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于危难之间，红7军团不辞万死浴血敌后，北上抗日先遣队战纪

1934年6月底，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已经持续了整整9个月，中央苏区的局面已经日益困窘。国民党军吸取了先前四次“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外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下采取“步步为营，层层筑堡，联以公路，稳扎稳打”的最新战略，对中央苏区展开层层包围，试图将之绞杀。

此时的中央苏区却已经完全在以博古和李德为代表的“左倾”主义势力统治下，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其力量日渐强盛，控制触角业已深入到了红军野战部队之中。在冒险主义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广大红军官兵被迫放弃灵活的运动战战术，反而采取硬桥硬马的直攻直守战术。几战下来，即使广大红军官兵不惜热血头颅依然是接连损兵失地。随着黎川、广昌、泰和以及连城等重镇的失守，中央革命根据地从纵横各近千里急剧缩水至长宽各约150公里的狭小区域，所控制的县级行政单位由极盛时期的60个，被压缩到只剩8个（瑞金、长汀、宁化、石城、宁都、兴国、雩都以及会昌），而且这8个县除瑞金外基本都处于反“围剿”作战的最前线。这就意味着红军彻底失去了以运动战来消灭敌人的战略空间和机会。

第五次反“围剿”后期中央苏区的困境

在中央苏区焦头烂额的同时，国民党军却在加紧修建公路碉堡，以巩固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圈；同时大力储备粮草军火，全力准备着即将开始的总攻。中央苏区何去何从，中国革命走向何处，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战略转移已经迫在眉睫。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派军队进行一次远征，直插福建、浙江以及江苏一带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域，试图行围魏救赵之计，迫使国民党军将围攻中央苏区的部队撤走一部，从而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同时为计划中的战略转移创造机会。这支被派出的军队，便是红7军团，史称北上抗日先遣队。

临危受命，红7军团出击敌后

红7军团成立于1933年6月，萧劲光任军团长兼政委，下辖红19、红20、和红21三个师。但最后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任务的却并不是这个红7军团，这就要从红7军团的组成说起了。红19师的前身是赣东北苏区（后改为闽浙赣苏区）红10军——于1933年改编为中央苏区直辖的红11军，后又改编为红19师；红20师由闽北苏区独立师等地方合编而成；红21师则由原建（宁）黎（川）泰（宁）警备区红军改编。由于红19师是一支较成熟的野战部队，改编后迅速便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长期在红5军团辖下在东线福建一带作战。而其他两个师或者由于战斗力偏弱正在整训，或由于搭好了架子军官还未充实的原因多承担配合牵制性任务，并未与19师一同战斗。因此，这一阶段的红7军团在一定程度上只存在于文件中，甚至于连军团部都没有建立。

红7军团军团长寻淮洲

1933年10月28日，中革军委再次批准成立红7军团，任寻淮洲为军团长，萧劲光任政委，下辖红19师、红20师、红34师（后被划归红5军团）以及一个独立团。但此时红7军团仍然是被拆分使用，并未作为主力军团独当一面。在反“围剿”作战中，红7军团虽然多次取得胜利，但也多次遭受重创，到1933年12月中旬，7军团在黎川一带战斗中再次遭受重创，且一度被打散，随后撤至泰宁整编，全军由红19和20两个师缩编为红19师下辖55、56、57三个团和一个独立营；同时军团部也得到了充实：乐少华任政委、刘英任政治部主任，原红20师师长粟裕改任军团参谋长。

红7军团政委乐少华

1934年7月初，红7军团奉命自连城方向撤到瑞金休整并被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此时红7军团仅余4000余人。改编后的先遣队仍保持军团体制，部队也得到了扩编：首先是得到了2000名新兵，兵力由4000人增加到6000余人，但武器却只有长短枪总共约1200余支，外加部分轻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其余战士大多使用梭镖；下辖三个团分别扩编为1、2、3师；同时为加强中革军委对红7军团的领导与控制，增派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外加一个中央随军工作团。

需要指出的是，加强后的领导班子并未能起到1+1>2的效果。“如联络长期中断时，则由中央代表（曾洪易）与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三人组织七军团的军委”统一领导党政军工作。而曾洪易（后投敌）和乐少华都是“左倾”主义的铁杆拥护者，这二位，一位凭借“政治委员制度”所赋予的最终决定权，一位凭借随军中央代表的身份，常常对先遣队的军事行动加以干扰，这就导致作为军事主官的军团长寻淮洲受到很大的掣肘。

至于先遣队的战略目的，中革军委做了明确且详细地说明：首先先遣队需在友军协助下渡过闽江进入敌占区；随后北上浙西，协助闽浙赣苏区的红10军打击甚至消灭正“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军队，以巩固闽浙赣苏区；随后西进皖南，支援当地几个县的群众暴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游击区甚至是苏区，同时要求先遣队务必于一个半月之内抵达皖南。但不知出于何种目的，中革军委却有意无意地模糊了以攻敌必救来减轻中央苏区压力并为战略转移做准备的任务。

红7军团离开根据地后的行军路线

1934年7月6日晚，红7军团从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任务。离开瑞金后，红7军团边行军边休整，出长汀、经连城，过永安，顺利穿过了国民党军的碉堡工事群，并于当月下旬攻占了大田县城，随之掉头北上进入尤溪县境，29日，7军团先头部队攻占了闽江畔的尤溪口，并缴获一批弹药；30日，再次攻占尤溪口东的樟湖坂，歼灭当地保安团2个连，俘100余人，并缴获长短枪共100余支（挺）。当晚，在红9 军团的掩护下，7军团由樟湖坂夜渡闽江，迅速击溃了江北的敌民团武装俘获人枪近百，并占领了闽江北岸要点黄田和谷口，驻黄田和谷口的敌87师两个营不战而走。

至此，7军团以堪称完美的行动达成了第一步目标，完全脱离了根据地进入了国统区。

红7军团过闽江

首战福州

红7军团北渡闽江后，本应按原计划继续北上，取道古田、庆元和遂昌进入浙西，然后协同红10军消灭浙赣边境地区的国民党军，以巩固当时已面临生存危机的闽浙赣根据地；然而就在此时，中革军委的最新命令到了：红7军团停止北上，立即洞进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福州是福建省省会，进占福州，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的影响都要远远超过7军团在浙西和皖南的行动。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中革军委可能认为7军团的行动对反“围剿”的影响并未达到预期，因此急于让其以更大的动作来达成牵制敌人的目的。但是，如果考虑到7军团只有6000余人，1500支枪（含缴获），以这样的实力去攻打福州就实在是太不理智了。

中革军委对现实情况并非不了解，但还是强令7军团以弱旅袭重镇，我们只能猜测中央苏区此时的局势已经十分危急。实际上，在7军团出发后不久，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进攻便已经发动，根据地北方门户宁都压力巨大，红军主力损失惨重。

对于中革军委的命令，7军团并没有犹豫，只是派出一部兵力继续北上古田以为后卫，以主力改向水口、福州方向前进。随着驻水口的敌87师四个营望风而逃，7军团主力于8月1日不战而下水口坐望福州；同时北上的部队也已占领古田，为主力看住了后路。

8月1日，7军团部进驻水口镇召开了“八一”纪念大会，并向部队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7军团；同时对攻打福州进行了战前动员。水口镇距离福州仅70公里左右，红7军团（后称先遣队）大张旗鼓地行动毫无意外震惊了国民党高层。

红7军团过水口，取道大湖趋福州，分兵取古田

当时坐镇福建的是刚刚镇压了“福建事变”的蒋鼎文。蒋鼎文是蒋介石的嫡系大佬，控制福建后被委任为驻闽绥靖专员，并任“围剿”中央苏区的东路军司令。发觉自己后路被先遣队抄了，蒋鼎文急忙从漳州飞赴福州坐镇，并急调整于宁德、福安、霞浦和泉州一带“剿匪”的87师王敬久部向福州集中，并以一部溯闽江而上堵截先遣队；与此同时，又调在湖南整训的第49师伍诚仁部沿长江下行经上海由海路驰援福建。

8月2日，先遣队由水口出发直奔福州。由于闽江沿线的公路多为国民党军控制，先遣队只得向北绕道大湖开进，但途中仍然频频遭到敌空军袭扰，因此行军慢且艰难。

此时福州城内的兵力并不多，大约有王敬久87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部分新兵以及部分海军陆战队，另外对先遣队威胁最大的应该就是位于城东北部的机场。综合来看，双方实力其实相差不大，红7 军团人多枪少，国民党军方面人少枪多，不过如果考虑到87师这一个团的兵力大多是自黄田水口等地败退下来的溃兵，军心战意并不坚决，如此一来双方实力也就差不太多了。客观地说，如果换一个时间地点，7军团未必就没有机会打下福州，但现实是先遣队属于孤军深入敌后作战。

由于有空军优势，国民党军对先遣队的去向早已心中有数，因此也做了针对性的布置：守军将主力布置于福州城北侧，并以城北的五凤山和北城内的屏山两个制高点为支撑建立了防御体系，尤其是五凤山不仅修建有碉堡等工事还有数十挺轻重机枪。

先遣队进攻福州以及失利后撤退路线

8月7日，先遣队抵达福州城西北郊，在经过了仓促的侦察之后，于当晚便发起了对福州城的进攻。但是由于先遣队实在是缺乏攻打大城市的经验以及事先准备不足，当英勇的红军战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到福州城墙下时，却发现事先准备的梯子竟然够不到城墙墙头，于是只能撤兵休战。第二天白天由于敌军空军活动频繁，攻城同样在夜间打响。第二次攻击显然见了成效，先遣队一度攻入了福州城内，并控制了北关街道一带。此时此刻，如果再给先遣队一点时间，依此时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先遣队是有机会拿下福州城的，但天不遂人愿，回援的国军87师主力有两个团已经进入了福州城内。发现这一情况后，先遣队也只能一声长叹，遗憾地收兵回撤。从“相机攻占福州”的命令来看，中革军委对先遣队此行并不抱太大期望，因此先遣队也算是完成了攻打福州的任务。

脱离战斗后，先遣队迅速北撤。由于连日行军作战先遣队官兵已经疲惫不堪，8月9日，先遣队撤至桃源、贵安、汤岭一带进行休整，并派人与闽东游击区进行联系。疲惫的先遣队并没发觉，来自福州城的追兵已经如影随形搬到了身后。

再战桃源-降虎

两次攻城失败，使先遣队过早地暴露了实力。国民党军也很快发觉，这支贸然攻打福州的红军也并不如预期那般强大。于是，回援福州的87师259旅522团衔尾紧追，并于8月9日晚先遣队宿营休整时追上了先遣队。先遣队是敌后作战，一则没有群众基础，二则不熟悉当地地形，结果派出的侦察分队与国民党追兵擦肩而过，这直接导致了两军直至短兵相接时才发现了彼此。

先遣队撤出福州后的桃源－降虎村之战

首先接敌的二师，在军团政委乐少华和参谋长粟裕率领下迅速组织防线，稳住阵脚并向敌军发起了反击，一举击溃了敌前卫连；与此同时，1、3师也在各自首长带领下分别向敌左右翼进行包抄。由于是仓促交战，敌522团初期有些措手不及，在损失了前卫连后迅速后撤并收缩兵力；而先遣队的三个师则试图一鼓作气将522团整体吃掉，因此攻势异常凶猛，将522团一直压迫到了降虎村一线。但随着敌522团逐步收缩兵力，其火力优势得以发挥；而且，自桃源一线到降虎村是一路上坡的地势，先遣队处于不利的仰攻位置；与此同时，敌军空军也对先遣队战线进行了猛烈轰炸，先遣队一师遭创，师长政委均负伤，被迫退出战斗。所谓再而衰三而竭，即便一师二师竭尽全力也未能攻下降虎村。此消彼长之下，双方进入了对峙状态，战线便停滞在了降虎村前。

先遣队视角的桃源－降虎村之战

战斗持续至8月10日黄昏，时间仍然不在先遣队一边。随着战斗的僵持，国民党军援兵逐渐到达。最终，先遣队无奈放弃了全歼522团的计划，转而向闽东游击区进发。先遣队带走的，除了缴获的200余支枪械以及百十余名俘虏外，还有七八百名红军伤员（含福州一战约一二百名），可见福州、桃源这两战之惨烈。

隐罗源，攻穆阳

在闽东游击区同志的接应下，先遣队经过连江进入了游击区并在赤溪一带与闽东独立团会师。按照预定计划，先遣队并没有在闽东游击区停留的计划，在完成攻打福州的任务后应该继续北上。但福州、桃源两战使先遣队颇为疲惫，又有大量伤员需要安置，二来闽东游击区同志又请求攻打罗源城，以打通宁德、连江一带几块小游击区之间的联系。综合考虑之后，先遣队在闽东游击区休整了大约五六天的时间。除了帮忙安置伤病员，游击区还动员了数百农民加入先遣队，遗憾的是最终由于双方语言不通而不得不放弃。

8月14日凌晨，在闽东独立团以及游击队的协助下，以突袭手段一举攻克罗源城，全歼保安团一个营以及警备队共1000余人，俘虏敌县长和营长，并缴获各类枪支200余支。随后，8月16日，先遣队按命令重新北上，在途中于8月22日攻克了穆阳镇，再次歼敌一个营。

相对于福州、降虎村那种明刀明枪，直攻直守的打法，罗源、穆阳两战打得更加机动灵活，最大限度发挥了红军的战术优势，因此先遣队并没有承受多大损失，反而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以及银圆物资，在补充自己所需之外还大大加强了闽东独立团的实力。值得一提的是，先遣队留在闽东游击区养伤的伤病员中不乏基层军官，这些人成为后来闽东独立师的骨干。

先遣队转战闽浙边

穆阳之战后，先遣队离开闽东游击区继续北上，经寿宁自庆元进入浙江省，随后又自党溪进入福建浦城，最后于9月3日，由党溪抵达了闽北苏区边缘的古楼游击区。途中不乏遭遇战，多次击败敌地方保安团及衔尾追击的敌49师，在缴获大量物资之余还大大振奋先遣队的声威，以至于追击主力49师最终停驻于游击区东北的渔梁一带未敢寸进。

闽北苏区原本是闽浙赣苏区的一部分，后来由于反“围剿”失利，闽北苏区被国民党军沿常山－玉山－上饶－横峰一线修建的堡垒线隔离出来。虽然处境艰难，但以黄道为首的一批老共产党员仍然勉力维持着以崇安为中心的一小片苏区。

先遣队兵进闽北，距离闽浙赣苏区仅一步之遥，按说此时正是先遣队与红10军联手合力打破封锁闽浙赣苏区危局的时机；而且先遣队经过两个月的征战也亟须一个安全的落脚点进行一下休整，总结经验教训，尤其是有必要对从福州便一直如跗骨之般紧咬不放的敌49师进行有力地打击。然而中革军委却未给先遣队这样的机会。

浙西破袭

先遣队3日抵达闽北，中革军委4日来电催促，并对其原定的第二步任务做了进一步的指示：第一继续彻底的破坏进攻闽浙赣和闽北苏区敌人的后方；第二，在闽浙赣苏区外侧进行大范围的游击战争并择机创建新的苏区；第三，在完成前两项任务的基础上全力破坏龙泉、浦城、广丰、玉山，江山和常山之间的公路，以及兰溪、衢县、玉山和江山之间的铁路和火车站。先遣队也曾向中革军委提出就地依托闽北苏区向外发展，逐渐辐射至浙西皖南的计划，但被中革军委否决。

9日，先遣队再次踏上征程，由古楼出发，向北绕过敌军堡垒线，沿闽浙赣边境北上，向浙西进发。浙江省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之地，经过多年经营，社会基础对共产党和红军并不友好，而且浙江交通发达，地方保安团也较强。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作战，按说应该给予先遣队更多的临机决断权。而就是这样的背景下，中革军委仍然没有停止对先遣队的“微操”指挥。在这其间，中革军委又来电对先遣队的具体战术规则进行了详细指示，比如：“对保安团畏惧其截击是不对的”，“不需以急行军增加病员与疲劳，每日行二三十里”。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命令对于一支在敌后作战的部队来说是极其危险的，但先遣队仍然选择了忠诚的执行任务。

12日，在浦城穿过江（山）浦（城）公路，进入浙西江山市，随后先遣队便展开兵力，在江山常山一带大力发展群众，宣传抗日主张，同时对敌后通信交通设施极力展开了破袭。客观地说，先遣队在这段时间的行动无比的束手束脚，既要完成大范围的破袭任务，同时又不能灵活机动地躲避敌军围攻，常常被迫打一些无谓的遭遇战与掩护战，时间稍微一长，不但破袭任务无法完成，更产生了大量的伤病员，由于敌后作战伤员无法安置，又进一步拖累了部队的行动，如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先遣队本以恶劣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就这样别别扭扭地坚持了一段时间，中革军委再次接连来电又将先遣队送入了危境。

17日中革军委电令先遣队“全力破坏杭（州）江（山）铁路，在此之前不得继续北进”；18日中革军委再次来电，“应即向遂安前进，以袭击方法占领该城，并确保于我军手中”，并以遂安为中心向安徽边境发展，开展游击战建立苏区，随后向浙江发展。

遂安的地理位置

然而，几天来的战斗已经表明，依靠先遣队现有的物质条件和技术，要完成大范围的交通破袭任务已经几无可能。而当时的遂安县隶属今天杭州建德市，位于衢江（今天新安江）、兰江和富春江三江交汇处，不仅有十分便利的水上航道，同时，遂安向南35公里便是浙赣铁路干线，西北5公里内便是浙赣公路。可以说遂安是个交通要冲，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地位。如果再考虑到遂安地处民党军统治重心之一的浙江，距离杭州仅100公里之遥，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又将把先遣队置于何种处境呢？

先遣队被补充1旅、49师和浙保纵队拦截于遂安以西并西走皖南

转战皖赣边，退守黎痕

面对困境，先遣队仍然努力执行了中革军委的命令。鉴于已无法完成破袭任务，催促北上命令又甚紧，18日，先遣队于常山芳村穿过浙赣铁路北上遂安，20日经衢县白马抵达上方镇。毫无疑问的，先遣队的动向引起了国民党浙江当局的恐慌，浙江省主席鲁涤平一面令浙江保安纵队自衢县赴上方村截击先遣队；又让一直尾随追击的49师加紧追击，此时兵锋已达开化与马金镇；与此同自从江西临川调来的补充第1旅也已经抵达上饶。这样一来，先遣队即将陷入49师和浙江保安纵队的东西夹击中，而南下的道路也即将被补充一旅堵住。以先遣队目前的兵力根本无法同时应付这三股敌军，因此只能放弃遂安改道北上。22日，先遣队由上方镇出发，经横沿镇，过鲁村向皖南进发。

先遣队舍遂安奔皖南令中革军委大为震怒。9月24日，中革军委来电批评：“（这是）对于军委给予的任务和对自己力量不可容忍的无信心”，并令“七军团应即转回至遂安西的地域，并消灭敌左纵队一团至二团的兵力”。但此时随着先遣队的北上，敌49师一部已经于遂安西北一带与补充一旅合兵，悬殊的实力对比下，先遣队决然无可能再进遂安。面对严重敌情，为避免全军覆没，先遣队只能不顾中革军委的一再指责，转战皖赣边。

9月30日，先遣队从休宁县一带西进抵达皖赣交界的婺源县北的段莘地区。这一带便是中革军委为先遣队预定的最终目的地，但此时距离中革军委要求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月。先遣队在这里得知先前的皖南暴动早已失败，由皖赣边特委书记柳真吾和军区司令员周成龙率领的部分残余力量分散在山区坚持斗争。而这一消息，早在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后不久中革军委便已得悉。

先遣队转战皖南及鸦桥之战后退入黎痕

经考察，先遣队发现皖赣边在地理条件、群众基础以及经济产出等方面都要优于闽北甚至闽浙赣苏区，于是先遣队便决定在皖赣边发展。10月3日，先遣队进入查湾，在西进过程中遇到了皖赣边特委领导人，随后在他们建议及协助下攻占了流口镇。9日，李文彬的新编第7旅和伍诚仁的49师一部已进至查湾附近。来敌势大，先遣队只能继续西撤，向黎痕靠拢，那里有皖赣边特委建立的一小块苏区。10月14日，先遣队在黎痕东侧的鸦桥一带设伏，预备打击追敌49师。但由于情报失误，追来的是新编第7旅，再加上先遣队兵力较为分散，未能形成歼灭战，形成对峙后无奈撤出战斗退入黎痕苏区。

在皖赣边，红7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告一段落，经过近3个月的长途转战，出发时有6000余人的红7军团此时已经不足2000人，而且军火物资等在庆元之战后便再没有得到过补充。可以说，红7军团的潜力已经被压榨到了极致。皖赣边苏区为先遣队提供了宝贵的喘息机会，在特委的协助下，不仅安置了伤病员还补充了500名新兵。

然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使命并未终止，短暂休整后，红7军团又将踏上更加惨烈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