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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焰紫，我的关切遥远而温暖 这世界那么多人 我是在读余华《活着》的时候，读到了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 有时，你会发现，合适的人总会有机会遇见。适合的文字，也会在某一个时刻击中你的内心。 读刘震云的这篇《一句顶一万句》。第一个感觉，延津这个地方是个宝地。 人真多，各行各业的人，构成了延津宝贵的人文风情。 打铁的，卖豆腐的，赶大车的，传教的，卖馒头的，染布的，剃头的，喊丧的，舞社火的，开拖拉机的…… 一口气能说二三十种不重样的“行当”，职业，构成了一个小社群，一个大社会。 热热闹闹地打着铁，热热闹闹地开着拖拉机，热热闹闹地喷空，热热闹闹地舞社火…… 然后，我们的杨百顺出场了。不对，首先是他爹，那个卖豆腐也卖凉粉的老杨出场了。  找那个说得上话的人 如果说，东方人和西方人，谁更孤独，焰紫想一定是东方人。 西方人有了心事，可以向上帝祷告，可以向神父倾诉。而神父也不多说。多是听你倾诉。 人说着说着，自省心成了摆在心中的一杆秤。说着说着，祷告说的都是“罪恶”的事。 而欢乐成了平时不用言说的生活内涵。人只要欢乐好了，只要自己和生活在一起，就大体没啥发愁的事了。 然后，孤独感从某一个层面上消失了。人可以很自我，很独立，可以不用怕黑，可以和自己内心自省。 痛苦的时候，去问上帝。他不在，就向他祷告祈祷他的指引。 这是大多数文学作品中上帝“出现”在现场的方式。 而东方人没有“上帝”，除了庸碌着生活。人们不停地找寻，找那个说得上、说得着的人。  说得上话的人，在哪 这篇小说里，着力最少的是罗长礼。 几乎没怎么在小说的现实里出现过的人，被杨百顺想了一辈子，成了他最后的孤独的影子。 杨百顺家，从他爹老杨起就卖豆腐，就爱吆喝。多热闹啊。作者刘震云在他的笔下，是这样写的： 卖东西讲究个吆喝。但老杨卖豆腐时，却不喜吆喝。 吆喝分粗吆喝和细吆喝。粗吆喝就是就豆腐说豆腐，“卖豆腐喽——”“杨家庄的豆腐来了——” 细吆喝就是连说带唱，把自己的豆腐说得天花乱坠：“你说这豆腐，它是不是豆腐？它是豆腐，可不能当豆腐……”那当啥呢？直把豆腐说成白玉和玛瑙。 老杨嘴笨，溜不成曲儿，又不甘心粗吆喝；也粗吆喝过，但成了生气：“刚出锅的豆腐，没这个那个啊——” 可老杨会打鼓，鼓槌敲着鼓面，磕着鼓边，能敲打出诸多花样； 于是另辟蹊径，卖豆腐时，干脆不吆喝了，转成打鼓。打鼓卖豆腐，一下倒显得新鲜。 上有哥哥杨百业木呐些不太爱说话，下有弟弟杨百礼喷起空来有的没的说的那叫一个顺溜。 杨百顺却是不会说的那类人。他不喜欢跟着老杨卖豆腐，只喜欢跑去听罗长礼“喊丧”，不论多远。 他爹老杨因为杨百顺放着豆腐不卖跑去听喊丧，还揍过他。 可杨百顺，就喜欢这句喊，他不怕老杨的揍。可生活不能天天死人啊，于是罗长礼不常见。杨百顺一直在寻找心里的声音。  水面苍茫。跃出水面的小鱼，是想大口呼吸吗……  鱼啊，你的畅快我的忧伤，我们的祈祷有谁能听到  不停寻找，寻找那个能说得上话的人…… 我是沉默的焰紫，我们之间的火光在燃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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