一个先祖，是老子（毛伯得）的祖父毛伯舆。《春秋》记其名一讹三变，哲亦差点失考其氏。  哲向有作“七姓从王与毛氏伯舆”一文，力证周内史叔舆父即灵王时与王叔陈生争政之伯舆也。毛伯卫或是其父，周襄王时其父尚存，时为周内史而不称伯，以叔舆父称（国语误作内史叔兴，刘向据它书而改正为“内史叔舆”）。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周定王十三年）夏，王孙苏派王子捷杀召戴公及毛伯卫，立召桓公襄。后叔舆父虽承继称毛伯，或亦曾失爵秩，周简王或灵王时始复为卿士。 毛伯舆不仅与王叔陈生争政，与周公楚也曾争政。左传说周公楚“与伯与争政，不胜，怒而出，及阳樊，王使刘子复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复出奔晋。” 与周公楚争政者，《左传》中写作伯与（與），孔颖达正义曰：本亦作“舆”。盖與舆二字易讹。又《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周襄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兴（興）父策命晉侯重耳為侯伯。”而刘向《说苑·复恩》记云，周内史叔舆闻之曰：“文公其霸乎！昔圣王先德而后力，文公其当之矣，《诗》云：率履不越，此之谓也。”此二事皆在重耳受封侯伯时，“內史叔兴（興）父”与“周内史叔舆”应是同一人，盖舆与興二字又讹也。 或曰，“君汲汲考古于此，有何意义？”哲对曰：“先祖不明，后裔难安。有些人对此心安理得，我是做不到。乘小子哲尚有能力，能恢复一个算一个吧。不然无颜面对先祖于地下。今小子哲不指出此点，尚待何人而明乎？” 故作此文，明确指出，《左传》中与王叔陈生争政之“伯舆”，与周公楚争政之“伯与”，宋襄公问询“五石六鹢”事的周内史叔兴（内史兴），以及受王命出使晋国赐晋文公命，且预断晋文公其霸的“内史叔舆”皆是同一人无疑，乃是毛氏春秋时最为牛掰的一位先祖，他就是奉周之典籍奔楚的毛伯得（老子）之祖父毛伯舆，望族中后嗣子孙铭记。 毛家小子天哲识于浙江金华 附圭鉴录：周襄王时內史叔興父即毛伯舆（舆與興易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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