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六种建立全局的办法

毛主席：把各种事物历史地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正确解决。

通过把各种事物历史地联系起来，就建立了更完整、更大、更具生命力的全局，而在这个全局里，就有了足够的力量、这样才能正确的解决。

第一种、基于来源建立全局

固然，在华北发动战争和指挥作战的是日本的少壮派军人；但是，这些少壮派军人是谁派他们来的呢？

这是一个从少壮派军人的来源上来分析现象，这就构建出了一个更大的全局，从而不被敌人的局部说法所迷惑和欺骗。

敌人天天宣传这次日中“小冲突”是出于“偶然”，日本政府“不愿意把事件扩大”……完全具有烟幕作用的！它所以要散布这些烟幕弹，一方面是为向其他帝国主义掩饰它独占中国的既定计划，使得这种计划能畅行无阻；另一方面则是为动摇中国不坚定分子，使这些分子继续保留一丝苟安的幻想！

联系到来源，这种局部上的偶然就联系到了一个大更全局上的必然，这正是必然性中的偶然性。事情在全局上是必然的、偶然是必然性在局部的一种抖动和涨落。

通过在来源上上推，就得到了事实的本质。

辩证唯物论的特点，在于抓住事实的核心，事实的本质，事实的内部发展规律性，不在于尊重事实的表面。

从这个本质出发，其结果是坚持抗日的主张、并且是抗战到底的主张，这就是从来源上得到的一个更大的全局，而不是让自己沦为局部。。

第二种、从归宿上建立全局

既可以在来源上建立全局，那也可以从归宿上建立全局。这是一种推演，也是一种预见，通过分析推演某一路线的最终归宿，从而建立起更有生命力的全局。

比如，

必须转变过去红军游击时代所留下的游击路线——就是由单纯军事观点发生的轻装袭击路线。这一路线由于对军阀混战估量不正确，不了解争取一省胜利是阶级决战的工作，因而走到离开群众，不注意争取群众，建立群众工作，不注意扩大红军与加强红军力量。在军事技术上仍专门使用游击方式，不懂得阶级决战时所必须准备的条件。

这就以政治领导军事，而不是军事领导政治，并且淘汰了错误的路线。所谓的那十年，就是从归宿上建立的全局、并以这个全局来抓的一个表面。

比如，

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

从归宿上，就可以预估政策是不是正确的。

第三种、从性质上建立全局

通过判断事物的性质，从而把事物联系起来，建立起一个更大的全局。

比如，

在这里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

各地发生的摩擦现象，其理由不一、时间不一、对象不一，但其性质是一致的。从性质上就就推出了一个更大的全局，只有在更大的全局上，才能有力的应对这个问题。

比如，

蒋介石一月二十七日讲话，说皖南事变只是所谓军纪问题、局部问题，我们必须说明是政治问题、全局问题、外交问题，是日寇与亲日派推到投降反共的一方面。

这就是识别其具体的性质——政治问题、全局问题、外交问题，基于这些性质，就可以构建一个更大的全局、引动各方力量对蒋的压力。

如果不从性质上着手，就被蒋的说辞所骗，没有足够的抗争，其结果就是自己被温水煮青蛙。而这个问题，也只有上升到一个更大的全局，才能有足够的力量来解决。

局部是解决不了的，只有在更大的全局里才能解决。

第四种、从可能性上建立全局

九月作战，预计结果有三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你们所说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五军等部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援敌。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

通过列出各种可能性，让自己针对所有可能性做准备、能处理所有可能性，这个时候就建立了一个大得多的全局，假如只能处理一种可能性，那么这个全局是很小的，如果另外一种可能性发生了，这个全局就直接崩溃了——此时自己就成了别人的局部。

比如，反面案例：

校长：但战争的结果不能不说是失败，这失败的原因在那里呢？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不讲信义，我们平津一般将领受了敌人的欺骗，以致缺乏准备，没有作战决心。明明敌人遣兵调将，要来占领我们的城池，驱逐我们的军队，却一再要和我们讲和，我们还以为他是有诚意的，遂不加紧防御坚筑工事，一旦敌人准备好了，打了进来，我军就不能持久应战，固守阵地，平津就是这样失掉的。

好的将领，不管事情的本质如何，都应该要从最坏可能性出发做准备，而不是只准备一种可能性。

正如邓公在审核军队接收香港的方案时说'软了'，正是因为只准备了和平接收的可能性，而没有准备武力接收的可能性。两种可能性都考虑到了，才能得到一个更大的全局和视野。

那么，所有可能性中，只有一个可能性真实的变成了现实性，其他的可能性的准备是不是浪费了呢？不是的，这是成本，这是让事情按其中某一个可能性发生的代价和条件。

毛主席：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做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

因为如果自己没有准备另外一种可能性，强大的敌人就会施加另外一种可能性于现实，而自己因为没有准备，就会失败。

比如，

周总理：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来了个反共，我们毫无准备。

因为只准备了合作的可能性，而没有准备分裂的可能性，结果就是大革命的失败。

第五种、从矛盾的两方面建立全局

即是通过在全局中，完善矛盾的两个方面，来构建出一个更大、更具生命力的全局。

比如，

现在要让一下，特别是在红利上，要给资本家让利,使他们有所得，这就是进攻中的部分退却。所得过少，他们就不愿意来。

比如，

如果不得不做出让步的话，那么，我们也将尽可能慢地、带着巨大的抵触情绪去做这种让步。这种让步只可能在基本条件，即我们的具体利益不受到损失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出。我们将不会偏离我们切身利益所在的那些界线。这样一来，我们的策略可归结为：进攻和退却同时进行。

这种进攻中的退却、进攻和退却同时进行，这就使得全局得以巩固、而不是崩溃成一个局部。

通过包含了矛盾的两个方面，就构建出了一个更大、更具生命力的全局，并且使得每一个局部都是完整的、巩固的。

比如，一打一拉，

不打不能迫使其就范建立我军的威权，但专打则势必结成生死冤仇。不打与专打两个极端政策对我们都是不利的。

这正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兼具的一个实例，即矛盾只有一个方面是不利的，矛盾的两方面兼具才是有利的，正是因此构成的全局更巩固、更具生命力的缘故，避免了自己沦入局部。

第六种、从特殊性和普遍性建立全局

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

通过在共同性、普遍性上好好思索，就构建了一个更大的全局。

01、对象上的普遍性

中央准备一般地解决这个问题，不但徐老一人。

从徐老一人的问题，联系到普遍性，从而在更大的全局上解决这个问题，这就使得大量人相似问题得到解决。

1）并且个人的问题放在大量人里面去看，也就能得到公正的处理、减少了发生错误和偏移的可能性。

2）反过来，从个人身上，也可以检验出在大量人身上的结果。

这种特殊性和普遍性正是相生相成。

02、时间上的普遍性

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这是从时间的角度，去考虑普遍性。从而就可能定出一个全局性的计划来处理这个问题。

03、空间上的普遍性

这是我的卫士回他的家乡安平县从那里带回的一封信。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

这是从空间的角度，去考虑普遍性。从而就有可能构建出一个全局来普遍的解决问题，而不使自己沦入处理这个个例的局部中去。

04、标准上的普遍性

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

通过把执行的动作与政策相联系，就把政策剥离了出来，从而指导动作、修正动作；同时也修正了策略、指导了政策的执行。这就把一个单纯的动作化作了普遍的动作、把一个个体的政策化作了普遍的政策。

政策某种角度就是一种动作和执行的标准化，这是一个普及的方法，这是一个标准化的方法。

这种普遍性上的构建全局，就使这个全局覆盖了足够大范围的对象，这是从局部上升到全局的一个办法。

问题：为什么说毛主席更深刻、看得高、看得远呢？

1）这显然与毛主席构建全局的办法是极度相关的，正是因为毛主席的全局更大、更深刻、更具有生命力！

2）毛主席的联系能力是无与伦比的，正是通过这种种的相互联系、建立出了更有效的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