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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某联考的答案出来了，其中，关于现代文《国文教员》第六题的答案大家颇有争议，我觉得，官方给出的答案——A选项也是很可以讨论的。请看原题如下（原文在文末附录中）： 6. 下列对文本一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国文教员在教科书之外自编讲义，在课堂上又往往“随意谈话”，文章重在塑造他潇洒率性的先进知识分子形象。 B. 国文教员讲授课文时的“发挥”，不但有他本人对诗文的独到见解，而且含有指点学生读书作文的方法。 C. 这篇“闲谈”文章回忆国文教员的课堂言行，清淡中有深意，其行文体现了国文教员潜移默化的影响。 D. 尽管也曾因为文字而经历波折，被文字纠缠了一辈子，作者始终对引领他走上文字生涯的国文教员心存感念。 官方所给答案A选项中说“文章重在塑造他潇洒率性的先进知识分子形象”，有老师解析认为，此项错在此处，文章重点表现的乃是国文教员知识渊博、教法独特。可是，知识渊博与潇洒率性是不冲突的，正因为他知识渊博，才能自己编写讲义，才能在课堂上“随意谈话”，这样的一位教员何以不能称之为“潇洒率性”呢？如果再考察教员下课便走等行为，则“潇洒率性”可谓的评矣！另外，在课堂上的“随意谈话”中，教员循循善诱，启发学生，确实是教法独特，而教法之所以独特，不正是因为他思想上的“先进”吗？在一个文言文盛行的年代，作者能选入新兴的“白话文”作教材；在一个盛行摇头晃脑死记硬背的时代，作者已经启发学生思考，这为何不是“先进”？所以，我以为，知识渊博、教法独特是文中叙事的表象，其背后正显示了教员潇洒率性、思想先进的光辉形象。A不得径谓其错。 至于D选项，则更是贻害无穷。孙绍振先生说过，文学解读最重要的是“系统性”，我们阐释的观点要能解释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一连串的矛盾，契合一整套的体系。“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既不能过分强调，也不能一概抹杀，能否成为一个“哈姆雷特”的关键在于其观点是否有“系统性”，也就是说，多元解读的前提是有多个“一元”。在“一元”体系内，系统必须是“自洽”的。拿D选项来说，出题者是认为“作者始终对引领他走上文字生涯的国文教员心存感念”的。这里面就有一个矛盾，文章整篇都在说国文教员一人，而且言辞间多是褒扬，这是否暗示了作者是感念教员的？作者写了关于教员的这篇文章，是否就已经说明金克木对国文教员是心存感念的？如果认为金克木在结尾故作“迷魂阵”，使用了一个文字游戏，使得他对教员的感念表达的更深沉，更蕴藉，这是勉强说得通的。可问题是，有没有另一种解释，或者说更合理的解释？ 摆“迷魂阵”是需要理由的，作者为何要在结尾说这样一句话吗？给读者留下谜团，总是希望读者自己从中悟出些什么。不解释清这个矛盾，我们所给出的答案就是缺乏说服力的。我们首先想，作者在全文都是对教员的回忆，且蕴含着褒扬之意，这是显而易见的，按照常理，大家都以为作者一定是感念教员的，可是作者偏偏说“我究竟应不应该感谢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不禁让人有些疑惑。我认为，解答这个疑惑的核心就在于作者这句话的前一句，作者说“这位教师引我进了文字，而我也被文字纠缠了一辈子”。结合这句话来看，作者其实是在说，我这一生与文字结缘，纠缠了一辈子，这究竟是幸事还是悲事呢？作者也想不清楚。因此，对于那个引导自己走进文字的“国文教员”，作者真不知该感激还是如何。这其实是作者对自己学术人生的反思，他思考不出结果，我认为这是实话，而不是作者“欲擒故纵”的把戏。更何况，既然我们认为作者在此句之前说的话都是真的，我们就没理由单单怀疑作者在此句说了假话。 有人也可能想当然地以为，金克木先生在学术界功成名就，直到老年笔耕不辍，肯定是感谢与文字结缘的，自然对那个国文教员也是感谢的，这实在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首先，文中没有体现这种倾向，除非你先入为主地认为作者记述了此人，一定是感念，如果是这样，此题就不必讨论，如果不是，作者就从未在文中明确表示过自己进入学术圈是个“幸事”；其次，从实际去考虑，文字工作是极其辛苦的，获得成果自然高兴，可是，这苦乐交织在一起，经常使学人生起对人生之路的怀疑。季羡林先生曾说，学者没什么大不了，只是分工不同，我被分到这条路上了，饶宗颐先生则明确表示，不要子女搞学术研究，因为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他，这条路太苦，太艰难。从事实去考察，特殊时期，多少学人因为学术研究被折磨致死？严耕望因整理恩师钱穆遗著而心力交瘁；周汝昌用一只眼治学几十年，写字时要把脸贴到纸上去；陈寅恪因文字工作而目盲，晚年凭记忆写出几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有许多学人都对自己选择文字道路产生过怀疑。最后，从作者写作时的实际状况去考虑。作者写作此文时已是晚年（由“注”的内容可知），钱文忠先生在《金克木：艺术与学术的相生相克》一文中曾记述他去看望晚年金克木的情景。金克木每次告别时总是说“我快不行了，离死不远了，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金老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由于“学术的寂寞”。钱文忠先生这样解释金先生“寂寞”的原因：“与金先生风行于世的散文随笔、诗歌小说、文化评论相比，他的带有浓郁的东方智慧色彩而肯定不符合时下流行的西方学术规范的学术著作，注定是寂寞的。这不是曲高和寡的问题，而是时代的宿命，是难逃的'劫波’。”钱先生还记录了一个小故事： 我（指钱文忠先生自己）的一位老师，1960级梵文班学生中最高才之一，去拜访金先生。金先生突然问他：“我的书，你们能读懂吗？”拜访者敬谨答曰：“有些能，有些不能。” 金先生断然说道：“你们读不懂，我不是搞学术的，我搞的是xx”拜访者愕然。 金先生研究的梵文在当时是“绝学”，国内少有人研究，加之身体原因，他晚年的“学术寂寞”是可想而知的。在这样的状况下，他对自己早年进入文字研究道路的选择是否正确产生怀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通过的这样的解读，我们知道，文末的话不是一句简单的“文字游戏”，仅仅那样去理解未免太浅薄了。这句话蕴含着作者对自己一生所行道路的思考，这是个开放式的结尾，作者自认没想明白，他或许也不认为他人能想明白，这和钱文忠先生见他时的情形一样，金老不过是在“自说自话”。这句话是对全文的一个升华：由对国文教员的回忆，引发自己对个人人生道路的思考。 孙绍振先生说，文本解读是一个从已知到未知的过程，而不应该是从已知到已知。假如我们刚开始就认定，作者记述某人，一定是感念他的，这样的解读就变成了“从结果到结果”的、“兜圈子式”的废话，而不能揭示这句话的深刻内涵。 这道题反映的问题是，出题者用自己的想法代替了原作者的想法，这无可厚非（因为原作者的想法现在已经无法确知了），问题在于，这种解释是否合理，即便合理，是否还有别的解释，或者说更合理的解释？出题者用一个“标准答案”封死了其他解读的思路，而这个“标准答案”似乎又没那么高明，这只能将学生的思维引向肤浅，引入僵化。 至于实用类文本中问题的争论早在意料之中，那种近乎“捕风捉影式”的考察，孙晋诺等老师已批判地十分清楚。 《霍光传》的第一题，我认为选项D也是可以入选的。文言断句有“音断”和“意断”两种，以意义为单位断句，自然选C，若以音节为单位，选项D断句亦合理。 我的观点或许大谬不然，这大可以讨论，我只是不愿拿着“官方答案”去夸赞那“皇帝的新装”。 附录： 国文教员 金克木[注] 我上小学时白话文刚代替文言文，国语教科书很浅，没有什么难懂的。五六年级的教师每星期另发油印的课文，实际上代替了教科书。他的教法很简单，不逐字逐句讲解，认为学生能自己懂的都不讲，只提问，试试懂不懂。先听学生朗读课文，他纠正或提问。轮流读，他插在中间讲解难点。课文读完了，第二天就要背诵。一个个站起来背，他站在旁边听。背不下去就站着，另一人从头再背。教科书可以不背，油印课文非背不可。文长，还没轮流完就下课了，文短，背得好，背完了，一堂课还有时间，他就发挥几句，或短或长，仿佛随意谈话。一听摇铃，不论讲完话没有，立即下课。 他选的文章极其杂乱，古今文白全有，有些过了六十多年我还记得。不是自夸记忆力好，是因为这些文后来都进入了中学大学的读本。那时教小学的教员能独自看上这些诗文，选出来并能加上自己的见解讲课，不是容易的事。现在零星写几段作为闲谈。 记得五年级上的第一篇油印课文是蔡元培的《洪水与猛兽》。文很短，又是白话，大家背完了还有点时间。老师就问：“第一句是'两千多年前有个人名叫孟轲。为什么不叫'孟子’？你们听到过把孔夫子叫作'孔丘’吗？”那时孔孟是大圣大贤，是谁也不敢叫出名字的。我在家念的《论语》里的“丘”字都少一笔而且只能念成“某”字。对孟子轻一点，轲字不避讳了，但也不能直呼其名。老师的问题谁也答不出，于是他讲，这第一句用一个“轲”字就是有意的，表示圣贤也是平常人，大家平等。这就引出了文中的议论。 还有一篇也是白话，是《老残游记》的大明湖一段。这篇较长，背书时堂上有许多人站着。他们会高声唱古书，不会背长篇白话。好在选的还是文言多白话少。有一篇是龚自珍的《病梅馆记》。从他讲课中我第一次听到桐城派、阳湖派、“不立宗派”的名目。课文背完了，老师说了一句：“希望你们长大了不要做病梅。”刚说完，铃声响了，他立即宣布下课。 他也教诗词。教了一首七言古体诗，很长，题为《看山读画楼坐雨得诗》，写雨中山景变化。诗中提到不少山水画名家。荆浩、关仝、董源、巨然等名字，我就是从这篇诗知道的。当然那时我们谁也无福见到古画。教词，他选了两首李后主的，两首苏东坡的。背完了，他又提出问题，说，“罗衾不耐五更寒”，“高处不胜寒”，两个“寒”有什么不同？一个怨被薄，是皇帝。一个说太高，是做官的。为什么一样寒冷有两种说法？他还没发挥完，下课了。有意思的是他选了《史记》的“鸿门宴”。文较长，教得也较久，还有许多人背不出，站着。老师说，重念重背，第二天背完有时间了，他又高谈阔论了。他说，起头先摆出双方兵力，刘邦兵少得多，所以项羽请他吃饭，他不能不去。不能多带人，只带一文一武：张良、樊哙，这就够了。司马迁讲完这段历史，最后一句是“立诛杀曹无伤”。这个“立”字是什么意思？有人回答是“立刻”，又问：为什么着重“立刻”？自己回答：因为这是和项羽通消息的内奸，非除不可，还要杀得快。项伯对刘邦通消息，又在席上保护刘邦，也是内奸，为什么项羽不杀他？反而把自己人曹无伤告诉刘邦，难道想不到刘邦会杀他？从这一个“立”字可以看出司马迁要指出刘邦有决断。项羽有范增给他看玉玦也决断不下来。刘邦是聪明人，所以兵少而成功。项羽是糊涂虫，没主意，办事犹犹疑疑，所以兵多将广也失败。他把自己手下的韩信、陈平都赶到刘邦一边去了，太史公司马迁不仅叙述历史还评论历史，先讲什么，后讲什么，字字句句都再三斟酌选用，所以是头一位大文人，大手笔。看书做文，必须这样用心思。不背不行，光背也不行，这位教师引我进了文字，而我也被文字纠缠了一辈子。我究竟应不应该感谢他？自己也不知道。 文本二： 评曰：这些小品文算不算小说？绝不是从外国介绍进来的essay，那种散文的标准是法国蒙田和英国培根的议论短文以及英国兰姆的随笔文章。这些小小说倒像是中国的老传统，《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出于稗官，是“九流”之外的第十流，但仍旧是出于“王官”即中央政府部门，不过气派不大，所以比作小稗子。《世说新语》也是这一类小说。尽管里面的大人物有名有姓，但其言行查考起来，还是传闻居多。若不叫“小说”而叫“世说”，那就既好听又符合《汉书》里关于稗官小说的说法：“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清末民初所谓社会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等的分类多指长篇，短篇的叫作笔记小说，把唐人宋人的一些短文有点故事的都算进去，不论所记是真是假，外国到了现代，小说的体裁也够包罗万象了，所以这里的一些小文收入小说集不能算错。好在都没有列出姓名，是真是假，也就无须考证了。 注：金克木（1912-2000），著名学者。晚年曾写有多篇回忆性的短文，集为“化尘残影”随笔集，并附自评。文本一《国文教员》为“化尘残影”之一，文本二即“化尘残影”自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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