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之际三角援青铜戈与蜀人随武王伐纣 .

印群  《齐鲁学刊》2008年第6期  2009-01-14 

     一、商代三角援青铜戈的出现与发展

       (一)商三角援青铜戈的出现及与蜀文化之关系

       三角援青铜戈出现于商代,安阳殷墟三家庄1号墓出土了迄今为止最早的三角援青铜戈,发掘者认为该墓的年代是早于大司空村一期而晚于二里冈期。其戈援大致呈等腰宽三角形。作为殷代军队的标准装备,殷墟发现的青铜戈是数量最多的一种青铜兵器。据统计,光是在殷墟西区,由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9年间,由墓里所发现的青铜戈即达200余件,而总共出自殷墟的三角援青铜戈()大约才11件,其中,援接近于等腰三角形的戈则更稀少,可见在殷兵器中三角援青铜戈之难得。

       关于甲骨文中的蜀,董作宾先生综合分析了甲骨文中有蜀字的十一条卜辞,指出“(氏)蜀射三百”、“蜀御”、“至蜀”、“正(征)蜀”等甲骨卜辞表明,蜀国平常往往把射手、御人等服役者提供给殷王室,殷既向蜀国派遣过使者也曾在武丁之时派出武装力量对其予以征伐,来朝的蜀人,还曾得到过殷王朝的燕享。董作宾还认为蜀和缶国的位置相近,蜀有可能在陕南。而顾颉刚先生则据历史文献记载进一步明确推断,蜀位于汉水流域,蜀之北境本来是到汉中的。

       如今发现于陕南汉中一带的城固商代考古遗存正好佐证了这一点。在陕西城固发现了相当多的等腰三角形宽短援铜戈,其年代与安阳殷墟五号墓同期,而殷墟五号墓属于殷墟第二期。在陕西城固,这种三角援青铜戈扮演着主战兵器的角色。城固苏村遗址发现了95件青铜戈,其中的等腰三角形宽短援戈达81件之多,在该遗址所发现戈之总数中约占93%以上。

       城固铜器群与早期蜀文化之间的相似性并非仅体现于个别因素上,而实际上是这两种文化性质方面的一致性相当大。早期蜀文化的诸多因素源自城固铜器群中,城固铜器群所代表的文化至少是早期蜀文化的一个源头,可能是该文化之更早阶段。城固、洋县铜器群之时代处于商代二里冈期到殷末的时间范围内。城洋地区所发现的111件铜戈之中,三角形援戈约占到77%,不但式样多,而且制作精良,明显是该地区戈类主流之代表。出自城洋一带的CⅢ、CⅣ和CⅤ式戈与出土于彭县等地的冯汉骥所说的Ⅲ式蜀戈及竹园沟Ⅲ式戈的风格非常相似。与周围地区相比,城洋铜器群和川西一带青铜器之联系是最密切的,有较多的铜器种类和器形暗示出了面貌上的一致性以及显而易见的传承关系。陶器等方面的研究亦证实了这一点。由此,可把城洋地区的夏、商等考古遗存姑且视为属于早期巴蜀文化的类型之一。

       根据上述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的相互印证,以城固铜器群为代表的文化应属于蜀文化之范畴。另外,这样的等腰三角形宽短援铜戈也见于陕西岐山县樊村、贺家村及渭南县南堡,在时间上属于商周之际或者西周之初,但从具体数量来看,这些遗址出土的都不超过两件,反映出这里并非该形制戈的流行区域。鉴于与之毗邻的陕西城固一带盛行等腰三角形宽短援戈,故岐山樊村、贺家村、渭南南堡的上述情况或与此有关。

       (二)三角援青铜戈在早期蜀文化中的继续发展

       等腰三角形宽短援青铜戈不仅多见于商代的汉中地区的早期蜀文化遗存中,到西周时还大量出土于邻近周人的宝鸡弓国墓地。该墓地以西周早期墓为主,少数为西周中期墓,包括茹家庄、竹园沟及纸坊头墓地。总计发掘清理了27座墓,其中竹园沟墓地清理发掘了22座。这个竹园沟墓地出土的或为炊器的平底小铜罐即为城固一带商代铜罐之发展与延续。

       陕西宝鸡弓国墓地出土的“鸭首”形铜旄与出自四川广汉三星堆器物坑的饰“鱼凫”纹金杖也暗示出这两个文化在族属上的内在联系。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内出土金杖之上端的鸟、鱼及以弓箭射鱼的平雕图案所表现的是蜀人关于“鱼凫”的传说,作为蜀人的祖先或者部落名称,鱼凫在蜀人的精神世界里的形象是神人各半。该坑年代为商代中期。在弓国墓地,从宝鸡竹园沟七号墓及茹家庄一号墓各出土了一件“鸭首形”铜旄,这样的“鸭首形”旄青铜器出自弓国国君墓中,其“鸭首形”即为“凫”形,也就是鱼凫。用本族的图腾当旄首来发号施令是最合适的。所以,弓国墓地里,鸟和弓(矢)以及鱼皆备,跟金杖上之“鱼凫形”纹饰由形式至内容皆高度一致。弓国墓地的弓字既是国名又是族名,从弓、从鱼的弓字的意思和金杖之上“矢射鱼”的内容完全相同,只是把“矢”形变成了“弓”形,皆为以箭射鱼这样共同的方式之反映。

       陕西宝鸡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遗址出土的遗物与四川新繁、彭县早期蜀人遗址出土的遗物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广泛体现于青铜礼器、青铜兵器和陶器器类上。竹园沟墓地的诸多铜戈就直接继承了汉水流域城固一带商代中晚期的所谓、之类铜戈,而且其斧、钺和矛等兵器之间亦存在着源流的关系。无胡、三角援戈代表了西周弓国的主要实战勾兵,各墓出土实战勾兵的数目通常和墓主人身份之高低有关。以49件实战铜戈中的Ⅰ、Ⅱ、Ⅲ、Ⅶ式戈及全部90余件明器铜戈还有柳叶形青铜短剑所代表的这类兵器,有着全新的风格,地方色彩较为浓厚,竹园沟墓地青铜兵器之主流就由此类兵器构成,其代表的是另外一种新的民族文化而不同于西周文化。这类广泛盛行于四川川西平原早期蜀人活动地域的风格特异之兵器,便是所说的蜀式兵器,而并非陌生之物。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戈上面,有许多表现该时期蜀人文化的特色花纹。陕西宝鸡竹园沟十八号墓出土的戈上也存在着相同的纹饰。竹瓦街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应为周初。城固一带与四川地区以及宝鸡弓国墓地三个不同区域出土的青铜兵器群之间有着明显的一致性,这三处区域的典型戈类,皆为此种三角援、无胡的长方形直内戈,宝鸡竹园沟墓地与彭县竹瓦街一、二号窖藏铜器基本上是同时代的,它们之间大概是并行关系,这两地的代表性戈类都应源自陕西城固一带。

       宝鸡弓国墓地与成都平原蜀文化的关系是引人注目的。成都平原青铜文化之初始阶段由发现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文化所构成,其时代大致由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到殷墟文化第二期。此后,三星堆文化发展成为十二桥文化,时代与三星堆密切衔接,从殷墟文化第三期至西周以后。属于十二桥文化因素之遗物如尖底盏、尖底罐及罐形豆等见于弓国墓地。十二桥文化第三期中还大批出土在弓国文化里较具特征的有领圆肩深腹绳纹罐。也处于十二桥文化阶段的彭县竹瓦街窖藏青铜器,例如觯、、三角援戈和矛等,其相同或者相近之器形可基本上见于宝鸡弓国墓地以及城固铜器群里。特别是觯上的铭文“覃父癸”,也发现于出自竹园沟13号墓的“覃父癸”爵上,其风格特征完全一致。竹园沟的这件铜上的“覃父癸”三字铭文在内,其铭文无论行款还是字体皆与彭县一号窖藏出土的覃父癸觯完全相同,此二器之时代是相同的,应为同一个人所铸。陕西宝鸡竹园沟与四川彭县竹瓦街两地所出之覃氏铜器,有明确的出土地点,似乎表明殷、周之际,覃氏部族大概活动于陕西西部和四川北部一带。揭示出了当时陕西西部与四川北部一带之关联。

       另外,四川广汉三星堆金杖与陕西宝鸡“弓”国铜旄都作为表示号令和象征权利的器物,皆由最高统治者所持有,其上面共有的鱼凫图案,暗示出他们应当为同一族属。因此“弓”国肯定和蜀国鱼凫族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先人应当属于鱼凫世(族)或是该族的分支之一。这些人于商末周初迁至紧邻周统治中心区域的宝鸡一带,迅速接受了中原文化,同时,鸭首形旄等作为族属标志(图腾)的器物仍然被顽强地保留了下来。由于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在接受中原文字的同时,把祖先曾用来表示族名的图形符号“鸟、矢、鱼”予以文字化,“弓”字由此形成。竹园沟一带所发现的器物,其风格强烈显示出早期蜀文化之某些重要特点,关于族属方面,四川川西平原与宝鸡茹家庄、竹园沟一带亦应存在着紧密关联。城固的窖藏青铜器以殷商晚期为下限,如此众多的窖藏青铜器暗示出,当时发生过重大变故并导致了一定规模之部族移徙。其部族后来越过秦岭,发展至渭水南岸的宝鸡竹园沟和茹家庄一带成为古弓国。竹园沟墓地最早墓葬之年代为西周初年,而茹家庄遗址的时代则偏早一些。

       上述这些,凡此种种,都印证了宝鸡弓国墓地与四川蜀文化遗存之间的有机联系,继上文已述的城固铜器群所代表的文化之后,宝鸡弓国墓地亦应属于蜀文化之范畴,所以属于蜀戈的等腰三角形宽短援铜戈在这里的发展是顺理成章的。由此,蜀文化不仅达到了大巴山以北,甚至也延伸至秦岭北麓周边一带。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蜀文化与外界的交往问题。

       二、关于蜀人随武王伐纣的问题

       (一)蜀人对外交往的通道

       1.川东走廊

       鄂西地区宜昌中堡岛与荆南寺遗址皆出土过圆腹罐、及等二里头文化的典型陶器,二里头文化的封口被发现于毛溪套。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之遗物在长江沿岸的多处遗址皆出现过。和二里头文化相关的觚、、铜牌饰等在三星堆文化中有发现。此后,沿着二里头文化的路线接踵而至的便是强劲的商文化,发现于三星堆遗址的和商文化相似或者具有商文化风格的器物是大量的,通过尊、之类能清楚地发现三星堆有着商文化风格的青铜器与南方的青铜器更相近,商文化是经由川东走廊而进入四川的。先秦时期特别是在商朝晚期之前,成都平原和周邻地带的文化交流以川东及长江中游这个渠道为主。

       三星堆二号坑的尊、,不仅发现时器表多有涂朱,而且器内盛有玉器及铜饰之类的东西。青铜容器中存放玉、铜器之情形,多次发现于湖南。陕西城固苏村的尊在被发现时其中亦置有铜兽面。该现象必定反映了一种共通的礼仪信仰。如果从湖北、湖南通往四川,那末就得沿江穿过三峡。三星堆之青铜文化与湖南和湖北的最为接近。商文化通向成都平原的一个主要途径很可能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化先往南推进,经淮到江,过洞庭湖后又溯江而上进入蜀地。三星堆的青铜容器能与年代相当的中原以及两湖等地的器物进行直接对比。由此看来当时通往四川之途径畅通,商文化的影响能够较快传进成都平原,尤其是四川和两湖一带的联系紧密。三星堆出土的陶器及玉器上,尚能发现二里冈期商文化乃至更早的二里头文化之影响。

       2、褒斜道

       从成都平原北上到关中一带,通常得经过汉中,城固就位于这条路线上。在城固已发现了商代二里冈期的青铜器,因此由汉中进入四川之路线,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在古代,褒斜道是往来于秦岭南北的一个主要通道。由于取道褒水与斜水这两条河谷,故名。褒水和斜水都源自秦岭,褒水之上源出于秦岭正脊,向南注入汉水,谷口位于旧褒城县以北十里;斜水则源自太白山的支脉鳌山,向北注入渭水,谷口位于眉县西南三十里的斜谷关。这条至关重要的道路也被史籍所载。《史记・货殖列传》在叙述巴蜀时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史记索隐》“言褒斜道狭,绾其道口,有若车毂之凑,故云'绾毂’也”。上述记载表明,当时的褒斜道已经是千里栈道的一部分,而且是其瓶颈地带。不过据史书所载,蜀之栈道的大规模兴修,不早于战国晚期。《战国策・秦三》(卷五):“蔡泽见逐于赵”记载蔡泽向应侯献计,“今君相秦,计不下席,谋不出廊,坐制诸侯……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蔡泽向应侯献计时是秦昭王时期,秦昭王在位的时间是公元前306-前251年,当时蜀之栈道尚有待于花大气力去兴修,反映出至少当时栈道尚不发达。然而这不等于在栈道之前,褒斜道就不能行。褒斜道在沟通关中与汉中方面的重要作用,不仅是自然地理所揭示出的,更是前文已述的陕西城固、宝鸡弓国墓地与成都平原蜀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佐证的。栈道的作用在于方便了行走,特别是车马的通行。未修栈道之时可以走普通山路,《尚书・牧誓》中所提到的随武王伐纣的蜀人就可以走这样的路。

       (二)关于随武王伐纣之蜀的所在

       关于蜀人随武王伐纣的问题,我们首先应该弄清这里所说的蜀人是否就是居于四川盆地的蜀人。20世纪70年代从陕西岐山县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的窖穴里出土的周人甲骨卜辞中,有“伐蜀”、“克蜀”的记载,这片周文王时期的“伐蜀”卜辞,反映了殷晚期周与蜀之间曾存在的纠葛。周文王时期,周人的力量还远不如周武王时强大,该卜辞中的蜀如果是指今四川之蜀,那么周人的军队从关中出发,要先过秦岭,然后翻越大巴山,才能到达四川盆地与蜀开战。秦岭是我国南北的自然地理分界线,东西长达1600余公里左右,以陕西境内的东秦岭为主体,是海拔大约2000-3000米的山脉。作为嘉陵江与汉江分水岭的大巴山,也是四川盆地与汉中盆地之地理界线。海拔大约2000米的千里巴山形成了四川盆地北部之天然屏障,以致山南(四川盆地)是中亚热带,山北(汉中盆地)为北亚热带。鉴于秦岭和大巴山的严重阻隔,周人若征伐的是四川之蜀,不仅是劳师远袭,更加上车马难行,连起码的后勤补给都无法保障,又如何能作战及取胜?而早在武丁时的商朝军队若伐四川之蜀则面临的问题当然就比这更大了。上文所述的甲骨文中关于商与蜀之间人员经常往来乃至殷、周分别伐蜀的记载反映出当时的蜀无论与商还是与周的联系渠道皆通畅,彼此之间不应存在难以逾越的地理阻隔。

       随武王伐纣之蜀人若是从四川出发,前文的考古发现已证实居于四川盆地的蜀人出川到中原一带或通过川东走廊或走褒斜道。由于四川盆地群山环绕,交通极为不便,尽管有上文所述的川东通道,但由川江经洞庭湖到江汉之路为水路,而且或经险滩激流或穿过崇山峻岭,在水上交通还非常落后的商朝末年指望以小木船经这样的水路运送军队去中原参加伐纣之役显然不合乎实际。

       另外的路应是北上翻越大巴山到汉中再经褒斜道过秦岭到关中。据《史记・货殖列传》“及秦文……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史记集解》“徐广曰:'隙者,间孔也’”。以上反映出了秦地与蜀地间的商贸情况,而褒斜道无疑是必经之咽喉要道。

       根据文献记载,战国时期蜀人和秦人之接触并不少于和楚人的接触,然而蜀人吸收的秦文化之物却相当少,相反楚文化因素之遗物则颇多。从而暗示出虽有褒斜道沟通秦岭南北,但从四川盆地北上之路依然难行,远比顺江而下与楚贸易艰难得多。虽然褒斜道是穿过秦岭的捷径,但那只是由汉中通往关中的道路,居于四川盆地的蜀人在商代要携带军械辎重翻越盆地北部天然屏障大巴山到汉中殊非易事,然后又必须过汉中再走褒斜道穿过秦岭山脉才能至关中,其间要经过两座海拔2000米以上并成为重要地理分界线的大山脉,最后他们还要与周人一起从关中向东长途奔袭至牧野灭商,这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能做到?

       综上所述,随武王伐纣的蜀人应非四川盆地之蜀人。结合前文所述汉水上游的陕西城固和紧接秦岭北麓的宝鸡弓国墓地一带早期蜀文化之分布,从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的印证来看,随武王伐纣的应是居于巴山以北陕西南部的秦巴山地一带以及后来向北过秦岭的早期蜀文化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