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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霞，汉族，湖北省京山市人，生于1975年。爱好文学、历史、旅行及摄影，京山市作协会员。 
往事之娘家
周霞 1975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再大的运动，也只属于大城市，属于可以施展理想可以拥有追求的人群，对温饱都难以解决的农民来说，他们只求一家人能健康平安，吃饱穿暖，他们也没有能力去向往和关心外面的世界。阴历四月的某天，我出生在宋河区合兴乡一个叫双英的山村里，官名双英一队，俗称卢家冲，还有一个叫法是上卢家冲，因为双英三队叫下卢家冲。
彼时，我的父亲是村里当红的干部，别人都叫他周主任，父亲本来有着一份体面的工作，地质勘探队队员，不属于农民，但因他是家中长子，家中诸事未定，奶奶执意要他回家一趟，结果，那一趟的回家，彻底的改变了父亲的一生，用父亲的话说，就是村里的老支书故意害他，以村里需要有点文化的干部为由，硬是把他的档案要回了村里，让他当了财经主任兼村主任，那个年代，村支书权势很大，几乎直接掌握了村民的命运，为此，父亲耿耿于怀了一辈子，对那个老支书也算是记恨了一辈子吧。其实，父亲这么认为，有他自己的根据，老支书有亲兄弟俩个，堂兄弟俩个，在湾子里算得上大户，而我家，在村里是独姓，父亲经常说，如果站不稳脚跟，时时都会遭人欺凌，直到父亲2018年去世，他的观念依然没有改变，临死都在担心他唯一的孙子没有亲帮，受人欺压，总在鼓励他要听话，要努力挣钱，去城里买房安家，离开那个本不是我们的祖籍但又生活了几代人的地方。现在他的孙子终于在城里有了房，不知是否可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记得父亲第一次送我去郭河上学时，途经罗店石板大树村的一个湾子时，父亲停下来，指着一户人家告诉我，说这户人家是我们的家门，是与我们最近的一支族人，这里叫周家坡，父亲还说出了那家长子的名字，与我同辈。我问父亲是如何得知的，父亲说多年前那家的伯伯找到我家去了，那伯伯与父亲同辈，算是父亲的兄长，那伯伯很认亲，找过去就是为了看看我家仅有的一户周姓在卢家冲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受排挤，见父亲是村干部，那伯伯挺欣慰，不过，他也一再叮嘱父亲，说你们势单力薄，任何时候，但凡遭人欺负，一定要去周家坡找他们，周家坡的儿子多，有力量。我清楚的记得，父亲在讲述时，神情是激动的，只是强忍着没有流泪，很显然，他被那伯伯的关怀与亲近之举深深的感动了，不然，也不会讲给当时只有12岁的我听，如果我没有记错，那伯伯的名字应该叫周盛明，周家坡的人，绝对的是至真至性的重情之人，盛明伯年轻的时候找到了我的父亲，他的长子周大清大哥后来又找了我们，几年前我和侄子还去大清大哥家里吃过一顿丰盛的晚宴，周家大嫂及其他兄弟姐妹都非常热情，待我们很亲厚，其实我们之前都不认识，那情景十分感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大清大哥是光荣的人民教师，已经退休了，我有几个同学是他的学生，都对他评价很高。父亲有多么在意周家坡族人的善意，就说明他内心有多么孤独，有多么羡慕周家其他族人的人丁兴旺，有多么渴望拥有一个大的家族。半个多世纪以来，父亲与老支书和他亲弟弟这一脉一直冲突不断，与他的两个堂兄弟一脉又非常交好，从小到大，我们听到的都是他们偶尔争吵，偶尔和解，总之没有消停过，我曾问过父亲，不是传说我们周家的祖奶奶来自老支书家族吗？这还是老亲啊，为何两家关系总是这么不融洽呢？父亲告诉我，发生在他9岁那年的事情，已经刻在了他的骨髓里，令他终生难忘，事情是这样的：估计是土改的时候，村里补贴了木料作大梁给我们家盖了房，老支书几兄弟认为补贴多了，而他们也需要，非要我们家拆下几根挪给他们不可，那时父亲才9岁，姑姑3岁，二爷刚出生，父亲的父亲，我们叫爹爹，爹爹有一个亲哥哥，我们叫大爹，对我们来说，这只是一个称呼，我们兄妹几个都没有见过他们，因为他们去世得很早。老支书兄弟几个搬着梯子，气势汹汹地赶到我家，要上房拆梁，我爹爹抢先跑上房顶，拿着把铁锹，说谁敢上就砍死谁，然后给父亲使了个眼色，父亲看明白了，爹爹是叫他去搬救兵，9岁的父亲撒丫子地往双英四队跑，后来据父亲说，他半点都没有歇息，一口气跑到了他大爷家，那是周家当时唯一的亲人，大爹听完父亲的哭诉，二话没说，拿了一根挑稻谷的冲担就往我家跑，父亲跟在大爹的后面又一路跑回家，等到家时，爹爹和老支书几个还在僵持者，只在动口，大爹一到没用言语，直接就用手里的武器开始对老支书几个大打出手，爹爹也从房顶上跳下来，用铁锹帮忙，就这样，战争发生了，爹爹俩兄弟都是高个子，可能也是捍卫占理，居然打赢了老支书四兄弟，赶走了他们，房子保了下来。 后来，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象过那个打架的画面，年幼的父亲站在旁边，亲眼目睹了那残酷的情景，那该是一种怎样的震撼，又该是一种怎样的仇恨呢！父亲一生刚强的性格和重男轻女的思想，多半与那次事件有关，无数次的忆起往事，大爹都是父亲心中的英雄，不畏强势，不惧敌众我寡，当被别人欺凌时，他敢玩命也要保持做人的尊严，父亲说，被人拆屋那是奇耻大辱，强拆他人房屋那是欺人太甚，爹爹和大爹的思想行为毫不怀疑地影响了父亲一辈子。大爹全名周天明，爹爹叫周汉明，他们具体哪一天出生哪一天去世，父亲他们都说不清楚，十多年前，我和小姐出钱给他们立碑修坟，上面的日期都是大哥多番了解和推断后提供给石匠的，肯定不准确。大爹一生有过三次婚姻，最早家里给他娶了一个老婆，人很老实，长得也不错，就是得过病不能说话了，父亲一直称她为哑巴大妈，大爹可能对她不中意，娶了她就离家参军了，哑巴大婆也没能生个一男半女的，就留在周家帮忙带我父亲他们，写到这里，我就想哭，旧社会，一个可怜的女人，又不会言语，没人疼爱，凄凉和痛苦是可以体会的，就连她姓什么叫什么，娘家是哪里，我们统统不知道。长大后的我，每年的清明节都特喜欢去给祖先们上坟，因为从小就爱听故事，对那个哑巴大婆的事非常感兴趣，问了好几次，父亲也搞不清哪个是她的坟，反正不管，只要是在周家的祖坟里，就都给他们挂满彩飘，大把烧钱，以示我们对先人的怀念和感恩！
有关大爹的故事，差不多都是村里的亮国爹在放牛的时候讲给我听的，亮国爹是那个老支书的堂弟，但他和他的亲弟弟卫国爹俩兄弟与老支书俩兄弟不一样，他们都很忠厚，不讲狠，那年的要拆屋事件，他们是被裹挟而去的，传统观念里，一致对外是家族性特点。亮国爹原配夫人生的两个儿子在宋河那个地方，算得上是名人，更算得上是山村里飞出去的金凤凰，一个在教育战线工作，具体什么职位我不清楚，一个是法庭庭长，且他俩都与我父亲关系不错，那个在教育部门工作的伯伯跟我父亲是同学。亮国爹像个老学究，每天放牛时都带一本古书，感觉他懂得特别多，每次放牛，我就喜欢跟着他，要他给我讲故事，他也乐意讲。亮国爹告诉我，大爹参加革命后，最早只是王家吉的马夫，长得高大帅气，可能也很机灵，慢慢就成了首长的贴身警卫，特别有一次，国民党人拿着王家吉的画像已搜到了他们藏身的老乡家里，王家吉正好从外面回来，还不知情，大爹急中生智，上去就抓住他的衣领，说你总是偷懒，不想干活，还不去把事情做完，一边骂一边把他往外推，王家吉反应过来后，撒腿就跑了，大爹又给来人解释，说那人有点傻，每次都要打骂才肯做事，等国民党人想明白时，大爹他们早就转移了。听大爹的女儿，我们的堂姑姑说，她父亲不止一次的救过王家吉，不仅仅勇猛，而且还忠诚，说大爹为了保护好王首长交给他保管的机密文件，被敌人吊着手指头差点打死都没有吐露一个字，万幸活着逃脱了。后来，王家吉所在的部队接到上级命令，要离开湖北根据地，到更远的地方去战斗，可能是几次的救命之恩，让王对大爹有了一份不一样的感情，他给大爹做思想工作，要他留下来，不要跟着他去外地，大爹起初不肯，王对他说:你还没有孩子，跟着我随时都有可能送命，如果革命胜利了，如果我还活着，一定回来找你，如果没有回来，就说明我牺牲了……王家吉亲自安排，让大爹在邓家河娶了一个寡妇，叫他就在那里安家落户，当时那个女的肚子里已经怀上了她前夫的孩子，后面生下来是个女孩，小名叫金花，在金花5岁的时候，那个大婆生病去世了，最终也没能给大爹生下孩子，这就是大爹的第二次婚姻。金花成家后，还多次到双英一带打听大爹的亲人情况，有意走动，她始终念叨大爹是她的父亲，大爹后来的亲生女儿和我父亲都没有愿意与那个金花姑姑来往，在这点上，我坚持认为，他们有点冷血，尽管无血缘，但当年一个只有5岁的孩子都记得往事，想要寻回一份亲情，何况成年后的他们呢！父亲说，你幺幺都不认，我不好认的，后来我专门问过幺幺，为啥不肯与那个金花姑姑走动，幺幺回答，都条件不好，如果走动，就要增加花费，何况又没有什么感情。我对幺幺哼了一句，你们可真够势利眼啊，没意思，要是我，肯定认，她毕竟是大爹抚养过几年的继女。没有了首长，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老婆也死了，又没有自己的孩子，大爹当时的心情一定是苦恼又低落的，万般无奈，只得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回家时，哑巴大婆已经不在了，经人介绍，他又开始了第三次婚姻，就是上门到双英四队，成了四队那个大婆的老公，四队只是大婆的婆家，前夫死后，她没有离开，曾招过一个上门的，据说合不来分开了，媒人一撮合，大爹就入赘到了大婆家，婚后他们生了唯一的一个女儿，就是我说的那个堂姑姑，我们喊她幺幺。听幺幺说，她的父亲把她看得像宝，她小时候奶水不足，差点饿死了，有一次得病，几乎无救，别人告诉她父亲，只有麦芽浆才能救她的命，她的父亲白天黑夜的到处谋嫩麦芽，回来熬成浆了给她喝，才让她活了过来。在幺幺7岁的时候，她父亲得了重病，她有一次去拿他床上的糖吃，被他拖着病体赶着打她，邻居问他，说:“天明，你一向把这姑娘看得像宝贝，现在她才偷吃一点糖，为何要打她？”他回答:“我故意打的，等我不在了，免得她想我……”这段往事，我听幺幺讲了好多回，小时候不懂，只听懂了她偷糖吃挨了打，长大后才明白，这是一种最深沉最简单的父爱，用打的方式让孩子去记恨她，免得活在想念的痛苦里！大爹终于没有熬过病魔，只有四十多岁就去世了，那样的年代，谁死谁活，全是与老天赌命，没有医疗，也没有钱医治，不生病最好，生了小病就拖着，生了大病就等死，活多久，老天说了算。
幺幺是大爹唯一的血脉，但她姓秦不姓周，我想，如果大爹长寿，以他的性格和经历，他绝不可能让自己的亲骨肉跟别人姓，大爹去世后，大婆孤儿寡母想靠着前夫家族的照应让孩子姓秦的做法是能够理解的，尽管所得的家产不过几间泥巴房而已。多年后，新中国成立了，王家吉荣归故里，还成了湖北省政府大员，他果然没有失信，派人到处打听周天明的下落，因行政辖区的改变，因人口登记信息的不齐全，因大爹已不在他安排落户的邓家河，他叫人找了好多年，才找到双英村，其实大爹早已不在了，传话的人告诉我父亲，王有交待，如果周天明还活着，就带他本人去见他，如果周天明不在了，就让他的后人去武汉找他。父亲跟幺幺商量，筹二十块钱，好歹去武汉见见，毕竟人家身居高位，还惦记着曾经的手下，非常的不容易，结果因为筹不到路费，也因堂姑父胆小，说是怕万一政策有变反而受到牵连，他们自动放弃了一次去结识大人物的机会，我还问过，打听的人咋就不给留点盘缠呢？父亲说，找的时间过长，已不是首长的嫡系在找了，是通过地方政府在找。但我相信，那种在战争年代结下的生死友谊，肯定是真挚的。如果大爹还活着，他的后半生应该会过得好些，起码还有战友惦记着他，如果幺幺带着证明自己身份的材料去见了她父亲的首长，也许会得到一些资助，命运就改变了，可人生从来就是没有如果的。我在网上专门查过王家吉的个人信息，他在武汉工作了30多年，官至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常委、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历任武汉市常委、农委书记、副市长、秘书长、市革委会副主任，直到2006年才离世，享年89岁。现在偶有聊起此事，幺幺都非常后悔，说当年真不该听姑父的，无论如何都应该想办法弄一点钱和我父亲去趟武汉的，毕竟她父亲曾有功于革命，毕竟王曾是她父亲的老首长，最清楚她父亲年轻时那段辉煌的经历，就算得不到什么回报，起码也见过了大名鼎鼎的王家吉先生。1975年，我的大哥12岁，大姐9岁，小姐7岁，小哥4岁，我是父母亲的第五个孩子，准确的说，应该是第六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夭折了，本来是没打算要我的，一是因为家里当时孩子已经够多了，二来国家已开始在提倡计划生育，虽说没有形成文令，好像是口头要求党员干部要带头前卫点的意思，就在父母亲举棋不定之时，村里来了个算命先生，说母亲怀的是一个男孩，儿子，在父亲的概念里，那是重于一切的，儿子怎么可能不要，必须坚决地生下来，为此，待我出生后，父亲被安排去学习班学习了一段时间，至于到底学的什么，无从得知，因为，这些故事，都是听父母零零碎碎地说起的，只是我都记得罢了，并没有细问过，现在父亲不在了，反而有点后悔，好多事情，应该多跟他聊聊的，这样我今天的记录就会更详细一些。不过，我的出生，就有力的证明了算命先生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好的儿子变成了丫头片子，父亲多多少少是失望的。在我出生后，家里就是八口人了，奶奶、父亲、母亲、加上我们兄妹5个，以当时的条件，普通的八口之家光要填饱肚子，估计都有点困难，父亲是村官，收入可能比别家要略略高一点点，在灾难还没有降临到我们家时，那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奶奶总会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吃的，比如用铁丝穿着青辣椒烤熟了给我们吃，用辣椒酱酱一大缸长豆角，我们就用手直接去缸里拿豆角吃，一边吃一边说辣辣辣……那时，其乐融融。当然，四岁以前的我，记忆是不清晰的，四岁以后，我清楚地记得，父亲经常牵着我去开会，从一队到六队，跟着他跑了不少地方，每天早饭后出去，晚上回家时，我总能提着一大袋吃的回来，如枣子、馒头、花生、拐枣、柿子等等，后来才懂得，因季节不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那些自产的吃的都是老百姓家中最好的零食了，他们尊重父亲，也喜欢逗我，满载而归是我一生最美好的初忆了。记忆最深刻的一次，父亲带着我去粮站玩，当时的粮站位置在二队烟墩岭那里，属于那种简易的收购点，整出一大块平地，粮食都用帆布盖成了一个个山堆，磅秤、办公桌等都极其简陋，我还记得公关经理的二爷四华叔在那里开过小卖部。父亲去办事，我一个人蹲在地上玩，突然一个叫金老五的人跑向我，手里拿着一根刺穿麻袋检查沙粒的那种铁钎，虎着脸问我:“你是谁家小孩？跑到我们这里干嘛？快说”，我一下子吓得哇哇大哭，半个字都回答不出来，湾里的王婆(慧子的外婆)跑过来抱住我，说这是周主任的幺姑娘，那个叫金老五的哈哈大笑，说，我还不晓得。原来，他是当时的粮站站长，父亲的好朋友，他是故意吓唬我的，想逗逗我，长大后才知道他叫金波，如果还健在，现在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就算用当今的目光看，奶奶也绝对是一个优秀的女子，她叫张秀英，个子没有我们几姐妹高，但五官很秀气，传闻，奶奶年轻的时候，喜欢穿长衫，喜欢戴礼帽，会打枪，她很早就是陈少敏手下的女兵之一，嫁到周家后，也没有停止革命工作，把父亲交给哑巴大婆带着，她照样在东奔西走，有一次回乡，要不是老支书的老婆屈婆婆将她藏在她家的阁楼里，就被抓走了，奶奶回忆说，敌人的刺刀在屈婆婆的阁楼里不停地刺扎，她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刺刀几次离她不过几公分，屈婆婆和奶奶关系很好，人也很善良，说一辈子都在劝说她的老公，做人做事不要太过份，不要得罪人太多，她待乡亲们都很和气，成年后的父亲尽管恨老支书，却一直非常尊敬屈婆婆，感恩她当年对奶奶的救命之恩。不知道什么原因，奶奶还是回了家，没有革命到底，后来有人到村里调查，说是给那些曾经有功于革命的人落实政策，给予一些生活补贴，由于漫长又复杂的取证工作因很多知情人的去世而花了好多年的时间，等一个还健在又权威的顾老先生为奶奶写的证明材料拿到时，奶奶已于1984年离世了，但在此之前，地方上好像对她有一点点补助，只是非常少，我记得加入少先队员时，发红领巾要交的钱，都是奶奶给我的。应该是1983年年底，家里给奶奶过了七十大寿，当然是虚寿。按农村的习俗，84年我9岁时，就要给我做十岁了，但父亲说，不想让亲戚们连着破费，给奶奶过了寿就直接取消了给我过生日的资格，我绝对是同龄人乃至整个村里唯一没有做十岁的小孩，做十岁，对每一个孩子来说，都是期盼了许久的，是人生最隆重的第一个节日，意味着被重视被娇宠。我伤心了好久，甚至恨父母亲，事后只要母亲说我不听话，我就回她:“我凭什么要听话？我都没有十岁！”因这个叛逆的情结，导致了我一辈子都没有为自己过过生日，唯一的一次，是30岁那年，老板因我工作的出色和对公司忠诚的认可，亲自为我举办了一场热闹的生日宴，摆了几桌，在江贝村，三叔、老姐，杨大姐他们都有参加。每次说起不给我做十岁这件事时，父亲就把我仇恨的矛头拉向舅舅那里，说是当年舅舅亲口对他们说的，如果舅舅的女儿没有十岁时，别人休想他花一分钱，据几个当时在场的人证明，舅舅确实说过这些话，但我认为，父亲对自己女儿的轻视为何要扯到别人身上，就算舅舅不花钱不到场又怎样，地球离了谁还不转吗！也确实从那一年开始，我家与舅舅家便断了来往，时至今日，无论在什么场合碰到舅舅，我对他都没有半点感情，毕竟我成长的路上，舅舅从来没有出现过，尽管我知道，他是我嫡亲的娘舅，是母亲唯一的弟弟。作为对我不会做十岁的补偿，母亲的亲妹妹，海香幺幺在奶奶七十大寿那天，提前给我买了一双红色面料底加黑点点的花布鞋，那是我收到的唯一的一件十岁礼物，至今都没有忘怀。等我做了母亲，等我的女儿九岁时，我安排好繁重的工作，请假从千里之外赶回老家，给女儿操办了一个隆重又温馨的生日宴，连所有的桌布我都是配的统一的格子布料，想让女儿知道，她是多么的宝贝。也许，种种行为都说明了，十岁生日宴的缺失，在我还是孩童的心灵里，已埋下了阴影。越来越大，越来越想念奶奶，总会不切实际地想，如果奶奶还活着，我肯定会给她买更多好吃的好穿的，孝敬她绝对胜过孝敬父母，因为我更喜欢奶奶，我甚至计算过，在我二十岁开始挣钱时，如果奶奶还在，也只有八十岁而已，她为什么就没有活到八十岁呢！奶奶在六十四岁那年，突然说眼睛疼并伴随着流血，随后就双目失明了，当时迷信的说法是因为隔壁修房子动土，克犯到了奶奶的原因，现在想来，肯定不是，一定是她的身体出了问题，只是没有钱到大地方去治疗罢了。失明后的奶奶成了世上最不幸的人，看不见比什么都痛苦，除了有两个家庭是奶奶自己想去走动的外，她再也没有出过家门，就连她娘家的大侄子有一次用自行车将她绑去玩了一回，她都不肯再去了，她说自己看不见不想麻烦别人。一是姑姑家，奶奶唯一的女儿，有时姑姑接她去，有时候姑姑家的蒋奶奶接她去，有时候大姐送她去，我也牵她去过，有一回我陪她去，走到刘英六队，那里有座小木桥，奶奶看不见，我力气又小不懂得怎样搀扶，还让奶奶摔了一跤，快四十年了，每每想起这一幕，我都会流泪心疼。二是谢伯家，谢伯是继老支书后双英的书记，谢伯的母亲和奶奶是好姐妹，一生交往，谢伯和父亲是好兄弟，也是工作搭档，后来因村务见解不同闹过小矛盾，都下台后也合好了，谢伯的长子和大哥是同学、朋友，也是好哥们，三代人的深厚友谊，称得上典型的世交了，在小地方很少见。小时候，我经常跟着奶奶去谢伯家玩，谢家奶奶是一个无比慈祥的老人，小脚，说话特别的轻声细语，都不叫我们名字，直接唤“儿”，是那种人见人爱的老奶奶。奶奶的一生，是苦命的一生，尽管她内心足够强大，但命运对她太过苛刻，没有兄弟姐妹，娘家只有一个亲堂弟，丈夫早逝，晚年又失明，她一生默默承受了无数的痛苦，可她从来没有失去爱心，对十多个孙子外孙都特别宠爱，她是我们心中永远最敬爱的老祖宗！
我们家亲戚不多，在所有的亲戚里，让我最怀念的，是谢关家婆，那是父亲的干妈，哥哥姐姐叫他们爹爹和婆婆，不知咋搞的，我却喊他们家爹和家婆，跟哥哥姐姐的叫法不一样，多半是小时候拎不清，跟着家婆的亲外孙们叫的，然后就叫习惯了。虽说是父亲的干妈，但父亲对她跟奶奶是一样的，就喊姆妈，家婆对父亲对我们绝对没有半点外心，家婆经常去我家，每次去都会用大手绢包一些吃的带给我们，去了也不歇息，总是不停地帮家里干活，父亲不让她干，有时候按着她停下休息才作罢，她每次去，父亲都会想办法多弄点菜，比如用冰糖炖甜肉，让家婆和奶奶一起补补，她每次去，我们兄妹五个，人人都高兴，都喜欢她，就算从小就调皮的小哥也喜欢她。每年春节，我最喜欢的就是大年初一跟着父母亲去谢关，他们家本来只有家爹和家婆俩个老人，房子有点大，但有点矮，有好几个房间，几个厨房，暗暗的，感觉很神秘，还住的有别人，明明我又不认识，小小年纪的我，就特别好奇，每次去了，都看见家爹坐在灶门口添柴，家婆炒菜，父母亲在厨房里跟他们聊天，我就趴到其它屋子去看那陌生人，直到家婆满满一桌子好吃的端出来，喊我们吃饭为止，长大后才弄懂，跟他们一起住的是家爹的两个侄子，让我们喊大伯和小伯，他俩都没结婚，听说那个大伯毕业于黄埔军校，后来两岸探亲政策开放后，他的战友从台湾回乡探亲，还专门去看望并资助了他，听说那个小伯前几年才去世。喜欢去谢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湾子里有和我一样大的小朋友，吃饱了就和他们一起玩，天黑后家婆做好晚饭让我们吃了再回家，刚好那几个熟悉的小朋友后来都转到双英小学读书，和我成了小学同学，他们本来是秦关村人，应该就读于秦关小学，但都仰慕卢国振校长的贤名和治学能力才转过去的，秦培春，这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名字，她既在家婆家陪我玩过，也在小学和我同过桌，经常帮我削铅笔，只可惜，后来听说她在婚后被逼得自杀了，让我慨叹了许久，她是新时代的女子，却懦弱得不如古代的人，自杀，是最愚蠢的行为，令自己的亲人痛苦却让别人逍遥，不是死得毫无价值吗，逼她自杀的人连犯法都算不上，顶多受一段时间道德的谴责。有一个画面，是我能记住家婆模样最清晰的一段，我上小学四年级，卖稻谷的季节，放学回家，看到家婆在禾场里快速的扫拢稻谷，她说家里人都在忙，父亲叫她跟我说，放学回家后去放一下牛，我说不去，要写作业，家婆一个劲的哄我要听话，说大人都忙，我的儿最乖啥的等等，她柔和的语气，连夸带哄，瞬间便让我没了脾气，她一边哄我一边干活，手不停的扫，说要赶紧把稻谷收起来，待会父亲回来就拉去粮站卖。家婆年轻的时候，据说是方圆百十公里出了名的大美人，她和我家的缘份，应该是从她的第一段婚姻开始的，奶奶嫁到了卢家冲，而她是被抢到卢家冲的，俩人投缘，结拜成了姐妹，各自生的第一个孩子就拜了对方为干妈，家婆一生只有一个女儿，我们喊伯伯，就是姑妈的意思，家婆让她的女儿认了我奶奶为干妈，奶奶让父亲认了家婆为干妈，就这样，两家毫无血缘关系的人，成了世上最亲的人，几十年的感情都没有变过。家婆的女儿伯伯还在，已经91岁了，她的大女儿经济条件好，又十分孝顺，将她照顾得不错，今年我母亲病危时，培花姐和她老公一起带着伯伯去看我母亲，91岁的老人拉着我母亲大哭了一场，母亲当时意识还是清醒的，只是已发不出声音了，当亲姊妹一样走动了多年的关系，诀别时的伤心自然是真情的宣泄，让我们站在一旁都跟着泪流满面。我们见过的谢关那个家爹，是家婆后来的老公，他们没有子女，本来二老生活得挺好的，后来不知咋地听了族人的话，决定过继一个本家的族孙，说到时候好给他们养老送终，再后来，父亲听说家婆弄的那孙子和孙媳对俩个老人并不好，家婆在晚年最后一次去我家时，跟隔壁的谢婆婆一起过夜时聊天，将她的境况讲给了谢婆婆听，谢婆婆后来告诉了我父亲，父亲非常气愤，加上那时我家事情非常多，大哥刚结婚，没顾上。家婆去世后，父亲参加完葬礼回来，伤心了许久，说着说着就会骂家婆弄的那个孙子，说家婆是被他们呕死的，说坚决不跟他们来往了，父亲脾气犟，果然就跟他们断了联系。家婆走后，我们再也没有去过谢关，但我们一直一直都记得她，我们兄妹几个每每聊起她，都是怀念不已，她跟亲奶奶一样，给了我们太多的爱和呵护。二爷是父亲的亲弟弟，原本以为他能成为父亲的亲帮，哪知他偏偏看上了一户人家的独生女，别人又不肯将唯一的女儿嫁出，他就死活要去别人家当了上门女婿，奶奶气得大骂也无济于事，虽然都在双英一队，但他的孩子毕竟跟我们不同姓氏，始终感觉不到那种浓浓的亲情。我们小时候，每天吃晚饭时，二爷就会到我家，因他家条件好，开饭时间准时，他们吃得早一些，我们一家人吃饭，他就坐在旁边跟父亲聊天，聊着聊着就吵起来，然后一哼，生气地走了，第二天晚上再来，还是一样，聊天，争吵，生气地离开，依然每天来，依然重复昨天的故事。他和父亲其实彼此都关心对方，但都不好好说话，争吵就是他们最平常的交流，直到二爷42岁离世，一向坚强的父亲也哭了，那是1994年夏天。客观地说，母亲的一生，比较失败，她是家中长女，外婆去世得早，外公一个大男人，既要务农还要照顾几个孩子，本来是四个，三女一男，后来病魔夺走了母亲手下那个叫兰娃子的妹妹的性命，母亲一生多次念叨她的大妹妹兰娃子，说她聪明活泼又能干，母亲在外读书，都是兰娃子帮助她的父亲操持家务，小小年纪就吃尽苦头，我们听了也好伤心，很遗憾少了一个亲小姨，幸好外公有一手漂亮的木匠手艺，他省吃俭用地供母亲念完师范当了老师，没想到她经她姑妈介绍认识了我父亲，心仪并嫁给了他，父亲回乡当了农民，她也跟着当了农民，直接丢了教师的工作，她可能从来都没有理解过她父亲的苦心，既然要当农民，当初何必要去念书呢！事实证明，念过书的女人，是当不了一个合格的农民的。听公关经理的老妈说，年轻时集体出工，我母亲是村里罕见的知识分子，说话温温柔柔，一开口就笑，经常给她们讲一些有知识的话题，很逗她们喜欢，她们总说我母亲是女秀才。跟父亲结婚后，村里安排她去学医，结果医也没有学长久，她的解释是没人管孩子，父亲当干部也没人管家，她只能放弃学医回家务农，只带回了一只贴有十字标签的医用木箱和一箱子的医用工具，我上学的时候，那只木箱和一些镊子剪刀类的医用械具都还在，相信母亲说的都是实情，但她一生的写照也佐证了一个论题:一个女人，如果盲目地以男人为中心，放弃自己的事业，是错误的选择，不够聪明，更不明智。反倒是，母亲在学医期间，把大哥交给奶奶带，大哥可能是饿得慌，将奶奶背部的黑痣给咬伤了，从此伤口就再没愈合过，应该是被感染了，又无钱医治，直到奶奶去世，她背部的伤口依然存在，且有鸡蛋大小的面积，我可怜的奶奶，一生遭罪实在太多！母亲的娘家是个大家族，人称“百年徐关”，也叫大徐关，我们小时候走外婆家，都是说去徐关，最让徐关人骄傲的，就是他们家族出过一个县长，国民党的，当年应城的徐东升县长，母亲称呼他东升伯，那个徐县长的小老婆生的女儿一直都跟我母亲在来往，母亲喊她大大，土话大大是大姐的意思，我见过她好多回，十几年前有一次回宋河，母亲指着一个白白胖胖的老太太笑着问我，还记得这个伯伯吗？我说记得记得，这不是那县太爷的千金吗！她俩见我这般幽默，都哈哈一笑。我无意批评自己的母亲，她现在也已离世，至少，我起码不佩服她，不认同她年轻时的选择，也不愿意说违心的话，因为，她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实力生活得更好，当老师咋样也比农民强太多，说归说，但对她的孝敬和赡养，是我作为女儿该尽的责任和义务，我一点都没有落下过。大哥是家中长子，自不必说，他的出生和成长，都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那时奶奶尚且身体健康，他在柳家岭上高中时，刚好姑爷是那所高中的老师，听说奶奶每个星期都走去高中一趟，给大哥送吃的穿的，怕她的宝贝孙子饿着冻着。大哥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性格稳重，读书也行，一手毛笔字钢笔字都写得非常的漂亮，他是一个具备令父母满意的所有条件的好孩子，是父母眼中当之无愧的骄子，父亲对他期望甚高。可是，老百姓总是心心念念的苍天，又何曾厚待过他们，所以，我从不相信老天，它要虐待你时，连声招呼都不会给你打。大哥上高三那年，星期天回家，和同伴们一起闹着玩，有人说摸到他的脖子上有个小疙瘩，其实当时大哥说不疼也不痒，家里人知道后，都万分紧张，开始求医问诊，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灾难就算降临到我们家了，从此，一路举债，四壁皆空，家里再无笑声，有的只是母亲的眼泪，父亲的沉默。既然没有任何症状，干脆不予理睬，可能什么都不会有，它就是一个小疙瘩，或者身体在各种自我修复的过程中就自动消失了，家人的过度害怕导致的过度治疗，反而让它变成了大哥一生的噩梦，不然，大哥就会永远都是我们那个英俊儒雅的大哥，可是再多的痛苦和后悔都无法使任何人的人生重新开始，除了接受，还是不得不接受。大姐作为家中长女，自然而然就承受了比别人更多的苦难，她在沉重的劳动之余，经常会哭着跟奶奶抱怨窘迫的家庭状况，奶奶总是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的安慰她说：“会好的，明年就好了”！其实，等到奶奶去世多年后，家里都没有好起来，还有无数的磨难在等待着那个本已艰难的家庭。今天，已过中年的我，经历了太多，穷过，富裕过，苦过，享受过，用我现在过尽千帆的心态去遥想奶奶当年的心境，我不得不感慨，她该是一个怎样睿智的女人！一生饱经风霜，晚年双目失明，儿孙又陡经变故，除了伤心，她依然用仅有的语言，去劝慰他们，不要对生活失去希望和信念，她虽然看不见，却能像一根定海神针，给几个还没有完全长大的孙子们一个依靠，一种温暖！大哥本来就被父母娇宠，生病后更是怕他吃苦，父亲就在学校里承包了代销店，让大哥和别人一起经营，那时候代销店还卖布匹，货物品种比现在的小店要多。有一天晚上，代销店的房子被盗贼挖了个大洞，盗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大哥第二天早上醒来才发现，沮丧的回家告诉父亲，说他是当天晚上陪严老师喝了点白酒，所以睡得很沉，都怪他。父亲说，幸亏没有醒，要是醒来怕是人都要受伤，东西被偷了不打紧，人没事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然后父亲就直接去了京山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报案，别人跟他说，这样的事不该他们刑警队管，要去找宋河派出所，其实父亲就是专门去找卢定成的，卢是双英三队的一个叔叔，他哥是烈士，他被推荐上了公安大学，由于他能力出众，当时已是京山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因为父亲与他家关系本来就好，加上又是老乡，卢队长回单位后，问明了父亲情况，并带人到乡下查探了现场和备了案，我记得公安局的人去我家时，骑的是三轮摩托车，穿的是白色的制服。后来案子破了，说是罗店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没钱上学，就约了亲友几个人盗窃了我家的代销店，那家人实在太穷，连布料都做成衣服给穿了，啥都没有追回，我家损失了财物，那个孩子的一生都给毁了，大学没上成，还坐了几年牢。因被盗事件，代销店不敢再让大哥开了，大哥想养鸭，父亲又随了他的愿，家里养了一大群的鸭子，放学回家，我经常被安排去捡鸭蛋。父亲后来又找关系把大哥安排到镇上一建公司上班，总之，只要父亲有能力办到的，都想替大哥办到，这样一来，大姐就成了家里最苦的，一个女孩子，既要做女孩子的事，还要干男孩的活，父亲重男轻女的思想众所周知，他到底有没有心疼过大姐，只有他自己知道，反正，在大姐出嫁前，他就是哄着大姐死干活，家里田地又多。我们兄妹五个，大姐是吃苦最多的一个。小姐读书最聪明，家里再穷她都没有放弃过学习，她明白，读书是她唯一的出路了，十年寒窗，她成了双英一队第一个大学生，家里为此还放了一场电影，她用行动证明，出生在贫困的农家，读书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小姐不会干农活，在农村呆的时间也不多，自她工作后，总是从她微薄的薪水里挤出一些贴给家里，后来我有点能力了，就开始帮衬她一起贴补娘家，我俩不攀扯别人，因为大姐已经为周家付出得够多了，所以，我和小姐都是主动的心甘情愿的成了习惯的大车小车的往家里拉各种东西，就连给爹爹奶奶及大爹他们立碑修坟，给父母亲修住的房子，都是我和小姐出钱，几十年贴补从未间断。小哥短暂又令人无语的一生，有家庭的责任，有他自身的原因，为他，我们讨论了无数次，争吵了无数次，流泪了无数次，千言万语都写不完一个“命”字，也罢。最遗憾的是，他最终都没能留下一点骨血，他虽然没结婚，但身边从来没有缺过女朋友，几任女朋友为他堕胎也是不争的事实，足以说明他貌似聪明实则愚蠢，为何不留下孩子 ，留下自己生命的延续，我们三姐妹反复的跟他说过，只要是他的后代，抱回家，我们保证给他抚养长大，都不需要他负担。终究，他只化成了一缕青烟，空在人间走一回。很多乡亲，朋友，还有三叔，都不止一次的在我面前说过，说我们家五兄妹，其实小哥是脑子最灵活反应最快的一个，一般的人都赶不上他。我是家中最小的，大多的时候，貌似成了家里的主心骨。曾经的贫穷，曾经所受的白眼，成了推我前进的动力，我拼命学习，拼命努力，只有一个目的：成为一个积极向上的人。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不想再死在无知的路上。我把亲情、友情、信誉、责任、面子都看得极重，并非我贪图虚名，恰恰相反，我最重实际，因为我觉得，只有做事实际了，做人才会实在。
百年世纪，站在金字塔上的家族总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底层百姓的命运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按时间推算应该是1915年，也就是中华民国4年，有一对年轻的兄弟，挑着所有的家当，漂落到了卢家冲，凭想象都能得出结论，兄弟二人肯定是父母双亡，一贫如洗，否则，谁愿意背井离乡，去接触陌生的一切，卢家冲虽说不是什么穷山恶水，但也不是什么山清水秀，不知道弟兄俩为啥选择了卢家冲，是漂累了还是有别的原因，没有人知道。戏剧性的是，卢家冲的原居民并不包容，更不善良，还不同意他们在此安家，要赶他们离开，兄弟俩也倔强，偏要留下来，于是，就下了战书，要在八斗田里与他们决斗，条件是，败了就走，胜了就留下来，估计所有反对他们留下的卢家冲人都参加了那次以多欺少的壮举，据说，打了三天才有结果，他们只知道兄弟俩魁梧，不知道俩兄弟是习武之人，兄弟俩赢了，赢得何其艰难！赢得何其悲壮！生活是什么？就是为了活下去，你不得不耗尽所有，最终他们留了下来，那块战斗的田地也归了他们，一直叫八斗，经历过土改，经历过集体制，经历过分田到户，父亲用他干部身份的便利，还是将八斗分到了我家，因为父亲知道，八斗是他的爹爹们几乎拿命换来的，直到今天，八斗还在侄子手里，但愿他能了解自己的根，保住那块刻有先辈血迹的土地。 那弟兄俩，一个叫周大兴，一个叫周必兴，是我爹爹的父亲和他的亲兄弟，至于到底哪一个是哥哥，哪一个是弟弟，哪一个是爹爹的父亲，现在的我们，都说不清楚，只知道他们的名字，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卢家冲后来仅有的周姓，才有了我们，严格地说，他俩才是我们真正的祖先！传说，我们的祖籍是罗店下周河村，后又迁到周家坡，都是从江西移民到湖北的，除了口口相传，下周河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记录，算得上是纸质证明了，后来又重修了族谱，族谱上我们的名字赫然在列，但祖籍到底是哪里，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还有我们的后代，要去努力生活得更好！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只有繁衍生息的后人，才能证明他们的先人，曾是多么不容易的在这个世间走过。如今的娘家，只是一个代名词了，没有了父母，那所空落上锁的房子已经不能再叫家，以后的岁月，恐怕只有在清明时节才会回去看看了，娘家的往事，我只能如此粗略的概述一下，为了记录它们曾经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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