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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的10月底，我和仲恺在广州结婚。 仲恺比我大两年。他自小在美国生长，十七岁才陪同患病的母亲一起回到祖国，不几个月，他母亲便逝世了。那时，他的父亲还在美国旧金山汇丰银行做事，后来也在美国去世。仲恺的哥哥在满清政府里做外交官，虽然父亲剩下的钱不多，可是他却都把它拿到官场中作为充排场的资本去了。 仲恺回到中国以后，寄住在他叔父家里。他叔父也是满清官僚，曾经做过洋务总办、招商局总办和电报局总办等职务，生活自然更加奢华和阔绰了。仲恺从少年时就因目睹官僚、买办阶级的腐败气氛，及至长成，听到戊戌政变和日本明治维新的事，深有感触。 在当时，中国读书人赴日留学成为风气，仲恺于是也希望能去日本留学。可是他的父母已死，哥哥亲戚虽然都在官场中纸迷金醉，没有一个人肯帮助他，他想去日本也没有盘缠。 他为前往日本留学的计划无法实现，常常唉声长叹。后来，我为了玉成他出国求学的志愿，变卖了我娘家给我陪嫁的所有妆奁饰物，连同私蓄一千多元，才算筹得盘缠和留学用费，我们二人便先后东渡日本。后来我们在留学过程中经济发生困难，也是由我的娘家帮助的。 仲恺在日本先入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后入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专攻经济，并在东京认识了黎仲实、朱执信、苏曼殊、胡汉民等人。1903年，我们认识孙中山先生，我们两人先后参加了同盟会，开始进行反满清革命及联络青年学生和华侨的工作。 日俄战争前夜的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相当活跃，仲恺在学校中也逐渐受到影响。 同盟会的机关报一民报在东京发刊，鼓吹革命，仲恺常有投稿，向读者宣传反清救国及介绍社会主义思想。 当时介绍社会主义思想最积极的人，是朱执信，他把“资产阶级”译作“豪门”，把“无产阶级”译作“细民”。仲恺和执信是最好的朋友，思想也接近，仲恺写文章，用的笔名是“屠富”。 清朝执政当局，便将这批参加同盟会的革命青年视为大逆不道。我本是香港富商的女儿，因而也不免带有那种家庭的习气。仲恺曾针对这点，多次对我阐述“豪门”和“细民”之间的区别，向我灌输进步思想，进行教育。 1904年，仲恺奉孙中山先生命，自东京潜赴天津筹设机关，和法国社会党人Boucopaix联络，因而1905年间同盟会在东京开成立大会时仲恺没有在场。 仲恺在美国生长，懂英文，当时凡是孙先生不亲自出面的有关和西方革命志士接洽的事，多派仲恺去。他那次去天津是秘密启行的。当他动身的时候，我有一首诗赠别他： 国仇未报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 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得中华史上名。 越年，仲恺又奉命回到东京。秋天，继续人学。那个时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极为活跃，开始有中国留学生会的组织，常常聚会，纵谈政治，学生中革命派和保皇派经常进行激烈辩论。 在日俄战争以后，清廷的腐败无能更形暴露，学生中革命派逐渐取得优势。同年，中国留学生会改选，仲恺被选任中国留学生会会长。 1909年，仲恺在东京的中央大学毕业，再奉孙先生命赴东北吉林，想发展北方革命势力。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各地随即响应，在南京组织了临时政府，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来和临时政府议和，清帝退位，建立民国。 那时仲恺和他的哥哥都参加了议和的事。但是仲恺站在临时政府这一边，他的哥哥却跟袁世凯站在另一边，兄弟两人立场不同，双方对峙，举行谈判，一时传为新闻。 谈判之后，仲恺被派在北京，运动当时的议员，来反对袁世凯。那时正是到处盛传袁世凯将要进行大规模搜捕的时候，但是仲恺仍然决定留在北京，秘密进行活动，继续和伍汉池等人来往。 然而他的行动已为袁世凯的密探注意到了。就在袁世凯下令捕人的前夜，有一友人跑来告诉仲恺说：“袁世凯明天就要到处捕人了，名单中有你的名字，你还是马上走避一下好！”仲恺连夜只身到天津去，幸而免遭毒手。在那一次被袁世凯逮捕而后来又被枪决的人之中，就有那时和仲凯时相过从的伍汉池。 此后，袁世凯更暴露出他的凶恶面目，派人暗杀宋教仁。 1913年3月20日，仲恺正与宋教仁在上海车站上并肩同行，宋教仁饮弹倒地，仲恺侥幸没有遇难。后来袁世凯撕毁约法，公然叛变，南京失守，军阀龙济光又通袁世凯，广东也失败，仲恺不得不仓卒离开广州。因为英国殖民政府拒绝让他在香港境内逗留，仲恺迫得再度亡命日本去了。 1914年7月，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仲恺和我都参加了。仲恺并被选任党财政部副职，积极随同孙先生到上海、广东参加反袁、护法工作。 1918年，孙先生在上海办建设杂志，仲恺亦时有投稿，协助宣传。 那时孙中山先生已开始筹备和研究学习苏联的计划，并决定先派仲恺、朱执信和李章达等人到苏联去。后来因为一方面领取不到护照，另方面朱执信南下广东运动虎门炮台士兵起义，被暗杀，仲恺兼任执信职务，工作较多，就走不成了。 同时仲恺又接受了一个新任务，被派赴福建漳州和驻在那里的粤军陈炯明部队联络，准备打回广东建立根据地。于是苏联之行，便更加不能实现。 仲恺为了动员粤军打回广东，曾先后两次前去漳州，每次都住上两三个月。他一方面向陈炯明的部下熊略、钟秀南等人进行工作；另方面还替陈炯明部队筹募军饷，帮助他们克服财政上的困难，使他们得以顺利进军。 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小住房，也曾作过一次抵押，借若干款项作为军费。所以当时留驻在漳州的那批粤军干部，对仲恺是有好感的。陈炯明后来不敢杀害仲恺，即渊源于此。 粤军回粤之后，陈炯明自恃有功，对孙中山先生心怀不服，并又和北洋军阀有所勾搭。孙先生北伐的时候，留守在后方的邓仲元是参谋总长，廖仲恺是财政部次长，于是陈炯明先下手为强，除了使人暗杀了邓仲元之外，又因禁了仲恺。 陈炯明以为这样就可以将留在后方的两根“眼中钉”拔去了。 我被带去石井兵工厂与仲恺相见，已经是他被囚后的第十天了。到了兵工厂，他们戒备得很森严。在一角小楼上，我见到了仲恺，但是被禁止说话。 我第二次去看仲恺时，已盛传着陈炯明要加害他的消息。这一次，戒备比以前更严了。那时仲恺大概也听到陈炯明将不利于他的消息，便作好了两首诀别的诗留给我。这次，我虽然仍没有能够和他交谈一句话，但是到底获得了他这两首饶有历史价值的诗。 留诀内子 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事负女中豪， 我身虽去灵明在，胜似屠门握杀刀。 又： 生无足羡死奚悲，宇宙循环活杀机， 四十五年尘劫苦，好从解脱悟前非。 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是8月18那天，我又到白云山去找陈炯明。那时仲恺被囚已经六十多天了。到了那里，陈炯明出来见我，我就严厉地责备他。陈炯明还狡辩企图抵赖，但终于自知理屈，而且见得那时孙中山先生已离广东，原在韶关的北伐军已离开了粤北，他觉得革命势力对他的威胁已暂时解除，踌躇再三之后，便下令释放了仲恺，并叫人带我到兵工厂去。 我和仲恺回到家里，约在下午五时，我主张马上去香港。但是仲恺却因为陈军叛乱之后，执信学校被烧被抢。他一定要停留两天，设法保全他所发起、筹备、和纪念他最好的朋友的学校，并说：“学校是为纪念执信同志而创办的，不能任人家破坏。” 我劝他说：“只要有人在，学校即便毁了，以后还是可以再办起来的，你若是还留在此地，难免会再有危险”。因为我总觉得陈炯明之放他只是因为偶然念起仲恺在漳州时帮助过粤军，因而一时感情冲动，又怕他的部下对仲恺还有感情，因而下令释放，并非是真心悔悟而放他，毕竟还是靠不住的。 可是仲恺老是不肯动身。一直到了半夜三点钟，我们才出门，先坐了小船到白鹅潭，再登大轮直到香港去。别人一见仲恺，都十分惊奇，因为按当日的情况来看，谁也没有想到陈烟明竟会肯放仲恺生还的。 我们从香港到了上海，暂住在孙先生的家里。不久，苏联派了特使越飞来上海，直接与孙中山先生会谈。孙先生和越飞见了几次面，都为英国帝国主义特务走狗探悉。特务跟上了苏联特使越飞，越飞便不得不离开上海。但是，孙先生这时因事不便远行，而且又怕惹人注目，坏了事情，反而不妙，和越飞继续洽谈的这个责任，又落在仲恺身上。 9月，越飞先去日本，仲恺和我随后亦到。我们这次行动极为秘密，对朋友们都没有透露只字。当时仲恺的哥哥在日本做北洋政府的驻日本公使，我们自然更不敢让他知道内幕。不过估计到了东京之后，为了工作，我们如果能够住在仲恺哥哥的家里，当会更为方便。 于是以带许崇清给他第六女儿做媒为掩护，使他哥哥不怀疑，并避开外人耳目，以利于与越飞进行会谈。仲恺的哥哥当然不会明白我们之到日本是为了越飞的，因而欢天喜地的招呼我们和他未来的女婿在他家里住下。 我们就在这堂正的理由之下，利用了“公使馆”的有利条件，秘密地展开了和越飞会谈的工作。不料，即使是这样地煞费心机，我们后来也给日本的“特高科”跟踪上了。东京眼看也站不住脚，仲恺便迫得只有和越飞相约，各找借口去热海温泉会合，共同研究反抗帝国主义及中苏联系的初步意见。 其后孙文越飞宣言签定便是由于仲恺和越飞二人在热海的会谈，准备了双方交换意见的基础，研讨了细节等等技术性的工作的。 孙中山先生虽然已开始和苏联联络，但还未正式开始改组国民党。因为一来那时还没有革命根据地，开会也开不成，二来在国民党内还须要经过一番说服教育的工作。 1923年，孙先生为了要夺回广东这个革命根据地，便命令许崇智和利用杨希闵、刘震寰等分头从东江和西江直攻广州，驱逐了陈炯明。 春天，孙先生由上海回到广州，任大元帅。但杨希闵等本身原来就是军阀，并无意革命，无非是借这机会在广州花天酒地，做他的盗贼勾当，贩烟聚赌，暴敛自肥，无所不为。 杨希闵、刘震寰这批军阀的所作所为，都违反了孙先生的革命意旨，使孙先生十分激愤。至于在革命阵营外部，帝国主义勾结各方面反 动势力向广东革命政府施加压力，在这样内外的形势之下，广东的革命政府已到了存亡断续的关头。要想起死回生，只有彻底改组国民党，标明革命意义，团结真正革命的党员，建立强大的革命武装，来扫除一切反革命的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势力。 1923年冬，孙中山先生宣布改组中国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中左派力量和仲恺极力赞助，积极参加筹备、策划的工作。改组以后的中国国民党，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极大支持和帮助，因而有了很大的进展。在国民党改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仲恺被选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农工部长。 仲恺对于孙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服膺到底的。他在孙中山先生直接领导下从事二十多年革命斗争，他对“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深有同感。 他在1924年，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中国在这时代，自己经济的基础是这样薄弱，而所受国际经济的压迫是这样深重，若要能够有所树立，除非是建成一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他有这样的思想，所以他能把孙先生的革命主张，始到终贯彻执行底。 苏联派来的鲍罗庭顾问和加仑将军先后来到广州，仲恺亲切地接待他们，诚地和他们合作。然而当时的政府内部，除了仲恺等数人是竭诚拥护改组国民党，拥护三大政策的革命派以外，如冯自由、张继、胡毅生、邓泽如等都坚决反对改组国民党，反对三大政策的。这些人可以说是国民党中的反革命派。 仲恺在当时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革命派与反革命派”，里面就说到： “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是我们的公敌，哪一派人代表民众，来打击和消灭这两种力量，便是革命派。占我国人口最多的是农工阶级，哪一派人替农工阶级打击和消灭那些压迫他们的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而言之，凡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并压抑农工的人，便是反革命派。革命实在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我们不独要革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命，我们还要革反革命的命，这才是彻底的革命。” 此外，还有邹鲁、胡汉民、许崇智、吴铁城、伍朝枢等人，他们本来也是不赞成改组国民党，不赞成实行三大政策的，但是他们在当时革命形势节节向前推进的情况下，只在暗中反对，消极息工，却不敢公开说反对的话。他们是属于国民党中的假革命派。仲恺有一次在广东大学对全校师生演讲，他就这样说过： “你们千万不要学鹦鹉。鹦鹉只会学人说话。有人在街上喊：'卖油条呀！’鹦鹉听了，也在笼子里喊：'卖油条呀！’现在有些人听了人家诬蔑我们说：“国民革命就是实行共产，’他也跟着照样喊叫起来，就像鹦鹉只会学舌一样！” 邹鲁当时是广东大学校长，他那天也在座。仲恺说这番话，就是针对这些右派人说的。 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假革命派的斗争更加尖锐了。广大的工农群众，都齐心一意的参加到革命风暴中来。革命的人民，固然视仲恺如战友，而反革命、假革命的分子，则恨仲恺如仇，他们妒忌他，怨恨他，攻击他，中伤他，无所不用其极。 总之，凡是可以破坏联俄联共、仇视农工的一切卑鄙手段都用尽了。这在意志稍弱的人，很可能就会心灰意冷，拂袖而去。但是仲恺却并不介意，处之泰然，他还是那样心志坚定，绝不因反间者之希图破坏，而有所动摇。 当时在广东的，或到过广东的中国共产党员，有李大钊、彭湃、苏兆征、杨爬安、周恩来、蔡畅、邓颖超、林伯渠、吴玉章、聂荣臻、萧楚女、熊熊，毛主席也去过广州。 仲恺始终和他们真诚合作。谭平山当时也是中共的负责人之一，他和仲恺关系是很密切的。中国共产党员，对开展当时农工部的工作，是 给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的。仲恺在农工部长任内，经常和农工群众接触，他虽然名为党中央执行委员、省长、部长、厅长，但是在办公地方，常常有农民工人直接找他谈话。很多工人农民运动的领袖，如彭湃、苏兆征、邓中夏、恽代英、杨安、阮啸仙、杨殷等，以及许多黄埔学生，也常常到我们家里开会，洽谈事务。仲恺曾数次亲自到中山县及东江一带的乡下去发动农民，组织农民。他在农民讲习所多次演讲。 他说过：吾人其不欲解决吾人之痛苦及谋国家人民之丰富则已，否则必须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者战；吾人其不欲打退帝国资本主义者则已，否则必先与国内军阀战；吾人其不欲打倒国内军阀则已，否则必先唤起全国民共图国民革命；吾人其不欲国民革命则已，否则必先去干农民运动。 仲恺也很重视工人运动，他非常注意工人的识字问题。他认为在当时来说，劳工教育实在比义务教育更为重要。由于他爱护工人，关心工人，所以工人们也很信赖他，尊敬他。 自从陈炯明、杨、刘等军阀被平定之后，广州革命的势力比以前稍为巩固了。帝国主义利用军阀颠覆广州革命政府的企图，已受到挫折，所以就转换手法，明目张胆的在1925年6月23日在广州沙基直接屠杀中国人民，企图用屠杀手段来威胁中国革命。 沙基大屠杀发生之后，广州、香港群情汹涌，形成中国第一次革命的空前反帝高潮。广东革命政府宣布和英国经济绝交，封锁港口，香港变为臭港。 6月29日，二十五万香港中国工人发动了一次大罢工，并约有二十万工人陆续先后撤回广州（其中有一万多是女工)，和在广州为英商雇用的工人，联同坚持罢工，达一年零四个月之久。罢工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国民政府农工部的积极支持下，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工人纠察队。农工部除了筹募款物维持罢工工人的生活以坚持罢工之外，还很注意对罢工工人进行宣传和教育，鼓励他们坚持罢工的积 极性。女工方面，国民党中央妇女部还特为她们设立了“罢工妇女工读传习所”，授以知识技艺，提高其反帝思想，维持生活。 这个时候，仲恺真可以说是废寝忘食了。每天清晨就出去，很晚才回家来，常常在半夜还要起来，为省港罢工委员会交涉事情。 这次省港大罢工，不但在中国工人运动中有很大影响，甚至在世界工人运动中也发生了影响。英国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可是英国的工人阶级，是我们的朋友。英国工人寄出了支援我国省港罢工工人的款物，是由仲恺经手收的。 当仲恺接到了这批款子和东西的时候，想到隔着高山远洋向我们伸来的友爱同情的手，更鼓舞了他。他更清晰地看到了革命胜利的前途。省港大罢工坚持下去了，它的影响，更深，更广，更远。 8月14日，仲恺在罢工委员会招待各界发表了一次演讲： 我们知道这次的罢工，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其目的在于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为国家政治上经济上谋独立的运动，这是中华民族最大的事。这次罢工既然是为国家谋解放而罢工，如果罢工失败，即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失败，如果能够胜利，即是全民族、全国的胜利。 这是他对群众的最后一次讲话。 大概在仲恺未遇害之前一个星期的光景，我们就晓得有人要暗算他，而且要想谋害的不只他一个人。反革命这样宣传他们行刺的计划，无非是希望仲恺听到这些，就会退却。 可是，他们的威胁宣传，一点也没有用处。当这个消息传到我们那里的时候，我便和仲恺商量着说：“既然有人阴谋行刺，你也该多加两个卫兵防备一下才是。”他听了很不以为然。他回答我：“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我是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各团体去开会或演说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要想谋杀我，很可以装扮着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人群众中间下手的。我生平为人作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国家、和民众的地方，他们如果安心想来暗杀，防备也是没有用的。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 他说的自然很有道理，但我心里总觉得还是防备一下好些，到底又派了一个便衣卫士随从他，并知会当时的公安局长吴铁城。谁知，吴铁城也是参加反对仲恺一伙的！ 8月20日，我和仲恺二人用过早餐，就准备着出席中央党部的常务会议。车子向着惠州会馆（当时的中央党部）开去，在路上遇着陈秋霖同志，他正是上我们家里商量事的，仲恺一看见就招呼他说：“你是找我的吗？”陈同志答：“是的。”仲恺说：“那就请上车一同到中央党部去吧！”陈同志便登上车了。 汽车开到中央党部门前停下，我们先后下车。我刚一下车，抬头看见一位女同志，就止住脚步向她说：“停二十分钟我就到妇女部，我有事情和你商量，请等着我。”正在这说话的时候，我就听见：“啪，啪啪，啪啪啪！”地好像爆竹声音，我心里还以为谁在放爆竹呢。可是，一转过脸来，看见仲恺已倒在地上！ 陈秋霖同志痛楚的挨着两步，也倒了下去。在我身边的卫兵，也已受伤躺着了！我才意识到有人行刺了。 我连着叫人出来，并赶忙俯身抚着仲恺，问他伤在什么地方，觉得身上那点儿难过，一面又喊：“快些抓人哪！”平时惠州会馆总有警察站岗的，但那时却总不见人。当时，仲恺已不能回答。当我刚刚低下头去抚仲恺的时候，又是一阵枪声。头上飕飕地有枪弹飞过，我头皮还感觉到热气。那时我若不是弯身去抚仲恺，一定也是完了。 把仲恺架了起来，只见满地殷红。他衣服上的鲜血，还点点往下滴。那时我的心里，说不清是悲痛还是愤恨，但没有惧怕。到了医院，仲恺已是没救了。大概是在路上就绝了气。 对着束手无策的医生，对着仲恺流下的成堆血迹，对着仲恺一瞑长逝的遗体，我倾涌着伤心的眼泪。想起我们二三十年师友之谊，夫妇之情，同志之爱，固然使我十分悲伤。但是最使我痛心的，还是我们革命事业的基础尚未十分巩固，仲恺是个万万不能死的同志呀！仲恺反抗帝国主义到底，不屈于任何反革命势力，求仁得仁，他的死是光荣的死，胜利的死。可是，当时突然失掉了他，这给革命的打击是多么的大呀！ 在出事之前几天，我们本也曾经接到密报，据说搜到一个法西斯派的学生，有一封信，写着：“黑衣领袖有奖励。”我们当时还莫名其妙，不知道黑衣领袖指的是谁？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指法西斯党的领袖。 事发之后，当场有一个凶手因头部打伤，眼睛也被打坏，被我们逮捕。在他身上搜出一些单据。按日期顺序，早几天的是当衣物的当票（证明那个人本来很穷），后几天的是分钱的单(证明那个人后来收到人家分给他的钱)。那个凶手在临死之前，还供出：“香港有两百万元打共产党”。从这些零星的细节看来，我们不难看出谁是杀害仲恺的幕后真正的凶手了。 被捕的凶手供出，这次行刺事件，是朱卓文一手布置的。由此，查明主谋暗杀仲恺的，还有胡毅生、魏邦平、梁鸿楷、林直勉，赵公璧（胡毅生的妻舅）等人。然而就在对这些人的通缉令发出之前，胡毅生、魏邦平、朱卓文三个便偷偷离开了广州，逃到香港去了。梁鸿楷在他的部队缴械之后也逃到香港，被捕的就只有林直勉一个人。 我们从凶犯的口供中知道，在未实行刺杀仲恺之前，国民党右派的人已集合开过几次扩大会议，决定要把左派的人完全打倒，以取消国共合作，取消省港大罢工，和英国人重新谈判。 参加会议的人很多。可见当时刺杀仲恺，已经形成了整个反革命集团的共同阴谋。国民党右派，帝国主义和香港的买办阶级已经联成一条阵线了。他们不只欲置仲恺个人于死地。甚至想把当时的国民党左派和广州的重要人员都置于死地，所以敌人不只是仲恺个人的敌人，而是整个革命事业的敌人。 仲恺虽然死了，但他的精神不死。从当时为了他的惨案所激起的广州民众的热情，同志们的义愤和决心，便可以知道仲恺是仍然活在大家的心里了。 从仲恺遇害的那一天起，我哀悼死者，并忧伤将来，精神体力都有些支持不了，几天没有出家门。等我再到外面一看，虽然仍然忍不住我的眼泪，可是一切气象，却使我感奋极了。 在每个追悼会上，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总都是充满着悲愤之情与坚毅果敢之气。“我们要肃清一切反革命派！”“我们要和帝国主义者拼命！”“我们要替廖党代表报仇！”（国民党改组之后，仲恺任党代表)这些呼喊的声音到处洋溢，充满人人的耳鼓。 仲恺出丧的那一天，参加的同志有黄埔学生、农民、工人、学生、妇女和市民群众共有二十多万人，行列之大，阶层之广泛，情绪之热烈、严肃、悲壮，在广州来说，都是空前的。我这才深深感觉到：仲恺所流的赤血，已变作了革命的火花。我何曾孤单？ 我们有了这么伟大的队伍——广州已经都是我们的革命力量了呀！我流着感奋的热泪，望见了革命胜利的前途。 仲恺为人勤劳廉洁，他平日工作常常超过十二、三小时，有时甚至达十六、七小时之多，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是工作需要，他都是不辞劳苦地去做。 仲恺一生禀性清廉，虽然几度执掌国家财政事务，然生活简朴，始终如一。他觉得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钱，应该用于人民身上。他还特别劝戒当时政府里的官员说：“即为官吏，不宜爱钱，爱钱则民穷，民穷则国弱。”所以他身死之日，家无余财。 仲恺献身革命，共二十多年。他绝不为一已私利，自树派系势力；他个人的出处进退，完全是以当时的革命需要为依归。他觉得他自己一身是属于国家的，国家需要他做什么工作，他就做什么工作，要怎样做才能对国家最有利，他便怎样去做。 他追随孙中山先生左右多年，亲受孙中山先生的指导和教育，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学生和战友。孙中山先生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和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也就是贯串在仲恺一生行动中的思想和政策。 大革命以后，虽然蒋介石投降帝国主义，违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屠杀工农群众，背叛革命，把革命推迟了二十多年，但是今天，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站立起来，孙中山先生的理想，不只已经实现，而且已经远远超过了。孙中山先生和仲恺要是死而有知，也一定会同样的感到安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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