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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短文中，我的目的是做三件事。 首先，我想说明马克思是如何从通往共产主义道路的单线论走到多线论的。其次，我将讨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它是如何缺乏平等概念的，它强调的是需要，而不是欲求（wants）。再次，我将指出这一点对于我们如何面对气候变化危机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 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是单线论还是多线论的问题，我相信马克思大幅度地改变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观点——从19世纪40年代后期50年代初期表达的观点，变到了19世纪50年代后期往后表达的观点。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这时候的马克思似乎认为，英国对中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进步的。同样的观点，可以在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当中看到。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更多的是从理论上用以下论述支持这种观点：只有在世界市场已经确立，资本主义已经达到其扩张的某种最终极限，社会主义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但是，马克思的观点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明显改变了。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1857年的印度反英起义威胁到了英国对印度的控制。马克思热情洋溢地支持这场起义，因此，他以同样的态度看待英国1856—1860年对中国人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时候他强烈支持中国人。 这些地缘政治事变导致马克思对其历史进步理论作了修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除了古代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之外，他提到了一种他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也许可以认为，与比如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单线论相比，马克思在这里大致描述了一种更加多线论的世界经济发展观。正如里希特海姆（Lichtheim）指出，到马克思将要发表《资本论》的时候，“'亚细亚生产方式’出现时得到了更多赞同的评论，至少就与村社有关的讨论是如此：它被作为防止社会解体的某种防护而得到重视”。 马克思对以往观点的修正，从其对《资本论》的后来版本（尤其是1872—1875年法文版）所作的修改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说明。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马克思对德文原文“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的修改。法文版加了一个从句，大大改变了原意。这句话改成这样：“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那些在工业阶梯上向上攀爬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这种强调重点的变化，在为人们所更熟知的马克思关于俄国的著述中更加引人注意。除了《共产党宣言俄译本序言》之外，这些著述在其生前均未发表。关于俄国公社，在致米海洛夫斯基的信中，马克思依据下述理由探讨了这些问题：“他（指米海洛夫斯基——本文译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在1881年致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马克思同样写道：“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在其最后未发表的著述《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本序言》中，马克思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当然使得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基础可能是什么这个问题具有开放性。 这让我来到了我要提出的第二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这里，我希望说两点。首先，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描述没有给平等或权利这样的概念——自由主义所珍视的概念——留有任何位置。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区分了他所说的共产社会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低级阶段，马克思重复了在《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讨论，不是将共产主义社会视为“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平等和权利的谈论就是这种痕迹的一部分。人们从中得到的量，与他们所投入的量是成比例的。这种状况“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相比之下，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下面我还将很快回到这种对需要的强调的含义。我要说的第二点是，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描述成乌托邦，是给人误导的，也许从曼海姆的意义上，从业已存在的特定社会秩序的观点看来似乎无法达到的情形这种意义上理解除外。乌托邦通常是静态的——看看柏拉图和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吧！马克思的理想是动态的：“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以上的所有论述，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关于如何应对当前气候危机的观点。显然，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画面最终将依赖于其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那种人类本性。因为，如果现在人们表现出的很多反社会倾向能够最终消除，共产主义社会的组织自然就会与当前人们很容易想象到的情况大不相同。那么，就此而论，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本能需求是可以通过社会状况而改变的吗？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相当大的篇幅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此，马克思对以下二者作了区分：“在一切关系中都存在、只是因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而在形式和方向上有所改变的”恒定欲望（constant desires）；“只产生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一定的生产和交往的条件下的”相对欲望（relative desires）。在共产主义社会，前者只会被改变并且被赋予机会正常发展，而后者则因被剥夺其存在的条件而遭到消灭。马克思继续说，“哪些欲望在共产主义组织中只发生变化，哪些要消灭，——只能根据实践的道路、根据真实欲望的改变，而不是依据与以往历史关系的比较来决定”。他接着提到几种欲望（例如，食欲）作为固定欲望的例子，继续说：“共产主义者就没有想过要消灭自己的愿望和需要的这种僵硬性……共产主义者所追求的只是这样一种生产和交往的组织，那里他们可以实现正常的，也就是仅限于需要本身的一切需要的满足”。人类社会本性的这些变化，对欲望的管理，在马克思看来，是有可能通过他在早期著作中所说的人曾具有的人类本质的恢复而实现的。这种本质就是社会创造力，即人控制其自我创造的过程及其与自然的关系的事实，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一部分。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人都将是劳动者，随着劳动得到解放，人人都是劳动者，生产性劳动不再成为一种阶级属性。这个概念对马克思来说具有多么重要的根本意义，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判定：他认为，这种观念被普遍接受，将导致人类永恒的问题——战争得到解决。在《法兰西内战》中，他说：“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 现在回到共产主义的旗帜性口号“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对我们应对当前气候危机的意义。资本主义背后的动态性，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远不断扩张的欲求。在一波又一波的技术创新当中，资本主义不仅不断生产新产品：他还似乎无限量地产生新的欲求和欲望。结果导致的迫切必要性是：要么扩张，要么死亡。但是显然，建立在需要基础上的社会与建立在欲求基础上的社会是大不相同的。需要是有限的，而欲求是无限的。如果我需要某种东西，它总是为了某种别的东西。我需要一块表来看时间。如果我想要一块金表，我想要它，只不过因为它是金的。显然，人们的需要是有限的。不过重要的是要看到，虽然需要在某个特定时间是有限的，但它们也是发展的。如果我是个中世纪的农民，我不需要手表。但现在的我确实需要一块。然而与此同时，这也让我明白，建立在需要基础之上的社会，在经济增长方面是可以具有很大弹性的。 以上思考，显然与可以说是当代世界面对的最大问题——生态危机——是相关的。最近的学术研究已经证明马克思是一个很具生态学意义的自觉思想家。斋藤幸平（Kohei Saito）最近关于马克思“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在这方面十分有益。他写道：“对马克思笔记摘要的系统研究，使我们可以理解生态学在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的核心作用。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愿景，显然包含了某种恢复遭到资本主义严重扭曲的社会和自然新陈代谢机制的规划。”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与生态退化之间联系的考察，与上述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和俄国村社的正面评价同时出现，这一点并非偶然。斋藤幸平告诉我们，马克思“试图从物质世界的观点联系资本主义的物化权力理解生态系统的破坏。被资本主义所打断的自然界普遍新陈代谢的恢复，只有在资本主义的自主权力被完全废除才有可能。即便资本主义不自动崩溃，尽管存在自然资源的稀缺性，物质世界的不和谐也阻碍着人类的自由和可持续发展，迫使人们为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制度而斗争”。 回到我开篇的观点。我认为我已经说明，至少在马克思后期的著述当中，他认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包含着日益遭到资本主义破坏的有价值的要素。显然，对于马克思来说，当前危机的解决办法并不只在于财富的再分配。不如说，这种办法就在人们能过着得到满足和不异化的生活的社会形态当中。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思想中的浪漫成分及其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固有价值的反思发挥着某种作用。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讲述及其关于人性的总体观点表明，甚至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前，我们的关注重点就应当放在一个新社会的社会责任。这完全可能包含技术使用的增多，但是技术的使用应作为服务于社会进步的事物，而不是社会的主宰。 原文责任编辑：梁光严 张南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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