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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吴晓群 内容提要：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不少学者从书写风格、叙事方式、材料的使用以及写作的目的和动机等多方面，质疑希罗多德历史书写的真实性，进而否认其作为史家的身份以及古典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的传承关系。面对诸如此类的质疑与挑战，又有许多学者撰文维护希罗多德作为史家的声誉。本文正是以希罗多德研究中这两种学术思潮为背景，通过对希罗多德著作产生的思想背景、文化语境及其作者的写作方式和叙事逻辑等方面的考察，力图从思想史的角度综合论证，希罗多德所开创的这种写作体裁是古代希腊人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它与后世的“历史学”有着实质性的关联与承接关系。 关键词：希罗多德 探究 历史 作者简介：吴晓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希腊宗教与仪式、西方古典史学，主要作品有《古代希腊仪式文化研究》、《希腊思想与文化》等。 在希罗多德研究中，以莫米里亚诺为代表的学者始终将希罗多德及其著作置于西方史学史的发展脉络中，强调以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为代表的古典史学是西方现代史学的基础。[1]然而，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面对后现代理论对史学的全面冲击，以及由此对古典史学产生的种种质疑中，这一传统思路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不少西方学者从书写风格、叙事方式、材料的使用以及写作的目的和动机等多方面，质疑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历史书写的真实性，由此进一步否认他们作为史家的身份，以及古典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的传承关系。比如，1986年罗伯特·康纳在一次以希罗多德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中指出，希罗多德写作的目的或许并不像我们传统上认为的那样，倡导并且力行“尽最大可能的准确地叙述过去的事件” [2]。又如，伍德曼在其著作之序言的开篇，就引用了阿特金森在《历史中的知识与解释》一书中的一段话：“从外表上看，人们倾向于认为，历史学从古典到现在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许多的专业史家却认为，在19世纪初，这一学科已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甚至有人认为规范的历史学开始于那一时期。” [3]换言之，在他们看来，近代以来的西方史学与古典史学之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
之所以产生这样一种研究性的转向，并非因为希罗多德所记载之真实的可靠性。传统研究的主题已经有了充分的研究，似已无法取得更大进展，因而有关学者只好转向对写作风格及语言方面的探讨。事实上，在古典学界，对希罗多德《历史》一书“真实性”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讨论背后的时代精神、问题意识、评价标准却很不一样。因为在不同时期，历史写作被赋予和承载的意义不同，人们思考的角度不同，想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西方学者对这同一个问题的评价自然也就颇不相同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当然不是希罗多德及其著作发生了变化，究其根本是研究者对历史及其研究历史的这门学科——历史学——的理解和要求有所不同” [4]。 毋庸置疑，这种研究的新取向的确进一步拓宽了我们对于古典作家的理解，但同时，这些怀疑论的观点也对其著述作为历史著作的地位提出了极为严峻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本文想要探讨的是，由希罗多德所开创的这种新的叙事形式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探究”?这是一种新的认知方式，抑或只是一种文体的变化?如果我们承认它是一种新的认知方式，那么，能否断定其已开始具备“历史研究”的意味?这种探究方式与现代史学之间有无实质性关联或承接关系? 一般来说，古代作家在作品完成之后，往往在其卷首加上一段序言，以宣告其写作目的，并由此展开其主题。希腊化时代亚里山大里亚的校注家则按照惯例挑选其作品第一句话中一两个重要的词作为书名，historia一词便是他们从希罗多德著作的第一句话中所挑选出来的关键词。据统计，希罗多德在其著述中使用了historia 22次。众所周知，英文中的“历史”(history)一词是由古希腊文historia转化而来的。最早在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18卷和23卷中曾出现histor一词，它是指那种能够从诉讼双方的讼词中调查出真相并作出判断的人，其身份类似于仲裁者。赫西俄德在其诗篇中也使用了这个词，意指了解情况或有技能的人。而historia作为动词historein的名词形式，意为“调查研究”或“探究”。historein则可视为意指histor的行为特征，即在诉讼中查找正确的说法，意为“询问”或“探询”。 最先使用historia一词来指称一种新的认知方式的是爱奥尼亚的思想家，其中最主要的代表是泰勒斯。公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爱奥尼亚地区的哲学家们普遍用historein的方法来研究宇宙的生成、万物的起源，然后再用散文的形式将他们经过自己理性判断后的结果记载下来，即是所谓的爱奥尼亚地区的知识革命。他们的方法影响了另一些人。这些人被称为散文纪事家或史话家(logographer)，其中的代表是赫卡泰乌斯。不过，后者的兴趣和关注点已不再是宇宙的秩序和规律，而是人间的社会。他们开始实地调查异域民族的地理与风俗，不仅通过实地观察，也通过对目击者的询问来获取证据、收集资料，在加以甄别和判断后，同样用散文的形式将他们调查的结果记载下来，没有了格律的限制，思想的表达变得更加自由。赫卡泰乌斯公开宣称：“只有我所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我才把它记载下来。关于希腊人的传说是纷繁复杂、各异其趣的，但据我看来都是荒唐可笑的。” [5]这段话表明了一种谨慎求实的态度。应该说，赫卡泰乌斯是在一种完全不同于荷马以及赫西俄德的意义上，追溯人类持续不断的行为业绩。 如果说赫卡泰乌斯那一代的散文纪事家受爱奥尼亚哲学家的影响，在其著述中已初步表现出一种从人出发之探究精神的话，那么到了希罗多德时期，这种探究之精神与方法则成为一种更加自觉的行为。“探究”一词不仅出现在其著作卷首，而且贯穿于《历史》中。希罗多德始终都在强调这种“探究”的态度，他不断提到：“以上所述都是我个人亲自观察、判断和探索的结果。”(《历史》2.99)“我是按照我自己所相信的来讲的。”(《历史》2.120)“但是我以为这不是由于上述的原因，而是还有另外的原因。”(《历史》7.133)而在遇到有问题的地方，他也会坦率地表示：“然而我个人觉得不可索解。”(《历史》4.30)“我说不确实了。”(《历史》7.152)。
可见，他倾听、选择、记录听到的内容，同时又保留着自己批判的权利。在没有旁证可以参照比较的情况下，他姑且记录下来，但他并不轻信，而是提出自己的看法提请读者注意，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这可以说是在当时情况下最可取的态度、最彻底的批判精神。[6] 然而，在希罗多德之后，historia并未就此成为一个专门的术语。修昔底德根本没有使用它，他用的是其他词语，但同样表明了这种探究的思想。他使用“发现”来表述他对希腊早期历史的研究，对同时代希腊的研究，他使用的词语则具有“搜集并把他们记载下来”的意思。可见，修昔底德并非是简单地重复传说或他人的回忆，而是在一个自己选定的主题上加以叙述和解释。至于他为何没有使用这一术语，西蒙·霍恩布洛尔认为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这一术语与希罗多德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等同于希罗多德；而修昔底德极力要将自己与希罗多德区分开来，因此他没有使用这一术语。二是这一术语当时尚未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术语。真正的原因恐怕应该是后者。[7] 色诺芬及大多数公元前4世纪的古代作家均未使用“探究”一词来指称他们的著作，只有亚里士多德例外。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不仅创造了历史学家(historikos)一词，而且第一次指出历史与诗不同，认为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情，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情。[8]这大概是古典文献中最接近于现代有关“历史”和“历史学家”的理解，当然，这仍是在一个比较宽泛的基础上使用该词。 亚里士多德之后，公元前4世纪晚期和公元前3世纪早期的一些著作残篇中，也有部分作品以Historia为标题，但我们不能确定，这是作者本人所为，还是引用他们著作的后人加入，也不能确认他们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该词汇。 公元前3世纪80年代的一篇铭文中再次出现了historia一词，铭文的内容是莱斯马库斯(Lysimachus)给萨摩斯(Samos)公民的一封信，解决他们与普赖伊尼人(Priene)之间的领土纠纷问题。铭文第十二行中说，普赖伊尼人根据Historia和别的证据及文件证明，巴提耐提斯(Batinetis)是属于他们的。[9]此外，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晚期的菲拉库斯(Phylarchus)也是用这一名称为其作品命名。[10]至此，historia才成为与我们今天的“历史”精确对应的词，即具有了今天专业意义上的含义。 以上对historia一词所做的词源学追溯表明，[11]“探究”(historia)一词成为“历史”(history)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12]汤普森说：“公元前6世纪是一个知识文化上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希腊人的思想表现开始从诗歌的形式过渡到比较偏重于思维的形式。”[13]既然公元前6世纪是过渡时期，就必定存在着多种思想与方法的可能性，且任何一种思想与方法都还没有完全定型，都还有待于在未来的时间里逐渐成形并具备各自不同的特征。我们于此看到，“探究”这种新的认知方式的确与爱奥尼亚的思想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爱奥尼亚思想的语境是我们理解希罗多德的唯一具有掌控性的语境，更不能进一步推测，将希罗多德与爱奥尼亚的思想家们视作同样的人。虽然我们从不否认赫卡泰乌斯这位前辈对希罗多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以往那种认为从散文纪事家到历史著述这样一个直线发展的模式，现在却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随着早期希腊著作残篇的系统整理和出版，以前学者认为希罗多德可能引用了大量散文纪事家作品的观点遭到否定。一些以往被认为是希罗多德前辈的散文作家实际上是与他同时代的人，而这种直线发展的模式简化了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14] 总之，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语言学转向对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也会因为语言本身的局限，带给这种研究模式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欠缺。语言本身并不能产生思想，虽然它有助于我们对思想的理解、讨论的展开。因此，词源学上的考证、语义学的分析是必备的基础，但不是唯一的，更不是全部。纯粹执著于词源学知识，并不一定就代表着更接近于真实。更不能孤立地看待一个词，特别是一个被思想家们赋予了深刻含义的词，它可能在不同时代、甚至在同一个时代的不同思想流派中都会产生变化，[15]事实上，我们已看到，从爱奥尼亚的思想家到希罗多德时代的知识精英对“探究”这个词的理解就不尽相同。一种新认知方式产生的思想背景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能在它们之间作同等同质的认定。 具体到希罗多德，这种“探究”的方法虽非其首创，他也没将其上升为一种理论并系统论证，但他自觉地将其作为叙事的首要方法。自希罗多德之后，那些研究人类过去发生的事件的人，那些研究社会演变的人，都会将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见解加进去。这种对材料的选择、批判是为了给正确的判断和解释提供一个事实基础；而历史学的目的，就是要在事实基础上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从而使它具有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伯里说希腊人“不是最早用编年形式记载人类活动的人，然而却是最早采用批判方法的人。换句话说，他们开创了历史学”[16]。 尽管希罗多德强调的主要是他探究的“方法”，而非探究之“领域”，但每个知识领域之特殊性很大程度上正是由其方法之特殊性而确立。因此，我们不应该将认识方式与探究对象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看，而应视作一体两面，甚至一体多面。事实上，在希罗多德的著述中，虽然涵盖对其他领域的探究，但“人类的事情”始终是其探究的最重要的领域。因此，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内容上，希罗多德之“探究”与后世的“历史学”，可以认为是契合的。在此意义上，他被称之为西方“历史之父”，一点也不为过。这正如凯利所说：“他不知道他正在开创一种文学流派、一种标准，从根本上说是一门学科，两千年后，它成为科学和专业的基础。”[17] 近一二十年来，在对于希罗多德当时所处的思想文化语境的讨论中，除了认为他受到爱奥尼亚思想传统的影响外，还有人认为希罗多德很有可能受到了公元前5世纪下半期新兴思潮的影响，这其中以罗萨林·托马斯的《语境中的希罗多德》[18]尤为引人关注。 在讨论罗萨林的理论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回溯一下古典学界与“他者”理论相关的一些讨论。众所周知，作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他者”理论几乎成为学术界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这在希罗多德研究中也不例外。阿尔托格等人认为，希罗多德的异域叙述就是为了树立一个相对于希腊人自身文化的“他者”形象，异域的习俗正是确认希腊人自身身份的一面“镜子”[19]。保罗·卡特里奇也认为，“自我”与“他者”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贯穿于希罗多德的异域叙述之中。[20]在此基础上，瓦苏尼亚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研究思路，认为从希罗多德直到亚历山大时期，在希腊人的表述里，埃及一直都作为希腊的“他者”而存在；[21]并由此推论，正是由于希腊人长期以来将埃及视作“他者”，这推动了亚历山大大帝对埃及的征服，甚至影响到了1798年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乔纳森·霍尔结合“他者”的理论与“身份认同”的问题，认为希腊人一方面通过对自身历史的认识来重构自己的谱系，另一方面则通过作为对立面的“他者”来认识自己的特征。[22]伊迪丝·霍尔等人也强调，希波战争后，希腊人通过逐步建构起一个蛮族的“他者”形象，从而实现对自我的界定。[23] 然而也有许多学者对这种思路提出了质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伯纳尔，他认为希腊文明深受埃及和腓尼基的影响，由此判断希罗多德异域叙述的目的是找寻希腊文明的埃及源头。[24]与此观点相类似的学者还有罗萨丽亚·穆森，她认为希罗多德的异域叙述并不为了强调希腊人与异族的不同，恰好相反，他是在找寻两者间的相同之处。穆森还进一步指出，希腊人与异族的语言甚至是可以转换的，以此来证明希罗多德的写作目的并非是在强调“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25] 罗萨林·托马斯则彻底抛弃了“自我”与“他者”或对立或交融的语境模式，转而强调要将希罗多德置于“他的语境”(his context)当中，即希罗多德所处时代的希腊语境；并断言希罗多德的叙述不仅受到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影响，更是深受他生活于其中的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的新兴思潮，如希波克拉底派医学以及智者学派的影响，特别是后者。托马斯认为，希罗多德的异域叙述是为了反驳希腊人内部将异族蛮族化的认识，他以最古老的埃及作为分析对象，不仅可以由此建立起其探究结果的权威性，而且也将探究结果由遥远的过去推至当时。托马斯认为，希罗多德的语言风格、叙述方式其实具有很强的论争性，他不仅使用了与智者相同的概念及思维模式，讨论了相同的问题，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总之，托马斯认为他叙述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由此，她将希罗多德也视作一名智者。[26]然而，托马斯著作为人所诟病之处在于，她分析的主要是希罗多德的异域叙述，并未涉及希罗多德叙述中的另一条重要线索，即“人类的功业”，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也使其论著的说服力打了折扣。[27] 我们可将托马斯的论述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从修辞学的角度对古典作家及其著述进行论述的潮流结合起来看，这一学术思潮曾在美国引来大批的追随者，至今仍不乏其人。这是一种研究思路的重大转向，它使得希罗多德研究从实证主义的考察转向了语言学上的辨析，即从讨论希罗多德的叙述是否真实转向追问希罗多德为何那样叙述?的确，这一视角不能不说是对古典作家的理解中一种另辟蹊径的做法，有着方法论上的积极意义。但这并非是今日学者的“洞见”，事实上，古代书写形式中修辞所占的重要地位为历代学者所洞悉，且不说古典作家中有哈里卡那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琉善对此专门的论述，后世如耶格尔、汤普森、莫米里亚诺等大家也都曾提及。但由此就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称之为智者或修辞学家，则不能不说是当代学者的“发明”。 事实上，西方史学在专业化之前与文学之间的差异并不十分明显，也不十分严格，应该说，希腊罗马的古典史学几乎从一开始就与修辞学联系在一起。古典史家们将修辞学的技巧运用于历史写作之中，力图把第一手的史料和记忆转换成可读性较强的叙事，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有意义的分析，于是，富于文采、讲究修辞几乎成为古典史家所共同关心的一件大事。凯利认为，这种历史学与修辞学之间的关系与20世纪60年代的“语言转向”以及当代所谓“新修辞学”的观点有许多类似之处。由此，他认为：“这些文学和对'话语’的关注当然是西方史学传统恒久的，或者说是反复出现的特征。”[28]凯利的话表明了西方学术界的一种趋势：近二三十年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相关语言学理论的推动，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强调修辞学与古典史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修辞学元素对理解古典史学的重要性，并将这种解读的方式具体运用于不同的古典史家身上。 修辞与史学的结合的确使历史叙述和分析变得更为完善与合理，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修辞学对古代历史学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都不能否认古典史家所从事的仍然是历史书写，而非撰写修辞学文章。哪怕是对于修昔底德而言，对修辞手法的运用、对悲剧诗人笔法的借鉴，也仅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而非其著述目的之所在；我们不能据此以为，他是在写作一篇纯粹遵循修辞学原则的作品或是在创作悲剧。事实上，无论从方法上还是思想上，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他们自始至终都是一种新的智慧探寻方式的自觉实践者，他们有自己明确的叙事逻辑(即史观)、对自己这种“探究”式的历史写作有着清晰的认识。而这种“探究”即是后世学科化以后所称之为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就如同苏格拉底一样，虽然从古至今都有人将其视为智者之一，但学界主流仍将其作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我们也不能因为希罗多德使用了修辞的手法或具有某种文学的风格，从而否认其古典史家的身份和地位。 此外，在论述希罗多德所处思想文化语境的著作中，无论是托马斯所强调的“他的语境”，还是那些提出“他者”与“自我”或对立或交融观点的学者，他们大多是在运用一些当代的概念去分析古代文本，[29]观照希罗多德时代知识精英的思考，并聚焦在对一些概念或词语的辨析上，由此得出或顺应或反对的结论。这样的思路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或许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问题是，他们在有意无意之中或多或少地脱离了那个时代的历史与社会的大背景，即城邦的语境。让-埃尔·韦尔南曾指出：“城邦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的出现本身，就标志着一个开端，一个真正的创举；它使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呈现出新形态，后来的希腊人将充分体会到这种形态的独特性。”[30]的确，城邦制的建立及其特征，正是希腊古典文明得以产生、兴盛，又终至衰落的根源所在；同时，城邦社会也是希腊人思想及叙述方式发生变化的社会大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希腊人有了对自身历史及其周边世界进一步认知的渴望。当然他们对于“历史”的理解有着那个时代、那种国家形态下的鲜明特征。倘若抽离了这一大的时代背景，那将致使所有的讨论如同一场场在思想的空中楼阁中所展开的大辩论，显得华丽而苍白。[31] 将希罗多德从传统史学史的视角中脱离出来转而探讨希罗多德的叙事方式的学者认为，关键不在于希罗多德说了什么，而在于他是怎么说的。于是，有学者重新强调希罗多德与荷马的相似性。这在当代学者中以哈佛大学古典学教授格里高利·纳吉为代表，他主张将希罗多德从修昔底德、色诺芬、波里比乌斯等为代表的希腊史学史发展脉络中脱离出来；而将其文本置于文学史的背景下进行解读，认为希罗多德与品达代表的弦琴诗、荷马代表的史诗是一脉相承的。[32]然而，实际上，这也并非是现代学者的“发现”，早在古代，希罗多德就被认为是“最荷马的”。首先，就形式而言，《历史》是荷马式的。略举几例：其一，开始的卷首语使用了有类似史诗中“序诗”结构，同样是为了宣告其著述的目的，并由此展开主题。其二，在《伊利亚特》中，我们经常看到，在介绍某位英雄时，总会追述他的祖先及其家世。在《历史》中，希罗多德对于书中重要人物也如此处理，比如，对在温泉关战役中牺牲的斯巴达王列奥尼达、波斯王薛西斯等，都花了不少笔墨来介绍其家族谱系。[33]其三，《伊利亚特》第十七卷一整卷的主题就是双方为争夺阿喀琉斯的朋友帕特洛克罗斯的遗体而战，为此双方一共进行了4次争夺战。而《历史》第七卷第225节写到斯巴达军队和波斯军队为了争夺列奥尼达的遗体混战了4次。这样的战斗或许确实发生过，但为什么这么巧，也是4次呢?其次，在题材方面，《历史》也与荷马史诗相类似，因为它们都描述了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之间的大战，希腊人都最终取得了胜利。再次，在叙述手法上，希罗多德在很多地方也是学习荷马的。比如，荷马对奥德修斯返乡途中所遇到那些国家民族风土人情的描写，让人自然联想起《历史》中的类似章节，只是，前者想象的成分更重些，但是这种风格的类似非常明显。此外，希罗多德也使用爱奥尼亚的方言写作，尽管学者们考辨认为其所使用的爱奥尼亚方言与《荷马史诗》中所用的爱奥尼亚方言有所不同。 除了形式上相似外，希罗多德似乎也与荷马一样，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讲故事的人，而不是一位作家。因此，初读《历史》时，一位抱着纯粹以听故事为目的的读者，肯定会比一位想探寻古代历史的读者能获得更大的享受。事实上，在希罗多德的时代，讲述和写作可以理解为是大体上重合的两个概念，讲述甚至包括了写作。“写作”只是“讲述”的准备状态；“讲故事”是“写东西”的高级形式，或者说是完成形式。讲述者和听众，有着一种当下的、直接的、即时的交流，而非后世的读者，只能通过书面文字去认识作者。据记载，希罗多德曾在人群聚集的雅典广场上当众朗读他的作品，获得一致好评，为此他还受到了奖赏。此外，希罗多德的叙事中多次出现的“环状结构”(ring composition)，比如爱奥尼亚在全书中的三次被征服和两次反抗等，这也是其作品可能进行过口头表演的证据。这种环状结构曾大量出现于之前对史诗的吟唱表演之中，这种重复出现的部分不仅可增加口头表演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更是为了便于表演者与听众对其内容的记忆和理解。弗雷德里克·克罗伊策更进一步指出，希罗多德与荷马不仅在叙述的安排上，更在精神上、因果关系上都是一致的。他认为，“希罗多德从一开始构想撰写希波战争直到最后完成他的计划，不时出现于他的头脑中的是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34]。 然而，如果我们只是指出希罗多德与荷马的相似之处，那么，作为一种新的认知方式的historia，其首创性何在?希罗多德固然崇拜荷马，力图以他为楷模，并在许多地方模仿他，但他们两者及其两部作品之间却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以卷首的序诗和序言为例分析。
荷马以呼唤缪斯女神作为全诗的开头：“女神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致命的忿怒。”[35]进而又一次向女神恳求：“居住在奥林波斯山上的文艺女神啊……你们是天神，当时在场，知道一切、我们则是传闻，不知道；请告诉我们。”[36]由此可见，荷马的全部叙述本质上都是在转述神的回答。而希罗多德则在一开篇就首先声明：“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录下来。”[37] 值得注意的是，首先，希罗多德在此以自己的名字和籍贯取代了对缪斯女神的呼唤，并且还明确地告诉读者，这是我的“探究”(historia)，即是说，这成果是属于“我”的，而非代神立言。同样是讲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史诗”和“历史”的分水岭就在于到底谁是话语的主宰?是神还是人?只有当人成为真正的讲述者时，真正的“探究”即“历史”才有可能开始。正是因为加入了个人的思考和判断，原来泛义的historia一词才有了全新的含义。康纳据此推断：“如果这是历史这一事业的起源，那么，历史学家就不仅仅是古物学家和人种学家，而且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即通过他们的公平评判，使社会趋于一致。”[38] 其次，希罗多德所想要研究的是人事而非神事，他著述的目的就是保存人类的“功业”(erga)，使之不被“遗忘”，且记录下来的东西应该是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因此，“有关于人的事务”、特别是“值得纪念的重大事件”，便是他着力想要保存下来的“人类业绩”。这一方面告诉我们，“探究”这一新的叙述方式的出现意味着希腊人或希腊社会的兴趣和注意力的转移，即从对神、人的关注转向了对人的全面关注。[39]另一方面则表明，在记录之前，事件经过了人为的筛选，而这种有意识地搜集、陈列事实的行为恰好是历史认识的第一步，也是历史研究最基础的一步。因为“当一位历史学家试图进行历史叙述时，通过亲见(感知)、听闻(由说者的回忆而获得的想象)或阅读(由符号而获得的想象)，在头脑中保留或构成大量的历史现象(历史印象或历史图景)，他不可能一一详述；因而，不得不围绕着自己设定的叙述中心与认识目的，对历史现象进行有选择地描述，并将它们符号化为历史文本”[40]。 再次，他特别强调要将希腊人和异邦人发生纷争的“原因”(aitie)记载下来，这表明其所记载的，除了单纯的事件之外，更重要的是探究事件发生的原因。史诗中诗人是向女神求问有关阿喀琉斯愤怒的原因，他说：“你们是天神，当时在场，知道一切。我们则是传闻，不知道；请告诉我们。”诗人在此对真相的探究是求助于神灵。而希罗多德则试图以自己的“眼见”和“听闻”来“探究”希腊人与波斯人发生纷争的原因。因此，诗人与希罗多德对于原因的认知源头就产生了区别，换言之，这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希罗多德的认知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自己的亲自观察和理性判断，而非单纯地代神立言，或是凭借神圣的记忆来还原英雄的事迹。 如果我们同意维科所认为的，人类从以感觉和想象为主而“缺乏反思能力”的野蛮思维，过渡到具有“充分发展的人类理性”的文明思维，其特征是“思考”与“观察”，这在历史学科中，就表现为求“信”的目的，即确凿可凭性，它必须通过仔细的观察、证据的检验和理性的批判才能成为最确凿可凭的知识。[41]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希罗多德所做的“探究”就正好介于诗与史之间，希罗多德的时代还没有出现那种对于“历史”加以紧密及连续编排的明确意识。因此，作为历史书写的发端，希罗多德的《历史》既不再完全等同于荷马史诗以神话思维为框架的“诗性的历史”，又尚未成为“学科化的历史学”[42]。总之，由于希罗多德生活的年代离学科化的时代还很遥远，他本人的认知方式及其著述方式也都处于史诗与历史写作的中间过渡期，或史诗、史学、戏剧以及修辞、哲学等各个领域尚未严格划分开来的知识混合期。因此，其著作必然会呈现出多种特征，涉及多重范围，他叙事中的不完整性以及叙事中的戏剧化安排等，正好说明当时正处于一个历史学的混沌的发生期。 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公元前8至前3世纪是一个思想十分活跃、文化异彩纷呈的时代，雅斯贝斯称之为“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里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43]。对于这种人类精神的觉醒，刘家和是这样定义的：“所谓人类精神的觉醒，乃指人类经过对自身存在的反省而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自觉。”[44]的确，经过公元前6世纪的爱奥尼亚知识革命之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社会，各类知识精英以更大的激情、更敏锐的观察力、更富创新的活力对人类精神——即智慧展开了多角度的探索，而希罗多德所做的“探究”就可视为其中的一种。这种新的认知方式虽仍具有宽泛的含义，但同时也开始具有了“历史研究”的意味，它与现代史学之间有着实质性的关联与承接关系，同时也具有那个时代不同于今天的一些特点。 本文的目的并非阻止对希罗多德及其作品提出质疑或新的解释模式，[45]只是希望提醒读者：一方面要尽可能多地关注古典史家所处的时代与语境，认识到他们与现代史家在目的和方法上的差异，不要纯粹以现代人的思维去理解古人；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古典史学与现代史学的联系与区别有更为清晰的了解，不要将人类古今的精神世界完全隔绝。 应该说，在希罗多德研究中的两种思路各有其优缺点，同时也并非完全不可调和。传统史学史的思路注意到了一种认知方式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发展演变中的内在逻辑关联，但它也会使我们从某些现代有关“历史”的观念出发，以现代人的思维框架去猜度古人，从而产生误读。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研究新思路充分注意到了古典作家所处的“语境”，这种研究视角在追问希罗多德为什么要那样叙述时，力图从当时的学术传统与写作风格入手加以考察。但是，希罗多德的“语境”不应该只是单纯地指当时的某种主流哲学思想所营造出来的语境，还应该有其他的因素。将希罗多德的探究简单地归结为“爱奥尼亚思想的产物”、“是智者语境的体现”或“荷马的模仿者”等此类结论，并使之分别成为具有掌控性的历史语境，这过于绝对，有失偏颇。因为任何时代各种思想流派都处于一种复杂的关系网中，其关系可能是互补的，也可能是对立的；此外，还应该考虑到那个时代的历史及社会背景对知识精英的考问，否则单方面的考察就会变成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理解。对希罗多德及其著述作思想史的考察，不能只是局限于当时横向的思想文化语境，还应该放在整个西方思想史演变的历时性发展中去看，这样的理解才可能更为全面地把握某种思想的脉络，而不致将其割裂开来而显得碎片化。总之，我们应该将问题放在一个动态且相互间具有兼容与对抗的关系中做进一步深入的讨论。 在古代希腊，历史书写从“诗”到“史”这一过程基本上是与古希腊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从神话思维向理性思维的转变过程是一致的。这一转变是如何完成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怎样?传统的观点认为是一种裂变的关系，理性思维完全取代神话思维。但自20世纪以来，该观点受到批判，学者们认识到实际上这一转变的过程经历了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几乎涵盖了城邦时代最重要的大部分时期，其体现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非理性与理性在希腊人的生活中并存，神话思维并未彻底被理性思维所取代，而是有一种继承性的转变，并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平衡在我们今天称之为文学、政治学、哲学和史学领域中都有所体现，各种新思潮及其认知方式不断涌现，且呈现出一种相互交叉、彼此影响的复杂局面。当时，并没有出现以某一种思想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况，各种思潮一方面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中各自进行着不同的智慧探索；另一方面各种思想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借鉴，彼此对抗着。将希罗多德的“探究”界定为一种“在诗与史之间”的认知方式，这一认识并非是一个线性的认识模式，恰好相反，它包含了对《历史》更多纬度理解的可能性。 在那样一个尚无有明确学科边界的前学科化时代，若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希罗多德的著作的确不完全符合现代“历史学”的标准。但正是他在其探究中确定了史学的基本任务，即记载人类的重大历史事件，揭示重大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也正是其探究(即历史的)实践，为后人提供了如何有效收集与处理史料的最初范例，以及初步的史料批判精神与人本史观。他还为后世缔造出虽然结构松散但具有基本主题的叙述史体裁的体例，这成为后来西方传统史学的正统体裁。虽然希罗多德的《历史》并非他为自己的著作所取的书名，他也不是为了要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而写作，但他的“探究”毕竟尝试并开创了一种观察和记载人类行为和言说的方式。这种作为一种新文学形式的“探究”，成为表达希腊人历史思维的最好方式，而由此所形成的“历史书写”也成为轴心时代希腊人创立的诸多新的探寻智慧的方式之一。 [1]阿纳尔多·莫米里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洛杉矶1990年版。 [2]黛伯拉·伯德克编：《希罗多德与历史的发明》(D. Boedeker ed. , Herodotus and the Invention of History)，《阿瑞图萨》(Arethusa)特刊第20卷，1987年，第257页。 [3]A.J.伍德曼：《古典史学中的修辞学》(A.J.Woodman, Rhetoric in Classical Historiography：Four Studies)，阿留帕几底卡1988年版，第14页。 [4]吴晓群：《公众记忆与口述传统——再论〈历史〉真实性问题》，《新史学》(台北)第21卷，2010年2期。对于希罗多德研究中这两种“颠覆”与“捍卫”学术思潮的中文解读也可参考此文，在此不赘。 [5]《赫卡泰乌斯残篇》，I1.中译文转引自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6]本人曾专门撰文讨论希罗多德是如何进行“探究”的，吴晓群：《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7]西蒙·霍恩布洛尔：《修昔底德》(Simon Hornblower, Thucydides)，巴尔的摩1987年版，第8—12页。 [8]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1451b以下。 [9]西蒙·霍恩布洛尔：《修昔底德》，第11页。 [10]西蒙·霍恩布洛尔：《修昔底德》，第11页第12注释。 [11]有关historia一词及其相关词语的辨析可进一步参阅W.W.豪、J.维尔斯：《希罗多德注释》(W. W. How and J. Wells. 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牛津1928年版；鲍威尔：《希罗多德词典》(J. E. Powell, A Lexicon to Herodotus)，希尔德斯海姆1966年版；弗朗索瓦·阿尔托格：《希罗多德与历史编纂》(Francois Hartog, “Herodotus and the historiographical operation”)，《甄别》(Diacritics)第22卷，1992年，第83—93页；埃格伯特·巴克尔：《历史的产生》(Egbert J. Bakker, “The Making of History： Herodotus’Histories Apodexis”)，《布里尔希罗多德研究指南》(Bill's Companion to Herodotus)，布里尔2002年版，第3—32页。 [12]有关historia一词是如何逐步演变成“历史”的，还可进一步参考西蒙·恩布洛尔：《修昔底德》，第8—12页。 [13]J·W·汤普森著，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8页。 [14]罗伯特·佛勒：《希罗多德与其同时代人》(Rober L. Fowler,“Herodotus and His Contemporaries”)，《希腊研究杂志》(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116卷，1996年，第62—87页。 [15]在柏拉图的《克拉底鲁斯》中，苏格拉底就提醒人们，尽管通过“名字”可以探究事物的本质，但是名字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且在使用的过程中还会以各种形式被扭曲。柏拉图：《克拉底鲁斯》，421d. [16]J.B.伯里：《古代希腊的历史学家》(J.B.Bury, 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麦克米伦1909年版，第1页。 [17]唐纳德·R.凯利著，陈恒、宋立宏译：《多面的历史》，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页。 [18]罗萨林·托马斯：《语境中的希罗多德》(Rosalind Thomas, Herodotus in Context: Ethnography, Science and the Art of Persuasion)，剑桥2000年版。 [19]弗朗索瓦·阿尔托格：《希罗多德之镜》(Francois Hartog, The Mirror of Herodotu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洛杉矶1998年版，第52—53，232—237页。 [20]保罗·卡特里奇：《希腊人》(Paul Cartledge, The Greeks: A Portait of Self and Others)，牛津1993年版。 [21]费洛兹·瓦苏尼亚：《尼罗河的馈赠》(Phiroze Vasunia, The Gift of the Nile: Hellenizing Egypt from Aeschylus to Alexander)，洛杉矶2001年版。 [22]乔纳森·霍尔：《古代希腊的种族认同》(Jonathan Hall, Ethnic Identity in Greek Antiquity)，剑桥1997年版。 [23]伊迪丝·霍尔：《对蛮族的虚构》(Edith Hall, Inventing the Barbarians: Greek Self-Definition Through Tragedy)，克拉伦登1989年版；贝丝·科恩主编：《并非古典理想》(Beth Cohen ed. , Not the Classical Ideal：Athe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her in Greek Art)，布里尔2000年版。 [24]马丁·伯纳尔：《黑色雅典娜》(Ma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罗格斯1987年版。 [25]罗萨丽亚·穆森：《叙述奇观》(Rosaria Vignolo Munson, Telling Wonders)，密歇根2001年版；罗萨丽亚·穆森：《说话的黑鸽子》(Rosaria Vignolo Munson, Black Dove Speak)，哈佛2005年版。事实上，在伯纳尔之前和之后都有不少学者持类似的观点，比较重要的有：亨利·伊梅瓦尔：《希罗多德著作中的形式与思想》(Henry R. Immerwahr, Form and Thought in Herodotus)，凯斯西储1966年版；弗吉尼亚·亨特：《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著述中的过往与过程》(Virginia Hunter, Past and Process in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普林斯顿1982年版；雷德菲尔德：《旅行家希罗多德》(Redifeld, “Herodotus the Tourists”)，《古典语文学》(Classical Philology)第80卷，1985年，第97—118页；托马斯·哈里森：《神灵与历史：希罗多德的宗教观》(Thomas Harrison，Divinity and History：the Religion of Herodotus)，克拉伦登2000年版；乔恩·米尔卡森：《希罗多德与波斯战争中的宗教》(Jon D. Mikalson, Herodotus and Religion in Persian Wars)，北卡罗来纳2003年版；等等。 [26]罗萨林·托马斯的《语境中的希罗多德》，第127页。论及希罗多德与智者关系的著述还有：W. K. C.格思里：《智者》(W. K. C. Guthire, The Sophists)，剑桥1971年版；G.B. 克费德：《智者运动》(G. B. Kerferd, The Sophistic Movement)，剑桥1981年版；罗伯特·佛勒《希罗多德与其同时代人》；罗萨诺·穆尚：《希罗多德的Ananke》(Rosaria V. Muson, “Ananke in Herodotus”)，《希腊研究杂志》第121卷，2001年，第30—50页；等等。 [27]F.S.奈登：《书评：罗萨林·托马斯的〈语境中的希罗多德〉》(F. S. Naiden, “Review：Rosalind Thomas, Herodotus in Context)，《布林莫尔古典学书评》(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2001年3月21日。 [28]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第120页。 [29]比如“他者”或“他性”就是人类学的概念。当时希腊的现实中应该已经存在“自我”与“他者”两者间的区分，但这一概念与后世人类学家的使用有何共性?可否将希氏的著作首先看作一部人类学的著作，其次才是历史著作? [30]让-皮埃尔·韦尔南著，秦海鹰译：《希腊思想的起源》，三联书店1996年版。 [31]本人曾专门撰文讨论古典史家所处的“城邦语境”，以及在城邦语境之中，希腊人对历史叙述的普遍要求及其所具有的特征，吴晓群：《公众记忆与口述传统——再论〈历史〉真实性问题》。 [32]格里高利·纳吉：《品达的荷马》(Gregory Nagy, Pindar's Homer)，巴尔的摩1990年版。 [33]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卷第11节及第204节。 [34]莫米里亚诺：《弗雷德里克·克罗伊策与希腊史学》(Arnaldo Momigliano, “Friedrich Creuzer and Greek Historiography”)，《史学史研究》(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加兰1985年版，第75—90页。 [35]荷马著，罗念生、王涣生译：《伊利亚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36]荷马：《伊利亚特》，第47—48页。 [37]希罗多德：《历史》，第1页。 [38]W.R.康纳：《历史中的历史》(W. R. Connor, “The History in History”)，R.M.罗斯、约瑟夫·法雷尔编：《法律的诠释者：纪念马丁·奥斯特瓦尔德的希腊研究》(R. M. Rosen and Joseph Farrell ed., Nomodeiktes: Greek Studies in Honor of Martin Ostwald)，密歇根1993年版，第12页。 [39]希罗多德“探究”的主题不再包括“诸神的业绩”，但并不意味着神在他叙事中的缺席。希罗多德书中那些随处可见的神谕、预兆、祷文等表明他对诸神的信仰，同时也是他想为自己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寻求根据和保证的表现。然这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相关讨论容另文论及。 [40]陈新：《古希腊历史认识及其理念》，《学术研究》2001年第4期。 [41]维科著，朱光潜译：《新科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7—139页。 [42]在海登·怀特看来，“在诗性(虚构的)意识和散文式(科学的)意识之间，维柯注意到的就不是它们之间的对立，而是连贯性。”对于海登·怀特强调诗性表现与散文性表现之间的相似性与连贯性的研究，请参考陈新：《历史认识——从现代到后现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章第3节。 [43]雅斯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44]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573页。 [45]近二三十年来，运用不同理论方法对希罗多德加以研究的论著的确将这一古老的论题推到了一个新的层面。方法的自觉无疑是推进研究的强大助力，但当“方法”成为唯一的关注点时，我们就会丧失某些根基，无法立足。若因为对方法论的热望，使一些学者迷失在一场纠结于古典作家究竟使用了何种写作技法的讨论之中，这或可致陷入顾小技而失大义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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