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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嘉祐之治”又称“仁宗之治”，系旧党人士出于党争需要，于北宋中后期所塑造。在这些塑造者中，范祖禹与陈师锡最具代表性。他们粉饰宋仁宗及其时代，将“嘉祐之治”作为与新党争斗的法宝。北宋后期，旧党法宝失灵。旧党人士不仅未能劝说宋哲宗效法仁宗，复行嘉祐之政，也未能阻止宋徽宗重用蔡京，推行所谓“变法”，而且他们屡遭贬黜，往往死于贬所。两宋之际政局翻转，旧党全胜，新党覆没。南宋历代君王均“专法仁宗”，从此改革之门关闭。士大夫集团争斗的焦点不再是新与旧，而是和、战、守。包括嘉祐年间在内的仁宗时期问题成堆、危机四伏，实难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量齐观。“嘉祐之治”一说仅畅行于南宋一朝，此后始终未曾叫响，被绝大多数人集体遗忘。 原文出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01期；原标题：“嘉祐之治”：一个叫不响的命题 西汉的“文景之治”与唐代的“贞观之治”系我国帝制时代响当当的两大治世，人们素来津津乐道，少有异议。至于宋仁宗的“嘉祐之治”，从前鲜为人知，近期论著较多。有的论者将仁宗时期称为“大宋的巅峰”、“中古世界的黄金时代”，断言当时“天地一团和气、百姓安居乐业”，甚至以“盛世”相称①。人们在惊讶之余，不免怀疑历史上是否果真有此一说。毋庸置疑，“嘉祐之治”一词在史籍中依稀可见，与“仁宗之治”“仁祖之治”“昭陵之治”系同义语。某些宋人认为：“仁祖之治，前有庆历，后有嘉祐。”②于是，又称“庆历、嘉祐之治”或“至和、嘉祐之治”。庆历、至和、嘉祐均为宋仁宗年号，昭陵是其陵墓名。“嘉祐之治”一说始见于北宋中后期，仅畅行于南宋时期，此后始终未曾叫响。为何“嘉祐之治”叫而不响？本文拟略抒浅见，其偏颇错讹之处，恳请方家批评纠正。 一、“至治”：被宋仁宗否决的谀辞 宋仁宗时期堪称“太平治世”吗？当时如此称颂者确实有之，但遭到多数士大夫反对，即使宋仁宗本人也难以认可。请看下面两件事。 其一，《宋史·五行志》载：“庆历三年(1043)十二月，澧州(治今湖南澧县)献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③时任谏官的欧阳修是个明眼人，他即刻将此事判定为澧州知州冯载的献媚邀宠行径，赓即上疏，痛斥冯载“不识事体，便为祥瑞，以媚朝廷”，他说：“前世号称太平者，须是四海晏然，万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敌骄凌，藏伏之祸在后。一患未灭，一患已萌。加以西则泸戎，南则湖、岭，凡与边庭连接，无一处无事。而又内则百姓困敝，盗贼纵横。……以臣视之，乃是四海骚然，万物失所，实未见太平之象。”在欧阳修看来，岂止“未见太平之象”，而且不见“太平之道”：“臣视方今，但见其失，未见其得也。”简言之，“太平”二字无从谈起。宋仁宗采纳欧阳修建议，断然拒绝冯载所献祥瑞，“诏诸祥瑞不许进献”。④ 其二，《宋史·仁宗本纪》载：嘉祐四年(1059)“六月己巳，(宰臣富弼等率)群臣请加尊号曰'大仁至治’，表五上，不许”⑤。富弼请加尊号，系遵照宋仁宗授意，复行从前故事。知谏院范师道、知制诰刘敞起而反对。刘敞尤其激烈，其主要理由是：“今天下未可谓至治也。”仁宗回应刘敞，话语模棱两可：“朕意亦谓当如此。”富弼“怃然”，作为难状，告知刘敞：“乃是上意欲尔，不可止也。”刘敞不听劝告，“密奏三疏”⑥，连连直言。其《上仁宗乞固辞徽号》第一状称：“今百姓多困，仓廪不实，风俗未清，贤不肖混淆，狱讼繁多，盗贼群辈，水旱继有。四夷虽粗定，然本以重赂厚利羁縻之，非畏威慕义者也。未可谓至治。”⑦仁宗终于认可刘敞谏言，谢绝新增“大仁至治”尊号。另有记载称，仁宗于宝元元年(1038)十一月“抑尊号”。他先引用唐穆宗之言：“强我懿号，不若使我为有道之君；加我虚尊，不若处我于无过之地。”然后说：“朕每爱斯言。”南宋史家吕中评论道：“仁宗以四夷未服而不敢言至治。”⑧照此看来，仁宗生前一再拒绝“至治”尊号，始终“不敢言至治”。在他死后的冗长谥号“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中，美妙词藻虽多，但无“至治”二字。 由上述两事可见，其时士大夫勇于直言，宋仁宗开怀纳谏，实属可圈可点。同样值得称道的是，仁宗不无自知之明。他不以明君英主自命，下诏公开承认自己治国能力有限，朝政多有失误：“朕躬阙失，左右朋邪，中外险诈，州郡暴虐，法令非便民者。”他尚能正视严峻时局，谢绝粉饰太平：“间者西陲御备，天下绎骚，趣募兵师，急调军食，虽常赋有增，而经用不给。累岁于兹，公私匮乏。”⑨ 二、危机：时人奏议中的严酷真相 宋仁宗之世的时局确实相当严峻，绝非“天地一团和气、百姓安居乐业”的“黄金时代”，而是问题成堆、危机四伏的多事之秋。众所周知，当时人才辈出。且看这批才俊如何述说他们的时代。对于当时的形势，欧阳修概述道：“方今夷狄外强，公私内困，盗贼并起，蝗旱相仍。”对于当时的朝政，他很是不满：“方今之弊，纪纲之坏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蔡襄、余靖忧心如焚，先惊呼：“方今天下之势至危矣！”接着指出：“夷狄骄暴，陵胁中国；盗贼纵横，惊劫州县。养兵至冗，择将不精；科配频繁，公私匮竭。内外之官，务为办事而少矜恤之心；天下之民，急于供亿，而有流离之苦。治道至此，未闻救之之术。”并称：“恩泽不及于下，此陛下之失也。”⑩韩琦所上奏疏要巧妙些：“今陛下绍三圣之休烈，仁德远被，天下大定，民乐其生者八十余载矣，而臣窃观时事，谓可昼夜泣血，非直恸哭太息者，何哉？盖以西北二虏，祸衅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将危，宗社之未安也。”“天下大定，民乐其生”云云，显然是言不由衷的引子。“朝廷之将危，宗社之未安”等等，才是他要说的实情。包拯与韩琦相似，先恭维：“陛下天纵宽仁，海纳谋议。”再直言：“方今诸路饥馑，万姓流离，府库空虚，财力匮乏，官有数倍之滥，廪无二年之蓄，兵卒骄惰，夷狄盛强，即不幸继以凶年，加之外寇，则何人可以倚仗而枝梧哉？”(11)这类警世之言在当时士大夫的奏议中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当时面临四大危机：一是边境危机，西、北两面楚歌；二是财政危机，“三冗”泛滥成灾；三是民生危机，贫民衣食不济；四是治安危机，社会动荡连绵。据何竹淇先生早年不完全统计，北宋的民变、兵变凡203起(12)，其中仁宗一朝57起(13)，比徽、钦两朝还多17起(14)，为北宋九朝之最。欧阳修不禁感叹：“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天下祸患，岂可不忧！”(15)至于民变、兵变的起因，除百姓困苦外，便是吏治败坏。宋仁宗下诏求直言：“朕躬之阙遗，执事之阿枉，政教未臻于理，刑狱靡协于中，在位壅蔽之人，具官贪墨之吏。”(16)其罪己之意显而易见。关于仁宗时期的危机，邓广铭、吴天墀先生等诸多前辈史家论述颇多(17)，早为人所熟知，不必多说。 正因为宋仁宗之世危机深重，后来才有宋神宗、王安石主持的熙丰变法。吕中指出：“元昊所以敢于凭陵者，人皆以为宝元、康定积弱之故。”(18)《宋史·林广传》“论曰”：神宗“锐焉有为，积财练兵，志在刷耻”(19)。四库馆臣称：“(王)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20)所谓“刷耻”，为仁宗挽回颜面之意也。在漆侠先生看来，仁宗之世不是“大宋的巅峰”，而是从“小康局面”跌落，陷入积贫积弱的困境。他说：“积贫的形势在宋仁宗时期完全形成了。积弱的形势，亦同样地在宋仁宗时期完全显现出来。”(21) 需要说明的是，在同行印象中，我是个北宋“积贫积弱”论的反对者。其实，对于“积贫积弱”论，本人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大体认同，稍有疑义而已。不错，我从前曾说：“北宋弱而不贫。”其出发点无非是担心“积贫”一说被无限引申，误认为北宋社会生产不发达。其实，当时社会经济相当繁荣，“足以同汉唐两朝前后辉映、相互争妍”(22)。按照我的理解，所谓“贫”，应当是指底层民众贫困，朝廷财政在某些时段相当困难。宋仁宗时期处于三司理财阶段，当时朝廷财政困难主要是就三司之财而言，被称为“天子私财”的内藏库则较宽裕。谏官孙甫指出：“近岁诸路物帛，多入内库。”(23)《文献通考·市籴考》称：“仁宗留意兵食，发内藏库金帛以助籴者，前后不可胜数。”(24)据《宋史·仁宗本纪》记载，当时出内藏库财物助军需、赈灾荒、赐三司者达22次之多。这些记载表明内库之财并不困难，同时反证三司之财窘迫。从这个意义上称仁宗时期积贫，绝无不妥。如将“积贫积弱”改为“积弱不振”，或许更确当些。至于邓广铭先生为什么既力主宋代贫弱论，又力赞宋代造极说。宁可先生在为邓广铭《辽宋夏金史讲义》一书所作“序”中有很好的阐释：“这两种看法各有其事实依据，其实是着眼点不同，看待历史的角度有别。造极说更多地是从经济文化着眼，强调的是两宋经济繁荣，思想进步，科技发达，社会稳定。贫弱说，更多地是从政治军事和对外关系着眼，强调的是财政紧张，军力孱弱，保守拖沓，因循苟且。”(25)近期有学者认为：“'积贫积弱’与'造极之世’是宋朝历史的一体两面，既不应该过分贬低，也不需要过度美化。”(26)所言极是。 三、重塑：宋仁宗形象前后迥异 有学者新近提出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赵祯(即宋仁宗)时代也被誉为'盛治’，是治世的楷模。一个显然并不完美的君主及其时代，为什么却得到宋代士大夫众口一词的称赞？”(27)愚意以为，宋仁宗受到称赞，多半不是在他生前，而是在他死后。仁宗其人其时，前后形象迥异，其身后形象分明是经过重塑的。下面仅以苏轼(1037-1101)、苏辙(1039-1112)兄弟作为例证。苏氏兄弟在仁宗晚年崭露头角，嘉祐二年(1057)同登进士，六年同策制举。他们是仁宗时期特别是嘉祐年间的亲历者、见证人。 苏辙策制举时，在宋仁宗近前“极言得失”：“今海内穷困，生民愁苦。”他年少气盛胆量大，竟然直称仁宗是个“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且“好色于内”的皇上。指责仁宗：“宫中贵姬至以千(一作'十’)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宫中好赐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有无”，并声讨达官“司会不敢争，大臣不敢谏”，这几乎是当面骂皇帝“好色”。难怪考官胡宿“以为不逊，力谓黜之”。知制诰王安石则认为此乃“右宰相(而)专攻人主”，“不肯撰词”。(28)好在仁宗唯恐留下拒谏恶名，苏辙才勉强被置于第四等。外人怎知深宫事，人们难免怀疑苏辙所言系虚假信息。但据《宋史·仁宗本纪》记载：“(宝元二年四月)乙丑，放宫女二百七十人。”“(嘉祐四年六月)辛卯，放宫女二百十四人。秋七月丁未，放宫女二百三十六人。”(29)仅据此推算，仁宗盛时后宫人数当在千人以上。须知，“(宋)太祖时，宫人不满三百人，犹以为多”(30)。至于“贵姬千数”，显系夸张之词。苏辙登制科刚两年，仁宗便盖棺。苏辙此后在《龙川略志》中转而盛赞“仁宗性畏慎”，告诫宋哲宗：“陛下诚以仁宗为法，天下之幸！”(31)他在《龙川别志》中称颂“仁宗性宽厚”“以至仁御物”“恭俭仁恕”，并借他人之口颂扬：“仁宗在位岁久，德泽在人，人所信服。”(32)苏辙在各种著述中声称：“仁宗仁圣，清心省事。”(33)“昔我皇祖仁宗，博求多士，以绥靖四方。”“仁祖优养正士，开受直言。”“昔我仁祖，敦睦九族，以和万邦。”(34)这类赞语不一而足，并称“天下皆咏歌仁宗之圣”(35)。在苏辙笔下，仁宗的形象可谓大翻转。 苏辙太尖刻，苏轼较温和。但苏轼在策制举时，对宋仁宗仍颇有微词。如他将当时的形势判定为：“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指出：“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建议从长计议，力行改革：“居今之势，而欲纳天下于至治，非大有所矫拂于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独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肃，苟且偷安，而不知长久之计。”苏轼制举策，篇名为《进策五篇》或《策略五篇》。《历代名臣奏议·治道》将其误作熙宁四年(1071)权开封府推官时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收录时称：“此系应制科时所上进卷。”(36)《进策五篇》(37)可称为改革建议书，内中隐含批评仁宗较柔弱、欠果断之意。仁宗死后，苏轼后悔：“臣尝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测知圣德之所至。”(38)从此在其著述中对仁宗一片赞颂声。他称道：“于皇仁宗，恭己无为。以天为心，以民为师”；“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入人至深，及物至广”；“当是之时，天人和同，上下欢心”(39)。他还称赞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以致太平”；“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减武、宣”，苏轼同乃弟一样，切盼宋哲宗“追复仁宗圣政，慰答民心”(40)。 苏轼、苏辙兄弟前言后语迥然不同，不是业已就木的宋仁宗变了，而是苏氏兄弟的态度变了。二苏之变，同北宋中后期的政情之变关系极大。仁宗时士大夫阶层尚未公开分裂并固化为两大集团，熙宁年间形成新、旧两党。从此争斗不休，轮番辅政，政局多变。陈瓘在宋徽宗即位之初指出：“自熙宁以来，至今三十余年，天下之事，已经四次更改，熙宁改治平，元丰改熙宁，元祐改神宗，绍圣改宣仁。”(41)“熙宁改治平”或当作“熙宁改嘉祐”，“元丰改熙宁”则系小改。此后又有建中改绍圣，崇宁改建中。“主嘉祐”抑或“主熙丰”，成为北宋中后期新、旧党争的焦点。新党以神宗及其熙丰变法为偶像，而仁宗及其嘉祐之治则是新党进行政争的法宝。所谓嘉祐之治在很大程度上系旧党所塑造。苏氏兄弟作为具有旧党倾向的士人，也难免加入重塑仁宗形象、渲染嘉祐之治的行列。随着新、旧党争激化，旧党重塑、渲染仁宗及其嘉祐之治的力度加大。南宋晚期人编《群书会元截江网·法祖》称：“《法仁宗五事》者有之(哲宗)；进《仁宗十事》者有之(高宗)。”(42)编者敏锐地抓住了旧党在关键时刻重塑仁宗形象、渲染嘉祐之治的两件要事。下面说说这两件事，借以粗略展示旧党是如何塑造嘉祐之治的。 四、败北：旧党法宝失灵 先说“《法仁宗五事》”。这件事是指翰林学士兼侍讲范祖禹(1041-1098)元祐七年(1092)三月《上哲宗乞法仁宗五事》。范祖禹在宋哲宗时长期担任侍读、侍讲，他自述道：“臣侍经筵八年，日望一日，岁望一岁，期陛下为令德之主，唯恐有纤毫之失，故不避违拂圣意，数进苦切之言。”(43)苏轼称赞范祖禹：“为今经筵讲官第一。言简而当，无一冗字，无一长语，义理明白，而成文粲然。”(44)范祖禹的学问与为人几乎无可挑剔，见解与主张亦多有可取之处。其政治愿景系仁宗之政，他反对调停新、旧两党，属旧党中人。旧党元老富弼晚年，“杜门罕与人接，待祖禹独厚；疾笃，召授以密疏，大抵论(王)安石误国及新法之害，言极愤切”；富弼亡故，“人皆以为不可奏，祖禹卒上之”(45)。 元祐年间，哲宗在位，宋英宗高皇后(谥号宣仁圣烈)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用旧党，行旧法，断然推倒熙丰变法。旧党人士欢呼：“拯溺救焚，改弦易辙，天下凛凛庆历、嘉祐之治”(46)，“庶几嘉祐之风矣”(47)。欢庆之余，忧心忡忡，惟恐高后病故，哲宗亲政，改元祐为熙丰。为避免熙丰变法重启，范祖禹尽心竭力，开导哲宗：“陛下今日学与不学，系天下他日之治乱”，“今天下之大，生民之众，系在陛下，陛下俭于上则百姓富于下，陛下奢于上则百姓贫于下”(48)。他为哲宗树立的榜样不是别人，正是仁宗。范祖禹在先朝“一祖五宗”中突出仁宗，宣称：“惟是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深厚，结于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终古不忘。”(49)在他的言辞中，“仁宗之政”近乎于“祖宗之法”的代名词。他强调“法祖宗”，主旨在于“法仁宗”。 范祖禹为“专法仁宗”，频频上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奏疏有二。一是前举《法仁宗五事》：“其事有五：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听谏。仁宗能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范祖禹此时列“畏天”为第一，强调：“畏天者莫如仁宗。”“圣人无一日而不事天，天无一日而不佑圣人。”分明是针对王安石“天变不足畏”一说。二是元祐七年(1092)十二月《上哲宗乞专法仁宗》：“陛下诚能上顺天意，下顺民心，专法仁宗，则垂拱无为，海内晏安，成、康之隆不难致也。”(50)美化仁宗，范祖禹操劳最勤，用力尤多。除奏疏外，他编著专书两种。一种是元祐八年(1093)正月进呈的《仁皇训典》。此书采集仁宗圣政327事，分为6卷，已佚，仅自序尚存。序云：“祖宗以圣继圣，其治尚仁，而仁宗得其粹焉”，“仁宗言为谟训，动为典则，实守成之规矩，致治之准绳”(51)。另一种是元祐五年(1090)八月奉上的《帝学》：“八卷，集帝王学问及祖宗讲读故事，上起伏羲，下汔神宗。”(52)此书今存，其中仁宗事迹篇幅最大，达三卷之多。范祖禹借进献《帝学》之机，歌颂仁宗：“视天下皆吾赤子，仁宗皇帝之心可谓一矣，造次不违于仁。”劝诫哲宗：“陛下欲法尧舜，惟法仁宗而已。法仁宗则可以至天德矣。”(53)范祖禹或可称为重塑仁宗形象第一人。 高后去世前后，是新、旧党争的关键时刻。“中外议论汹汹，人怀顾望，在位者畏惧，莫敢发言”(54)。新党人士跃跃欲试，他们宣扬：“神宗皇帝以天纵之才，大有为之志，其所设施，度越前古，盖有百世而不可改者矣。”(55)并密奏哲宗：“神宗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56)哲宗顿时成为两党争夺的对象。范祖禹警惕性极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再三劝戒哲宗辨邪正、明是非：“若皇帝陛下圣心晓然明于邪正是非，他日众说不能惑，小人不能进，则万事定矣。”“天下治乱，未有不由君子小人。君子在位，必无恶政；小人在位，必无善政。”(57)“小人”者，旧党词语中新党之代称也。如苏辙有言曰：“王介甫(即安石)，小丈夫也。”(58)不出范祖禹所料，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后去世，哲宗亲政，用新党，行新法，改宣仁为绍圣，政局陡然巨变。范祖禹屡遭贬逐，元符元年(1098)十月死于贬所。苦心不得善报，这位第一经筵讲官失败了。 如果说范祖禹系重塑仁宗形象第一人，那么陈师锡(1057-1125)应是“嘉祐之治”第一倡言者。从现存史料看，首先明确提出“嘉祐之治”这一命题的是陈师锡。他系熙宁某年进士第三名，曾为欧阳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作序。小小文学青年居然敢于为堂堂文坛巨匠作序，大致出于其文章受到神宗夸奖而自视甚高。王安石讥讽道：“释迦佛头上不堪着粪。”(59)陈师锡《闲乐奏议》一卷，凡15篇，已佚。其现存奏议中有两篇，主旨为朝政当法仁宗。 一篇见于《宋史》本传，篇名不详，系陈师锡元丰六年(1083)任监察御史后所上。当时，宋神宗施政道路早已选定，陈师锡试图劝请神宗回心转意。此奏先称颂仁宗：“宋兴，享国长久号称太平者，莫如仁宗。”“(仁宗)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以成庆历、嘉祐之治。”再劝谏神宗：“愿稽皇祖纳谏、御臣之意，以兴治功。”史称“帝善其言”，分明是句套话。神宗是个有决断的皇帝，一心“厉精图治，将大有为”，“终不觉悟”(60)，依然坚持变法。这封奏疏，同前举范祖禹转呈的富弼“密疏”一样石沉大海，无实效，其意义仅仅在于提出了“嘉祐之治”这个新命题。 另一篇系元符三年(1100)五月任殿中侍御史所上，题为《上徽宗论任贤去邪在于果断》。此时宋徽宗刚即位，是个选择施政道路的关键时刻。此奏与前奏意思相同：“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愿陛下)近法仁祖纳谏御臣之意，则太平之盛指日可见。”内中有句云：“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61)其调门之高，甚至超过范祖禹。为阻止宋徽宗重用蔡京，再造熙丰变法，陈师锡与陈瓘一道愤然弹劾蔡京，“章凡四五上而不已”。陈师锡痛陈：“若果用(蔡)京，则治乱自此分，祖宗基业自此隳。臣非自爱而忧之，盖为陛下忧，为社稷忧，为天下贤人君子忧。”(62)陈师锡、陈瓘合称“二陈”，前陈比后陈更激进。后来叶适评述道：“观陈师锡《答陈瓘书》，天下不知王安石之罪而尊其圣者皆是也，天下安得不亡？瓘之所知，亦不过蔡京兄弟而已，悲夫！”(63)陈师锡进而声讨王安石“变天下之法”，“力扫痛荡，一切颠倒之”(64)。结果适得其反，二陈惨遭贬逐。宣和七年(1125)，靖康之难前夕，陈师锡死于贬所。 北宋后期，旧党双重败北。就个人命运来说，范祖禹、陈师锡、陈瓘以及苏氏兄弟都失败了。他们均名列“元祐党籍碑”，子孙惨遭禁锢，死后才得以平反昭雪。更重要的是，就其施政主张来说也失败了，嘉祐之治法宝失灵，未能成功阻止变法，变法反而向“恶”的方向极度发展，直至北宋灭亡。宋人所谓“崇宁变法”“蔡京变法”(65)，当属熙丰变法的邪恶版。尽管均称变法，其实并不相同。北宋末年，执政大臣孙傅一语破的：“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言简意赅，“时谓名言”(66)。大观系崇宁之后宋徽宗的又一个年号。 五、成功：与失败二而一 再说“进《仁宗十事》”。《仁宗十事》的著者王居正(1987-1151)，师从理学家杨时(1053-1135)，宣和三年(1121)进士第二名。他力主：“祖宗之法万世不可改易。”(67)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建炎四年(1130)九月，“迪功郎、新徽州州学教授王居正入对”，“(居正)参以今日所宜行，各有论著。上甚喜”(68)。高宗说：王居正《仁宗十事》“言极可采。祖宗以来，率用故事为法”(69)。王居正《竹西集》十卷已佚，《仁宗十事》不知其详。绍兴初期官至宰相的赵鼎与王居正见解相近，其说可资参考。赵鼎说：“(仁宗皇帝)仁恩渗漉，四十二年号称至治，至今虽田夫野老，言及必流涕。”“陛下以仁宗皇帝为法，此乃中兴之基本。”“仁宗皇帝勤俭，积累四十二年，府库盈溢，下无贫民。”(70)“下无贫民”云云，一看便知，不是事实。六七十年之后，赵鼎、王居正们如此美化宋仁宗及其时代，绝非徒发思往忆旧之幽情，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目的性。 两宋之际又是施政道路选择的关键时刻，新、旧党争再度激化。叶适后来回顾道：“宣和之末，靖康之初，士大夫争法之新旧，辨党之邪正，鼓为烈焰，涨为洪流而已。”(71)虽然仍有“为熙丰之说，以(王)安石为大贤”者，但因蔡京等人显然应对祸乱担责，新党人士狼狈不堪。尽管宋钦宗“屡降德音，欲尽复祖宗之旧”，但杨时以及余应求、崔鶠、李光等旧党人士仍不断上疏，要求“分别邪正，消除党与”(72)。这场争论延续到高宗初期，倾向旧党的新进士人亦加入粉饰仁宗的行列，其代表性人物除王居正之外，还有张戒。张戒，宣和六年(1124)进士，曾是赵鼎门客。绍兴五年(1135)九月，国子监丞张戒“因轮对辄撰成书一封”，高宗说：“(张)戒因面对，携此书来上，几万八千言，朕熟览之。”(73)又说：“因张戒上书，朕见仁祖在位四十二年，德洽民心，至今天下诵之。朕心仰慕如尧舜、文武，故当时立政用人之事，朕常置之左右，朝夕以为法。”(74) 宋高宗初期，法祖尤当法仁宗，已经成为整个统治阶层的共识。更有甚者，称仁宗为“万世之贤君”(75)。连秦桧也说：“数十年来，止是臣下互争胜负，致治道纷纷，今当平其胜负之端，以复庆历、嘉祐之治，乃国家之福。”他趁机谄媚高宗：“陛下英武如太祖，惠爱如仁宗，其致中兴必矣。”(76)高宗早在建炎三年(1129)四月便下诏：“举行仁宗法度，录用元祐党籍。即嘉祐法有与元丰不同者，赏格听从重，条约听从宽。”并再三表态：“朕若不取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77)“祖宗制度，自朕家法。至于仁宗临御最久，恩泽及人最深。朕于政事间，未尝不绎思仁祖，庶几其仿佛也。”“朕于政事，专以仁祖为法。”“此嘉祐著令，仁宗盛德也，举而行之。”(78)史称：“争议纷然，卒无定论，至是始决。”(79)绍兴初期以后，新旧党争告终，终南宋一代，再无新法、旧法之分，旧党、新党之别。南宋君臣一致认同：“庆历、嘉祐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80)如有“南宋英主”之称的宋孝宗宣告：“祖宗法度乃是家法，不合变更。”(81)孝宗朝宰相陈俊卿强调：“本朝之治惟仁宗为最盛。”“专以仁宗为法，而立政任人之际，必稽成宪而行，则庆历、嘉祐之治不难致也。”(82)南宋时期赞美仁宗成为时尚，只要时局较好，便与仁宗之政挂勾。如史称：“隆兴、乾(道)、淳(熙)之间(即孝宗时)，东南之生齿繁庶，吏称民安，熙然有庆历、嘉祐之治。”(83)统治集团争斗的焦点从新与旧转向和、战、守。如前面提到的张戒，便是个标准的主守派，他主张：“以和为表，以备为里，以战为不得已”，“外则姑示通和之名，内则不忘决战之意，而实则严兵据险以守”(84)。张戒后来遭贬黜，与新法、旧法无关，主要原因是主守。 南宋士人歌颂宋仁宗及其“嘉祐之治”，势必鞭挞王安石及其熙宁变法。因宋神宗是北宋王朝的“一祖八宗”之一，南宋士人不敢亵渎。他们将王安石与神宗切割：王安石“上误神宗皇帝”，熙丰变法“非神宗之意”(85)。前面提到的杨时、王居正师徒，便既是仁宗形象的重塑者，又是王安石的谴责者。靖康元年(1126)，杨时上奏宋钦宗，声讨王安石：“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86)与王安石《三经新义》针锋相对，杨时著《三经义辨》十卷。宋高宗对读两书后，厚此薄彼：“杨时之学能宗孔、孟，其《三经义辨》甚当理。”“以《三经义解》观之，具见安石穿凿。”杨时吩咐其弟子王居正：“吾举其端，子成吾志。”(87)王居正遵师命，著《辨学》，全面攻击王安石。《辨学》又称《三经辨学》，凡42篇，分为7卷。“其一曰：蔑视君亲，亏损忠义，凡所褒贬，悉害名教；其二曰：非圣人，灭天道，诋诬孔孟，宗尚佛老；其三曰：深惩言者，恐上有闻；其四曰：托儒为奸，以行私意，变乱经旨，厚诬天下；其五曰：随意互说，反覆皆危；其六曰：排斥先儒，经术自任，务为新奇，不恤义理；其七曰：《三经字说》自相牴牾。”(88)王居正听说宋高宗“深恶安石之学久矣”，绍兴五年(1135)三月面对时，他趁机询问：“其弊安在？”高宗回答道：“安石之学，杂以霸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王居正接着说：“安石所学，得罪于万世。”(89)他将高宗此语置于《辨学》卷首。史称：杨时、王居正师徒“二书既行，天下遂不复言王氏学”(90)。其实未必。杨时的三传弟子朱熹后来评论道：“龟山长于攻王氏。然《三经义辨》中亦有不必辨者，却有当辨而不曾辨者。”后学称杨时为龟山先生。朱熹又说：“王氏《新经》尽有好处，盖其极平生心力，岂无见得着处？”并指出：“三舍士人守得荆公(即王安石)学甚固。”(91) 王安石之学虽然仍行于世，但终南宋之世再无变法。南宋“更化”虽多，但并非改革。当时人说：“所谓更化者，不过下一诏书，易一宰相而已。”“徒立为虚言无实之名，而谓之更化。”“有更化之名，无更化之实。”(92)刘子健先生认为，南宋“极少讲求改革”(93)。曹家齐教授指出，南宋君臣“把'嘉祐之治’看成施政楷模，并作为当时政治之指归”，其后果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关键时刻错过和放弃改作的机会”(94)。对于此说，本人高度赞同。从表象上看，北、南两宋的嘉祐之治塑造者的命运迥异，前者双重失败，后者大获全胜。其实，王居正、张戒们只怕很难称为成功人士。在他们那里，成功与失败二而一，归根到底是失败的。他们塑造嘉祐之治的后果是“成功”地关闭了改革之门。从这个角度看，嘉祐之治不宜宣扬。 六、结语：三个大不相同 近期论者阐述“嘉祐之治”，往往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相提并论。此说源于宋人。如陈瓘曰：“仁祖之治多似汉文。”(95)杨时云：“贞观、嘉祐之治几至三代。”(96)然而，回归常识与常理，不难发现，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相似之处较多，而所谓嘉祐之治与前两者则有三个大不相同之处。 其一，背景不同。西汉、唐代、北宋三王朝均建立于战乱之后，晚唐五代之乱近百年之久，时间之长超过秦汉之交、隋唐之际。但五代后期北方经济恢复、南方经济发展(97)，北宋建立之初的景象与汉初、唐初大不相同。《汉书·食货志》曰：“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98)这些人们耳熟能详，不必多引。唐初与汉初相似，整个社会一派凋敝惨状。《宋史·食货志》则云：“太祖兴，削平诸国，除藩镇留州之法，而粟帛钱币咸聚王畿；严守令劝农之条，而稻、粱、桑、枲务尽地力。至于太宗，国用殷实。”(99)《续资治通鉴长编》亦称：“自宋兴，而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俭简易。方是时，天下生齿尚寡，而养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炽，外无夷狄金缯之遗，百姓亦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羡溢。”(100)漆侠先生将北宋初期认定为“四十年的小康局面”(101)。与汉初、唐初相比，北宋初期景象独好。 其二，措施不同。面对凋敝惨状，西汉文、景二帝恢复社会生产的主要措施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唐朝初期则是再度推行均田制，安集流民。宋仁宗时虽有复行均田制之议，但既无必要，这时盛行的租佃制优于从前施行的均田制，更无可能，土地私有权深化，哪来大量无主荒地？至于赋税，总体而论，有增无减。富弼上奏称：“国家用度至广，规求无节，赋税过太半之暴，徭役有竭作之苦。”(102)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财政岁入，宋真宗天禧末年(1021)为2650余万缗，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增加到3680余万缗；商税一项，景祐年间(1034-1038)为450余万缗，庆历年间(1041-1048)增加到1975万余缗(103)。财政收入直线上升，既显示社会经济发展，又表明百姓负担加重。 其三，效果不同。文景之治成效卓著，“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以农为务，民遂乐业”。到汉武帝时，更上一层楼，号称“武帝盛世”：“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104)贞观之治见效特快，可谓立竿见影。《新唐书·食货志》称：“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号称太平”。开元年间再接再厉：“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105)有“开元盛世”之誉。庆历、嘉祐年间与文景、贞观两大治世相比，实属天差地别，怎能同日而语？《宋史·食货志》称：“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西陲，费累百万。”(106)思想家李觏面对眼前危机，不免牢骚满腹。其《感事》诗曰：“庙算何时胜，人生到处难。役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村行》诗云：“产业家家坏，诛求岁岁新。”“朱户仍奢侈，柴门转窭贫。”(107)汪圣铎教授认为：“真宗在位时期是宋朝的全盛时期(鼎盛阶段)。”(108)此说不无道理，如能成立，宋朝的全盛时期不在仁宗之后，而在之前。这是所谓“嘉祐之治”与开创盛世的两大治世又一个大不相同之处。“嘉祐之治”叫而不响，被包括宋史研究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集体遗忘，自在情理之中，不足为怪。 附言：本文承蒙刘双怡博士和王翰林、茹璐、党淼三位硕士研究生校核资料，特致谢意！ ①郭瑞祥《宋仁宗和他的帝国精英》，现代出版社2019年版，封面、腰封、封底。 ②《群书会元截江网》卷4《法祖·结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7页。 ③脱脱等《宋史》卷65《五行志三·木》，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16页。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5“庆历三年十二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第2版，第6册，第3516—3517页。 ⑤脱脱等《宋史》卷12《仁宗本纪四》，第244页。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9“嘉祐四年六月己巳”，第8册，第4569页。 ⑦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三)》卷4之4《集贤学士刘公》，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2册《八朝名臣言行录》，李伟国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488页。 ⑧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12《仁宗皇帝》50《抑尊号》，张其凡、白晓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0页。 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3“庆历八年三月甲寅”，第7册，第3922页。 ⑩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75《百官门·戒勅》、卷41《天道门·灾异五》、卷39《天道门·灾异三》，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上册，第813、414、395—396页。 (11)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34《边防门·辽夏六》、卷148《总议门·总议四》，下册，第1493、1689—1691页。 (12)何竹淇编《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上编，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分册，第1—364页；第2分册，第365—649页。 (13)何竹淇编《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上编，第1分册，第157—254页；第2分册，第640—643页。 (14)何竹淇编《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上编，第2分册，第381—635、647—649页。 (15)《欧阳修全集》卷100《再论置兵御贼札子(庆历三年)》，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册，第1538—1539页。 (1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1“宝元元年正月丙午”，第5册，第2851页。 (17)参见：邓广铭《辽宋夏金史讲义》，《邓广铭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247页；吴天墀《北宋庆历社会危机述论》，《吴天墀文史存稿(增补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4—101页。 (18)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12《仁宗皇帝》57《元昊(西夏)》，第248页。 (19)脱脱等《宋史》卷334《林广传》，第10739页。 (2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9《经部十九·礼类一·周官新义》，中华书局1965年版，上册，第150页。 (21)漆侠《王安石变法(增订本)》，《漆侠全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卷，第13、21页。 (22)张邦炜《北宋租佃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第15页。 (2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5“庆历三年”，第6册，第3518页。 (24)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1《市籴考二》，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册，第615页。 (25)宁可《〈辽宋夏金史讲义〉序》，邓广铭《辽宋夏金史讲义》，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页。 (26)朱永清《“积贫积弱”抑或“造极之世”——民国以降两宋评价的嬗变与纠结》，《惠州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第106页。 (27)吴钩《宋仁宗为何被士大夫所称道》，《北京日报》2020年4月20日，第16版。 (28)《苏辙集·栾城后集》卷12《颍滨遗老传上》，陈宏天、高秀芳校点，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册，第1014—1015页。 (29)脱脱等《宋史》卷10《仁宗本纪二》，第205页；卷12《仁宗本纪四》，第244页。 (30)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太祖出宫人》，邓广铭、张希清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页。 (31)苏辙《龙川略志》卷4《契丹来议和亲》、卷9《议除张茂则换内侍旧人》，苏辙《龙川略志·龙川别志》，俞宗宪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57页。 (32)苏辙《龙川别志》卷上、卷下，苏辙《龙川略志·龙川别志》，第78、87、98、91页。 (33)《苏辙集·栾城后集》卷15《叙·元祐会计录叙》，第3册，第1050页。 (34)《苏辙集·栾城集》卷31《西掖告词·范纯仁三代·父》、卷27《西掖告词·刘挚右丞》、卷32《西掖告词·李玮三代·曾祖》，第2册，第540、464、548页。 (35)《苏辙集·栾城后集》卷23《神道碑·欧阳文忠公神道碑》，第3册，第1134页。 (36)苏轼撰、郎晔选注、庞石帚校订《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15《进策五篇》，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版，上册，第213、220、223、211页。 (37)《苏轼文集》卷27《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册，第790页。 (38)《苏轼文集》卷11《仁宗皇帝御飞白记》，第2册，第343页。 (39)《苏轼文集》卷20《仁宗皇帝御书颂》、卷35《缴进免五谷力胜税钱议札子》、卷11《仁宗皇帝御飞白记》，第2、4、2册，第583、1001、343页。 (40)《苏轼文集》卷14《张文定公墓志铭》、卷38《制敕·韩维三代妻八首·父亿赠冀国公》、卷35《缴进免五谷力胜税钱议札子》，第2、4、4册，第444、1087、1001页。 (41)陈瓘《乞以四次改更前事为鉴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2783《陈瓘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册，第45页。 (42)《群书会元截江网》卷4《法祖·偶句》，第46页。 (43)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63《百官门·内侍下》，上册，第701页。 (44)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八)》卷13之1《内翰范公(祖禹)》，《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2册《八朝名臣言行录》，第811页。 (45)脱脱等《宋史》卷337《范镇传附从孙祖禹传》，第10794页。 (46)林駉《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5《宰相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24页。 (47)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八)》卷13之1《内翰范公(祖禹)》，《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2册《八朝名臣言行录》，第817页。 (48)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5《君道门·帝学上》、卷11《君道门·恭俭》，上册，第47、99页。 (49)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2《君道门·法祖宗》，上册，第109页。 (50)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2《君道门·法祖宗》、卷44《天道门·灾异八》、卷12《君道门·法祖宗》，上册，第108、456、109页。 (51)王应麟《玉海》卷49《艺文·元祐仁皇训典》，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2册，第929页。 (52)王应麟《玉海》卷26《帝学·元祐帝学》，第1册，第517页。 (53)范祖禹《帝学》卷6《仁宗皇帝下》“臣祖禹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64页。 (54)脱脱等《宋史》卷337《范镇传附从孙祖禹传》，第10797页。 (55)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24《元祐党事本末下》，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第418页。 (56)陈均编、许沛藻等点校《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3“元祐八年十一月杨畏人对”，中华书局2006年版，下册，第579页。 (57)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3《君道门·君道三》、卷16《君道门·用人四》，上册，第32、149页。 (58)《苏辙集·栾城三集》卷8《杂说九首·诗病五事》，第4册，第1230页。 (59)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5《文章部·讥〈五代史〉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29页。 (60)脱脱等《宋史》卷346《陈师锡传》、卷16《神宗本纪三》“赞曰”，第10972、314页。 (61)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7《君道门·用人五》，上册，第160页。 (62)李光《闲乐先生奏议序》，《全宋文》卷3316《李光十一》，第154册，第223页。 (63)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50《〈皇朝文鉴〉四·书》，中华书局1977年版，下册，第752—753页。 (64)陈师锡《与陈莹中书》，《全宋文》卷2031《陈师锡》，第93册，第259页。 (65)《群书会元截江网》卷4《法祖·诸儒至论》有“崇宁变法之弊”一语(见51页)。陈傅良《湖南提举荐士状》称：“蔡京变法，实为咎根。”参见：陈傅良《止斋集》卷20《奏状札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62页。 (66)脱脱等《宋史》卷353《孙傅传》，第11137页。 (67)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7“绍兴四年六月辛酉”，辛更儒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3册，第1295页。 (6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建炎四年九月辛酉”，第2册，第730—731页。 (69)《群书会元截江网》卷4《法祖·皇朝事实》，第45页。 (70)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3“绍兴四年十二月乙亥”、卷93“绍兴五年九月乙未”、卷106“绍兴六年十月已未”，第4册，第1395、1599、1783—1784页。 (71)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10《外稿·始议二》，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册，第759—760页。 (72)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83《儒学门·学术》、卷108《财赋门·茶法》、卷76《百官门·朋党》，上册第901页、下册第1170页、上册第833页。 (7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3“绍兴五年九月壬辰、乙未”，第4册，第1598、1599页。 (74)《群书会元截江网》卷4《法祖·皇朝事实》，第45页。 (7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5“建炎三年七月庚寅”，第2册，第527页。 (7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2“绍兴十四年九月庚申”、卷144“绍兴十二年二月辛未”原注，第6册，第2594—2595、2438页。 (77)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2“建炎三年四月乙卯”、卷45“绍兴元年六月戊子”，第2册，第488、839页。 (7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5“绍兴三年五月癸亥”并原注、卷132“绍兴九年九月癸未”，第3、5册，第1134、2209页。 (79)洪业等编纂《琬琰集删存附引得》卷3《王荆公安石传(实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74页。 (80)佚名《宋史全文》卷26上《宋孝宗五》，李之亮校点，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下册，第1772页。 (81)《群书会元截江网》卷4《法祖·偶句》，第46页。 (82)杨万里《丞相太保魏国正献陈公(俊卿)墓志铭》，《全宋文》卷5366《杨万里八二》，第240册，第157页；朱熹《赠太师谥正献陈公(俊卿)行状上》，《全宋文》卷5666《朱熹二三九》，第252册，第279页。 (83)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10《恤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2册，第144页。 (8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2“绍兴八年九月乙巳”、卷121“绍兴八年七月乙酉”，第5册，第2045、2025页。 (8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9“绍兴四年八月戊寅”，第4册，第1323页。 (86)杨时《上钦宗皇帝疏七》，《全宋文》卷2675《杨时一》，第124册，第96页。 (87)脱脱等《宋史》卷376《陈渊传》、卷381《王居正传》，第11629—11630、11736页。 (88)朱彝尊《经义考》卷242《群经四·王氏(居正)〈三经辨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4页。 (89)吕祖谦《赠左通议大夫王公(居正)行状》，《全宋文》卷5895《吕祖谦二九》，第262册，第55页。 (90)脱脱等《宋史》卷381《王居正传》，第11737页。 (9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0《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册，第3099页。 (92)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313《灾祥》“宋理宗淳祐六年秘书郎高斯得日食应诏上奏曰”、卷309《灾祥》“嘉定九年著作郎赵崇鼎因闵雨上奏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册，第4047、4009页。 (93)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引言》，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94)曹家齐《“爱元祐”与“遵嘉祐”——对南宋政治指归的一点考察》，《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第103页。 (95)陈瓘《进故事奏》，《全宋文》卷2784《陈瓘三》，第129册，第81页。 (96)杨时《上渊圣皇帝》，《全宋文》卷2675《杨时一》，第124册，第82页。 (97)参见：陈守忠《形成北宋统一的社会物质基础》，陈守忠《宋史论略》，甘肃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98)班固《汉书》卷24上《食货志第四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27页。 (99)脱脱等《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第4156页。 (10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0“天圣元年正月癸未”，第4册，第2310—2311页。 (101)漆侠《王安石变法(增订本)》，《漆侠全集》第2卷，第13页。 (102)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82《儒学门·武举》，上册，第891页。 (103)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财赋一》，徐规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版，上册，第289—290页。 (104)班固《汉书》卷24上《食货志第四上》，第1135页。 (10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51《食货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44、1346页。 (106)脱脱等《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第4156页。 (107)李觏《李觏集》卷36《感事》《村行》，王国轩校点，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7、408页。 (108)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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