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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时期明太祖在山东沿海建立了11卫、6所,永乐二年设即墨营

 渐华 2023-03-09 发布于山东

明代永乐至宣德时期,国力鼎盛,军事力量强大。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山东倭患的发生相对减少,山东海防在洪武基础上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是,此时期的山东海防也存在弊端,而且受到了国家某些既定政策的负面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实效性的发挥,也是其正统以后逐渐凋敝的重要因素。山东海防的这种双重特点,折射出了永宣时期的繁荣盛世与危机并存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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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东海防形势

明初洪武时期,山东是遭受寇匪侵扰较为严重的地区。永宣时期,寇匪的袭扰依然是威胁山东海疆安全的主要因素。为了便于考察此时期山东倭患的历史面貌,第一,永宣时期,山东遭受的寇匪侵扰共6次,比洪武年间有所减少。第二,永宣时期,山东的倭患主要发生在永乐十四年前,洪熙和宣德年间未见有寇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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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永宣时期,明廷积极改善了中日关系,促使日本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寇匪进行了制止。明初洪武时期,明太祖朱元璋为了解决寇匪问题,曾积极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洪武十三年(1380),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伏诛,明太祖认为他与日本勾结,图谋不轨,遂与日本断绝来往,专意加强海防建设。

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七日,朱棣即皇帝位,此时中日断绝邦交已20余年。其间寇匪对我国的叨扰不断,朱棣对此深有所知,故十分重视寇匪问题。明成祖首先从改善中日关系入手,积极争取日本政府配合我国剿灭寇匪。明成祖于即位当年的九月七日,就遣使以即位诏谕日本。永乐元年九月,明成祖又遣左通政赵居任等出使日本。

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同意与日本进行贸易,同时颁给日本幕府日字勘合100道,作为日本来华朝贡贸易的凭据。此期勘合贸易,至永乐九年(1411)因日本幕府将军义持的反对而中断。宣德八年(1433),应日本政府的要求,明廷又恢复了与日本的勘合贸易,同时重中了日本应制止寇匪的要求。事实证明,明廷的这种外交努力,有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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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永乐二年至永乐六年(1408),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应明廷要求,不断捕获寇匪,献与明朝。其了义持继位后,也曾于永乐八年(1410)四月将所获寇匪交给明政府。明廷的这种外交措施是针对倭患而实行的,为山东海防安全提供了一定保障。

第二,望海增大捷给入侵的寇匪以毁灭性的重创,使寇匪长期不敢觊觎北方沿海地区。辽东总兵、都督刘江在巡视各岛时,来到金州卫(今辽东半岛南端)金线岛西北的望海垠上,发现此地地势高广,可驻兵千余,询问当地居民得知,刘江遂奏准在望海垠上筑堡垒,置烟墩,加强守备。

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的某天,寇匪2000余人乘海舟而来,登岸后向望海蜗奔来。刘江沉着备战,命都指挥徐刚伏兵山下,百户江隆率领军士潜绕贼船,断其后路。刘江与他们约定,见旗举而伏起,闻鸣炮而奋击,不听命者,按军法从严处治。很快,寇匪来到望海垠,进入刘江布置的伏击圈。刘江举旗鸣炮,伏兵四起,继而以两翼并进,抗击寇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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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明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山东海防建设,有效地打击了寇匪的侵扰。

二、山东海防军事体系的巩固和加强

永宣时期,针对海疆不靖的状况,明政府进一步加强了海防建设,使山东海防体系在洪武基础上得到了一定充实和完善。

(一)海防支援体系的建立

洪武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在山东沿海建立了11卫、6所,但各卫所间互不统属,又相隔一定距离,很难互相支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海防整体力量的发挥。针对这种情况,永宣时期,明政府先后在即墨、登州、文登三地组建了海防守备营,即即墨营、登州营和文登营。

即墨营,永乐二年设,在即墨县南70里之金家岭。宣德八年,明政府将即墨营移址于即墨县北10里处,并筑即墨营城

海防三大营各据战略要地,互为椅角,既是相对独立的海防机动部队,又是紧急时刻互为支援的战斗整体,能够更有效地抵御寇匪的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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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防军事指挥机构登州备倭都司的设立

永宣时期,山东海防军事指挥机构增加了新设置,即设立了登州备倭都司。沿海卫所作为山东海防的基干,隶属于山东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司,最早称都卫。山东都卫,始建于洪武三年(1370)十二月,称青州都卫,八年(1375)十月,改称山东都指挥使司。由于山东都指挥使司负责全省的军务,必然不能集中精力处理海防事务,难以及时应付海防紧急事件。

鉴于此,明成祖于永乐六年在登州水城增设了备倭都司,以统领山东沿海卫所诸军,抗击寇匪。山东备倭都司是山东都司的下属军事机构,是“行都司”,因此山东备倭都司设官与都指挥使司相同。如此看来,山东备倭都司的最高指挥官应为都指挥使。实则不然。也就是说山东备倭都司的最高指挥官多为“署都指挥”,间或“以都指挥体统行诉”。

由此可知,“署”即“署职”,是明代卫所将官的一种升职方式。将官署职,起初只是暂时代理,立有军功大劳后方能实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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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州备倭都司的设立,使山东海防有了比山东都司更直接、更专业的海防领导机构,对海防建设的意义重大。事实也证明,备倭都司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涌现出一些杰出的抗倭人才。备倭都指挥使卫青就是一位很岀色的海防官。卫青,字明德,南直华亭人,以靖难功世袭济南卫指挥使。永乐十四年,因剿捕寇匪有功而被委任为山东备倭都指挥使。卫青在任职期间,颇有功绩。

(三) 海上防御力量的进一步加强

永宣时期,明政府另一积极主动的海防作为便是多次组建机动水军,出海巡逻。水军巡捕的范围遍及我国万里海疆,并着重加大了对山东海疆巡逻的力度。这些大规模的海上巡逻,构成了一道“海上长城”,对寇匪具有强大的震慑力,减少了寇匪对山东沿海地区的危害。自洪武八年(1375)起,舟师巡海制渐成虚制,而明成祖却加强了这一制度,这是明成祖比其父更富有海洋远见的具体体现。

(四) 海防设施的完善和海防兵力的增加

永宣时期,明政府进一步完善了山东海防设施,使海岸防线更加坚固而严密。洪武三十一年(1398)四月,明政府在文登县辛汪都3里东北近海处设立威海卫,派兵驻屯。当时,威海卫有防无城,不利于海岸陆地防守。明成祖在完善山东海防设施的同时,从实际情况出发,增加了山东海防屯驻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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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东海防发展中的不利因素

把山东海防放在明代前期这一历史阶段来考察,永宣时期,它取得的成就无種是空前的。但是,盛世下隐藏危机,山东海防的发展也受到了负面因素的影响。

(一)海防三大营的建址存在弊端

永宣时期,明政府营建的山东海防蕴藏着不利因素,具体表现就是海防三大营的建址存在弊端。

对于海防三大营的作用,理论上来说,海防三大营的建立确实具有这些积极作用。而实际上,其实践效果与预期目的存在一定差距。海防三大营的建址远离沿海卫所,在没有发达的海防交通条件配合的情况下,其对前线的后援保障很容易受到限制。可见,即墨营的建址并不十分精确,致使其在保护山东最南部海疆的安全中面临一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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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防受到国家某些既定大政策的负面影响

永宣时期,某些政策的实施对山东海防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制约了山东海防实效的发挥。

一是海运的罢止。明初洪武时期,为了保证京师和辽东驻军的正常补给,明政府行海运。山东诸海港即担负着北上运输的重任。当时,为了抵御倭宼和海盗的袭扰,保证航线的安全畅通,海运一般由卫所军队守护和押运。因此,山东沿海卫所官军担负着保护海运的职责。但是,自永乐十三年(1415)南北大运河贯通之后,明成祖罢止海运。山东沿海卫所官军遂被抽调护送漕运,山东海防兵力因此减少。

二是班军制度的实行。班军制度亦称京操,是明代军事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班军制度是由明成祖创立的。实际上,京操制度的实行不仅未达到其预期效果,反而给地方造成了很深的危害,曲山东海防就颇受其害。每年,山东沿海卫所军轮班调发京操,海防军力明显减少,遇警难以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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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海禁政策的继续实施。海禁政策是一种极为消极保守的海防政策。永宣时期,明朝皇帝因循了洪武时期的海禁政策,其消极影响自不待言。仅从海防的角度而言,海禁政策的实施限制了山东民间航海力量的壮大,给山东海防的持久发展造成了困难。

综上所述,永宣时期,山东海防取得了重大发展,发挥了有效的御倭作用。但是,山东海防在发展中也遇到一些不利因素,影响了其实效的持久发挥。所以,永宣时期的山东海防是成绩与隐患并存的时代。这也说明,明王朝并非自始至终重视海上安全,其陆地甚至是内陆本位政策限制了它海防力量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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