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联系对象决定全局

毛主席：性质关系等问题，是发展问题的起点，虽不能把他看作发展本身，如果忠于辩证法的，至少应从里面看出发展的动力，看出具体的矛盾。

问题：为什么性质关系问题，是发展问题的起点？

案例1

毛主席：在这里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 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

这里，

1）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诸现象，虽然理由不同、对象不同、各个事件有它的不同的特殊性、诱发时机有它不同的特殊性，但是性质一致。

2）而把投降和反共联系在一起，甚至认为两者是一个东西，反共是投降的事前准备。

这里从性质和关系的分析出发，构建了一个对待这些事件怎么处置的全局A。反过来，如果把一事件单一的看，那么又会对应一个全局B。

全局A需要处置方法，必然的要求制止、抗争；而全局B需要处置方法，很大的可能是退让、屈从，很少的可能会是制止和抗争。

推论

1、从性质和关系的分析出发，就建立起完整的全局、就建立起更妥当的全局。

2、如果不从性质和关系出发，就不能建立起完整全局、妥当全局。

3、不同的全局，就有了不同的处置方式，也就有不同的发展结果和发展归宿。

所以说，性质关系问题，是发展问题的起点。

案例2

毛主席：必须将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与剿匪任务联系起来，方能达根除匪患目的。

如果不把剿匪任务和土地问题相联系，那么剿匪任务是一个全局C、土地革命又是另外一个全局D。而把剿匪任务和土地问题相联系，就得到了一个全局E。

这里，全局C、全局D、全局E，就对应不同的任务配置、不同的前途、不同的处置方式，其各自发展也不同。

但是显然不管全局C还是全局D，都会遭遇极大的困难，并且得到的结果、会大不一样，对人力和物力的需要、会有不同程度的浪费。把全局C和全局D进行有机联系，得到了全局E，而在全局E之下，则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得到了更好的结果和归宿。

可以说剿匪任务和土地问题，解决的都是一个性质的问题：提供人的出路，断其土匪的出路、提供其土地的出路。而关系则是失去土地的农民有部分地堕落成了土匪。也即部分土匪的前身是农民。

所以，这个案例再一次的证明了，性质关系问题，涉及到了全局到底该怎么建立的问题，而建立的不同的全局，就有不同的处置方式，也就有不同的发展归宿。

案例3

毛主席：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引导战争趋于失败的，是决然不能保卫祖国的。

这里

1）一种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政府不如政府、军队不如军队的片面抗战，故是趋于失败的，是决然不能保卫祖国的。

2）一种是政府、军队和群众三结合的全面抗战，政府虽不如政府、军队虽不如军队，但加上这么大数量的群众，就可以弥补前两者的缺陷，才能保卫祖国。

这里，显然，把抗战不与群众相联系，得到了一个片面抗战的全局，其结果是要趋于失败、不能保卫祖国；把抗战与群众相联系，得到了一个全面抗战的全局，其结果是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

所以，这个案例再一次的证明了，性质关系问题，涉及到了全局到底该怎么建立的问题，而建立的不同的全局，就有不同的处置方式，也就有不同的发展归宿。

虽然说抗战人人有责，但军队和政府是有组织的，那么无疑的，从关系和性质出发，群众也应该是有组织的。

案例4

毛主席：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

这里，通过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联系起来，得到了一个抗日救国的全局A，而之前则是推翻反动统治的全局B。

这个全局A显然比全局B，更具有生命力。在这个全局A下，就必然的得出西安事变中，必须联蒋抗日的处置方向。在这个全局B下，就必然的是杀蒋的处置方向。显然全局B是不如全局A大的，而在历史后续的发展中，全局B必然会沦为全局A的局部。

正是进行了这种联系，得到了全局A，就使我党我军实现了顺利的转型，并进而在全局A里获得了大发展。

案例5

这样，将使我军作战发生很大困难，不易各个歼灭。因此，不但人民军二、五军团现在不要深入南部，而且全军主力 (包括人民军)在此次战役后，应当后退几十公里进行休整，使美李两军感觉安全，恢复其防线，以利我军春季歼敌。

这就是把作战目标与我军战略相联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所以，就得出了下一步该怎么做——不是占领、而是后退，以让出防线，以利我军春季歼敌。

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似要以消灭敌人作前提。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

这里，

1）三次战争（三次反围剿）是敌人施加于我军的，对我军来说，这是被动的，胜有多种途径、并且导致多种结果。

2）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这个时候，就要把被动地战争联系自己的作战战略——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于是选择能适应这个战略的胜利方式——跳出敌人圆围、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

不同的联系，导致不同的全局，不同的全局，导致不同的处置，不同的处置，导致不同的归宿和结果。

这就是联系了不同的事物，就得到了不同的全局。

毛主席：把各种事物历史地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正确解决。

这就是在联系中看事物、又是在运动中看事物。

毛主席：在联系中看事物。在运动中看事物。形而上学者在事物和现象的联系以外、在它们不间断的相互作用以外去观察事物和现象的。

毛主席说：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

那么，也可以说，全局是革命政党、也是一切个人的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任何行动都是实行全局，不是实行正确的全局，就是实行错误的全局；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全局。所谓经验，就是实行全局的过程和归宿。全局必须在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也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

那么，也可以说，联系事物是革命政党、也是一切个人的一切实行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某种联系，不是实行正确的联系，就是实行错误的联系，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的实行某种联系。所谓经验，就是实行联系的过程和归宿。联系事物必须在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也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

正是因为这种联系能力，基于这种不同联系建立的不同全局，基于这个不同全局出发的处置，所以周总理说：

周总理：中国的革命自从他参加领导以后，方向就一天天地端正起来。

正是因为全局正确，有了端正的全局，所以，在实践检验中，就发现行动处置、发展方向全都一天天地端正起来了。

又说，

周总理：我们党在这三年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正是因为基于在性质和关系上的判断，正确地联系了不同的事物，而以前的领导者建立的则是有较大缺陷的全局，所以相比以前的就丝毫没有迷失方向、没有走错道路。

而以前的领导者因为联系的事物不对，结果就导致了不同的全局，而这个全局只能在更大的全局里沦为局部，也即看不清真正的全局，结果就产生了迷失方向、走错道路的现象。

所以，很多时候，人陷在一个小片断里、破碎的全局里，联系不同的事物，就会对应有不同的全局。而这个全局在真正的全局里只是一个很小的局部。人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客观上都是基于自己取的某个联系得到的某个全局来考虑的，建立全局的优劣，就造成了人的优劣。

所以，联系和性质，都是建立全局的；不同的联系，不同的性质认识，就有不同的全局；不同的全局，就有不同的发展。所以说是性质关系问题，是发展问题的起点。

所以，从这一点上看人，也从这一点上审核自己的行动，反推自己不自觉建立的全局，就可以修正自己的全局，让自己不自觉的全局，变成自觉的全局。让自己片面的联系事物、残缺的联系事物，变成有效的联系事物。似以时日，构建全局能力就越来越强了，可以说，能力和构建全局能力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