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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意义多重性的探讨 卢遥 语言的意义远大过非语言的动作意义,因为语言的指示更加明确。我们曾经给语言形式的意义(meaning）下的定义是:说话人发出语言形式时所处的情境和这个形式在听话人那儿所引起的反应"。布龙菲尔德(199)表示我们只能为在有限而精确掌握的科学知识范围内出现的语言形式而准确规定它的意义"而在语言的使用中,将语言形式的意义划分进不同的级差无疑看上去是最精确的表述方式。可是,从实践过程中看,“意义”的说明依旧是人们语言交流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障碍,语言交流中的有效性研究仍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 相对简单的事物的表述,布龙菲尔德指出的三种方法。一种是指示法(deonstratiod),通过用一个实物与语言形式的对等表达训练达到认知的水平。一种是婉转法(circum bcu tiod）,通过对事物的形象或共同认知加以描述,从而让对方明白的纡回说法。一种是翻译法(tanslation,即用对方语言中大致相等的语言形式翻译给他听。 从唯精神主义语言学家来看，“语言的作用是内在的(mmanent）和构建性的（constintiv）,语言宁可说是从人的本性之中独立自主地生成”，“语言和智力特性是从不可企及的心灵深处相互协调地一同产生出来的”。鉴于语言是由具有独立意识的主体与客体的彼此交互的认识活动中的产物,语言本身便与意识紧密相连,因此在意识具有不稳定性的条件下,实践过程中,语言也具有其不稳定性的特点。 一、语境义和语义迁移下的多义性 素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具有特定结构的完整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里,语言符号由能指(语音形象)和所指(概念内容)两部分组成。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自然的或必然的联系，完全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这种任意性决定了符号的意义并不来自于外在事物，也不在其自身，而只能产生自语言的系统中,即产生于符号之间的差异。 语言意义是由语言符号的差异决定的,没有差异就没有意义。索绪尔对语言意义的差异定位在了“意义的指称论”(the efrential theory ofmeaning denotative theory ofmeaning,认为一个语词乃是通过它所指称的对象而具有“意义”。 不同于简单的书面意义,相对困难的是转换语言(disp laced speecl,那是一种说话人处于非常规定义的环境中,改变了形式语言的意义,而转换到另一种语境中的情况。语言是否因此缺失了稳定性?understand(明白)是由 under(下面)和 stand(站立) 两个基本词汇的复合,在古英语时期，这个词在新出现的时候必然不是完全承接的现代的意义,由于 under在用法上也曾使用于表示“里面，(深入其)中”，I understand it(我明白了)最初意义可以推测为“我站在(深入)这些事的里面”。从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中,我们很容易找到类似的例子,比如“ready(准备好了的,现成的) 最初形成的意义是"适合于跑马,跑马的路了” 但这样的推测并非总是正确的。由于词语的变意甚至语言使用情境的变意需要经历长时间,或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的情境的变化让彼此无法完全感知对方生活中所出现的词汇亦是情有可原的。由于意义的转换,第二语言学习者在与目的语对象进行交流时，可能会导致无法沟通交流,甚至同一语言使用群体中,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们在交流过程中,可能产生误解,导致摩擦。 二、文学语言造成的多义性 张世英指出“意义”一词有两种意义。一是指含义或者书面意义(senst）。二是观念层次上的意义(meanin）。后者比前者的内涵更高一个层次“sense含义,字面意义,不涉及认识上的真假问题,也不涉及道德意识上的善恶问题和审美意义上的美不美的问题。”因此当主体与主体之间涉及到观念上的意义时，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的第二层级上的意义的交互活动,会造成信息传递的低效性或无效性。索绪尔说:“文字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种假装”。 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可得知,文字分为两种体系,一种是表意体系,而另一种是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文字的功能在于表意,而文字的稳固性使其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逐步承担起了文化的载体的角色。而文字的表意性又在历史时间与人类实践的加固下不断丰富和发展,体现出极为独特的个人魅力和炫彩的思想火花,正如洪堡特所说:“语言,它与个性的关系极其密切,二者十分频繁地互相影响。借助语言媒介,极不同的个性通过互相传告各自的外向意图和内部感受而同一了起来”。 索绪尔说:“自然语言受到文学语言的影响也可能破坏语言的统一”。文学性的语言的固定性和成文性使得自然的语言受到束缚。由于语言是不断发展,而文字具有停滞不前的倾向,“语言就其真实的本质来看,是某种连续的、每时每刻都在向前发展的事物。即使将语言记录成文字,也只能使它不完善地、木乃伊式地保存下来,而这种文字作品以后仍需要人们重新具体化为生动的言语”。人类不是一种“喑哑的动物”(munm pecus尽管语言发展之初,人类会笨拙的摸索,但语言的发展是具有很强的伸缩性和延展性的。"语言是一种精神劳动,这个表述单从下述事实来看就称得上是绝对正确和适当的:精神实际上只存在于活动之中,除此而外我们无法想象它的存在”。 文学语言会与自然语言互相影响,也在某些程度会互相促进,但是若在自然语言的语言流中掺杂过多没有共同文化背景的文学语言,附加了太深的真假问题,造成过多的含混不清,语言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 三、语言歧义现象的理解 理解在主体与主体的的各类智能活动中是种动态的心理活动,洪堡特表示，“理解和讲话只不过是同一种语言力量的不同作用，相互间的交谈绝不等于相互之间传递同一种语言材料。理解者必须像讲话者一样，借助自己的内在力量重新把握同一些语言材料;他所知觉到的,只是能够引发相同感受的刺激”。尽管运用语言的过程中,由于思想与情感上的一致与离异,任何理解都不可能充分被理解,由于主观内在性，语言的理解在主体间存在一种自由性。在《诗的语言》中，海德格尔赞赏了特拉克尔的诗中的“多义性”(Mehrdeutigkeit）:“白”可以表示苍白,也可暗指纯粹;“绿”可指繁盛,亦象征了腐烂等。但是这样的文学中常见的多义性无疑会在普通日常交流过程中带来一定的障碍,除非对话主体共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程度。同时，“文学语言’不仅指文学作品的语言,而且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指各种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经过培植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语言”。 由于“交际双方话题不唯一,双方的预设心理不同,或是一方主观上为了某种目的故意为之，都可能造成歧义”,会出现一系列的语音歧义、书面歧义或者两者兼有。不排除某些政治性外交性或是出于礼貌性合作性的语言模糊需要,正常的言语交流中若是出现了语言歧义,会影响语言流接受的顺畅,有时会引起反馈的达意偏离。 四、语言多重意义下的有效交流 正如赫尔德说的:"人类不可能始终停留在所有的人全都群居在一起的阶段,同样,人类也不可能只用一种语言。”随着世界化、全球化以及产业化的进程,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固步自封到只学习本民族语言。正如 20世纪 80年代在中国掀起的学习英语的热潮，欧美国家也即将在他们的下一代教育中融人更多的东方文化。"获得了语言表达的观念为他人所接受,于是便成了整个人类共有的财富,而每一个人都拥有这种观念的变体之一,在他人的观念变体的影响下，这种个人的观念变体会朝着完善化的目标发展。在相同的条件下,集体对一种语言的影响越强烈、越广泛,该语言所获得的东西也就越多"。 语言的有效性不仅是来自同一文化群体的人在正常生活中经常碰见的问题,更将是在未来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的过程中所无可避免的问题。人的听谓理性，就是一切人类力量的总和形式,就是人的感性本质和认知本质(ekennendeNaur、认知本质和意愿本质(wollndeNar的结合形式,或更确切地说,是与某种机体组织相联系的唯一积极作用的思维力量: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人,能够尝试掌握语言及其形式的规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一个极其细微的差异都会如同一圈波纹在语言单散播开,但只有流动的文化精神传播才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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