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庆 | 历史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成效的提升——G.E.R.劳埃德等主编《古代希腊与中国比...

历史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成效的提升

——G.E.R.劳埃德等主编《古代希腊与中国比较研究》评介

王大庆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一、内容简介

201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由G.E.R.劳埃德和赵静一主编、董桥声协助完成的题为《古代希腊与中国比较研究》的论文集。该书缘起于2013年1月25日在剑桥大学召开的名为“比较古代世界：希腊和中国”（Comparing Ancient Worlds: Greece and China）的学术会议。三位编者均来自会议主办方，其中，G.E.R.劳埃德是剑桥大学荣誉教授、剑桥达尔文学院前任院长、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常驻高级研究员，长期致力于古代科学史研究，尤其在希腊与中国科技史和思想史的比较上有很多精深研究，著作颇丰，最重要的著作是与内森·席文合著的《道与名：早期中国和希腊的科学与医学》。赵静一和董桥声分别就职于剑桥大学的李约瑟研究所和耶稣学院，是该领域的后起之秀。

该书16篇文章的20位作者均来自欧美学界，有多位华裔学者参与编辑或撰写。从作者们的研究领域来看，既有历史学家、古典学家和汉学家，也有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史学家、艺术史学家、比较文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其中大部分学者都有比较研究的实践和著述。从内容来看，虽然科技史的比较研究依然是本书的“重头戏”，但论题范围更为宽广，涉及两个古代文明的语言、哲学、伦理道德、农业（食物）、宗教（神灵）、建筑、艺术（图像）、性别（女性）、史学、数学、医疗、图书（馆）等十多个议题，可谓多角度体现出编者力图对古代希腊和中国开展整体性历史比较研究的初衷和主旨。

导论由劳埃德撰写，在简单介绍收录论文主要内容的同时，他对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本身的价值、成就、问题及前景等内容做出了全面论述。编后记由剑桥大学年逾百岁的著名汉学家鲁惟一（Michael Loewe）执笔，他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充分肯定了历史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很多颇具价值的比较研究课题。正文部分14篇文章，分属五个专题，下面逐一简述。

第一部分题为“方法论的话题和目标”，有三篇文章。第一篇的作者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学史学家内森·席文，他以和劳埃德长期进行的科学史合作研究为例，探讨了“为什么一些比较研究与众不同”的问题。第二篇出自斯坦福大学古典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在《对一些比较研究的比较》的论题下，深入思考了如何提升历史比较研究的成效和质量的问题。第三篇的作者罗伯特·沃迪（Robert Wardy）是剑桥大学哲学教授，从语言学和翻译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文化中的概念如何能够得到另一种文化理解的问题。这个部分可以被视为对历史比较研究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探讨。

第二部分的主题是“哲学和宗教”，有四篇文章。第一篇名为《〈庄子〉和爱比克泰德的部分篇章中的自由》，作者是瑞士伯尔尼大学哲学史教授R.A.H.金（R.A.H.King），他以庄子和爱比克泰德为中心，考察了两个文明对“自由”观念理解的异同。第二篇的作者是赵静一，选取亚里士多德和荀子为研究对象，围绕道德教化中的“羞耻心”展开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第三篇的作者瑞丽（Lisa Raphals）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中文和比较文学教授，她从大量古代文献出发，对古代希腊人和中国人如何看待人与动物的分类和分界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比较。第四篇的题目是《神、鬼和人的谱系学：早期希腊和中国的神性的反复无常》，围绕两个文明的鬼神观念，对“神性的反复无常”现象进行对比，既指出了相似性，又分析了差异性及原因，作者是哈佛大学中国史和人类学教授普鸣（Michael Puett）。

第三部分的主题是“艺术和文学”，有两篇文章。第一篇题为《古代希腊和中国的视觉艺术和历史表现》，作者是伦敦大学古典学家和比较艺术史教授杰里米·坦纳（Jeremy Tanner），他从图像史学的视角对希腊神庙和汉代祠堂中的历史题材绘画进行了比较。第二篇的作者周轶群是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她比较了希腊和中国的文学和史学中对“海伦”和夏商周三代几个著名的“红颜祸水”的记载及其形象变迁，分析了其中存在的明显差异和原因。

第四部分的主题是“数学和科学”，有三篇文章。第一篇的作者热维尔·内茨（Reviel Netz），是斯坦福大学希腊数学和天文学教授，以中国古代数学中的著名图形“牟合方盖”为例，比较了以阿基米德为代表的古代希腊数学和以刘徽为代表的古代中国数学在研究和计算方法上的异同。第二篇的题目是《古代希腊和中国数学历史编纂中作为一种价值的抽象：比较数学史的一种历史方法》，对近代以来在西方学界占主流地位的认为中国古代数学缺乏甚至排斥抽象理论思维的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和反思，作者林力娜（Karine Chemla）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第三篇有两位作者，罗维前（Vivienne Lo）在伦敦大学从事医疗和健康史研究，埃利诺·雷姆（Eleanor Reem）是一位古典学专业的毕业生，文章探讨了古代希腊和中国文献记载中的“春药”，试图归纳出两个文明的生命和生殖观念的异同。

第五部分的主题是“农业、规划和制度”，有两篇文章。第一篇的题目是《史前中国和希腊的从丰产到餐食：对食物的社会语境的一种比较研究方法》，是一篇颇具特色的食物比较社会学研究，通过大量考古资料对史前希腊和中国的粮食生产、食物制作反映出的社会身份和等级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文章由三位作者合作完成，刘心怡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艾维·马加里蒂斯（Evi Margaritis）是塞浦路斯尼科西亚的塞浦路斯研究所科学与技术考古研究中心副教授，马丁·琼斯（Martin Jones）是剑桥大学考古学教授。第二篇文章题为《西汉长安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和手稿》，从手稿、图书和图书馆等视角，比较了汉代中国和托勒密时代希腊的文本写作、图书编辑与保存的方式和特点上的异同，作者戴梅可（Michael Nylan）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学教授。

关于该书的价值和意义，编者在封底的简介中做了如下说明：《古代希腊与中国比较研究》是一部具有开拓性、在方法论上精致复杂的系列研究著作，把一些学者集中在一起，他们都坚信，在诸多古代社会之间进行的持久的批判性比较和对照，能够给每个社会都带来种种启发的意义，这是仅仅聚焦于一个社会的研究得不到的。这就是说，相比于“仅仅聚焦于一个社会的研究”，历史的比较研究更能带来“种种启发的意义”。那么，有哪些“启发的意义”呢？这些意义又是如何得以彰显的呢？这就涉及历史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成效的提升等问题。本文拟以劳埃德、席文、沙伊德尔和鲁惟一等人的文章为参考，分析他们是如何对这些根本性问题做出回答的，并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一些思考和讨论，以期深化对历史比较方法本身的认识。

二、劳埃德：如何实现比较研究的价值

在导论中，劳埃德开篇指出，研究古代的历史学家传统上认为，研究某一个古代社会就已经很复杂和很困难了，然而：

如果我们把自己仅仅局限在某一个古代社会中，或许就会认为，这个社会中发生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对其他社会的考察能够表明，这种看法可能是非常错误的，因而就会提出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即为什么在这些情况下这些事情会以这样的一些方式发生，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任何令人满意的解释可能是很困难的。

可见，劳埃德认为，历史比较研究最基本的功能和最重要的目标是发现文明之间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从而增进对各个文明自身及相互的理解，而这些工作是局限于单个文明的研究不能或很难做到的。笔者认为，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东西方学者的一个共识。例如，刘家和也有过十分相近的论述，在《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一文中，他指出“比较研究的基本功能不外乎明同异”，而且还认为，通过比较发现比较对象之间的“同”和“异”，不仅是比较研究的功能和目标，实际上也是比较研究赖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因为“无异之同”和“无同之异”都不具备比较研究的条件。

尽管历史比较研究意义重大，但劳埃德认为，就目前的研究状况和取得的成果来看并不乐观，这样话题就从历史比较研究的必要性转移到可能性的问题上。他指出，“我们所有的撰稿人都充分意识到，比较研究还远远不是一种硕果累累的研究方法。我们很容易看到，为什么比较研究会如此经常地得到一个坏的名声。”劳埃德指出，历史比较研究并不令人乐观的现状，是由于在方法论上缺乏深入的反思和研究使然：

如果比较研究可以产生出有价值的新观点的话，那么，具有根本性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做这个课题，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定一项有价值的比较研究，以及我们如何能够检验我们的成果是否合理，对于这些我们要拥有一种清晰的看法。

在这段话中，劳埃德点明了历史比较研究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对于如何确定一项比较研究的价值和成效，必须要有明确的认识。简言之，历史比较研究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劳埃德试图用具体的事例尤其是该书中的专题研究回答上述问题。该书选取了两个重要的古代文明作为比较对象，一方是古代希腊（和罗马），另一方是古代中国，同时，把公元3世纪确定为时间的下限。随后，劳埃德提出了这项研究工作要面对的一个难题，即一个文明中的概念是否可以适用于另外一种文明：

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使用自己传统的概念范畴的话，就将一定不会导致我们曲解我们正在试图理解的那些人使用的那些概念吗？不过，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使用我们自身的那些范畴，就是因为它们只属于我们自己吗？

这既是一个比较研究起始阶段就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也是一个会直接影响比较研究整体成效的带有根本性和普遍性的问题，处理不当就会落入该书简介中所说的“只是挪用一种文化来阐释另一种文化的陷阱”。

劳埃德对此指出，在把自身概念运用到其他文化中的时候，对其适用性要保持高度的警醒，如果找不到对应的概念，就要对自身的概念进行修正，因为“并不存在我们能够使用的完全中立的词汇表”。所以，对这些概念的适用性的充分讨论是十分必要的：

一方面，我们不能够出口自己的范畴，并期望它们可以适用于任何和所有其他的社会；另一方面，我们在哪里发现了不匹配和不一致之处，这也并不意味着比较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定要避免这两种类型的错误，既不能把我们的概念强加给别人，也不能假设别人的概念在严格意义上讲是不能够比较的。

他的这段话可以从两个层面做出一些分析。首先，关于比较对象，“明同异”是比较研究的主要目标，而有“同”有“异”也构成了比较研究得以实施的必要条件。如果将这种认识落实到一个文明中的某个范畴上，劳埃德指出，应该避免两种极端的做法：一是认定自身的范畴可以适用于所有社会，这样的话，就只需把该范畴“出口”乃至“强加”给别人了事，而置这个范畴在其他社会中的适用性于不顾，可以说，这种做法只看到了“同”的一面，而看不到“异”的一面；另一种做法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认定自身的范畴独一无二，甚至是其他社会完全不能理解的，因此，这种做法只看到了“异”的一面，而看不到“同”的一面。实际上，两种做法虽然方向相反，但结果都是由于破坏了比较研究的条件而取消了比较对象的“可比性”，也就否定了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因而违背了比较研究的初衷和目标，更谈不上取得积极成效了。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自绝生路”的做法与其说是历史比较研究本身导致的问题，不如说是对这种方法的错误认识和不当运用造成的恶果。对此，刘家和也有十分精当的论述，他套用《荀子·解蔽》的说法，指出上述两种情况的问题分别在于“弊于同而不知异”和“弊于异而不知同”，并指出，这两种情况的出现实际上“不是比较研究的过错，而毋宁是比较研究半途而废的失误”。此言可谓一语中的。总之，在历史比较方法的运用中，我们要秉持一种“同中见异”“异中求同”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地避免上述两种错误，使比较研究得以顺利展开。

第二，劳埃德在论述概念适用性问题的过程中，也触及了历史比较方法的一个根本性特征，即凡是比较研究都离不开视角的选择，自身的视角不仅是比较研究不可或缺的出发点，也会成为不言而喻的参照系。不过，就视角选择而言，一方面，历史比较研究的这种特性是其优势和价值所在，因为只有从自身视角出发，把考察的视野扩大到自身文明或文化之外，通过与“他者”的比较发现异同，才能更好地实现“知己”和“知彼”的目标；另一方面，历史比较中的视角选择同时也是它的局限性所在，因为在运用自身观念解读其他文化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以己度人”或“唯我独尊”的误读现象，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不但会减损比较研究的优势，甚至有消解比较研究本身的危险。刘家和明确指出：“历史的比较也是有局限性的……历史比较研究的局限性就在于其自身离不开有意识的视角选择。”

因此，视角的选择决定了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本身的机遇和风险，优势和局限是同时存在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那样不可分割，需要我们在运用这种方法的过程中尽可能做到扬长避短。只有始终保持对历史比较方法本身的这种两面性的自觉，才能够使历史比较成为可能，并使其成效得到提升。

劳埃德指出，对于所有比较事项，都应该力求保持这种“中立”的态度。他用了更多篇幅，结合书中一些具体的比较研究，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拓展到两个文明中的食物供给、建造房舍和健康问题等实践性事务中，最后又落在社会制度和习俗的比较上，其中包括“对过去、法律、教育、宗教、音乐和艺术的态度”。通过这些实例，他试图把上述原则贯穿其中，这里不再赘述。

三、席文：倡导整体性和多维度的历史比较

席文的讨论以“一个苹果和一只桔子的比较”作为引言，以此说明比较对象的选择看上去轻而易举，通过比较得出某些相似性和差异性也并不困难，但难的是如何选择有意义的比较事项，并从中得出有价值和原创性的结论。他由此引出文章主题，即对如何提高历史比较研究的成效做出探讨。他从比较事项的选择和比较维度的确定两个关键环节展开讨论。

在第一部分中，席文指出，比较事项的正确选择对比较研究成效的取得至关重要。他以古希腊和中国医疗实践中与“冷”“热”概念相关的疾病的比较为例，提出了第一个建议，即要谨慎地选择比较研究的对象，而且强调选取比较对象的时间和地点的重要性。在这里，可比性的问题凸显出来。正是由于任何比较对象都处在某个时间和空间当中，所以时空的考量是不能回避的因素。可比性与时空因素之间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呢？他指出：

正如我们能够对同一时代中两个地方的某种东西进行比较，我们也可以对不同时代同一个地方的某种东西进行比较。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历史都是比较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历史学家都想做出明确的比较研究。

他一方面指出，既然所有事物都必然处于时空的网络中，历史比较由此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类型，即“对同一时代中两个地方的某种东西进行比较”和“对不同时代同一个地方的某种东西进行比较”，因此，时空的要素构成了可比性的一个基本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历史都是比较性的”；但另一方面，席文又指出，可比性不是自然形成或不言自明的，目标明确和有意义的比较研究是需要研究者的主观选择或理性认定的。所以，对处于不同时间的同一事物的比较，或处于同一个时间的某两种或多种事物的比较，也并不必然就会产生价值和意义；对处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的某两种或多种事物的比较也并不必然就没有价值和意义可言。席文认为，比较事项的时空因素构成了它们的可比性的必要条件，但绝非充分条件，二者并不能构成简单的对应关系。

刘家和指出，历史比较研究包括两种基本的取向：“横向的共时性比较说明不同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在同一历史时期中的同异，纵向的历时性比较说明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同异。前者说明历史的时代特点，后者说明历史的发展趋势。”由此，时空因素无疑构成了可比性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但事情绝非如此简单，刘家和接着指出，虽然从这两种基本取向来看，“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之间，一般不具有可比性，但是只要从一个相同的角度去看，其间仍然是可以比较的”，他以西周时代的中国和中古时期的欧洲为例，说明虽然二者在主体和时代上都不同，但如果看到两者都存在分封制，也就具有了可比性。那么，可比性是否可以脱离时空的限制呢？非也！刘家和说，以上的事例虽然主体和时代不同，“但其可比性在于其间可能有在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相同”，因而可以看作一种特殊类型的横向比较，即“相对共时性的异体比较”，他认为，这种比较的启发性和危险性都比较大，运用时需要十分谨慎。其实，对于这类比较的危险性，席文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指出不同时代的异体比较固然可行，但也存在着“时代错乱”的巨大风险，他还是以中国和西方医疗史的比较研究为例，指出如果把中国古代与现代西方的医疗实体进行比较的话，就会产生无用结果，从而降低比较研究的成效。

可见，两位学者不约而同地认为，在比较事项的选择上，可比性的成立既建立在时空坐标的框架中，同时也依赖于研究主体的主观选择和理性认定。如果说时空因素提供了可比性的客观条件的话，那么，研究者的选择性构建成为可比性的主观条件。比较事项的确定及其意义和价值的生成是主客观因素互动的结果。

席文在第二个问题即比较维度的讨论中指出，此类问题促使他在与劳埃德合作的科技史比较研究中提出了“文化簇”（cultural manyfolds）的概念。“文化簇”是在席文和劳埃德合作撰写的《道与名：早期中国和希腊的科学与医学》中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所谓“文化簇”的方法，“就是用所有的相关学科来考察所有的相关资料，理解人文和社会科学问题。这种进路从给定问题存在于其中的文化的所有维度，如科学、观念、社会关系、经济、宗教、政治、亲属关系等来研究该问题。”

席文简单回顾了19世纪的研究型大学在德语文化区被创建的历史，指出正是在使人文科学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强烈愿望和高度的专业化研究日益取得巨大成功的双重力量驱动下，才使学者们逐渐失去了成为通才的兴趣，同时告别的还有跨出自己的专业领域进行比较研究的热情，而“文化簇”概念的提出针对并力图扭转的正是这样一种已经成为主流的专业化研究路径。

席文做出了如下的解释和说明：

我们的想法以考察一个复杂现象的所有维度作为开始，还会考察那些使所有这些方面融合为单一整体——即过去历史的一个样本——的互动。为了解释一个既定现象，我们决定要考察人们是如何谋生的，他们与权威机构的关系，是什么把那些做相同工作的人们结合在一起，他们相互之间是如何交流的，以及他们是如何看待局外人的，他们所依赖的概念和假设是什么。我们并不认为社会因素决定思想，或者这些观念决定社会的变化。其结果就是促使我们去理解思想家们是如何对每个文化簇内部的互动做出回应的，但同时需要理解的还有影响、制度和主流价值。

可见，“文化簇”的基本理念是提倡一种整体性和多维度的历史比较，而不仅仅把考察集中在两个或多个具有某种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历史现象。“文化簇”倡导的对比较事项的整体语境的关注，即“考察一个复杂现象的所有维度”的做法，一方面可以全面吸收和利用既有的专门性研究的相关成果，从而有效地避免简单比较导致的单一性结论的得出；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对这些历史现象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产生的各种因素及其互动做出深入发掘和全面解释。因此，“文化簇”概念的提出及运用于比较研究，与其说是对专门性研究的简单否定，不如说是对它的扬弃，因为这样一种提倡整体性和多维度的历史比较研究是建立在诸多专门性研究基础上的，所以是一种对比较对象的各种专门性研究的新的综合和提升，可以视为历史研究的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这项工作取得的成效是十分显著的，结合二人合作进行的古代希腊和中国科学史的比较研究，席文对“文化簇”的方法给他们带来的丰厚收益甚至意外惊喜毫不讳言：

当我们决定对中国和希腊科学的开端进行比较的时候，杰弗里和我审视了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可能的维度，发现它们大多是存在关联的，并考察了所有这些维度扮演的角色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从收益到政治再到理论前提。我们是从对于它们当中的一些维度来说是否会有足够资料的疑问开始的，一旦我们开始观察，通常就会出现超过我们预期的更多的东西。其中一个成果就是，这帮助我们对这个项目的研究持续了数十年时间，除了比较之外，依据我对中国的研究和杰弗里对希腊的研究，我们发现自己开始逐渐以没有预先想到的方式来看待中国和希腊。

使他更为高兴的是，这种方法在美国和中国得到了其他学者的应用。他强调了探寻和使用有效方法的重要性：“说实话，就像大多数的方法论那样，'文化簇’并不是全新的东西。实质上，它是一种用来提醒我们自己的方法，即我们总是能够走出专题研究的限制，并受到这个问题所提出的问题的引导。我认为，一个人心甘情愿地去这样做，就是为什么一些比较研究会与众不同的原因所在。”

实际上，中国学者刘家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对中西理性结构问题的不懈思考与深入探研，对这个论题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虽然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比较中西理性结构的异同，但从他不同时期撰写的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数十篇论文涉及的论题和论证的过程来看，则是全方位、多维度和整体性的。从比较的事项来看，至少包括中国、希腊和印度三大古代“轴心文明”；从比较的维度来看，不仅关系到三大文明的历史、史学和历史理论（包括历史思维和历史哲学），而且在经济、政治、社会、宗教和思想文化等多个历史发展的层面，刘家和都有许多具体而细微的专题研究作为支撑，而这些大大小小的论题之间都存在着清晰的层级划分和内在的逻辑关系。笔者认为，刘家和在这项历史比较研究中遵循的路径和方法，不仅与“文化簇”理论倡导的整体性和多维度的宗旨有着十分相似的理念，而且在中国学者的历史比较研究实践中也堪称成功的典范。

四、沙伊德尔：向社会科学家学习经验

沙伊德尔的文章开篇就展现出与劳埃德相仿的对比较研究方法论的困惑和焦虑，他决定把考察的焦点集中在比较研究“如何做”以及“为什么做”的问题上，而不是进行一项具体的个案研究。对于比较研究的优势和价值，沙伊德尔认同劳埃德的看法，即与专门研究相比，比较研究使熟悉的甚至不言自明的东西变得陌生和可疑了，有了反观和反省自身的意识。他指出，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提出类似于“为什么A不同于B”和“为什么A会像A那样”的问题：

根本性的目标就是对任何实例的特征和发展做出原因上的解释，在没有运用比较方法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可能会更加困难，或许甚至是不可能的。比较历史会对任何给定实例的理解贡献力量。在一种根本性的方式上，这是对的：如果不通过比较，我们如何能够从描述转向解释呢？当韦伯追问为什么资本主义会在欧洲产生的时候，这个问题同时也就是，为什么它没有在其他地方产生？

沙伊德尔认为比较研究可以为历史解释贡献力量，而历史解释恰恰就是历史研究的灵魂所在。通过比较研究，一些虚假的甚至错误的“地方性描述”和“地方性解释”就可能会被戳穿。

在阐述了比较研究的重要价值之后，沙伊德尔用更大篇幅来讨论如何操作的问题，其中心话题就是比较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是如何看待和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的。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讨论，无疑与他自身的学术经历密切相关。沙伊德尔出生于奥地利，早年在欧洲受到传统的古典学教育和训练，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古代史博士学位，后来移居美国，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因而，从他长期从事的古代罗马和中国的历史比较研究来看，受到包括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很大影响，而在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比较研究也十分兴盛。通过这个对比，他得出了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从比较研究要实现的目标来看，社会科学家比历史学家拥有更大的野心，不但要确认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他指出，即使这项工作通常不被历史学家视为主要任务——而且还倾向于“运用比较历史分析来检验一种理论，或者创造一种类型学”。第二，从方法论上看，与社会科学在程序和认识论上有着明确约定相比，历史学中的比较研究缺乏自我反思和成熟的一般性理论。他指出，虽然这项工作的缺失并不妨碍历史学家做出比较研究，但至少会带来“重新发明轮车”即做无用功的风险。第三，从选择比较事项的方式上看，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相比，前者偏爱两个或多个得到明确概括的事项之间的比较，后者更热衷于某个普遍性选项（如权力、生产等）或专题之间的比较。第四，从比较论证的两种基本类型即对比和归纳来看，历史学家更注重前者，而社会科学家更重视后者，换言之，历史学家往往把目光主要集中在对比较对象的异同的考察上，而社会科学家能够通过更多的事例做出一般性的归纳，获得更多的普遍性认识。第五，历史学家更注重对比较对象进行历时性的语境和文本解读，而社会科学家倾向于共时性的“围绕分散的变量进行结构上的分析”。第六，在研究事项的数量上，历史学家倾向于在两个或尽可能少的事项之间展开比较，以此保障能够从原文和原始资料出发，而社会科学家倾向于对尽量多的研究事项展开对比分析，因而，“对二手研究的依赖，既是可以接受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由此可见，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既有各自的特色和偏向，也有各自的优势与局限。总体而言，历史学家的比较研究倾向于坚守从原始材料出发得出认识的专业化原则，对任何脱离文本和语境的变量分析都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因而把重点集中在较少事项的异同的对比上，追求一种谨慎的“抽象”目标，这些原则从专业角度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是“每个事例所保留的原来的语境越多，比较研究结果的系统性越少”；而社会科学家则更喜欢从历史发展中抽取一些变量，在尽量多的对象之间展开比较，以期获得“抽象”程度更高的对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和结构上的解释与说明，这样做的缺点是“其中涉及的事例越多，可以达到的与材料的接近程度越低”，优点是“多项事例的研究则可以产生出更重要的发现”。为此，沙伊德尔还使用统计学中的所谓“小样本问题”来加以说明，指出很少数量的比较事项，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太少的事例寻求太多的原因要素的结果”。那么，比较研究该何去何从呢？

沙伊德尔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即历史比较研究要取得更大的成效和进展，就一定要设法改变目前这种“画地为牢”的狭隘视野，不妨向社会科学和其他领域的成功经验学习，在提倡“大课题”研究的同时，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和参照二手研究。对此，他举了比较文学和考古学的例子，指出前者已经走出了向社会科学学习的一步，在视野上超越了传统的划分，开始把世界文学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而后者在整合性的集体研究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提供了一个有前途的合作研究的范式。他不无遗憾地指出，历史研究尚未看到明显的类似变化。

沙伊德尔指出，在最近100年中，西方的古典学在专业研究上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其中的历史比较研究寥寥无几。虽然在最近40年中，东西方比较研究的著作呈现上升趋势，但相关著作的总量仍然稀少。他对近年来一些有代表性的比较研究成果，尤其是他自己熟悉的古代罗马与中国的比较研究，逐一进行点评，指出它们的成败与得失。通过对这些硕果仅存的历史比较的比较研究，沙伊德尔对上文提出的那些如何提升比较研究成效的思考和建议做出了更为具体的论证和说明。

五、鲁惟一：原始文献研读和语境考察的价值

鲁惟一在编后记中把讨论主要集中在他熟悉的秦汉史领域。他首先肯定了该书编者和作者从事这项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指出不论是同一种文化进行比较，还是两个或更多的文化之间的比较，都可以起到“相互加强和相互促进的作用”。比较研究可以增进对比较对象的理解，显然成为学者们的一个共识。

在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他提出只有历史学家才会充分意识到两种危险：

在开始一项比较研究之前，只有历史学家们能够充分意识到两个他们所要面对的重大危险：一个僵化的固执己见就是把目光集中在某一个特殊论题的细节上，因而使它的内在发展模式变得模糊了；另一个危险就是勇敢地明确肯定一个普遍性的陈述，这个陈述并没有考虑两种情境之间固有的那些差异性。

为什么只有历史学家才能意识到这两种危险呢？他指出，因为历史学是一门最关注历史资料产生的“语境”的学问，他们不仅充分认识到这些资料的写作者和编辑者不同的动机和目标、资料的不同性质，还有它们的不完善性和局限性，加之后世对它们的理解和认识总是处于变动当中，这些因素会对历史学家做出比较研究尤其是在寻求两种文化的一致性上造成巨大的障碍。举例来说，“朱利乌斯·凯撒是在共和制度的背景下写作他的历史著作的，而塔西佗的著作产生在帝国的背景下；司马迁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时帝国政府的运作仍然处于其婴儿期；到了班固的时候，它已经作为标准被接受下来。”他认为，同一种文化中的比较尚且存在这样的困难，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会带有更大的不确定性。鲁惟一指出，意识到这些困难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说明历史比较不具有可行性，反而有助于历史学家更好地选择比较研究的课题和比较事项，有助于规避上述两种危险，从而提升比较研究的成效。

在这里，可以看到鲁惟一和沙伊德尔在观点上的差异，如果说沙伊德尔更提倡学习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尽量多的对象做出归纳性的比较研究，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二手资料运用的话，那么，鲁惟一则更偏向于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尤其强调原始史料的研读和对其产生的历史语境的观照，其目的是通过比较研究增进自身和相互的理解。鲁惟一还以古代希腊和中国的历史写作为例，说明了这种看法：“通过与希罗多德的著作的比较，我们可能了解到更多的关于司马迁对因果关系的看法，或者通过与修昔底德的著作的比较，了解到班固对帝国权力的看法。”

鲁惟一以罗马帝国和中国秦汉为例，指出这两个文明既拥有此前时代所不具备的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也有很多可以进行相互比较和对照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对于这些课题，他指出：“在这些以及其他的例子中，比较都是从两种情境中的一些特殊的细节开始的，这些情境基本上处于同一个发展阶段，它们的证据来源又大多属于同一个类型。从这样的一些思考出发，就很可能会找到与讨论相关的两种或多种文化所具有的更具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特征。”可见，除了增进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互理解，鲁惟一也充分肯定了比较研究在归纳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上所发挥的作用。不过，他指出，要实现这种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上的跨越，原始资料的研读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对“他者”的误读和误解：

在所有这样的探究中，对原始资料和它们的术语的评估和批判性的运用必须要放在第一位；例如，我们可以追问，用法律（law）一词来翻译“律”和“令”这些词是否正确。对二手资料的太过容易的依赖可能会导致我们陷入比较研究实施过程中的一个更大的困难中：它可能会使一位读者屈从于一个二手作家谈到某种特殊的情况时做出的隐含的设想或者理解；希腊、拉丁和中文文本的翻译可能会暴露出翻译者的背景和偏见。

这样，一种文化中存在的概念能否适用于另一种文化中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从中显现出的仍是专业研究与比较研究之间天然存在的巨大张力。在他看来，尽管二手资料的使用不可避免，但一手资料的准确理解和恰当运用，不仅是单个对象的历史专题研究，而且是两个或多个对象的历史比较研究应该做到的功课和必须守住的底线。问题是一个人的学识和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很难在两个不同的领域都成为专家，所以，需要学者们展开合作研究，在这一点上，鲁惟一与上述学者具有一致的看法。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历史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拥有独特价值的研究方法，既是寻求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必要手段，也是增进文明自身及文明之间相互理解的有效工具，尤其是在专业分工日益细密和专门性研究成为主流的今天，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就显得更加必要和迫切。就历史比较研究的可能性而言，需要研究者不断加强对这种方法本身的反思和探讨，对其优势和限度、机遇和风险等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并把这些贯穿到力求视角的“中立”、关注概念适用性的论证以及把时空因素与比较事项的合理选择相结合等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以使比较对象拥有“可比性”。如果说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只是构成了其实施的基本条件，那么，成效的提高才是实现其价值的关键所在，对此，学者们提出了很多颇具启发性的看法和建议，比如提倡整体性和多维度的比较研究，努力扩大比较对象的范围和数量，以及加强对原文的研读和语境的分析，等等。

对于上述问题，虽然学者们在讨论中存在一些分歧，但有很多共同的看法，其中之一就是呼吁加强历史比较领域中的合作研究。笔者认为，劳埃德和席文的研究在这个方面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先例，这次会议的召开和该书的编辑出版也不失为一次集体研究的有益尝试。同时，笔者也衷心期待，这样的深入交流与合作研究不仅出现在不同学科或领域的专家之间，也能够出现在中国和西方学者之间。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比较研究这个小小园地中，中西方学者不但有共同的话题，在认识上也存在诸多共识。只有在世界各国学者的积极互动和共同努力下，才能够真正推动历史比较这一拥有广阔前景的研究领域的发展和繁荣，为实现文明之间的理解和交流互鉴的共同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