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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提到大唐王朝的衰落和终结时，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并不是黄巢起义、朱温篡权这些唐末的历史事件，而是发生在玄宗朝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 可事实上，此时距离唐朝覆灭，还有上百年的光景。但从这上就可以看出，安史之乱对于唐朝的重大影响，也正是因为安史之乱，唐玄宗这位本应名留青史的中兴之主，却有着几乎与亡国之君等同的负面形象。
在读唐史时，人们都不禁感到惋惜，为什么一代雄主李隆基，晚年竟然会坐视安史之乱的爆发。 那么，这场战乱，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呢？ 记得在中学历史课本上，安史之乱被视为唐玄宗，乃至整个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所带来的恶果。 这种说法自然不能算错，但这种原因实在是太好套用了，历代王朝从秦汉三国一直数到明清，你找不出哪个朝代覆灭会与这四个字没有一点关联的。因此，它有点像答初中历史题时随时可以照搬的“口袋罪”，搁哪哪行。 在小编看来，唐朝中衰最大的症结，应当是一系列制度的垮塌，比如府兵制、租庸调制，乃至唐朝立国之初的经济根基均田制。这些制度本是唐王朝这辆战车最重要的构件，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磨损，最后的结果便是整辆战车的散架。 比如均田制，它主要是通过国家法令，将一些无主或者归国家所有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简单来说这是一种尽量优化土地分配的土地制度。 它最早起源于北魏冯太后以及孝文帝改革时期，一开始它仅仅是被北魏统治者用来弥合胡汉矛盾，但由于能够极大地调动百姓农耕的积极性，逐渐成为之后几个朝代统治者无法舍弃的制度。 唐朝一开始同样推行均田制，但到了高宗和武后时期，由于土地兼并，人口暴增，原本充裕的土地变成了稀缺资源，均田制变得推行不下去了。唐朝为了继续推行均田，甚至不得不鼓励百姓从地少的地方迁往地多的地方，即“窄乡就宽乡”。 但即使这样，土地依旧不够种了。均田制到了玄宗时代，就几乎名存实亡。它的崩溃，带来了一系列制度上的连锁反应。
军事上，建国之初大名鼎鼎的唐朝府兵成了摆设。因为这些府兵原本是依靠均田土地的自耕农，国家通过减免税赋作为优惠，征募他们在必要时自备武器参战。 但说好的田地成了泡影，这些府兵自然不会“用爱发电”。相反，当唐朝以严令强制征辟他们时，一些府兵甚至会用自残身体的方式逃避征召。如此一来，唐玄宗只得用更加昂贵却更加有效率的募兵制代替府兵。 而为了改变原先府兵制的一系列弊端，玄宗甚至以极大的毅力和勇气开创了节度使制，希望通过赋予边将权力，来改变高宗时期唐朝军力不振的窘境。 可即使如此，问题依旧没有被解决，而是被推到了下一环——经济上。 经济上的问题同样与均田制的破坏有关，玄宗时代以前，唐朝一直施行以土地为根本进行征税的“租庸调制”，但土地开始短缺后，租庸调制也就难以维系，税收锐减。 再加上这一时期唐朝对外战争频繁，国家募兵数量大增，这种情况下，收入锐减的唐朝变得不堪重负。 如果仔细研究唐玄宗所任宰相的名单就会发现，像李林甫杨国忠这些因为横征暴敛而屡遭后世唾骂的“奸相”，都是这一时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说白了，这些“奸相”即使声名狼藉，在早已因为财政赤字焦头烂额的玄宗眼里，依旧是自己最贴心的钱袋子和白手套。 但用了这些人，后果可不是一般的严重，如李林甫，曾经为了打击政敌而故意培植安禄山，称得上养虎为患，而杨国忠由于与安禄山有旧怨，更是逼反安禄山的直接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两人几乎是安禄山这位胡人节度使最有力的“助攻”。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将玄宗摘得一干二净。如果复盘整个事件我们会发现，安禄山之所以能以胡人身份祸乱一国，其中许多关键节点，都是被这位皇帝亲自打通的。 比如，开元年间的节度使制度，主要是为了提高边境地区应对边患的军事实力。客观来讲，在开元时期，由于玄宗本人高超的政治手腕，“开元十节度”既不能彼此勾连，也不能拥兵自重。尤其是负责关内道防御的河东和朔方，更是被重点监管。 但随着他逐渐老去，精力和气魄变得不复当年，对于节度使的打压和监督再也无从谈起。原本的开元十节度，在常年的边境战争过程中，通过协作开始彼此融合，最后变成了东西两部。 节度使“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的规则被打破。而安禄山，也是在风云际会中凭借河东、平卢、幽州三镇节度使的身份，获得了他原先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权力。
总而言之，安史之乱的爆发，既与唐王朝自建立以来遗留下的种种隐疾的集体爆发有关，也是玄宗本人一系列的应对和选择的结果。因此，将所有的罪愆归于玄宗一人，其实有失偏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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