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啸西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以763年为界，把隋唐历史分为两段：589—763年为前段；763—907年为后段。 “从589年开始，中国享有了至少一个半世纪的统一、强盛和繁荣。这与此前开始于185年东汉政权崩溃的分裂和灾难时期，形成鲜明的对比。589年，中国的北方和南方重新统一，这是自304年蛮族入侵北方以来的第一次。统一之后，重新采用了汉武帝通过考试儒家经典征募帝国文职官员的体制。统一后的中国，重又向本土边界以外的地区进行扩张。”﹙《人类与大地母亲》﹚ 汤因比认为，上述成就的取得须归因于北魏孝文帝对土地制度的改革。均田制的实施为每一位农民提供了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土地，而他的后继者则通过府兵制扩大了这一划时代改革的效果。隋朝的建立者隋文帝正是运用这个手段征服了中国南方，并于589年实现了南北方的合并。府兵制也使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太宗得以征服中亚。 汤因比还认为，限制大地产的规模，保证农民占有最低限度的土地，只是一个从来未曾实现的理想。唐初帝国岁入的五分之四仍源于向农民征收的人头税。几乎使唐帝国倾覆的安史之乱，正是帝国政府再不能向农民提供最低限度土地的结果。 汤因比分析了产生这种情形的几个原因： 一是人口的迅速增长，致使农户数量增加，政府远远地无法为他们提供最低限额的土地； 二是通过科举制征募的文职官员利用职权获取土地，使得可供农民保有最低限额土地的数量大为减少。这也引起了新兴官僚地主阶层与旧的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冲突。 汤因比指出，唐朝像汉朝一样受益于前朝所取得的成就。唐朝实际上恢复了隋朝的体制，但采取了比较温和圆滑的方式，从而不致引起强烈的反作用。正是这种反作用使隋朝皇冠落地。 关于后段，汤因比指出，唐朝在安史之乱中幸存了下来。通过科举制选拔的文职官员是唐朝得以幸存的基础。他们以反对分裂、反对变革为代价，固化了中国社会的结构。 在汤因比看来，780年﹙德宗建中元年﹚开始实行的两税法，使唐朝的赋税制度发生了变化。唐初实行的均田制，保证了每户农民有一块土地。凭借这块土地，农户可以承担国家的租税和徭役，并维持一家生计。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实行的。均田制破坏、两税法实行后，征税对象不再以人丁为主，而以土地、财产为主。“政府未能防止农民的土地为地主所攫取。农民成了佃户，他们的经济地位恶化，而政府岁入却并未受到损失。”“政府能够强迫地主缴纳新的土地税，因为，新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平均占有的土地规模，尚不足以大到使他们像悠闲的出租人那样生活。当时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大致等同于复兴的儒家官僚，这个阶级的生计部分地依赖于它的成员作为政府官员而荻得的俸禄。这便为政府提供了一个把这些官僚土地所有者控制起来的手段。” 汤因比指出，唐朝政权从763年一直苛延到874年。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统治既有效而又仁慈。然而，作为唐政权对安史之乱反应的各种改革，却未能阻止其最终崩溃。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认为， “隋、唐继承了汉文化，使中国文明继续沿着传统的道路发展。因此，中国文明的过程与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方正在形成的独特变化形成了鲜明对照。”“早在汉代，中国已成功地赶上欧亚大陆其他文明，而到中世纪时期，中国则突飞猛进。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全球通史》﹚ 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隋朝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同秦朝一样。两者都在经历长期混乱之后，重新统一了中国，然后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但在这一过程中，它们都沉重地压迫人民，都遭到了众多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以致其创立者一死王朝便崩溃了。 唐朝被中国和西方许多历史学家称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唐朝最明显的成就是向外扩张。通过一系列战役，它的疆域甚至超过汉朝。唐朝在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控制了整个塔里木盆地，并越过帕米尔高原，控制奥克苏斯河流域各国，以及今阿富汗印度河上游地区。当时世界上，只有中东穆斯林阿拉伯帝国能与唐朝匹敌。 由于在国内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府，中国才有可能对外进行征服。汉朝曾被强有力的地方豪强所削弱，佛寺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国家的分裂局面。隋、唐政府提出了解决政治分裂的办法，即实行均田制，削弱了地方豪强的势力，从而加强了唐朝的统治。均田制一度限制了大地产的增长，也增加了国家的税收。此外，分到土地的农民还得接受军事训练，组成一支常备军，从而加强了帝国政府的军事地位。 唐朝还通过发展一支能管理全国的精干官僚队伍，以巩固政权。之前隋朝已恢复汉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即科举制度。唐朝继承并发展了这种制度。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科举制度一方面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敬佩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体系，另一方面，也扼杀了创造力，培育了顺从性。 对外国人来说，除蒙古人统治下的元朝这段短暂时期外，唐朝统治下的中国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加开放。 思想自由在宗教问题上表现得最明显。帝国疆域的扩大，陆上和海上商路的重新开放，致使许多外国宗教思想和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佛教的情况尤其如此。 佛教最早于汉朝由印度传入中国。在汉朝灭亡后的混乱时期，佛教向官方儒教提出挑战。儒教在这一时期日益受到怀疑。因此，佛教的影响迅速增长，并于唐朝初期达到顶峰。 在这一时期，佛教虽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却完全中国化了。它还在根本上促成理学的兴起。当时，中国宗教信仰十分自由，思想极为开放，因而各佛教宗派逐渐形成。 佛教中国化的另一特征是，国家试图按照传统观念，即宗教应为国家利益服务，应作为国家精神机构发挥作用，来控制、拉拢甚至贿赂寺院庙宇。 斯塔夫里阿诺斯还认为，佛教虽然对中国的哲学、玄学、艺术和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它并没有像基督教改造欧洲社会那样，从总体上改造中国。 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编《剑桥中国隋唐史》初版于1979年，代表着当时国外隋唐史研究达到的水平。该书旨在为读者提供隋唐时期的一部记叙体著作。在此期间，中国在政治制度、与邻国的关系、社会组织、经济以及思想、宗教和艺术生活的各个领域等方面都发生了广泛的变化。 隋唐时期最重要的特征，乃是中国大一统局面的重新建立。隋朝虽然很快就灭亡了，但把中国分裂为若干地方割据国家的任何威胁再也不存在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国内安定以后，安史之乱几乎把王朝掀翻在地。中央集权政体除非与地方割据势力达成妥协，便不能继续生存下去。但后者并不企图建立地方割据的国家政权以维护自身的独立地位，而宁愿继续留在统一的中国政体结构之内。 黄巢起义使国家分裂成十来个地方政权。它们是唐朝后期地方割据的产物，这种独立既出于自己的意愿，也是因为中央政府的彻底崩溃。它们多数是完全能够生存的国家实体。过了七十年，宋朝才把它们重新统一在自己版图之内。但中国终究会重新统一，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 总之，政治分裂被认为是万物自然秩序暂时的失调，在适当的时候，通过一个新的中央集权政体的兴起，这种状态终将结束。因此，隋唐两朝最终树立了中国一体化的理念。也许更重要的是，建立了由若干独立国家组成的隔离地带，中国的文化、思想体系、文学艺术、法律和政治制度以及使用的文字在这些国家处于支配地位。 制度变化是隋唐时期发生的第二个历时甚久的大变化。在这段时期，中国社会生活诸方面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隋代和初唐并非制度剧变或创新期，其真正的成就在于：修改现行的行政方法，以适应扩大的帝国需要以及变化和变化中的社会秩序。这是一个使行政程序合理化、简化和效益化的时期，也是消灭冗员﹙例如在地方政府﹚和多余法律的时期。这一时期又是行政活动法典化和正规化的时期，当时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长治久安充满信心，致使政治家都倾向于以整个帝国适用的统一制度和社会行为的持久准则来考虑问题，而不是靠老经验来处理具体问题。 人们通常认为唐太宗统治时期是唐代理想制度的形成时期，但事实上他执政时并没有制订新制度，政府的政策也没有大的变化。唐太宗的真正成就不如说进一步巩固了王朝的执政基础以及他个人的施政作风，后者使他能在不同的贵族集团中树立牢固的优势。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藩镇制的实行扩大到整个帝国，于是产生了新的一级地方政府。这些政府不像旧的州郡，往往能够独立生存，还能直接威胁中央权力。刚从叛乱中苛延下来的中央政府被迫将大部分职权交给地方，以求保持帝国的统一。 结果出现了一系列的制度变化，从而标志着中国行政的一个时代的结朿。与各个地区达成妥协是非常繁复的事，因为它们的力量、独立程度和内部组织大不相同。于是，唐朝政府在安史之乱后，不但放弃了通用于整个帝国的统一规定和措施，承认行政体系的巨大差异性和多样化，而且还放弃了一整套由中央编成的法典律令，再也没有一套法令具有初唐那样的绝对权威。 随着这些变化，制度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诸如许多政府机构被撤销，官署被废置，官职变得有名无实。 隋唐时期发生的又一重大变化体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这一时期出现了有利于中国中部和南方的持久的人口再分布。与北方相比，南方的生产力远远高于北方。传统农业在北方始终不能生产大量剩余粮食。生产力水平的普遍低下严重地限制了初唐国家的活动。它的政治中心一直在西北。到八世纪初期，政府愈益依靠通过运河从江淮运来的粮食。 安史之乱后，随着从北方逃难人群的流入，南方生产的农产品在全国的比重日益增加。到九世纪初期，只有长江流域和南方能定期向中央政府交纳税收，政府日益依靠通过运河北运的南粮和物资来供养京师和军队。 另一个重大的经济变化体现在土地所有制。安史之乱后，作为土地分配基础的户籍登记制度遭破坏，使政府完全不可能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均田制。国家为保持土地使用和土地分配的控制权而作的努力证明是无效的，而逐渐承认土地占有者个人的土地所有权。 这产生了广泛的反应。大地产成为农村经济正常和普遍的现象。它们中的大部分由佃农耕种，而租佃本身开始以新的形式出现。租佃制与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相结合，扩大了贫与富、地主和耕种者之间的鸿沟，并促使农村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一是形成作为社会内聚力基础的小的地方单位；一是形成紧密结合的半家族性的社会集团，而这些集团试图以标准化的行政方法和既定的官制，来重建原由一个强大而有效的中央政权提供但又丧失了的社会稳定。 面对摇摇欲坠的统治秩序，旧贵族集团进行了最后一次徒劳的努力。但他们的企图失败了。因为他们已经与王朝融合为一体，在地方上再也没有他们能够退守的地盘了。 中央权威的丧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分权和权力的地方化具有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意义。黄巢叛乱和以后的战争之前，虽然长安仍是唐代最大的城市和发达的商业中心，但有几个城镇已发展成大城市，其中较重要的为成都、江陵、扬州、广州和汴州﹙开封﹚。这些商业繁荣和行业俱在的大城市成了地区中心。到九世纪，以地区市场体系为基础的各级新的经济定居地开始在各级行政中心旁出现，从而使城市发展的过程呈现崭新的面貌。 城市化的总过程以生产力的全面发展为基础。人口的普遍南移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的水平，而且使工业和手工业开始在长江流域发展起来。结果，交易和商品流通量迅速增加。八世纪后期和九世纪是商人阶级大展宏图的时代。 贸易空前迅速的发展、商人的日益富裕和生产力的全面提高，逐渐导致官方对经济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此，政府通过对国家垄断事业的管理，对有利可图的工业的直接干预，对贸易税的日益依赖，以及对城市居民征税的政策，始终与商业发生密切的关系。 唐朝政府根据理想的社会模式来控制经济的企图，在各个方面都趋于失败。国有土地分配制、对商业和商界的严密监督，对通货的严格管制，到晚唐都被放弃了。以后的任何王朝都没有成功地予以推行。 隋唐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作为重新统一的中华帝国的主人，隋唐两代都充分意识到自己是汉代的继承者。 中国在隋唐时期确立了对东亚地区密切的文化影响，直到近代那里还受中华文明的支配。这个地区的国家与早期中国的任何邻国迥然不同。此前的中国与周围的民族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组织制度和生活方式。这些部族有时非常强大，并入侵中国甚至短期侵占大片土地，但政治上的不成熟使他们无以治理定居的农业人口。中国人在文化上有充足的理由把他们当作“夷狄”而加以蔑视。 而在唐代涌现的许多新国家的组织方式，虽然规模要小得多，却与中国相同。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与中国人具有同样的思想意识。他们也用中文来处理公务，并采用中国的法律和办事程序。这些国家虽然接受朝贡国的地位，实际上却完全不受中国的管辖。中国人在与这些邻国打交道时，不得不比以往更加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 在北方和西方，唐朝面临更频繁的挑战。政府的基本目的仍然是：一、保护中国人定居区不受周边游牧民的袭扰；二、控制和保护通向中亚、伊朗和西方的贸易线路。 这些通商要道对隋唐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人就是通过它们出口丝织品以换取种类繁多的外国货物的。它们也是文化联系的主要环节。通过这些线路，中国许多思想和技术传向西方，而在隋朝唐初，中国则是更多地从西方传入思想和技术。 中国在中亚的霸主地位受到了吐蕃和大食两大强国的挑战。842年后吐番国分崩离析，吐番人逐渐从占据的领土上撤退，但唐朝也不打算去收复原有的疆土。 751年唐朝军队被大食击败。安史之乱促使中国军队撤离甘肃，在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驻军也弃之不顾，从此，中国人再也不能干涉中亚事务，大食人得以巩固的胜利成果。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从伊朗直至甘肃边境的整个区域逐渐成为伊斯兰教世界的外围，而不再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前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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