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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之前是隋，隋之前是漫长黑暗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持续的大分裂大动荡，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到隋文帝杨坚重新一统天下中国人口由5007万锐减至1200万。当然人口的锐减并不意味着减少的人口全部死亡了，也有的是沦为流民，脱离了政府的户籍统计，但大量流民的涌现依然是国家动荡不安的表现。隋统一南北后也曾开创开皇之治，新生人口和重新纳入国家户籍编制的流民使中国人口恢复到4612万，遗憾的是由于隋炀帝滥用民力导致隋朝二世而亡，经过隋末混战中国人口又减少到1251万。 李唐取代隋朝后调整了隋朝滥用民力的政策，转而轻徭薄赋，但在国家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大体延续之前北魏、西魏、北周以及隋所创立的租庸调制、均田制、府兵制、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经过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的恢复，李唐王朝国力强盛，万邦来朝，无论国家府库或是百姓家的粮仓都日渐充实，人口开始稳步增长。 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问题开始变得日益尖锐起来。正所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人首先是要解决吃饭问题的。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农民，土地问题关系到每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可谓国之大事。唐初延续自北魏以来确立的均田制，所谓均田制并不是打土豪分田地，把贵族人家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而是建立在魏晋南北朝长期战乱人口大量死亡或流亡后出现大量抛荒的无主土地的基础上，国家把这些无主之地收归国有再分配给农民，以减免赋税的方式鼓励他们开荒种粮。随着人口的稳步增长，国家手中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而在民间伴随着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均田制越来越难以为继。 而唐初实行的军事制度府兵制恰恰就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府兵制实际上是一种兵农合一寓兵于民的军事制度：它直接立足于基层，在各地设立仪同府专门负责士兵的征发、动员和训练，兵源来自那些勤劳耕稼品质优异身材矫健的农家子弟。府兵制和均田制是一体的：接受了国家封赏的田地就有为国出征的义务，这些农家子弟平时务农，利用农闲时间训练，战时则被征发为兵。一旦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中央政府握有对军府的绝对控制权，而领兵将帅无握兵之重。随着均田制日益难以为继，再为国出征就不能得到国家封赏的土地了，当然拿不出实际利益的政府也可以通过颁发勋章等激励军人荣誉的手段激励士兵，可长期给士兵们许诺空头支票而迟迟不能兑现，久而久之人们开始逃避兵役，社会上开始流传“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雍容华贵的盛世王朝却悄悄潜伏下了尚武精神军人荣誉失落的种子。 当然尚武精神军人荣誉的失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两日的事，早在初唐时期大唐王朝就征服了东西突厥、朝鲜半岛等地，东起朝鲜半岛经东北、漠北直到今天的整个中亚地区都在大唐王朝的势力范围之内。这是我们民族尚武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先人开创的赫赫武功，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唐朝其实四面皆敌：在西部同吐蕃和阿拉伯帝国对峙，在北部同突厥复国势力相持，在东北和新罗、倭国以及新兴的渤海国有争执，在南部需要防备新兴的南诏。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已无法满足唐朝多线作战的需求，于是募兵制应运而生。所谓募兵制就是招募职业军人取代以前兵农合一的府兵，为了提高军事效率李唐王朝开始放权给领兵将帅，后来唐朝的军事制度逐渐演变为节度使制度。 李唐王朝的节度使权力极其之大：上马管兵，下马管民。节度使不仅有权自行调度兵马委任将帅，还有权干涉节度使辖区内的财政和民政工作。自古以来对中央政府而言有两样权力是必须操之于手的：一为兵权，二为财权。现在节度使手中公然掌握着一支拥有自己独立财政体系而不需要朝廷拨款的军队，这对朝廷而言简直就是一场恶梦。此时的唐玄宗李隆基却沉浸在自己所开创的开元盛世的迷梦中，此刻他正忙着把自己的儿媳妇杨玉环变成自己的贵妃，丝毫没意识到节度使制度对他的帝国而言意味着什么，他甚至允许某些节度使同时身兼几个节度使辖区并长期在位而从不进行调动。 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唐朝设置了第一个节度使辖区：掌控兵力7.3万人的河西节度使，驻地为凉州（今甘肃武威）。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设置了掌控5.5万军队的河东节度使，驻地为太原。同年设置了掌控2万兵力的北庭节度使，驻地为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附近）。开元元年（713年）设置了掌控9.1万兵力的范阳节度使，驻地为幽州（今北京）。开元二年（714年）设置了掌控7.5万兵力的陇右节度使，驻地为鄯州（今青海乐都）。开元六年（718年）设置了掌控2.4万兵力的安西节度使，驻地为龟兹（今新疆库车附近）。开元七年（719年）设置了掌控2.4万兵力的剑南节度使，驻地为成都。开元九年（721年）设置了掌控6.5万兵力的朔方节度使，驻地为灵州（今宁夏灵武南）。天宝元年（742年）设置了掌控3.8万兵力的平卢节度使，驻地为营州（今辽宁锦州市西）。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设置了掌控2.4万兵力的岭南节度使，驻地为广州。至此安史之乱前唐朝的十大节度使全部形成完毕，其中佣兵最多的是范阳节度使。不过这是单纯就各节度使辖区而言，实际上正如上文所说的有的节度使兼领几个辖区，那么就曾任节度使的人而言谁又是拥兵最多、权势最重者呢？恐怕当属天宝五年（746年）正月就任的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王忠嗣，合计拥兵27万左右。王忠嗣因被李林甫陷害而遭贬谪，此后唐朝各路节度使势力中最强大的是拥兵18万多的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和拥兵15万左右的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哥舒翰。 安禄山和哥舒翰各自挟自己的兵力对立，而唐玄宗李隆基则试图在二者之间维持平衡，于是李隆基派宦官高力士设宴款待哥舒翰和安禄山，让自己眼中这两个大红人以兄弟相称。安禄山酒足饭饱之际主动向哥舒翰示好：“我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你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胡人，我们的血脉如此类同，怎能让人不感到亲近呢？”哥舒翰读过不少史书，回答得颇有意思：“古人云：野狐向着自己出生的洞窟嗥叫是不祥的兆征，因为它已忘本，我哥舒翰怎能不尽心呢？”安禄山认为是在讥讽他是胡人，大怒之下指着哥舒翰破口大骂：“你这突厥竟敢如此说话！”哥舒翰正要起身回骂，高力士向他连使眼色，哥舒翰才停止。然而此后双刀的关系更加紧张。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由于唐朝的兵力布置外重内轻，承平已久的内陆军队根本不是安禄山所率边军的对手，一时间安史叛军逼近潼关。李隆基紧急启用了安禄山的老对头哥舒翰，然而此时的哥舒翰早已病废在家，然而朝廷实在无将可派，不得已之下哥舒翰来到了潼关前线。潼关前线的哥舒翰不仅饱受病魔的折磨，还受到朝廷内部以宰相杨国忠为首的势力的牵制——杨国忠担心兵权在握的哥舒翰对自己不利，于是向鼓动李隆基不断催促哥舒翰进军，结果哥舒翰被迫在战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进军，被早已在潼关外设好埋伏的安史叛军一战全歼。哥舒翰的河西陇右军覆灭后李唐朝廷掌握的主要兵力中岭南节度使规模太小且处于偏远南方，安西、北庭是小镇兵力少又相距遥远，剑南节度使在和南诏的战争中损失惨重实力未恢复，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军队成为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的主力。而在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原由安禄山控制的河朔三镇仍保持相当的独立性，成为唐后期割据藩镇中势力强势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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