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土默特札萨克达喇嘛察罕第彦齐呼图克图之印

清土默特札萨克达喇嘛察罕第彦齐呼图克图之印

边长7.8厘米 高7厘米

铜质

满文 蒙古文 藏文 汉文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馆藏一枚清代铜质土默特札萨克达喇嘛察罕第彦齐呼图克图之印。此印印面为正方形，边长7.8厘米，印身加印纽通高7厘米。此印正面刻有满、蒙古、藏文三种文字，印背一侧以印纽为界阴刻“土默特札萨克达喇嘛察罕第彦齐呼图克图之印” “礼部造”字样，另一侧则是与汉文对应的满文；印侧有“道光三年十一月日”“道字三百四号”阴刻铭文。许多人乍见此印的汉文名称，发现每个字都认识，但是却不知道如何断句，更不清楚它是谁的印信。

要想知道这方铜印的来龙去脉，那么历史就要追溯到元朝末年。

阿勒坦汗重建蒙藏关系

1368年，朱元璋大军攻陷大都（北京），元朝覆亡。元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妥欢帖木尔率众退居蒙古草原，承续余祚，是谓北元。

退居草原不久，顺帝亡，原在黄金家族统治下的蒙古各部分崩离析，按地理方位形成西蒙古（明史称瓦剌）和东蒙古（明史称鞑靼）。崛起争雄的蒙古各部争抢汗位、争夺领地成为贯穿北元史的常态。其间虽不乏达延汗、噶尔丹、林丹汗这种胸怀重新统一蒙古各部，重振蒙古雄风的头领，但世易时移，历史没有给他们这种机会。而在这一过程中，蒙古人又一次接触到藏传佛教，蒙古、西藏以及藏传佛教都因此而出现新的历史局面。

阿勒坦汗（1507—1582），明史谓俺答汗，成吉思汗第十七代后裔，系北元重新将汗位归于黄金家族的达延汗之孙。达延汗统治时期，将治下蒙古划为左右翼六个万户，土默特万户是其中之一。由于北元汗廷内部勾心斗角，达延汗之后承继北元大汗的巴尔斯博罗特并未成功将汗位传给自己的儿孙。阿勒坦汗就是巴尔斯博罗特的次子，但是他一手经营的土默特万户，又称十二土默特实力大增，以至同时期的北元大汗札萨克图汗与其相较也为之逊色。

盘点阿勒坦汗的一生，其最具影响的事迹有二：一是结束与明朝对峙，开通互市，被明朝封为“顺义王”，开辟了明蒙和平局面；二是引入藏传佛教格鲁派，重建蒙藏关系，给后世带来巨大影响。

阿勒坦汗与其统领鄂尔多斯万户的兄长衮必里克墨尔根联合右翼诸部，南征北战、东伐西讨。在其兄长去世以后，阿勒坦汗已经成为右翼蒙古诸部的头领，势力范围除了土默特部占据的丰州滩（今呼和浩特一带）、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和鄂尔多斯等地，更远至东到辽东，西至甘肃、青海诸地。

在经略西部领地的过程中，阿勒坦汗遭遇了藏传佛教格鲁派。藏传佛教格鲁派因僧人着黄色僧帽，又俗称黄教，系宗喀巴（1357—1419） 对其他各派僧人戒律松弛、德行败坏、放荡恣肆，甚至吞刀吐火以炫俗，造成藏传佛教日益委顿极为痛心，为挽回藏传佛教颓势创建的一个新的派别。宗喀巴极力推行僧人要恪守戒律、弃绝俗念、严格修行次第，使格鲁派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信众面前。

由于藏传佛教派系林立，不同的教派又有不同的政治势力为羽翼，作为改革者形象出现的格鲁派不免遭到其他教派和政治势力的压制，格鲁派急切寻觅一个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政治力量做靠山。强大的阿勒坦汗凭实力已经扩大到甘肃、青海等地，而且阿勒坦汗也在探索新的意识形态为自己张目。

此际，一个关键人物格鲁派僧人阿兴喇嘛出现。据《蒙古源流》记载，1573年，阿勒坦汗率兵征服青海、甘肃和川西西藏，阿兴喇嘛来到阿勒坦汗驻营地，向阿勒坦汗讲经说法，佛教的因果理论和轮回转世的世界观深得阿勒坦汗之心。《阿勒坦汗传》称，阿兴喇嘛趁机向阿勒坦汗陈明大汗是由“最初的上汗”忽必烈转世之意，令阿勒坦汗为之大喜，并由此引出阿勒坦汗要与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会面，并要阿兴喇嘛传达信息。

阿兴喇嘛不负重托，于1578年促成了阿勒坦汗和索南嘉措在青海仰华寺的历史性会面。在这次会面中阿勒坦汗和索南嘉措互赠名号，阿勒坦汗赠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怛喇达赖喇嘛”的封号，索南嘉措则称阿勒坦汗为“咱克喇瓦尔彻辰汗”。

仰华寺会面一方面重建了自元末中断二百余年的蒙藏关系；另一方面格鲁派仰仗蒙古政治势力以及后来的清朝政府终于成为西藏、蒙古影响最大、信众最多的藏传佛教派别；一个更重要的结果是，确立了藏传佛教格鲁派达赖系统的形成，索南嘉措即三世达赖喇嘛。

在北元影响和实力如日中天的阿勒坦汗皈依藏传佛教格鲁派带动了整个蒙古社会信仰的改宗，在政治上割据的蒙古各部在信仰上趋于统一，虽然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是藏传佛教很快在蒙古社会形成风靡之势，从此蒙古地方召庙遍地、僧侣如云。

东土默特的形成

阿勒坦汗势力强盛的时候，向西到达了甘青西藏，向东则扩张到与兀良哈（乌梁海）部著名的一支朵颜兀良哈人的交界处。这个时候朵颜兀良哈部与喀喇沁部在此地互相联姻而渐成一体。阿勒坦汗的长子辛爱黄太吉率部分土默特人，包括与土默特深有渊源的蒙古津人，东迁至满套儿（今河北丰宁）一带，以黄金家族的身份与躲避察哈尔部锋芒的兀良哈——喀喇沁部结盟，共同驻牧于此，遂有了东土默特的雏形。

1582年，阿勒坦汗去世，辛爱黄太吉返回呼和浩特继承彻辰汗号和顺义王位，留下其子噶尔图（噶尔图母亲是兀良哈人）为头领继续与兀良哈——喀喇沁部共同驻牧。17世纪初，后金崛起于东北，并与蒙古科尔沁、扎鲁特诸部联姻，形成异常强大的政治力量。北元最后一位大汗林丹汗胸怀大志，以成吉思汗再世自居，企图统一蒙古，以求霸业。由此形成后金、明朝、北元三股力量的对抗。由于林丹汗认为南有大明皇帝，北有他做蒙古大汗，并未把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经营的后金放在眼中，以强大的察哈尔部为主力与后金争锋。由于林丹汗实施的一系列统一蒙古诸部的策略和措施失误，最终，他一败涂地，并西走青海。

从努尔哈赤开始，一直到清朝灭亡，后金和清政府一直实行满蒙联姻政策。这种以“满蒙一家”为名的和平争取人心的手段效果出乎时人预料。反观林丹汗，作为出身黄金家族的蒙古大汗本应具有统一蒙古诸部的先天优势，但是其统一的思想和手段却败招迭出：在蒙古诸部纷纷放弃萨满教而接受处于上升期的藏传佛教格鲁派信仰的社会氛围中，林丹汗却放弃了格鲁派信仰改宗小众的宁玛派（俗称“红教”），这首先在赢得人心的信仰上是一大败笔。其次，在统一蒙古诸部的战略上，林丹汗釆取了 “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指导思想，行动上则通过武力征服来谋求统一，这对饱经战乱之苦的蒙古部众来说，更加不得人心。东土默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1628年，林丹汗以武力占据了以呼和浩特为中心的土默特全境，转而东征曾与辛爱黄太吉和噶尔图父子结盟的兀良哈——喀喇沁部。自辛爱黄太吉始，土默特人和兀良哈——喀喇沁部互为婚姻，已经结成异姓共地的共同体。为避免被林丹汗征服，兀良哈——喀喇沁部的头领善巴（善巴母乃阿勒坦汗女儿）和噶尔图之子额木布楚琥尔等头领商议投靠后金。在皇太极的授意下，各自率部东迁，善巴所部以及蒙古津人落脚于辽宁阜新一带，额木布楚琥尔所部则落脚于辽宁北票、朝阳一带。归附后金的土默特、兀良哈——喀喇沁部随即加入征讨林丹汗的大军，迫使林丹汗败走青海，病死于大草滩。

东部土默特部众和兀良哈——喀喇沁部投靠后金令皇太极既兴奋又担忧，兴奋的是，后金的影响和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担忧的是，这部分蒙古人东迁进入大清的龙兴之地，总是让他不放心。于是，雄才大略的皇太极为了防止归附后的土默特部实力坐大，便采取拉拢、安抚与分立的手段，分解蒙古的力量。1637年，清政府以土默特部之名设立土默特左、右翼二旗，土默特左翼旗统管蒙古津人，善巴为第一札萨克（旗长），土默特右翼旗以额木布楚琥尔为第一札萨克（旗长），至此，东土默特正式形成。至今，知晓土默特部历史的东土默特人仍然说，他们的老家在西部，即现在的呼和浩特市及周边。

瑞应寺活佛——察罕第彦齐呼图克图

以土默特左、右翼札萨克旗的建立为标志，东土默特正式形成。对于把藏传佛教格鲁派引入蒙古的土默特部蒙古人来说，这种信仰深入骨髓。他们已经在清政府的扶植下在此地扎下根来，饱受离乱之苦的蒙古人切实需要稳定的生活和心灵的慰藉，兴建寺庙就成为清政府支持下的蒙古各部的共同追求。以土默特左翼旗所在的阜新地区为例，在清代据称有喇嘛寺庙360多座，其中瑞应寺、佑安寺、普安寺和吉庆寺等四座藏传佛教寺庙的匾额都是清朝皇帝赐写，足见当时藏传佛教的发展盛况。据《阜新市志》记载，民国初年此地仍有喇嘛寺庙203座，僧众15418人，占本地蒙古族人口的22%。

“兴黄教既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 “一座喇嘛庙，胜过十万兵”，清朝政府十分清楚藏传佛教之于蒙古人的重要作用，不遗余力在蒙古地方大肆兴建寺庙、推行藏传佛教。察罕第彦齐呼图克图就出现在上文提到的瑞应寺。

阜新瑞应寺（图片来源3D旅游网）

瑞应寺位于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镇佛寺村，始建于康熙八年（1669），蒙古语称“葛根苏木”（可译为“活佛庙”），当地俗称“佛喇嘛寺”。匾额“瑞应寺”三字系康熙帝题写，分别有满文、 蒙古文、藏文对应。瑞应寺一世活佛桑丹桑布是昭乌达盟（今赤峰市）敖汉旗蒙古人，曾师从蒙古著名藏传佛教大师内齐托音一世呼图克图，系内齐托音一世三大弟子之一，后在土默特左翼旗山中精研佛典、持戒修行。康熙八年，桑丹桑布主持修建瑞应寺，康熙十五年（1676）率弟子30余人赴西藏拜谒五世达赖和班禅喇嘛。翌年，他在与五世达赖喇嘛会面时被授予“察罕第彦齐呼图克图”称号，成为瑞应寺第一世活佛。“察罕第彦齐呼图克图”系蒙古语，“察罕”原意是“白”的意思，在蒙古佛教语言系统可引申为“至善”“大善”；“第彦齐”是“禅师”之意；“呼图克图”可译为“转世活佛”。

据瑞应寺建寺传说，桑丹桑布早年出家在山中修行的时候，即与康熙帝相识，并且是奉旨建寺。实际上，在康熙十五年（1676），桑丹桑布赴藏途中即进京朝觐，受到了康熙帝的礼遇。此后，按照清政府的制度要求，多次进京或者赴皇帝驾幸之地为皇帝诵经祈福。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得知自己的舅舅科尔沁达尔罕亲王要谋反，急诏察罕第彦齐一世出面调停，活佛临危受命赶赴科尔沁草原，凭其早年与达尔罕亲王相熟以及过人的智慧、才能和人格魅力使达尔罕亲王打消谋反之心，消弭了内乱。由于察罕第彦齐一世教化大众，德行远被，多次受到清朝皇帝的赏赐和褒奖，被称为“大清东部蒙古老佛爷”，瑞应寺的影响也逐渐扩大。经过二世、三世察罕第彦齐呼图克图的苦心经营，瑞应寺始终与清朝政府保持密切关系，属地、属民不断扩大增多，信众不计其数。

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世活佛罗布桑图布丹拉格坐床继位。四世活佛出生于东土默特左翼旗贝勒王府。由于出身高贵、聪明伶俐，加之博学多闻，尤其重视瑞应寺历世活佛与清朝政府保持的密切关系，四世活佛先后9次朝觐皇帝，乾隆、嘉庆、道光皇帝无不对其青睐有加。

道光三年（1823 ），主持瑞应寺的四世活佛给皇帝的奏折中称，瑞应寺有僧人弟子多达三千，属民八百户……鉴于这种形势和瑞应寺在当地蒙古人中的影响，特别是历代活佛对清政府的耿耿忠心以及所作所为，道光皇帝决定授予四世罗布桑图布丹拉格活佛“土默特札萨克达喇嘛察罕第彦齐呼图克图”称号，并赐印信。这就是这方印信的由来。“札萨克达喇嘛“是清代蒙古地方执掌朝廷颁赐印信行使政教权力的高层喇嘛，这标志着瑞应寺从此实行政教合一体制。从“察罕第彦齐呼图克图”到“土默特札萨克达喇嘛察罕第彦齐呼图克图”封号的变化，一方面表明清政府对蒙古地区藏传佛教事务管理上的强化，另一方面也表明清政府治理蒙古地方对宗教的倚重。有清一代，瑞应寺也是我国东北地区唯一享有政教合一管理体制的寺庙。

辛亥革命以后，除了西藏，我国基本上废除了政教合一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国家实行政教分离政策，将这一落后体制彻底废除，宗教事务依法纳入国家法律管理体制之内。瑞应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改变也有了新的发展变化，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瑞应寺活佛一共传承六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传承一度中断。1997年10月，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宗教仪轨，瑞应寺第七世活佛继位。

通过这枚印信以及与其相关历史的简单追溯，我们可以进一步明了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与蒙古、西藏以及藏传佛教彼此之间的互动过程，也可以从中体察中央政府对蒙古、藏等民族以及宗教事务管理体制、机制的流变，还可以感受历史上的一些高僧大德维护中央权威、维护社会稳定的形象。一枚印章兼具汉、满、蒙古、藏四种文字，尤加表明它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文化上融通互鉴的实物载体，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中央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有力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