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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大历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名司马谈，《史记》洋洋洒洒几十万字中因此无一“谈”字，连赵谈都改成了赵同，废弃了编著书字应求完备的宗旨。
唐代大诗人杜甫被称为诗圣，一生共写了近三千首诗，各种题材十分广泛，但据说因其母亲名叫海棠，所以他虽寓居海棠颇负盛名的四川多年，却从未写过海棠诗。其父名讳闲，结果老杜写了一辈子诗，也没敢写一个闲字。 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因为祖父名“申序”，向来不为别人作序，如果必须作这类文字，则改为“叙”，后觉不妥，又改为“引”。这种办法虽然勉强可行，但已经明显地妨碍了文字的准确性。如避讳“长”字及同“长”相同的音，琴的长短还可勉强称为“修短”，而肾肠则不能改为“肾修”了。因此那时的人们在避讳问题上真是费尽了心思。
这其中最令人惋惜的怕要算唐朝号称“诗鬼”的李贺了，李贺之父名李晋肃，“进”与“晋”音同而犯家讳，便不能参加进士考试，纵然李贺才华横溢，也终无用武之地，终生不得志，才27岁便郁郁寡欢而死。为此韩愈曾愤而作《讳辩》一文，质问道：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古时避讳可见一斑。 不管你多大官，也得避讳！ 南宋名相钱良臣也讳其名，他的小儿子颇聪慧，凡经史中有“良臣”二字的，读时均改为“爸爸”。一天读《孟子》，“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遂将其改读为“今之所谓爸爸，古之所谓民贼也。”原想尊敬，反成辱骂了。
宋时有州官田登，自讳其名，州境之内皆呼灯为火；上元放灯，吏人书榜揭于市曰：“本州岛依例放火三日。”时人讥云：“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唐朝为避李世民讳，将中央六部之一的“民部”改称“户部”。又为避高宗李治讳，将“治书侍御史”改称“御史中丞”。 封疆大吏怎样，该避还得避。清朝乾隆年间，内阁学士胡中藻引用《周易》中的爻象之说，以“乾三爻不象龙”为试题，题中有“乾龙”二字，龙与隆同音，竟判定是影射乾隆皇帝被送上断头台。举人王锡侯删改钦定的《康熙字典》，重编作《字贯》，触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帝名，判处斩刑，封疆大吏也因失察革职治罪。
宰相又怎样？五代时的冯道，历朝为相。一天他的门客给他讲老子的《道德经》，可书的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一句话中竟有三处犯讳。为了避讳，门客灵机一动，将这句话改为“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令人啼笑皆非。 又如宋朝著名的宰相文彦博，祖上本姓敬，在后晋时，因避晋高祖石敬瑭讳，改姓“文”。至后汉，复姓“敬”。入宋，因避宋太祖赵匡胤之祖父赵敬（赵匡胤称帝后追尊为翼祖）讳，又改姓“文”。堂堂宰相，尊姓也得一改再改！ 你是皇帝，那也得避讳啊！ 田恒，即田成子，因其家族出自陈国，也称为陈恒，是齐国田氏家族第八任首领，是田氏代齐过程中重要人物，“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即是由此人而来，但汉朝时为汉文帝刘恒避讳，将其改称“田常”。 前朝的年号与本朝君主犯讳，亦要避讳。如宋仁宗名祯，宋人撰《新唐书》，将唐太宗年号“贞观”写作“真观”或“正观”。 你不是个活物，对不起，那也得避讳！ 汉朝时汉文帝刘恒驾临恒山，有近臣奏曰，恒山犯陛下讳，应改为常山，因此恒山被改为“常山”，相应的恒山郡也被改称“常山郡”，所以，若是三国名将赵云出生在西汉初年，就会大喊：“我乃恒山赵子龙也”。
同样是这个常山郡，其治内有一个真定府，曾为我国北方三大军事重镇之一，但清朝时爱新觉罗胤禛登基为帝，就是雍正皇帝，为避其名讳，“真定”也因此改名为“正定”。 三国时，吴黄龙三年（公元234年），由拳县野稻自生，统治者认为嘉禾，因改县名禾兴。但后来孙权之孙皓即位，避其父孙和讳，又称禾兴名“嘉兴”。今之江苏省南京市在西晋时名建业，后改名建邺，建兴元年(313年)，又因避晋愍帝司马邺讳，改名“建康”。 你是神？不好意思，还得避讳！
大诗人李白诗云：白兔秋复春，姮娥与许邻。姮娥仙子虽美且是神明，但到了宋朝因为犯了宋真宗赵恒之讳，也要改名为“嫦娥”，一至于今日。 观世音菩萨（鸠摩罗什所译）救苦救难，但因为唐太宗叫李世民，也得乖乖滴改名“观音菩萨”，要不然他老人家也享受不了人间的香火。能掐会算的徐茂公原名徐世勣，字茂功。后被李世民赐姓李，又避李世民讳改名李勣。 你若不避讳，我可是要你脑袋！ 明太祖朱元璋早年为生计曾当过和尚，做过贼军，因此非常忌讳“僧”、“贼”等字眼。曾有杭州学府写贺表时写道“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结果被朱元璋认为“生者僧也，则者贼也”因此而丢掉小命。 康熙年间，因明大学士朱国祯生前在经清人庄廷鑨冒名出版的《明书》中曾直书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名，辗转株连冒名的出版者以及修订、校阅、写序、署名、刻字、印刷、卖书、藏书、官员等达数百人，处死刑者七十余人。
雍正年间，主考官查嗣庭摘用《诗经》中的“维民所止”作为试题，经人告发说题中“维止”二字是暗示将“雍正”砍头示众，病死狱中惨遭戮尸枭首，儿子处斩，兄侄流放。 有清一代大兴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其中因此而惨死者恐非少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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