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中国的历史之路》译后记

伊懋可

《中国的历史之路》

译后记

/  作者：李伯重 /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曲折过程，本书的中译本终于完成了，现在我们可以将这部在国际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享有盛名的著作，呈现给中文世界的读者了。

艾尔·梅休因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1973年版；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

1978年，我国的改革开放刚开始之时，我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攻读研究生。在以前的三十年中，由于我国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中国史学界也自我放逐于国际学界之外。到了“文革”十年中，这种自我封闭更是登峰造极，所有西方出版的史学著作都被贴上“资本主义反动学术”的标签而被严禁，就连苏联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也成为“修正主义学术”而难逃被禁的命运。1978年我来到厦大时，图书馆里开放给学生的国外经济类学术著作，除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少数几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著作的中译本外，基本上看不到其他的。

吴承明先生（1917-2011）      李伯重先生

1979年，吴承明先生到厦大开会，我有幸拜识了这位经济史学泰斗。他虽然很忙，还是抽出了时间，和我单独谈了话。我向他请教应当读些什么书。他说：做经济史，一定要读经济学，不仅要读马克思的经济学，而且要读西方现代经济学；不仅要熟读中国经济史史料，而且也要读西方学者写的经济史著作。我请他推荐几本可以精读的国外著作，他思考了一下，建议经济学著作可读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当时已有中译本，尽管是“内部发行”，但是在厦大图书馆可以找到），作为入门，而经济史著作，则可以读读柏金斯（Dwight Perkins）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和本书。不过他又告诉我，后两书都只有英文原版，估计在厦大找不到，因为据他所知，柏金斯书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可能有一本，但不对外开放；而伊懋可书则只是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外文部有一册。尔后我找到了萨缪尔森的书认真学习，成为我第一部系统学习的现代经济学著作。至于另外两本书，则只好“望洋兴叹”了。

1980年，美国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教授为了进行西南联大校史研究，到昆明搜集研究资料，并访问一些劫后余生的联大师生，先父李埏先生是其中之一。他们相谈甚欢，先父在谈话中提到了这两本书。易教授很热心，说柏金斯教授是他的朋友，他回到美国后会告诉柏教授，请他寄一本《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给先父。易教授言而有信，回到美国后果然对柏先生说了。于是柏教授立即寄了一本书给先父，先父阅后即转赐与我，成为我读到的第一部海外学者作的中国经济史著作。伊懋可的书则无从寻觅。

1978年，虹桥书店（台北）以“中国历史的模式”为题影印1973年英文版

虹桥书店影印版版权页及目录首页

到了1980年夏，我和师兄杨际平去北京为做学位论文收集资料。一直此时，才有机会到北图位于北海的外文部看到此书。由于书不能外借，我于是每天一早到那里，将此书借出，在阅览室阅读，直到图书馆关门。当时图书馆没有复印、摄影等服务，我只好一边阅读，一边匆匆进行翻译，把译文作为笔记保留下来。我在北图阅览室里“泡”了好些个整天，把此书的第三编（晚期帝国阶段，即明清两朝）草草译出。至于第一编（早期帝国阶段，即秦汉及随后的魏晋南北朝）和第二编（中期帝国阶段，即隋唐宋元），则因为时间有限，只能将书中主要内容做一个提纲式的提要。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6年重印本

此后十年，我因忙于工作和生计，奔波于国内外，没有精力继续进行本书的第一、二编的翻译工作。1989年，我应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之邀去该院讲学一个月。在此期间，通过邮件与伊懋可先生联系上了，从此也开始了多年的友谊。他告诉我日本著名翻译家小西高弘先生曾将该书的第一、二编译为日文出版，后因精力不济未能完成第三编的翻译。我得知后大喜，请他将日译本寄给我，等我回国后不久，就收到了他寄来了的日译本。因为本书中的中国古代人名、地名、书名、机构名、官职名及其他各种专门术语，作者都用韦氏拼音拼写，又没有附上一个译名对照表，因此要将这些还原为中文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同样地，书中有众多从中国古籍中引用的文字，作者都将其译为英文而未附有中文原文，这些引文的出处则用韦氏拼音拼写书名，而且其中有许多是从日本学者的著作中转引的，虽然他已一一注明引自何处，但这些日文文献中的大多数，在当时中国的图书馆中没有订阅。因此之故，要把书中的引文一一复原，难度也非常之大。如今有了日译本，这些问题中的许多得以解决（日译本中的中国古籍引文都是原文）。因此这个日译本对于此书翻译帮助甚大。不过遗憾的是，小西先生的日译本未包括本书第三编，因此上面说到的问题只是得到部分解决。而且，尽管日译本中的中文古文引文是原文，我们还是需要对照中文原书一一进行核对，而许多中文古文文献并非一般图书馆所有。这一来，又大大增加了工作难度。

《福冈大学经济学论丛》（第30卷第3·4号，第31卷1-4号，第32卷1号，1986-1988年）连载本书的第一、二两编的日译本。

到了本世纪初，本书的翻译又再提上日程，主要原因是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教书时，认识了在那里任教的王湘云博士。湘云博士是一位出色的中国史学者，毕业于哈佛，是著名清史专家孔飞力先生的高足。我和她谈了此书的翻译问题，承她不弃，同意将此书的第一、二编译为中文，并很快完成了。读过本书英文版的人都知道，本书不很容易读，一个原因是作者出身于英国学术世家，其书文笔体现了传统英国学者的文风，典雅而含蓄，词汇丰富，有许多不很常见的字，而且一个句子往往有几行之长。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于阅读简短明快的美式学术英语的中国学者来说，要很好地翻译这种文字很不容易。湘云博士做了很大努力，译文质量很好，但是她也说明：因为她一向专治清史（特别是清代蒙、藏、满民族史），对于以前的历史不很熟，同时加州理工学院图书馆所藏中国古籍有限，许多引文无法核查，因此也有一些问题还留待解决。因为我自己也抽不出时间来去核查原文，因此又搁置下来了。

韩文本

后来经台湾中研院邱仲麟先生介绍，明清史学者陈怡行博士欣然承担并完成了全书引文核查的繁重任务。还有少数引文无法查到，我只好求助于伊先生。但是他在进行了多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并名满天下之后，已转向了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多年前写作本书的参考资料，有许多他已封存多时，还有一些是在英国和日本图书馆中查到的，现在他在澳洲任教，远离英国和日本，而澳洲各大学中国古籍藏书有限，难以一一找出。而且，他作为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院长，行政事务繁多，其中国环境史研究又正在进行得如火如荼，实在也抽不出时间做此事。此外，由于此书出版已久，原出版社处理此书版权的人员更换多次，因此江苏人民出版社有意出版此书的中译本，与原出版社商谈版权转让，也一直未有结果。因此之故，翻译出版之事又再停了下来。

直到2015年初，我当年的学生、首都师范大学张天虹教授慨然允诺承担全部译稿的核校工作，此事方才有进展。天虹专治中古中国社会经济史，因此有他加盟，本书的中译者可以说是专家汇集了。伊先生为中译本写了序，也由天虹译为中文。同时，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叶敏博士几经周折，终于拿到了版权。至此，这场历时三十五年、经四位历史学者通力合作进行的翻译工作，终于有了结果。此书英文版出版于1973年，到中文版刊出已是快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也可以成为国际中国史研究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了。

中文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即将出版

当年此书英文版刊出后，立即在西方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伊先生对以往西方和日本学界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检讨，从中总结出了“中期帝国时期的经济革命”论、“晚期帝国时期高水平平衡陷阱”论等著名理论。这些理论都成为西方中国史研究的理论基石。其中的“高水平平衡陷阱”论，更被称为“伊懋可定律”。到了20世纪末，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上述理论依然处于主流地位，并且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一般人对中国历史的共识性看法。有意思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虽然中国史学界与国际史学界隔绝，但是在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这些重要看法上却颇为一致。这些看法通过教科书广为传播，以致到了今天一般人民依然还用这些观点看待中国历史。因此之故，对这些理论进行深入了解非常必要，而本书正是这些理论的集大成者。由此而言，阅读本书是非常必要的。当然，20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中，西方学界对中国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史）的看法也出现了诸多新见，特别是以加州学派为代表的一代学人，更对以往流行的主流看法提出了猛烈的批判。我本人是加州学派成员，我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许多看法也与伊先生相悖，认为如同以往许多著名学者一样，他的上述理论乃是从西方中心论的立场来看中国，因此难以符合中国历史的真实。但是正如牛顿的名言“我之所以看得更远,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所言，每一代学者之所以能够提出新见，乃是因为前一代学者为他们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况且每一种新见也都有不足之处，有时甚至会发生错误。因此我们在提出或者接受一种新见时，都应当认真了解这种新见赖以提出的基础，检讨它所欲质疑和批判的旧说，看看这种质疑和批判是否有道理。由此而言，接受加州学派看法的学者，更应当仔细阅读本书。

伊懋可（Mark Elvin）先生     李伯重先生  

我与伊先生相识多年，认为他不仅是当今西方中国史研究方面最优秀的学者之一，而且也是一位以追求学问真谛为毕生使命的真正学者。2003年我在哈佛任教时，把本书当作中国史课程的必读书之一，要学生细读。在课堂上，我鼓励学生就本书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本科生不愧为哈佛学生，“初生牛犊不怕虎”，提出了许多质疑和批评，其中有些相当尖锐。我把这些意见发给伊先生，他回信说：看到这些年轻学子能够认真读他三十年前出版的书并提出许多意见，他感到非常高兴。他虽然不一定赞同这些意见，但是认为很有意义，希望同学们把这本书当作一块磨石，在上面磨利自己的爪子，以便日后能够提出更好的见解。这种真正的大家风度，令我对他更增加了敬佩。今天中译本刊出之后，读者如果能够认真阅读，提出自己的看法，我相信伊先生将会感到非常欣慰。毕竟，正如本书的副标题“一个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对中国历史变化模式进行的阐释”所示，本书主旨是对中国历史变化进行解释。作为中国人，当然对有关自己祖国历史的各种解释最为关心，因此也会有最大的读者群。一个学者的著作倘若只有几个同行关注，那么其著作对社会的意义不能说是很大。如果有众多的读者，而且其中一些人能够提出不同的意见，对于作者来说，那将是莫大之喜。如果更有一些人能够通过阅读该著作，提出自己的新见并就此进行深入的论证，那么学界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也就向前进了一步。伊先生（以及一切像他那样的以学问为生命的真正学者）毕生努力就是为了发现对中国历史的最好的解释，如果集众人之力达到了这一目标（尽管以后必定还有更好的解释出来），那么还有什么比这更欣慰、更幸福的事呢？

在此，谨向为本书的翻译和出版付出了巨大努力的王湘云、张天虹、陈怡行和叶敏诸位朋友表示诚挚的谢意。天虹在查核引文和出处时，也得到许多学者的大力支持。他们是邓亦兵（北京社会科学院），邱澎生（上海交通大学），刁莉（武汉大学），齐畅（东北师范大学），杨建庭（山西大学），周琳（四川大学），游自勇和王毓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杭生与孙淑霞（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西村阳子（东洋大学）；还有一些在海内外学习的同学也为此付出了精力，他们是陈博翼、林生海、赵橙、刘晓月、黄图川、常金鹏、魏星。在此，我们也对这些学者和同学深表谢忱。

最后，为本书中译本的成功推出表示热烈的祝贺。

李伯重

                               2016年5月于昆明

原载伊懋可著《中国的历史之路：基于社会和经济的阐释》王湘云、李伯重、张天虹、陈怡行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4月即将出版，此据译者提供的文字稿推送，引用务请参见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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