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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永乐至宣德时期，国力鼎盛，军事力量强大。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山东倭患的发生相对减少，山东海防在洪武基础上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是，此时期的山东海防也存在弊端，而且受到了国家某些既定政策的负面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实效性的发挥，也是其正统以后逐渐凋敝的重要因素。山东海防的这种双重特点，折射出了永宣时期的繁荣盛世与危机并存的时代特征。 如果您喜欢该作品，看更多精彩内容，欢迎点赞加关注！ 一、山东海防形势 明初洪武时期，山东是遭受寇匪侵扰较为严重的地区。永宣时期，寇匪的袭扰依然是威胁山东海疆安全的主要因素。为了便于考察此时期山东倭患的历史面貌，第一，永宣时期，山东遭受的寇匪侵扰共6次，比洪武年间有所减少。第二，永宣时期，山东的倭患主要发生在永乐十四年前，洪熙和宣德年间未见有寇匪活动。  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永宣时期，明廷积极改善了中日关系，促使日本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寇匪进行了制止。明初洪武时期，明太祖朱元璋为了解决寇匪问题，曾积极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洪武十三年(1380)，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伏诛，明太祖认为他与日本勾结，图谋不轨，遂与日本断绝来往，专意加强海防建设。 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七日，朱棣即皇帝位，此时中日断绝邦交已20余年。其间寇匪对我国的叨扰不断，朱棣对此深有所知，故十分重视寇匪问题。明成祖首先从改善中日关系入手，积极争取日本政府配合我国剿灭寇匪。明成祖于即位当年的九月七日，就遣使以即位诏谕日本。永乐元年九月，明成祖又遣左通政赵居任等出使日本。 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同意与日本进行贸易，同时颁给日本幕府日字勘合100道，作为日本来华朝贡贸易的凭据。此期勘合贸易，至永乐九年（1411）因日本幕府将军义持的反对而中断。宣德八年（1433），应日本政府的要求，明廷又恢复了与日本的勘合贸易，同时重中了日本应制止寇匪的要求。事实证明，明廷的这种外交努力，有一定的成效。  自永乐二年至永乐六年（1408），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应明廷要求，不断捕获寇匪，献与明朝。其了义持继位后，也曾于永乐八年（1410）四月将所获寇匪交给明政府。明廷的这种外交措施是针对倭患而实行的，为山东海防安全提供了一定保障。 第二，望海增大捷给入侵的寇匪以毁灭性的重创，使寇匪长期不敢觊觎北方沿海地区。辽东总兵、都督刘江在巡视各岛时，来到金州卫（今辽东半岛南端）金线岛西北的望海垠上，发现此地地势高广，可驻兵千余，询问当地居民得知，刘江遂奏准在望海垠上筑堡垒，置烟墩，加强守备。 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的某天，寇匪2000余人乘海舟而来，登岸后向望海蜗奔来。刘江沉着备战，命都指挥徐刚伏兵山下，百户江隆率领军士潜绕贼船，断其后路。刘江与他们约定，见旗举而伏起，闻鸣炮而奋击，不听命者，按军法从严处治。很快，寇匪来到望海垠，进入刘江布置的伏击圈。刘江举旗鸣炮，伏兵四起，继而以两翼并进，抗击寇匪。  第三，明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山东海防建设，有效地打击了寇匪的侵扰。 二、山东海防军事体系的巩固和加强 永宣时期，针对海疆不靖的状况，明政府进一步加强了海防建设，使山东海防体系在洪武基础上得到了一定充实和完善。 （一）海防支援体系的建立 洪武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在山东沿海建立了11卫、6所，但各卫所间互不统属，又相隔一定距离，很难互相支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海防整体力量的发挥。针对这种情况，永宣时期，明政府先后在即墨、登州、文登三地组建了海防守备营，即即墨营、登州营和文登营。 即墨营，永乐二年设，在即墨县南70里之金家岭。宣德八年，明政府将即墨营移址于即墨县北10里处，并筑即墨营城。 海防三大营各据战略要地，互为椅角，既是相对独立的海防机动部队，又是紧急时刻互为支援的战斗整体，能够更有效地抵御寇匪的侵扰。  （二）海防军事指挥机构登州备倭都司的设立 永宣时期，山东海防军事指挥机构增加了新设置，即设立了登州备倭都司。沿海卫所作为山东海防的基干，隶属于山东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司，最早称都卫。山东都卫，始建于洪武三年（1370）十二月，称青州都卫，八年（1375）十月，改称山东都指挥使司。由于山东都指挥使司负责全省的军务，必然不能集中精力处理海防事务，难以及时应付海防紧急事件。 鉴于此，明成祖于永乐六年在登州水城增设了备倭都司，以统领山东沿海卫所诸军，抗击寇匪。山东备倭都司是山东都司的下属军事机构，是“行都司”，因此山东备倭都司设官与都指挥使司相同。如此看来，山东备倭都司的最高指挥官应为都指挥使。实则不然。也就是说山东备倭都司的最高指挥官多为“署都指挥”，间或“以都指挥体统行诉”。 由此可知，“署”即“署职”，是明代卫所将官的一种升职方式。将官署职，起初只是暂时代理，立有军功大劳后方能实授。  登州备倭都司的设立，使山东海防有了比山东都司更直接、更专业的海防领导机构，对海防建设的意义重大。事实也证明，备倭都司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涌现出一些杰出的抗倭人才。备倭都指挥使卫青就是一位很岀色的海防官。卫青，字明德，南直华亭人，以靖难功世袭济南卫指挥使。永乐十四年，因剿捕寇匪有功而被委任为山东备倭都指挥使。卫青在任职期间，颇有功绩。 （三） 海上防御力量的进一步加强 永宣时期，明政府另一积极主动的海防作为便是多次组建机动水军，出海巡逻。水军巡捕的范围遍及我国万里海疆，并着重加大了对山东海疆巡逻的力度。这些大规模的海上巡逻，构成了一道“海上长城”，对寇匪具有强大的震慑力，减少了寇匪对山东沿海地区的危害。自洪武八年（1375）起，舟师巡海制渐成虚制，而明成祖却加强了这一制度，这是明成祖比其父更富有海洋远见的具体体现。 （四） 海防设施的完善和海防兵力的增加 永宣时期，明政府进一步完善了山东海防设施，使海岸防线更加坚固而严密。洪武三十一年（1398）四月，明政府在文登县辛汪都3里东北近海处设立威海卫，派兵驻屯。当时，威海卫有防无城，不利于海岸陆地防守。明成祖在完善山东海防设施的同时，从实际情况出发，增加了山东海防屯驻兵力。  三、山东海防发展中的不利因素 把山东海防放在明代前期这一历史阶段来考察，永宣时期，它取得的成就无種是空前的。但是，盛世下隐藏危机，山东海防的发展也受到了负面因素的影响。 (一)海防三大营的建址存在弊端 永宣时期，明政府营建的山东海防蕴藏着不利因素，具体表现就是海防三大营的建址存在弊端。 对于海防三大营的作用，理论上来说，海防三大营的建立确实具有这些积极作用。而实际上，其实践效果与预期目的存在一定差距。海防三大营的建址远离沿海卫所，在没有发达的海防交通条件配合的情况下，其对前线的后援保障很容易受到限制。可见，即墨营的建址并不十分精确，致使其在保护山东最南部海疆的安全中面临一定的困难。  (二)海防受到国家某些既定大政策的负面影响 永宣时期，某些政策的实施对山东海防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制约了山东海防实效的发挥。 一是海运的罢止。明初洪武时期，为了保证京师和辽东驻军的正常补给，明政府行海运。山东诸海港即担负着北上运输的重任。当时，为了抵御倭宼和海盗的袭扰，保证航线的安全畅通，海运一般由卫所军队守护和押运。因此，山东沿海卫所官军担负着保护海运的职责。但是，自永乐十三年(1415)南北大运河贯通之后，明成祖罢止海运。山东沿海卫所官军遂被抽调护送漕运，山东海防兵力因此减少。 二是班军制度的实行。班军制度亦称京操，是明代军事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班军制度是由明成祖创立的。实际上，京操制度的实行不仅未达到其预期效果，反而给地方造成了很深的危害，曲山东海防就颇受其害。每年，山东沿海卫所军轮班调发京操，海防军力明显减少，遇警难以应付。  三是海禁政策的继续实施。海禁政策是一种极为消极保守的海防政策。永宣时期，明朝皇帝因循了洪武时期的海禁政策，其消极影响自不待言。仅从海防的角度而言，海禁政策的实施限制了山东民间航海力量的壮大，给山东海防的持久发展造成了困难。 综上所述，永宣时期，山东海防取得了重大发展，发挥了有效的御倭作用。但是，山东海防在发展中也遇到一些不利因素，影响了其实效的持久发挥。所以，永宣时期的山东海防是成绩与隐患并存的时代。这也说明，明王朝并非自始至终重视海上安全，其陆地甚至是内陆本位政策限制了它海防力量的成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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