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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在中国五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石刻作为文明和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其类型丰富多样，题材包罗万象。从原始社会的古代崖画到周代的石鼓文，从秦始皇东巡刻石，到汉唐、明清时期的碑碣、墓志、摩崖、造像、经幢、塔铭、画像石等[1]，构成我国历史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类中，石刻文物属于“石窟寺及石刻”类别，与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并列，属于不可移动文物。截至2020年12月底，国务院已公布的八批共计505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有307处为石窟寺及石刻，占总数的6.07%[2]。由于石刻文物的历史性、艺术性、材质的多样性以及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其保存受到多种因素威胁[3]。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国内文物保护理论和实践技术的进步，相关研究持续推进，到上世纪末，包括保护、修复、复制、检测技术在内的中国特色文物保护技术已大致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4]。本文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石刻保护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挖掘，运用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相结合的方法，以中国知网(CNKI)期刊论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进行可视化分析，从而把握研究现状和热点，并对今后的研究趋势做出展望，以期为相关领域提供参考。 0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 本文于2021年8月5日选取CNKI期刊论文数据库为数据源，对石刻保护领域相关研究进行检索。由于石刻种类较多，为确保文献检索的完整性与准确性，设定检索式为“(主题：石刻 + 碑刻 + 石像 + 石雕 + 石窟 + 石质文物)AND(主题：保护)”，由于2021年的数据不完整，故文献发表截止日期为2020年12月31日，共检索出1802篇文献。通过人工逐条清洗，去掉不相关文献，共得到821篇文献作为分析样本。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计量法、普赖斯定律、综合指数法、知识图谱以及聚类分析方法，对上述文献中的年发文量、研究对象地域分布、核心研究力量、学科分布以及关键词进行分析。首先借助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软件SATI，并辅以人工手段进行数据提取，然后利用Excel软件，运用普赖斯定律以及综合指数法对数据进行计算并绘图，同时利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对作者以及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石刻保护研究相关热点。CiteSpace软件是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博士开发的引文网络可视化工具，其功能包括绘制共被引图谱、关键词图谱以及动态识别共引聚类、关键节点和研究热点[5]。 03 我国石刻保护的研究现状 年发文量统计分析 发文数量是文献计量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可以反映研究领域受关注程度和发展趋势。本文通过对我国石刻保护研究年发文量统计，得到图1。由图1可知，早在1959年，有人就开始关注石刻保护。从2000年开始，年发文量呈现稳步上升趋势，这是因为国家在2000年颁布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准则》颁布后的十余年间，仅针对石窟就完成了300多项保护工程，数量和实践类型较之20世纪都有巨大的发展[6]。2014年初，《准则》修订工作完成[7]，发文数量开始较快增长并且持续上升，说明石刻保护研究随着《准则》的完善成为热门研究主题。  图1 我国石刻保护相关研究年发文数量曲线图 研究对象地域分布统计分析 通过对821篇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后将其分为两类：一类为有明确研究对象(Y类)，即对某一特定石刻本体或石刻群进行研究的论文，另一类为无明确研究对象(N类)，包括综述性论文以及其他非特定石刻研究论文。其中Y类论文数量为524篇，占了总数的接近三分之二。 通过对Y类论文标题和摘要进行人工提取，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标注所在地域录入Excel表，并利用Excel的三维地图进行可视化呈现，结果如图2所示。从图2中可以看出，我国石刻保护的研究对象分布在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当中，仅台湾省、上海市、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没有研究对象分布，由此可见石刻保护研究对象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在Y类文献中，研究对象位于甘肃省的文献数量最多，为88篇，其次是山西省与重庆市，文献数量分别为71篇与48篇。河南省、陕西省、江苏省与四川省四省数据较为接近，分别为39篇、37篇、35篇以及34篇，以上7个省级行政单位的文献数量总和占据了Y类文献总数的67.18%，由此可以推断我国石刻保护研究对象与研究力量分布相对集中。通过对Y类文献的研究对象进行调研分析发现，大部分文献的研究对象为知名石刻群，例如甘肃省的敦煌石窟，山西省的云冈石窟，重庆市的大足石刻等。针对知名石刻群的研究使得我国石刻保护研究领域的研究力量集中于部分省份，研究力量的集中一方面可以促进研究水准的快速提升，使得知名石刻群得到更好保护，但另一方面，也会使得位于其他省份的非知名石刻群的研究与保护缺失。目前我国石刻造像类可移动文物共有100多万件，这些石刻大量留存于民间，民间石刻保护形势十分迫切和严峻[8]。  图2 我国石刻保护研究对象地域分布图 核心研究力量 普赖斯定律可以计算研究领域的高产作者群，其数学公式为：  其中M表示统计时间段内高产作者最低发文数量，Pmax表示在统计时间范围内，高产作者相关发文量的最大值[9]。经统计，我国石刻保护研究领域的Pmax为22篇，经过计算得M=3.513，所以M值取整数为4篇，即相关发文量等于4篇或超过4篇的作者为高产作者，经统计高产作者群有47位。这47位作者的发文总量为280篇，并没有达到发文总量的一半410篇，表明我国石刻研究领域的高产作者群尚未完全形成，只是由部分表现突出的作者引领了该研究领域。 为明确石刻保护研究领域的核心研究机构，首先利用普赖斯定律确定领域内的高产机构。经过统计，机构发文总量的Pmax=51，所以，M=5.349，即发文总量等于6篇或超过6篇的机构都可以认定为核心研究机构的候选机构，共有15个。接着利用综合指数法计算得出我国石刻保护研究领域的核心研究机构，机构综合指数越高代表该机构在本领域的研究力量越强，反之则越弱。核心研究机构的判定指标有两个：相关发文量(A)和总被引次数(B)，它们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两者的权重系数皆定为50%[10]。因此，核心研究机构综合指数Z的计算公式为：Zi=(Ai/A均×0.5+Bi/B均×0.5)×100(其中i=1,2,3,…,15)。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在统计机构发文量与总被引量时，本文通过人工统计的方式获取数据(数据获取时间为2021年8月5日)。针对同一机构不同子单位的文献，本文在统计时将其归属于其母单位共同统计，例如浙江大学化学系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在统计时均归属于浙江大学。 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石刻保护研究领域核心研究机构共有6个，分别是敦煌研究院、浙江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地质大学、兰州大学和西北大学。其中浙江大学与敦煌研究院的综合指数处于300左右，而排名第十位的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综合指数仅为55.56，明显偏低，这说明石刻保护研究的研究力量较为集中，且比较小众，受关注度偏低。 表1 我国石刻保护研究领域核心研究机构(Top10) 综合指数统计表  通过CiteSpace对研究领域作者进行聚类可视化分析，如图3所示。图中连线的粗细代表作者合作次数的多少，越粗代表合作次数越多。图中姓名的大小该作者代表发文数量的多少，越大代表发文数量越多。可以看出，石刻保护合作研究的情况非常普遍，已经形成5个规模较大的研究团队，一是以浙江大学的张秉坚为核心，该团队主要围绕石刻表面的防护进行研究；二是由敦煌研究院的苏伯民、武发思、贺东鹏、李波，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汪万福和甘肃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的董广强等人组成的团队，该团队研究主要针对石窟壁画的病害机理与修复进行研究；三是以中国地质大学的方云和严绍军为纽带，与敦煌研究院的王旭东、李最雄、石玉成等以及龙门石窟研究院的陈建平、杨刚亮等有合作关系，该跨机构团队的研究集中在石刻病害机理研究、石刻周边环境地貌等研究；四是陕西省部分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文保单位构成的跨机构团队，包括西北大学的周伟强，西安科技大学的秦立科，西安市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的马涛等人，针对陕西周边石刻的保存现状、病害机理、清洗修复与保护以及预防性保护实践进行研究；五是以云冈石窟研究院黄继忠为核心的团队。可以看出，石刻保护研究领域的不同团队之间存在着连线，例如张秉坚就与王旭东和苏伯民等人进行过合作研究，黄继忠也与齐扬等人进行过合作研究，学科交叉的研究模式促进了石刻保护研究理论与实践的进步。 综合以上对核心作者、核心机构以及核心团队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石刻保护研究的研究力量较为集中，核心作者主要隶属于核心机构，这些核心作者带动了整个领域的前进与发展，但是总体研究力量偏弱，未来还需继续培养研究人员。  图3 我国石刻保护领域研究作者聚类分布图 学科分布 通过对学科分布情况分析，可以揭示不同学科对于石刻保护研究的优势与促进作用，从核心研究团队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石刻保护研究呈现跨机构、跨学科的合作研究趋势。图4为我国石刻保护研究领域学科分布图。从图4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石刻保护领域的研究以考古学为主，占研究数量的一半以上，紧随其后的是建筑科学、博物馆学、地球科学。由于石刻自身的文化遗产属性，博物馆学也是石刻保护领域研究学科的重点之一。另外，石刻保护的研究还涉及到计算机以及档案学，这是由于石刻属于档案文献的一种，石刻档案的数字化需要涉及到计算机相关技术。化学和材料学则涉及到石刻保护的病害机理以及保护材料领域。但是，该图也反映了目前热门研究学科人才储备较弱，未来需要加强这方面人才队伍的培养。同时，石刻保护与旅游、文化、艺术相关，文献不仅关注石刻本身的保护，也注重石刻的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挖掘，保护与推广是相辅相成的，目的是使大众能够了解其蕴藏的丰富文化和审美价值。  图4 我国石刻保护研究领域学科分布图 04 我国石刻保护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论文的核心概括，通过对某一学科领域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并对关键词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可以对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发展动向进行揭示[11,12]。本研究利用CiteSpace软件对检索到的821篇文献进行关键词的词频统计，针对同义词与上下位词，如激光清洗与化学清洗属于清洗的下位词，莫高窟与敦煌石窟属于同义词，在统计时均进行合并与替换处理。经过筛选本研究共确定1318个关键词，将这1318个关键词按照频次大小排序，利用齐夫定律及相关研究文献对高频词的界分方法进行计算[13]，最后将频次7次及以上的关键词确定为高频词汇，共计36个高频关键词，累计词频占总词频的35.36%。最终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石刻保护研究的研究对象以石窟居多，包括云冈石窟、莫高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等。在石刻病害研究方面，风化、裂隙以及可溶盐是我国石刻保护研究人员较为关注的热点领域。为防治病害，研究人员针对加固材料、防风化材料等保护材料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正确的认识推动正确的实践。石刻作为文化遗产的一种，正确的保护理念可以促进石刻保护研究的进展，我国的石刻保护研究人员为此针对石刻的保护对策、价值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从而促进了我国石刻保护研究实践的进展，运用现代科技对石刻进行日常监测就是在预防性保护理念指导下的进展之一。数字化作为一种可以使石刻永久保存的保护方式，虽然提出时间较早，但由于技术等原因，针对石刻数字化的研究一直不温不火。 表 2 我国石刻保护研究领域高频关键词统计  利用CiteSpace关键词聚类功能，对文献进行聚类后(图5)，得到共词图谱连线5111条、网络节点1872个、密度为0.0029，Modularity Q,值为0.7383(一般认为Q>0.3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Weighted Mean Silhouette S值为0.8966(一般认为S>0.5聚类就是合理的，S>0.7意味着聚类是令人信服的)，说明本次聚类有效[14]。通过使用LLR算法，过滤关键词数量小于20的聚类，最终共获得21个主要聚类。由于通过CiteSpace自动抽取产生的聚类标签侧重于选择具体化、具有实义的名词短语，这会导致通过CiteSpace产生的聚类标签虽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却过于具体化，聚类标签不能很好的描述其代表的研究热点[15,16]。因此本文借助CiteSpace形成的知识网络以及网络中自动生成的信息，从网络的整体结构、形成的聚类、聚类之间的关系(包括结构的关系和时间的关系)入手[14]，对石刻保护研究领域热点进行总结归纳，为确保图谱解读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通过查阅文献(包含关键点文章引文的段落)，并对其进行内容分析，最终总结出我国石刻保护研究领域四大类研究热点[17,18]。  图5 我国石刻保护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图 石刻保护制度与理念研究 这一方面的聚类主要包括#0“石刻”、#4“石质文物保护”、#9“文物保护单位”、#13“遗产保护”、#19“南朝陵墓石刻”。关键词主要有威尼斯宪章、整体保护、文物预防性保护、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文物保护法规、中国体系、原址保护、整体性保护等。 我国的石刻保护理念与准则，受西方影响较大。1986年的《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第一次将《威尼斯宪章》传向国内，促进了我国文物保护观念的转变和相关保护工作的开展，宪章的思想例如“修旧如旧”、“不改变文物原状”等原则也在之后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有所体现[19]。我国石刻保护工作者们不断吸收西方保护思想精髓，逐渐在实践中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石刻保护理念[20]。例如，在西方石刻保护中，修复材料与原材料通常反差较大，我国则要求“远看差不多”，追求与环境的合二为一，注重整体性[21]。罗涛针对南朝陵墓石刻提出大遗址保护理念，即坚持原地保护的原则，将其周边所有石刻地点纳入到一个点、面、线的完整保护体系之下[22]。詹长法等则借助千手观音的修复提出思考，认为文物保护最首要的任务是保护文物的安全、稳定，使其长久地传承，在此基础上利用传统与现代找到理想保护办法[23]。由抢救性保护逐渐向预防性保护转变，也一直是我国文物保护制度的重点，黄克忠针对预防性保护存在的争论以及在我国的局限性提出思考[24]，陈建平针对龙门石窟进行预防性保护的探讨，并从日常监测、保存状况调查、地质灾害调查、日常保养维护四个方面健全了预防性保护的框架[25]。安程等针对千佛崖石窟的实验性实践，绘制了预防性保护技术路线图以及病害多因素耦合分析模型[26]。从目前研究来看，我国石刻保护制度与理念研究已从理论研究转向实践保护，实践主要集中于知名石窟与知名馆藏石刻，而对其他石质文物尤其是野外石刻，如何进行预防性保护、进行建筑形式与环境之间的协调，都是今后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24]。 石刻病害治理研究 这一方面的聚类主要包括#1“保护处理”、#2“云冈石窟”、#3“文物保护”、#5“石窟保护”、#6“石窟”、#11“摩崖石刻”、#12“物理风化”、#14“麦积山石窟”。#15“保存现状”、#16“研究与保护”、#17“可溶盐”。 病害一直是石刻长久保存的威胁之一，对于病害的防护也一直是石刻保护研究的重点之一，2008年，我国颁布实施了《石质文物病害分类与图示》 (WW/T 0002-2007)，部分研究人员结合图示，通过病害检测、分析检测出石刻的残损缘由，探明石刻所受病害的程度与类型，从而为今后防治与保护打下基础。邓声国等针对庐陵碑刻[27]，张宁针对广元千佛崖石窟365窟[28]，闫宏彬等针对吴官屯石窟A区[29]、孙瑜等针对鲁班窑石窟[30]、邵磊针对南朝石刻[31]分别就其现状、残损缘由、病害机理、保护方法等进行了研究和探索。目前我国石刻病害种类较多，诱因复杂，为探清石刻深层病害，石春娟等尝试运用数字全景钻孔摄像技术，对大足千手观音内部进行重新探查，获得了更为精确的数据[32]。马宏林等运用超声对乾陵述圣纪碑内部裂隙发育进行了检测，确定了裂隙具体位置[33]。 关于石刻病害治理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石刻表面污染物的清洗研究、石刻本体的修复研究、石刻预防性保护实践的研究等四个方面。从目前研究来看，石刻表面污染物的分类以及相关清洗技术已经较为成熟[34,35,36]。不同地区石刻材质的特点各异，病害治理也极具个性化特征，如王昊等对珊瑚岛一号沉船遗址石质文物进行研究，探明结垢物的成分与比例并进行专门清洗[37]。关于石刻本体的修复研究，岳永强等针对空鼓壁画的病害情况，详细阐述修复方法和工艺[38]；詹长法等则利用现代分析检测技术调研潼南大佛，通过对造像妆銮和传统修复工艺以及古代修复材料综合研究，结合现代科学修复理念与技术，最终取得了满意的修复效果[39]；王志芳等梳理从民国以来云冈石窟的保护记录，总结传统修复加固技术，认为这些技术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小石刻的病害[40]。富中华等则利用微生物诱导及沉积修复技术，利用石刻碳酸盐矿化形成保护膜，使得石刻底部土壤的强度与刚度得到改善[41]。在石刻预防性保护实践中，针对石刻文物的日常养护和监测，李晓武等基于文化遗产物联网职能监测云平台，对石钟山石窟进行了动态的风险评估[42]；张奋等开发的文物智能监测平台利用北斗定位技术，通过实时获取时空信息，实现视频动态联动、虚警远程智能排除、文物智能识别等功能，为日后的预防性保护实践起到了推动作用[43]。然而以上研究对象几乎都是较为著名的石刻群，民间散落的大量石刻关注较少，如陈晨提出相关的管理和保护对策[8]，李海燕针对山西省图书馆的实践案例对民间石刻保护也进行了探索[44]。 石刻保护材料研究 这方面的聚类主要包括#18“防风化”、#20“硅酸酯”。关键词主要有防风化、有机硅涂料、丙烯酸酯涂料、防护层、灌浆、硅酸酯、氢氧化钡、凝胶状态、碳酸钡、加固效果等。 石刻保护材料一般包括表面封护材料、加固材料和粘接材料[45]，表面封护材料注重对文物本体的最小影响，取决于材料的稳定性和特定环境下的耐候性[46]。王丽琴等以纳米WD-10(主要成分为十二烷基三甲氧基硅烷)为基础，对其进行纳米TiO2改性，最终，纳米TiO2改性石质文物防水材料WD-10的透气性、耐盐性、耐光性、耐候性比改性前有显著改善，且优异的憎水性能够长期保持[47]。张晓颖等利用价格低廉的醋酸乙烯酯(VAc)代替MMA(甲基丙烯酸甲酯)，引入了纳米SiO2和TFEMA(甲基丙烯酸三氟乙酯)，制备了不同纳米SiO2掺量的氟-硅-醋-丙共聚物[48]。刘玉荣等对介孔材料的应用研究进展进行了全面研究[49]，曹颐戬等对仿生超疏水材料及其在文保工作中的应用进行了梳理[50]，王娇从不同方面阐述了有机硅材料在石质文物防风化保护中的应用[51]。在加固材料研究方面，范敏等在实验室内利用不同种类的硅酸酯材料和工艺对砂岩进行加固测试，得出硅酸乙酯及其低聚物材料加固效果最好，减压浸渍法加固效果最佳[52]。王娜等运用不同种类的高分子聚合物对砂岩雕像进行保护研究，分别就耐水性和耐湿性以及耐冻融稳定性评估出了最适合的加固材料，并通过实验找出了具有不错粘接性能的粘接材料，即以聚乙烯醇为主剂、粉煤灰为填充剂的砂浆[53]。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我国的石刻保护材料研究主要为表面封护材料与加固材料，对粘接材料的研究较少。且大部分研究人员选用的还是过去已有的保护材料，对新型保护材料的研发关注程度较低。石刻保存环境复杂、对保护材料的需求较高，可以预见，未来对多学科人才的需求将大大提高，对于保护材料的研究也将不断进步。 石刻保护的数字化保护与推广研究 这一方面的聚类主要包括#7“修复”、#8“大足石刻”、#10“雕刻技艺”。关键词主要有文化建设、数字化复制技术、数据采集、大足石刻、南朝石刻、数字化保护、创新思维模式、虚拟设计、视觉信息设计、数字媒体艺术、照片建模、数字化修复、文化传承、艺术遗产等。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数字化保护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内容，一些知名石窟群更是数字化研究和实践的先行者，例如敦煌石窟、大足石刻以及南朝石刻等。这一时期，数字化保护的重点是濒危珍贵文物，通过数字手段对部分损毁严重的石刻进行数据采集、留存与再现，避免其因本体的消逝导致文化的失传[54]。潘云鹤等提出全套数字化壁画保护修复技术，描述了修复系统体系结构与运行机制，并对未来的开发利用做出了设想[55]。随着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新型数字化技术被运用在石刻保护中，三维扫描技术是进行石刻数字化保护的基础，但由于不同石刻文物的特殊性，目前的一些三维扫描技术无法满足石刻数字化的需求，许丽鹏等提出基于点云的洞窟空间信息重建路线，建立壁画与洞窟的空间信息，精确控制图像的几何形变，使数字化的壁画图像尽可能达到与原壁画一致[56]。姬静等针对石刻拓片，自行设计研发用于文物高清数字化的扫描设备[57]。与此同时，技术的不断进步使文物数据采集的质量日益提升，俞天秀等对“数字敦煌”资源库架构进行设计[58]，杨祥民、邓志强分别就南朝石刻与桂林摩崖石刻数字化平台进行了设计[59,60]，李育泽等则运用VR全景技术对涂山石刻碑刻进行了展示与设计[61]。 文化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灵魂，通过数字化保护技术对石刻进行推广与传播，使得珍贵的石刻信息得以跨越时空传播到世界各地，有利于普及群众的石刻保护意识与鉴赏水平，更有利于石刻的保护。杨嫣燕等通过实地调研西湖周边碑石，利用线上平台简析杭州文化的前世今生[62]。然而就目前的研究来看，数字化保护与推广缺乏统一的体系标准，各地之间的数字化数据库各自为战，缺少相关资源的知识组织与知识发现研究。 05 我国石刻保护研究存在的 问题与展望 由上文可知，我国石刻保护研究呈现多学科交叉态势，不同机构与学科之间的合作交流有利于形成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但由于行政关系嵌套等诸多限制，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科交叉融合与合作创新研究之间存在矛盾[63]。同时，石刻保护领域缺乏多种学科人才，导致保护材料研发偏弱以及数字化统一元数据标准缺失，进而影响到石刻的深度开发与研究。目前较为重视知名石刻群体的个案研究，由于高产作者和核心研究机构多位于这些知名石刻群体周围，导致对非知名石刻关注度较少。另外，由于我国石刻保护制度受西方影响较大，未考虑地域与民族、文化观念的差别，使得制度与实践存在不对位的情况[21]。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对今后石刻保护研究提出以下展望。 加快石刻保护研究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石刻保护研究跨学科交叉 随着研究对象专业化程度的提升，许多科研任务或技术成果仅靠一人之力是难以完成的，科研合作成为科学研究和科技发展的重要途经[64]。石刻保护研究同样面临专业化保护问题，从传统的考古研究到利用现代物理学与化学相关知识与技术进行保护，从仅仅局限于本体保护到美学价值、历史价值的探索与开发，从传统的物理修复到数字化保护，石刻保护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了越来越丰富的内涵。目前石刻保护的核心研究力量已进行学科交叉合作的尝试，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进步，然而总体来看，石刻保护领域还是以考古学为主，人才队伍的单一组成情况与现实的多样化需求不符。无论是保护材料的研发，或是数字化保护与推广，都需要相关领域的专业性复合型人才，既懂得人文知识，也要有物理、化学、计算机等与石刻保护相关的专业知识。为此，未来需要的是跨学科研究的普及化，国家应引导和鼓励从事交叉科学研究，重视交叉科学的发展，从而营造有利于学科交叉和交叉科学发展的环境[65]；其次文保机构应主动加强相关学科人才的培养，为跨学科人才队伍的形成助力，这将拓展石刻保护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为石刻保护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加强石刻保护材料研究，延长石刻本体保存时间 由于石刻的不可再生性，对于保护材料的要求非常苛刻，因此对于新型保护材料的需求是研究领域的重难点，可以说提升保护材料的技术水平就是提升保护技术水平。现阶段我国对于保护材料的研究主要是以特定石刻为研究对象，针对该石刻的材质，从现有的保护材料中就地取材，从中选择最好的一种材料来进行修复，部分新材料的研发工作也仅仅是通过稳定性和耐候性等指标评判其提升与否。这种研究方式可能造成研究人员“矮子中拔高个”，获得的保护材料与石刻材质也并非完全匹配，无法让石刻得到最好的保护。因此，相关文保机构应多与各大高校以及科研院所进行合作，实现石刻与材料研发的一一对位，利用高校、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的人才资源与技术优势，针对不同石刻本体保存特点和特殊需求进行保护材料的研发[66]，以求实现保护材料与石刻之间的高度匹配。 加强石刻数字资源的知识组织研究，实现数字化保护与传播一体化 利用数字化技术对石刻进行保护，属于数字人文的研究范畴，而数字人文的关键是以“数字”辅助“人文”，而不是以“数字”替代“人文”。因此在进行石刻数字化保护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人文领域研究的工具性作用，利用数字技术，来构建石刻文化系统，并挖掘其中的内在联系。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大部分石刻的数字化保护实践仅仅使利用相关仪器来获得石刻的相关元数据，且这些元数据缺少规范统一的标准，对于已有的元数据利用不深入。相关已经建成的石刻资源数据库大多以人工方式进行建构，效率低下，关联度不高，很难处理石刻数据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问题。为此本文建议引入语义网相关技术，来驱动石刻数字化资源的知识组织和知识挖掘。将语义网技术应用到石刻数字化保护研究与开发中，一方面可以对石刻相关信息进行知识关联组织，充分挖掘石刻内在的历史文化内涵，另一方面降低使用门槛，由核心研究力量先行建立相关数据标准，实现领域内的知识共享，从而更好地促进石刻的数字化保护进程。 推进全国性石刻保护体系建立，实现石刻保护理念在全国各地的实践化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我国石刻保护的指导性意见仅限于一部分文件，如2008年颁布的《石质文物病害分类与图示》等，其涉及内容较为单一，分类对象界定不明确，无法形成全国性的石刻保护体系，全国性体系的缺失将不利于文物保护技术信息的交流[66]。我国石刻保护研究核心力量本就集中在一些著名石窟石刻群，遍布于全国各地的非著名石刻缺少保护、开发与研究，极易形成病害，导致其历史与文化价值被低估或湮灭。因此，应以政府为主导，推进全国性石刻保护体系建设[67]，一方面针对病害分类，保护修复技术，保护材料使用等石刻保护重要方向制定全国统一的体系标准；另一方面通过对西方文化遗产保护思想的吸收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国情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石刻保护理论和制度，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全国石刻预防性保护机制。 06 结语 由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我国境内留存了大量石刻，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和艺术价值，承载着中华文化和文明。建国以来，我国的石刻保护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促进了石刻保护的研究、开发与实践，有利于保存历史文化遗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尤其在当下复兴中华文明之际，未来我国的石刻保护研究将不断深入，尤其结合新技术的不断进步，石刻的数字化研究与实践必将是热门议题之一。当然，这也给石刻保护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后石刻保护研究须进行跨学科建设，要建立起全国性的石刻保护体系和平台，促进新材料研发和数字资源的知识组织与知识挖掘。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作者：刘沁芃，李永卉，周宇婷，孙悦帆 文章来源：图书情报研究，2022年0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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