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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上有一个常理，那就是“倚靠什么，必定就为其所限制”，读书也一样，如果全倚靠书中的内容，不管得不得乎心，都全信照做，必然就受到书的限制，成为书的奴隶。《孟子·尽心下》中，孟夫子谈到他读《书经》时的感受时即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者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大意是讲，“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我对于《武成》那一篇，所取的所信的不过两三节而已。仁义本是无敌于天下的，以仁义之师讨伐最不仁义的暴君，应该很轻松，多是不战而胜，怎会流那么多血，伤及那么多生命，以至于血流漂杵呢？显然这种不合常理的记载值得质疑。” 《书经》（也叫《书》《尚书》），它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也是儒家五经之一，一般人哪敢质疑？只有那种真正一心证道的人才会去深入的读，才会心有不通时，无论如何也不肯自欺自己的良知，也要提出来。这样的人，固然爱书，固然爱师，但同时更爱真理。这样的人，听到一句得乎心的话，哪怕这话是平庸之辈说出来的，他依然会深信不疑；这样的人，读到一句话不通于心，哪怕是出自圣贤，也照样该不信就不信，该质疑就质疑。这样的人的勇是真正的大勇。“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的人不只是面对书籍理论，面对不同的人和事时同样依仁义，从真而行，从不以真实内心，仁义以外的东西去判断一切，决定一切。又如王阳明先生所言——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王阳明先生曾自述自己证道过程也走过不少弯路，从弄词章，到痴迷于其他宗派，试过不少错。直到“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念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当他证道成功后，仍有一事放不下，那就是他旷然发现，他先前所敬重的朱熹先生，其理论有不少谬误处，他必须找到这背后的缘由，于是就有了《朱子晚年定论》，其中就有这样一段论述—— “独于朱子之说有相抵牾，恒疚于心，切疑朱子之贤，而岂其于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复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诸'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固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缪戾者，而世之学者局于见闻，不过持循讲习于此。其于悟后之论，概乎其未有闻，则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无以自暴于后世也乎？” 但唯独与朱子的学说仍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对此，我总是觉得心中歉疚，心里疑惑以朱子的贤能，对此怎么会没有觉察呢？等到后来我到南京为官，又重新翻看朱子的著作仔细探求，然后才知道朱子晚年其实已经明白了自己过去学说中的错误，并极度痛悔，以至于认为自己犯下了自欺欺人的罪过，不可饶恕。世间流传的《朱子集注》《或问》之类的著作，乃是朱子中年思想未成熟定型时的学说。他对这些旧本中的错误观点很是自责，想改正却没来得及。其他的像《朱子语录》等，也都是因为他的门生争强好胜表达已见的牵强附会的产物，本就与朱子平常的说法大相径庭。然而当时的学者因受限于自己的见闻知识，遵循讲习的不过就是朱子早年的这些知识而已。他们对于朱子晚年悔悟后的言论，几乎没有听说过，那么我的这些观点不被人相信而朱子真正的想法不被后人知晓，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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