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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听五舅说，得胜堡是在开展“四清运动”那年，安的有线广播。正式播放那天，大队部门前人山人海，喇叭里放着“走西口”。有人说：“日怪呀，莫非有人在喇叭里头唱？”别看那个铁壳子，真让人开眼界。 开始时，有线广播是用杉杆架线，从广播站连接到大喇叭的是裸露的铁丝。遇到刮风下雨，喇叭里只听见断断续续的“嗞嗞”声或呲啦呲啦的噪音，大喇叭罢工歇菜也是常事。 没有广播电视的时代，高高矗立在电杆上俯视众生的大喇叭，就成了堡里的信息发布中心。喇叭一响，大人娃娃都要支棱起耳朵来听听喇叭里在说什么。什么四清运动搞社教、阶级斗争天天讲、学习雷锋好榜样、大寨精神代代传、风霜雨雪天冷暖、说古论今刘兰芳。上至国家大事、下到聚众开会，下地劳动、上河挑渠，事事离不开大喇叭。队干部在大喇叭里发号施令，社员们在大喇叭的指挥下春种秋收。天天听着“东方红”出工，日日伴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收工，成为老一辈记忆中永不消逝的声音。 文革中，大喇叭更是自早至晚地鸣响。那铿锵有力的男女高音播送着“两报一刊”社论和大批判文章，令多少“地富反坏”心惊胆颤、魂飞魄散。大喇叭的确成了“鼓舞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成了“播种机”和“宣传队”。 那时，大喇叭是阶级斗争和政治的风向标。发布最高指示、宣读大批判文章、造反派互相攻讦……无不通过乡村广播站这块滩头阵地。人们几乎每天早晨都是被大喇叭震醒，在炕头上一睁眼，就能听到毛主席语录。山呼海啸一般的声音，仿佛连大喇叭的铁皮都热得发烫。 得胜堡的社员每天下地都需要队长在大喇叭上吼喊。队长不说出工，而是喊：“社员同志们，下地动弹了！”经常队长把社员们吼喊起来下地了，他又回家睡回笼觉去了，社员们干恨不咬牙。 1968年，大喇叭有时半夜也会响起，那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了。社员们奇怪的是：“毛老人家黑夜咋不睡觉？老在半夜三更发指示？”“我们受苦人睡不好觉，明天下地劳动咋能有了精神？” 1971年林彪事件后，得胜大队组织社员在大喇叭上批判林彪，有几句话非常精彩：“林彪这个贼圪泡，每天油糕馍馍吃上，骑上洋车到处瞎毬转悠，还不满足，还要反对毛主席。林彪带着一群（叶群）老婆跑了，在温都那个地方把三叉骨（三叉戟）也跌断了。” 表哥说，评水浒批宋江那会儿，得胜堡的娃娃见面都喊李逵那句话：“招甚鸟安，招甚鸟安……”呵呵，好玩儿！ 那年，得胜堡有个地主分子病危，安在他家房顶上的大喇叭惊扰的他昼夜不得安宁。地主婆去找生产队长，乞求把她家房顶的那个大喇叭关了。队长说：“日他妈的！一个地主死就死毬了哇，我们还因为他别宣传毛泽东思想？”地主婆脸色灰白地走了。 还有一户人家，在大喇叭的杆子底下刮除锅灰，锅灰溅在了喇叭杆子上，被大队“群专”的人看到，定为“坏分子”。批斗十几次，拘禁半年。说他是在“故意抹黑社会主义的宣传阵地”。 大喇叭除了声嘶力竭的政治腔，当然也有温情的一面。农村最热闹的时节莫过于赶集唱大戏了。“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那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一曲《走西口》，道尽了民间戏曲的魅力。早先的戏班没有麦克风，全凭演员一副好嗓子。有机会一饱耳福的，仅限于场子里的观众。后来不知道谁灵机一动，把村里的大喇叭和无线电连在了一起，于是锣鼓一响，大街小巷从此飘满了曲调悠长的韵味。 记得那年得胜堡有个从大同来的知青非常会𠴼古，于是队长让他在大喇叭上讲《三国演义》，为此给他记最高的工分。虽然那些年破四旧是时代的潮流，但在得胜堡那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队长是一手遮天的。 在得胜堡村民眼里，生产队长就是大官了，大人哄小孩子睡觉时总说：“快点睡，再哭队长就来了！”可见队长是何等有权威。 1979年，每天午间大喇叭都要播放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有人为了不耽误收听，端着饭碗就出来了，蹲在大喇叭下边吃边听。吃完饭，电杆下的空碗摆下一片，家家户户的女人们还得出来收碗。 得胜大队有一个能说会道的妇女，喜欢张家长李家短地议论，也擅长传播一些道听途说的新闻，人们就给她起了个诨名“小广播”。据了解，各地有“小广播”诨名的不在少数，大喇叭的传播功能被认可程度由此略见一斑。 “得胜堡广播站，刚才说的都不算。”得胜堡人经常这样调侃村里的广播站。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过得胜堡广播站，它设在得胜大队队部办公室旁边的套间里。站内靠墙处放着硕大的铁壳电子管扩音机；静卧的四速电唱机旁有不少彩色薄膜唱片和黑色胶木唱片；话筒头用红绸布包裹的送话器，置于播音桌的正中；年轻的女播音员正在整理“自办节目”的文稿…… 随着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大喇叭渐渐失去了忠实的听众。听广播看电视成为农家人新的信息渠道，昔日喧嚣一时的大喇叭开始安静下来。有一个时期，大喇叭沦为村干部催收各种税费提留的传声筒：“××社员，赶紧去交电费！”“××社员，赶紧去交水费！”“二队的社员们，该交春播费了”等等，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内容有时也穿插其间，令人既忍俊不禁、又不胜其烦。 后来大喇叭又成为廉价广告充斥的乐园。小商小贩们再也不用走街串巷地吆喝了，只需掏上几块钱，就能在大喇叭里滚动播出：“城门口卖沙子水泥！”“大队部门前卖沙瓤西瓜，三分钱一斤，不甜不要钱……” 村干部娶媳妇、聘闺女、给孙子过满月，也都在大喇叭上吼喊：“村支书给孙娃子过满月，一会有车来接。搭礼的到村长家门口集合！”人情是债，扒了锅也得卖。可去可不去的人，最后也都去了。 有时它还成了一部分乡村干部宣泄内心不满、威吓不同观点群众的舞台。听说得胜堡的村长就在大喇叭里骂道：“日你妈的！天天说拥护党拥护党，党在你家吃了两碗面还有意见！” 那时，得胜堡一个育龄妇女有亲戚在新荣区矿上当个小官，因此不把村干部放在眼里，和村民吹嘘道：“额才不管村干部同意不同意，过几天额就去取掉节育环生二胎。”消息传到村支书那儿，村支书很生气，当下就打开大喇叭喊开了。先讲了一通计划生育的重要性，接着就开始敲山震虎：“有的人仗着大同市里有靠山，就想去医院取环生二胎，我实话告诉你，别说你大同有人，就是中央有人，只要爷不吐口，你想取环儿？毬门儿也没有！” 还有一天，一大早，村里的大喇叭开始被人使劲地“呼呼”吹了一气，紧接着就有人骂开了：“谁家的亲爹啦，一大早跑到街上转悠，还到处拉屎，赶紧出来领回家去！” 那天，正好乡党委书记在得胜堡蹲点，听见后很生气，骂村长说：“他妈的，人家爹在街上转悠，也值得开大喇叭吆喝吗？不过到处拉屎就不对了，这人可能精神有问题！” 村长苦笑着说：“这不是骂人，是骂猪呢！不知道谁家的猪从圈里跑出来了，村干部怕影响村里的卫生。” “他妈的，大喇叭还有这功能？”乡党委书记摇摇头，再没说啥。 得胜堡的社员爱听天气预报。但播音员用普通话播时，老人们听不懂。比如播音员说“有间断的雨”，人们常常听成“有简单的雨”。有一次，天气预报说“雨量比较大”，有一个老太太说：“广播里净鬼嚼呢，既然老天爷下大雨，咋还'月亮比较大？’”引起人们一阵哄笑。 还有一句题外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我始终心有疑虑。但又转念：此事已时过境迁，当事人也远赴黄泉，我不指名不道姓，说出来又如何？说的是得胜堡大队部广播室曾发生过一件蝎虎事。一日，支书刚在喇叭上传达完上级指示精神，妇女主任便满面春风而入。二人早己有染，妇女主任昨晚刚从部队看她的丈夫回来，算算已和支书分别一月有余。四目相对，欲火焚身，未及言语便宽衣解带。二人风生水起，熟门熟路，在办广播室里颠鸾倒凤了一番。奈何支书痛快淋漓的大叫声，主任似痛非痛的呻呤声通过大喇叭的扩音器传遍全村的犄角旮旯，给全村的男女老少上了一堂生动的巫山云雨课。光棍汉们高兴了半年有余，村民们也有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好在塞北是个多见牲口少见人的地方，人们对此都见怪不怪，因此并未影响支书继续带领广大村民们战天斗地。但此事给支书敲了警钟，以后他每次广播完，总将扩音器的按钮按了再按，生怕开关没关死。 二
六七十年代，得胜堡“出门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取暖基本靠抖，性生活基本靠手。”那时通讯也很落后，电话远没有普及。只有大队部才装有一部电话，以保持与公社的联络。那时用的电话都是手摇磁石电话机，在打电话前，需先将手柄“呼呼呼”地转动几圈。本公社的可直接摇，如想打到其他地方，还需公社总机转接。即使这样，电话也常常不能一下打通，令人郁闷不已。 那些年，有线广播和电话共用一条线。如到早中晚的定时广播时间，电话就会被掐断，不能使用。待到广播结束后，才会恢复接通电话线路。有时电话打得好好的，突然断了，原来是广播时间到了。所以打电话时，还得时刻注意时间。 据传，一次堡子湾公社书记欲给得胜堡大队某队长打电话，拨至公社总机后喊道：“喂喂喂，话务员，给我接下面！”话务员：“我下面没空！”书记：“甚啦？我着急着呢！赶紧把别人的拔出来，把我的插进去！”哈哈！ 得胜堡大队部的那架摇把式电话机，表哥领我去看过。那天我们没敢进屋，只是隔着玻璃窗往里眊了眊。那东西黑黑的，有摇柄，机子还拖着一根长长的线……表哥神秘地对我说：“那是'会讲话’的机器。那个东西，这头说话，那头就有声音传过去。”令我感到非常神奇。还有一次，队长的儿子领我去大队部摇那个玩意儿，当听到公社那边在“喂！喂！”时，我笑得喘不过气来。 小时候被管电话的人吓唬过，说这种手摇磁石电话机千万不能摸，高压很危险。后来才知道，手摇电话确实可以产生瞬间高压。因为文革中，得胜堡的“群专”就用此来刑讯折磨“地富反坏右”。一次他们审讯五舅，就动用了“电刑”。所谓“电刑”，就是将手摇电话机的电话线缠绕在人的手臂上，然后猛摇把子，产生电流。五舅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呼天喊地，也没有审出个结果。几天后，只好将心惊胆落的五舅释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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