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王彩霞 摘要：到目前为止，甲骨文是中国最系统、最完善的早期文字。甲骨文的成熟和完善经过了很长时间。本文主要以大地湾一期“刻划符号”、仰韶半坡“刻划符号”、马家窑“刻划符号”、夏二里头“刻划符号”为依据，浅析汉字的起源。 文字的发明标志着人类已跨入文明时代。所以说，文字的发明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字不仅可以记载过去人们的生产生活及政治生活，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而且是文明的承载者。虽然实物也能为后人提供证据，但是仍然没有文字的功用大。文字一方面如实记载过去人们的生产生活及政治生活，另一方面还可以记载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及艺术，等等。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独成体系，与中国古文字的发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众所周知，甲骨文是一种成熟的文字，以后中国的文字都是在它的基础之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事物的形成一般都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文字也不例外。以别的语言为基础，有可能一种语言很快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文字来。例如在古代，周边的少数民族依据汉文字就很快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本民族的文字。但是就完全或基本上独立创造的文字来说，从第一批文字的出现到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完整体系的最后形成，总是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还不能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可以称为原始文字和原始“刻划符号”。上个世纪的考古发掘，为甲骨文的雏形文字提供了有力证据，尤其是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发掘。本文主要从陶器的“刻划符号”着手，通过对大地湾一期“刻划符号”、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中的“刻划符号”、仰韶文化中的“刻划符号”以及夏商时期“刻划符号”的对比探索，寻找汉字的起源。  一、大地湾一期文化中陶器上的“刻划符号” 大地湾遗址位于甘肃天水秦安县东北五营乡邵店村，距天水市102公里，于1978年开始发掘，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7800~4800年之间，有3000年的连续。此遗址总分布范围达110万平方米，截至2002年底，仅发掘了其总面积的1.34%，就取得了下述成果：清理发掘出房屋遗址240座，灶址98个，灰坑和窖穴325个，墓葬71座，窑址35座及沟渠12段，累计出土陶器4147件、石器(包括玉器)1931件、骨角牙蚌器2218件以及动物骨骼17000多件。其实际内容之丰富可想而知。在这些发掘的遗物中，令考古学家震惊的是：陶器不仅占的比例最大，而且在这些漂亮的陶器上发现了最初的“刻划符号”。 在距今约8000年前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中发现了文字的雏形，在彩陶上的十几个彩绘符号比此前发掘的西安半坡陶器符号还早1000年，这些符号来自“结绳纪事”。符号组成简单文字，以后又经历了陶文、甲骨文、金文、竹简、帛书流传至今。大地湾“刻划符号”的发掘，从侧面不仅反映出这一地区精神文化的丰富，而且反映了物质文化的相对繁荣。 中国的文字到商朝时期的甲骨文、金文已是成熟的文字，但产生的具体年代不可考。大地湾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的10多件“刻划符号”，有类似水波纹状的，有类似植物生长的，还有以直线和曲线相交的形纹等。这些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的朱彩符号，在年代上早于半坡“刻划符号”1000年左右，又与仰韶时代种类逐渐增多的“刻划符号”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些“刻划符号”与半坡的完全一致，这无疑为中国的文字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和线索。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从上面的简单陶文中可以看出，此时的陶文即“刻划符号”的确不能够和以后的成熟文字相比，但它毕竟是文字的草创阶段，发明阶段。它对以后文字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基础，是中国文字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字属于“六书”中的“象形”文字。“象形”是指按照事物的物状画出其模样，并以图画来指称此事物的造字法，它是汉字最初阶段的主要造字法，以“象形”法造出的象形字都是独体字，都是名词，多指草木鸟兽等物，例如大地湾一期“刻划符号”中的波浪形文字就是象形文字的很好例证。  二、仰韶文化中的“刻划符号” 仰韶文化于1921年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名。该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在渭河流域、豫西和晋南地区。它可分为四个先后相承袭的类型：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或半坡晚期类型。 半坡类型经过大规模发掘的遗址有陕西省西安市半坡村、宝鸡市北首岭、华县元君庙、华阴县横陈村、临潼县姜寨(一期)等。此类型文化的陶器上往往有“刻划符号”。关中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刻划符号”的有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零口、垣头、长安王楼、合阳莘野、铜川李家沟、宝鸡北首岭等。其中在半坡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有27种，113件；姜寨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有27种，129件。关中地区共发现“刻划符号”52种。这些“刻划符号”中的某些符号，已在半坡、姜寨、李家沟等遗址中出现，间隔距离达100公里，在这么大的范围内有相同的符号，说明这些符号在不同的部族中有着相同的涵义。 也有人认为，这些“刻划符号”是表示数字的原始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赵国华先生认为，“半坡后期的彩陶上出现了一些'刻划符号’，这是些表示数字的原始文字，具体含义是'一’到'九’这九个自然数。这些带有'刻划符号’的彩陶，应当是半坡先民晚期举行鱼祭的祭器。”他在对半坡母系氏族文化鱼祭的研究中，一直认为这些“刻划符号”是原始数字文字。“通过对刻符的识别，可以认定，早在大约6000年前，半坡先民已经创造出了原始文字。最早的一批文字是表示'一’至'九’的九个自然数字。这是一些会意文字，这些文字在初民生殖崇拜的祭祀中诞生，具有抽象表示祭品'鱼’数量的功能。” 半坡遗址中的“刻划符号”在以后的河南龙山文化中也继续存在着，说明了这种记事方法已有了广泛的意义，并被继承使用。“虽然仰韶文化或仰韶文化之前的'刻划符号’笔画简单抽象，但形状固定，即使它还不属于真正的文字，但起码可以说是文字形成中最原始的证据，它对后来文字的产生应该有深刻的影响。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的大事，它加速了人类经验的积累和传播，对推进文明的进程起了很大的作用，被视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学者王大有先生认为，“事实上，这种刻划文字包含刻符文字和象形文字两个系统。我们今天的汉字，就是由刻符(天文计数)文字和象形文字(图画徽铭文字)融汇而来。由于这一地区有着共同的文字系统，因此我们可以推定这是同一个血统的文化族团，这个文化族团就是以半坡神农为重心的融合了盘、华胥、太昊、少昊、黄帝诸族的羲炎黄(含西摩即西王母)羌式文化族团。” 每一事物的发展都是由小到大，由不成熟到成熟，文字的演变也遵循这一规律。从最初的最简单的“刻划符号”发展到半坡遗址中更多的“刻划符号”，可以看到，中国文字与这些最初的陶器“刻划符号”的密切关系，这些“刻划符号”不仅是远古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发明的，而且是他们勤劳智慧和当时社会文化的结晶。  三、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中的“刻划符号” 马家窑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分布于甘、宁、青地区的一支地方性文化。主要范围东起甘肃清水一带和宁夏西南部，西到青海贵德附近，南抵川北，渭河上游，湟水与洮河中下游是其一直分布的密集区。考古发掘后，马家窑文化因彩陶而名扬四海，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那些漂亮的陶器上发现了更多“刻划符号”。由此可以说，这些珍贵的彩陶保存了大量信息，彩陶像古代的竹简一样，成了文字最重要的载体。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陶器上“文字”的出现，多年来一直吸引着学术界浓厚的研究兴趣。 马家窑文化可分为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这是先后相承的四个文化类型。根据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资料，可知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在甘肃和青海地区的分布规律是东部早，西部晚，有“刻划符号”的陶器出土于马家窑马厂文化中。在马厂类型文化的发掘中发现，彩陶腹下绘有符号，仅柳湖湾一地就发现有彩绘符号的陶器共679件，包括139种不同形式的符号，常见的有“1”、“二”、“0”等10多种。经碳十四测定，年代约在公元前2300~2000年之间。 将这些“刻划符号”与甲骨文相比，有好多字已经跟成熟的甲骨文没有什么区别，比如“一”“|”“巾”“丰”等都可以在甲骨文中找到，但它毕竟还不是完全成熟的文字，所以还有一部分“刻划符号”在甲骨文里找不到。那些跟甲骨文对应不上的“刻划符号”也许在文字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计事不方便或容易被理解错误而遗弃了。也许是某些部落的标志，随着后期战争的发展，有些部落被打败了，或被其他部落吞并了。这样一来，作为部落标志的“刻划符号”随着本部落的消灭而在以后成熟的文字中找不到自己的身影。 甲骨文是夏商时期系统的成熟的文字，而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遗址中，有那么多的“刻划符号”在甲骨文中可以找到，这就是足够的证据，即甲骨文起源于中国早期彩陶“刻划符号”，更重要的是马厂类型中彩陶的“刻划符号”是甲骨文的重要源流之一。  四、夏商“刻划符号” (一)夏二里头“刻划符号”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县，是二里头文化的典型遗址。二里头“刻划符号”主要发现于1960-1964年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此次发掘除发现大型房屋建筑基址外，还出土很多文化遗物，在陶器上发现较大量“刻划符号”也是这次发掘的重要收获之一。陶文“刻划符号”共计24种，皆依附在二里头晚期的陶器上，其中绝大多数刻在大口尊的口沿上。发掘者认为这些陶文可能是一种原始的文字。 偃师二里头遗址中的陶文，属夏代文字，其中许多可以与甲骨文、金文相对应。二里头文化“刻划符号”结构复杂，简繁并存，已经比较成熟，除了兼具象形、指事的字例外，复具有由两个结体并合的符号。由此可以推论代表夏代时期的二里头陶器上的“刻划符号”确是表达语言的文字。而且这个时期应该已经脱离文字草创时期单纯的图绘状态，在用法上可能已兼具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三种方法。  商代前期的汉字 (二)商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由于至今还没有发现确凿无疑的商代以前的文字，所以，商代前期的汉字是已知的最早的汉字。 商代早期的遗址有二里冈、白家庄、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和窑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其中南关外就是指郑州南关外，即郑州旧城的南城墙以南，陇海铁路以北，二里冈大道以西和南关与郑新公路以东这一广阔地区。这里是一处非常重要的商代早期文化遗址。在1955年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该遗址出土的一些大口尊沿上也发现了近十种“刻划符号”。不仅如此，在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以及90年代，在河南郑州商城发掘出土了4片刻字骨块。这些骨块刻文，被认为是成熟的文字。由此可以看出，从商早期的“刻划符号”到后期完全成熟的文字的变化，这是文字发展演变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缓慢的、漫长的，是先民们勤劳智慧的硕果。 以上五个阶段的“刻划符号”与商周时期的成熟的甲骨文相比得知，商后期成熟文字就是对商早期的“刻划符号”的完善，所以商早期的“刻划符号”见于后期是不足为怪的。但令人惊奇的是，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中好多“刻划符号”见于成熟的甲骨文，例如：甲骨文中的“示”、“三”、“中”、“人”、“日”、“巾”、“二”、“丁”、“父”、“十”等，经过仔细对比，都可以在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陶器的“刻划符号”中找到。 从大地湾一期的发掘中得知，大地湾一期文化早于马家窑文化和仰韶文化，夏二里头文化是在仰韶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马家窑文化和仰韶文化都是受大地湾一期文化影响，分别向西向东发展，并且彼此影响。马家窑彩陶是中国彩陶的顶峰，所以说，虽然这两个文化都是从同一个文化即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是在以后的发展中，马家窑文化兴盛并超过了仰韶文化。但是在这一时期，仰韶文化影响下的中原即将进人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时期，中原地区已进入夏王朝。由此可以得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中的“刻划符号”之所以有很多在以后的成熟的甲骨文中能找到，也许在一定情况下受到了夏王朝文字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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