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古羌-蜀人

子

      王明珂先生认为：“华夏民族在形成的历史过程中，称呼西边的那些民族如西方牧羊人为'羌’……从族群理论出发来看，那时所谓的羌人是不可能形成共同的民族认同的。所以，历史上'羌’或'氐羌’的概念，一直是华夏心目中西方族群的概念。”那么，这一时期的羌人主要分布于何处呢？王明珂先生指出：“根据卜辞地理研究，'羌’大致分布于豫西、晋南或陕西东部。”

       对王明珂先生的前半段认识，笔者表示赞同，但不认同他后半段的话语―――那把“羌”的分布范围说得太窄小了。任乃强先生曾有过大段表述，大意是：上古时的羌人乃分布于古康青藏大高原（包括今四川甘孜、阿坝两个自治州、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的全部地面）的广大地域上。古羌人是亚洲最早创造牧业文化和进入农业生产的族群。古史记载中关于“神农生于姜（通羌）水”，“黄帝长于姬水”，“昌意降居若水”，“青阳降居江水”，“禹生于石纽”等传说所涉地段，在上古时期都属这一族群的地域。上古羌人向东进人中原，“与土著的华族杂处，共同发展农业，从而孕育中华文化。”他们向东南从岷山而下，循岷江河谷进入四川盆地，进入成都平原，并在这一“进入”过程中形成蜀族。

       笔者认为，任乃强先生的推证是有说服力的，因为它可以解释中原上古文化的许多难解之谜，（例如在殷墟甲骨文里，为什么没有今天其他民族的专称字，却只频见“羌”字？为什么周王室会以姬姜连姓并传其始祖后稷弃生于姜原？）尤其可以解释三星堆文明社会或称古蜀文明社会的诸多难解之谜，比如古蜀人族源之谜。在此基础上，笔者还比较认同任乃强先生关于古羌或古氐羌（任乃强认为氐羌同源）立蜀说。

       一、西戎牧羊人

       《国语・晋语》云：“炎帝以姜水成，……炎帝为姜姓”。而姜、羌相通，按《说文》、《风俗通》等解释，羌为父系制部落时代以羊为号的“西戎牧羊人”。任乃强先生考证说：“羌族称周族之女为姬，周族称羌族之女为姜。他们都是由母系氏族社会转进到父系氏族社会还不久，是保持尊重女性习俗的一种体现。”邓廷良先生在《琼鸟与牦牛羌》一文中则指出：“炎、黄、鲧、禹、稷皆古氐羌中功业昭著之大人（酋长），夏及其支系周亦绵为羌中赫赫大部。”邓先生还认为：“羌人纵部族繁杂，但概而言之'西戎牧羊人也’，故乃是以'羊’为总图腾之一大系部族集团。也正如《山海经・西次三经》云：'凡西次三经之首，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状皆羊身人面’。”笔者认为，不论古羌人的“总图腾”是否就是羊圈腾，但后者曾为古羌人图腾之一的论断却是可以成立的。

       研究者曾注意到，殷墟出土的甲骨上的许多“羊”字，都是双角盘曲，一对大眼的形象，这正是西羌绵羊的象形，而不是内陆咸羊的象形。1976年在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大角人玉器上，其盘羊角的特征也很突出。不过，任乃强先生指出，在那个时代和以前，中原尚“未有过驯养野羊的工作”。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青铜爬龙柱形器上的龙，生有两对四支向下卷曲的犄角（一对大、一对小）。按其形制，这当是青藏―川西高原毛用羊―――绵羊的盘羊角（二号坑出土的三羊三鸟尊以及铜上的羊角，也是这种盘羊角）。

       二、蚕丛氏与烛龙

       “蜀”字在甲骨文中象虫形，为野蚕。从岷山山地逐渐向今镇江关与叠溪之间的岷山河谷迁徙的古羌族，在以牧业为主（已开始少许农耕）的时候，也兼营狩猎和养殖。养殖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拾野蚕茧制绵与抽丝。所以，后人便将这一时期的居住于岷江河谷的羌人称为蜀山氏。蜀山，指岷江两岸的岷山山地。

       蜀山氏时期，大致经历了几百年以至1000年。按古史传说讲，在蜀山氏后期，其氏族与中原黄帝部落联姻，岷江谷地的西陵氏（即蚕陵氏）女嫘祖嫁给黄帝为正妃。这一时期，蜀山氏的一支在蜀山养殖业方面，大致已从拾野蚕过渡到饲养家蚕阶段，即“聚（丛）野蚕于一器而采桑饲养”阶段―――蚕丛氏阶段。所以，嫘祖大致是属于蜀山氏中蚕丛氏部落的女子。后来才有她教中原人民养蚕缫丝，并被奉为“蚕神”的传说。

       的确，在已出土的巴蜀器物中，有着大量的蚕桑图画或文字，联系到巴蜀民间有关蚕神（包括青衣神与马头娘）的种种记载与传说，反映了古巴蜀特别是古蜀国诚系当时中国（也是世界）上的桑蚕业的一大发源地甚或是第一发源地。任乃强先生考蚕丛氏的得名说：

       丛者聚也（《说文》）。自聚为集，被聚为丛（丛，繁体作），故丛聚之字并从取。蚕丛氏始聚野蚕于一器而采桑饲养之，使便于管理。结茧于簇，则茧无遗佚。选蛾交配，则种可优良。产卵于皿，则卵不散乱而便于冬藏控制孵化。凡此种种，皆今世养蚕者遵奉之法而导始于聚饲者也。野蚕性不聚食，共初强之聚食，须经多次失败。迨其成功，则使制丝之术成为一次飞跃，故世遵行其法者敬之，颂为“蚕丛氏”。不言丛蚕而曰蚕丛者，羌语宾语在谓语后。盖其时蜀族仍为羌之一支，群羌称之如此。

       邓少琴先生引《诗经・豳风・东山》“者，蒸在桑野”指出说，“（通蜀）为野蚕，经蚕丛氏之驯养而为家蚕，此为古代蜀人大发明，故以蚕丛称之。”

       蚕丛氏这一支系，我们姑且称之为古羌―蜀族团。他们这一支系，应该是后来三星堆蜀人的正宗先祖。《华阳国志・蜀志》说：

       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

       考古工作者曾在岷江上游发现不少石棺葬遗存。对此，王明珂先生指出：“学者普遍认为代表春秋战国时期南迁之古羌人遗存，也就是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此一当地古文化人群主要是葬于石棺的。”

       我们再看三星堆二号坑发现的那件高65厘米、宽138厘米的大型青铜纵目人面像：大嘴、鹰钩鼻；双耳硕大，向斜上方挑出，颇像猪八戒的“招风耳”。眼球做得更为离奇：直径13.5厘米，凸出眼眶16厘米。而这，正与《华阳国志・蜀志》有关蚕丛“纵目”的记载相吻合。应该说，《华阳国志》记载的是古羌―蜀人古史传说时代的祖先神形象。这一形象，是古羌―蜀人对自然界和自身的认识尚处于原始水平时，对所景仰的远祖的一种神话加工。这如同广为熟悉的女娲造人、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传说形象一样。

       由三星堆面具纵目形象，使我们联想起《山海经》之《海外北经》与《大荒北经》记载的一段故事。故事讲，西北方的钟山上有一条龙，身子长极了，一伸腰能达到千里之外。它浑身通红，虽是蛇身，却长着人的面孔。它不吃不喝不睡觉，也不怎么呼吸，一呼吸就飞沙走石，天地为之变色。它只要吹口气，就会狂风呼啸，漫天冰雪，世界就变成寒冷的冬天；它只要轻轻地吸口气，夏天立即降临，变得炎炎似火，酷热难耐。它的眼睛又大又亮，一睁眼就能把天外阴极之地全部照亮，世界就变成白天；它一闭上眼，就是漫漫黑夜，伸手不见五指。由于这条神龙能像蜡烛一样发出光亮，所以人们叫它“烛龙”；又因为它能照亮天外阴极地方，所以也叫它“烛阴”。

       烛龙的眼睛何以这样厉害？《山海经・大荒北经》说它“直目正乘”。“正乘”之意，语焉不详，历来颇多分歧；但对“直目”，注家都赞成郭璞的说法，即“目纵”之意。前举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那副眼球突出16.5厘米的青铜人面像，大致就是烛龙“直目”的写照吧？

       此外，研究者注意到，在古人的宗教意识中，蚕、龙可以互化。《管子・水地》即认为：“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欲大则藏于天下”。《荀子・蚕赋》杨注引《蚕书》更明确说：“蚕为龙精”。

       我们回过头来看前述那支带羊角的青铜爬龙柱形器会发现，那“烛龙”短而圆的身躯，与其纵目四羊角大头很不成比例，也不类众所熟知的曲虬浑长苍劲的龙的形象。因此，笔者以为这“烛龙”之身乃是蚕身。其实，这青铜爬龙柱形器乃集烛龙、羊、蚕等古羌―蜀族团于长达一两千年乃至两三千年以上的发生、发展史上曾拥有过的多种图腾于一体的复合图腾。

       三、西北望岷山

       位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古蜀人墓葬（已发现33座）也很奇怪：即一律朝西北30°～40°方向成坑。（三星堆的两个“祭礼坑”也是西北向35°。）这当是古羌―蜀人灵魂不死而溯迁徙路线返归故里观念的表现。三星堆社会居民的主体部分其实就是从川西高原的岷江河谷东南下的一支古羌人。岷山―岷江河谷应该说是古蜀先民的祖居地，也可以说是古蜀文明的一个主要发祥地。岷山―岷江河谷正好处于古蜀国王都三星堆的西北方向。《华阳国志・蜀志》说秦昭襄王时代的蜀守李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去岷山湔氐县视察，在“两山对如阙”叫做天彭阙的地方恍惚看见有许多鬼魂精灵络绎不绝地从成都平原方向经过这里，去到岷山深处。《蜀王本纪》也提到天彭阙鬼魂过往的情况。这说明，在古蜀人的认识里，湔氐县天彭阙（又称天彭门）是他们从人间返归天国的通口，是“送魂”的关口。

       古蜀人魂牵梦绕的天国，就是给他们生命、哺育他们成长的岷山群峰与岷江水系。

       2003年岁末，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营盘山濒临岷江的台地（位处龙门山主峰九顶山山脊）上曾传出一条令人兴奋的消息：考古工作者在那里发现距今5500年至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2000年10月开始发掘），出土包括彩陶与染有朱砂石块在内的各类文化遗物近万件。其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发现了多座墓葬及殉人坑；其中两具骸骨十分完整。考古工作者又在15万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探测到成千上万座规格各异的石棺墓，年代属春秋至战国时期。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在营盘山遗址周围发现数十处年代大致接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包括距今6000年的波西遗址及距今4500年的沙乌都遗址。根据营盘山人殉头骨提供的相关数据，著名刑事相貌学专家、中国刑警学院赵成文教授完成了营盘山人殉头像复原图。审视赵先生的人殉头像复原图，其“申”字形脸庞与挺直的鼻梁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笔者由此生出猜想：营盘山文化居民当属古羌族群，它们与后来长期居住于成都平原的四川土著人在血缘上相通。这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营盘山彩陶与分布于甘肃、宁夏、青海的马家窑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年~前2050年）的彩陶属同一类型。仅就彩陶而言，营盘山文化可以归入马家窑文化的范畴。当代考古研究已证明，马家窑文化居民属于古羌族系统。第二，从地理位置看，营盘山文化居民从岷江河谷的营盘山进入成都平原的彭州，即便步行也只需一两天的里程。第三，营盘山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甚至包括金沙遗址，它们在文化遗存方面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公布的营盘山陶人面像便与三星堆遗址及金沙遗址的部分铜人面像、金箔面具造型相近。第四，营盘山人殉与三星堆出土的大多数青铜人像似有一致的面部特征，即高直鼻梁。这在人种上应属北蒙古利亚小种族（与古代华北类型居民接近）；依民族划分，则当归入古羌系统。

       营盘山的发现或可证明，在距今五六千年的岷江河谷，有许多依山傍水的高原坡地、平坝与草场，应是古人进行农耕与放牧牛羊的好地方。他们在这里生产、生活与繁衍，形成长江上游一处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大型中心聚落群。在距今四五千年以后，有可能是他们将中心逐渐南移，在成都平原建立起以三星堆―金沙―十二桥遗址为中心的文化聚落；并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与智慧，开创了古蜀人的成熟文明―――三星堆―成都文明。（这一文明在形成过程中，不用说还大量地吸纳了黄河文明与长江中下游文明甚至更远的西方域外文明。这已被三星堆―金沙考古所证明。）遗憾的是，这么一处极为重要的古羌―蜀人的大型文化遗址，竟毁于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那次大地震中，令人扼腕太息。

       注释：

       [1]《川西羌族：“弟兄祖先历史心性” 的启示―――访《〈羌在汉藏之间〉作者王明珂教授》，《中华读书报》2008年6月25日。

       [2][9]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2页，第255页。

       [3][4][6][7]参见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88页，第9页，第10页，第50~51页。

       [5] 邓廷良：《琼鸟与牦牛羌―――兼谈图腾变迁的另一面》，《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

       [8]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5页。

       [10]参见《汶川巨震，文化遗产“很受伤”》，《中华读书报》2008年6月11日。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

房  《文史杂志》2008 年第6 期  2009-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