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年 12 月，在两位公社党委委员、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成员的推荐下，经公社党委会、革委会研究同意，我正式走进西两洼公社大院，成为公社广播站的一名广播员，按照官方的称谓归类于公社协助员。那个年代，“员”的叫法很时髦，也很流行。“员”是“文化大革命”中对从事因有实惠而被人看好的服务行业的一种统称。源于著名电影作曲家刘炽 20 世纪 60 年代创作的歌曲《歌唱光荣的八大员》，《八大员》指称的是售票员、驾驶员、邮递员、保育员、理发员、饲养员、售货员、炊事员。以“员”为后缀构词的风气，被认为是学习苏联制度时尚的遗留物。当时的社会风气是鼓励人们从事以前被看不起的服务行业，刘炽写歌的命意也在于此。但官方文化大肆张扬的、肯定的，在实际生活中却依然不被惯性催动的人们所看重。“员”的称呼成了一种弹性很大的模式，在当时和以后各个时期、各个行业都引来了、各式各样的模仿、借用。那年月，人民公社带“员”字的，有广播员、电话员、售货员、信贷员、通讯报道员、电影放映员、水利管理员、农机管理员等，亦号称“公社八大员”。在“公社八大员”中，我干过的有三种，分别是广播员、电话员和通讯报道员。我们广播员的工资是由县广播站发放的，每月 25 元，要交所在大队（村）9 元，由大队要求生产队每月给记 30 个工分。那时候，一个成年壮劳力，加上早晨，干满一整天，才挣 10 个工分。如遇雨雪天气或者家里有点事情，不能下地劳动，一个月下来很少有人能够拿到 30 个工分。所以对我们来说，还是很合算的。至于大队收钱，生产队给记工分，这里头有什么说道，就不得而知了。照理说，大队对生产队应当有所表示，不然，生产队不是吃亏了吗？除了每月交大队记工分的 9 元钱以外，由于要在公社里吃住，还要掏饭费，加上吸烟的开销，每个月剩不下几元钱，还得省吃俭用，精打细算，以尽可能贴补家用。20 世纪 70 年代初，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被造反派打乱了的生产生活秩序初步得以恢复，社会不再像“文革”初期那样剧烈动荡，人们已能够安下心来过日子了。至于招工、招生、找工作，只要本人和主要社会关系没有所谓政治历史问题，一般用不着托人找关系。我们五六个人先后当上了公社的协助员，都没有任何社会背景，基本上是凭自己的真才实学被公社党委、革委会认可和接纳的。也甭说，那时候农村真没有多少像样的文化人。人才极度匮乏，也许这就是我们走时运的主要原因吧。我非常喜欢广播员这份工作，因为它不仅让我挖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也是我打小迷恋的事情，从上小学开始一直到读初中，我都特别喜欢诗朗诵，也因此获得过不少奖励。我心中最崇拜的偶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夏青、方明老师，我也曾私下里模仿他们的声音。我就要正式走上这条道路了，心中的喜悦之情，无以言表。我是 1970 年 12 月 20 日到公社报到的，因公社设在西两洼村，因此就以所在地的村子命名，全称叫作西两洼人民公社。西两洼公社是安平县最东边一个规模较小、经济比较落后的公社，东南北三面与饶阳县交界，下辖十一个自然村，另外还有供销社、信用社、卫生所、粮站、拖拉机站等五个社直单位。此外，还有战备连、冶金部建筑研究院“五七干校”、北京钢铁学院“五七干校”三个县直或中直单位。战备连占用的是两洼农场的地方，两个中直单位的“五七干校”，占用的是寨子农场的地方。据说，北京钢铁学院“五七干校”原来在比较偏远的贵州省农村，后来经冶金部建筑研究院推荐，才搬迁过来。西两洼公社大院位于西两洼村的最西头，坐北朝南，大门洞很宽大，可以进汽车、拖拉机，两边各安了一扇黑色的大门。院内有南北两排平房，每排有十几间屋子，除了办公室、会议室是两间的屋子之外，其余的都是单间。后来，随着人员、机构增加，又在院子中间靠东头，加盖了半排平房。公社大院里有一眼吃水井，是人工挖凿的，原来安装着辘轳，后来因为地下水位不断下降，辘轳不能用了，干脆就拆掉了，改用水桶提水。院子的东西两侧，用砖垒砌了高高的围墙。在西围墙外，有半个足球场大的一米多深的大坑，那是公社盖房子时取土垫地基形成的。由于常年干旱，大坑里并没有水。隔着西围墙，可以看见地里的庄稼。1970 年 12 月，我到公社报到时，已经有一位同事比我先报到了，她是一位女同志，名叫张小妥，是本公社前铺村人。张小妥的父亲去世的比较早，所以娘和两个哥哥都特别宠爱她，她从小就泼辣能干，是村里有名的“铁姑娘”。也正因为如此，她在全公社的女孩子中脱颖而出，成为与我的同学李万顿一样的一名不脱产的公社党委委员、革委会委员。张小妥中等身材，一头漆黑的齐耳短发，瓜子脸，细眉毛，眼睛不大、清亮有神。给人印象比较深的是她那张嘴巴，比一般人要大一些。她平时爱笑，笑起来，嘴巴显得更大了。所以，她一边笑，一边下意识地用手把嘴巴给捂起来。按照相面的行话说，“嘴大吃四方”，意思是说，嘴巴大的人有福气，一辈子都不缺吃和穿。因为张小妥踏实肯干，对工作认真负责，有能力有魄力，她在公社干了还不到两年，就转了正，到县里去工作了。20 世纪 70 年代，全国各级政权，从省一级到工厂、学校、人民公社的政权机构都叫作革命委员会。那时在公社这一级政权中，对内称公社党委，由书记一人、副书记两人和若干党委委员组成。其中，两位副书记中，一名主管“革命”，一名主管“生产”。对外，又称革命委员会，一般由党委书记兼任革委会主任，两名副书记兼任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委员兼任革委会委员。1978 年宪法进行修改，第五次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于 1979 年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各级人民政府。至此，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终告消失。我在公社工作的 6 年期间，第一位接触的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名叫赵恒印。赵恒印那时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留分头，许是长期在基层工作，面色微黑，透着红润，浓眉之下，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他平时说话不多，很少笑，那副严肃的样子，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赵恒印书记为人公道、正派、清廉，加上人长得比较黑，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宋朝名相包拯。赵恒印书记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是一位非常难得、非常干练的基层干部，他的级别在公社书记当中也是最高的，为 16 级干部，拿着全公社最高的工资。我记得特别清楚，他每月的工资是 90 元零 1 角钱。当时特别羡慕，心想：“咱这辈子，啥时候才能够享受到这一待遇呢？” 赵恒印书记的大儿子赵水净和我是中学同学，比我低一个年级。因此，当着众人的面，我叫赵恒印书记，没有人的时候，我喊他叔叔。后来，赵恒印书记调到了县里，当了县革委会副主任，分管生产工作，退休之前，担任了县人大副主任。1978 年 12 月，我初到公社的时候，广播站刚开始筹建。当时，县广播站给各公社配置了一台 500 瓦电子管扩大机，一个话筒，我们自置了一台手摇留声机，这在当时已经是“重装备”了。县广播站的讯号，借用县内电话线路传输到公社电话分机，再由分机拉一根线通到广播站。新建的公社广播站开始设在北边一排房最东头一间屋子里，既当广播室，又是我的卧室。因为那时站内设备简陋，只有扩音机、话筒、配电板（只装有几把闸刀）。后来，随着增加了大型设备，便搬到了南边一排紧挨着大门西侧的屋子，那间屋子原来是办公室，两间房子一个门，中间是打通的。为了保密，也为了隔音，两间屋子之间又增加了一个门。广播设备安装在东里间屋，外间屋是值班室兼卧室。有了设备，下一步就是搞广播线路“村村通”工程了。1970 年，刚过了春节，公社党委马上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全公社用三个月的时间实现有线广播“村村通”。为此，公社全体干部齐出动，包村包户，限期完成任务。我和张小妥也深入到村里，进行技术指导，先教给他们在大队办公室装一个双向闸刀，广播时间，把闸刀推上去通广播；广播结束，拉下闸刀通电话。然后，从大队办公室通出一根线，将这条线用 14 号铁丝设法通到各家各户。“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架设“入户线”的时候，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有的用的是埋好的木头杆子，有的是将角铁、瓷瓶钉入砖墙。总之，每个村架设的广播网就像是蜘蛛网。加上 20 世纪 70 年代农村的房屋大都是踔斗房，在那样的环境条件下，架设的线路别说是用铁丝，就是用绝缘的皮包线也难以保证质量。信号时断时续，有时无法正常收听。然而就是这样，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之高，可谓史无前例，家家户户抢着安装。因为当时农村的业余文化生活太贫乏，老百姓除了过春节时，条件好的村子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可以给社员们演演文艺节目，或者排练演出“样板戏” 外，其余什么都没有。整天除了吃饭、干活、睡觉外，还能有什么呢？当时老百姓把这种生活形容为“三饱一个倒”。因此，有了小喇叭，就别提多高兴啦。那时安装的入户小喇叭，有舌簧喇叭、陶瓷片的纸盆喇叭。小喇叭一般安装在室内的房梁或山墙上，小喇叭有两根线，一根线从外边接进来，进入小喇叭，再从小喇叭上连一根线到地下。接地线是为了使它成为有线广播的回路，如果没有回路，有线广播就不能工作。小喇叭安好了，那个像一张饼大小的玩意儿，就开始有说有唱了。有的农户，把小喇叭当成自家的宝贝，专门给它制作了一个正方形的木制的匣子，正面设计的是当时流行的圆形包围着五角星的图案。圆形内，除五角星外，其余部分是镂空的，用来向外传递声音，内衬一块红布。乡下人对小小的广播喇叭，充满了神秘的感觉。有一次，我有事回家，在大街上遇见我一个姑姥姥，她一见到我，连忙凑过来，神秘兮兮地问道：“你这么大的一个人，是怎样跑到小小的广播喇叭里面去的呢？”逗得她身边的人一个劲儿地笑，真是一个“老小孩”。说句实在话，我很小的时候，面对着“戏匣子”（收音机）那小小的神奇之物，也曾不止一次地想过：“这人是如何钻到匣子里面去的呢？” 在公社广播站的那些日子里，每当我走在大街上，总有人认出我就是天天在喇叭里讲话的人。于是，憨厚淳朴的乡亲们热情地招呼我，成群的小孩好奇地瞧着我，一些胆子大些的小孩还学着我的腔调：“西两洼公社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啦。”所到之处，亲切融洽。有线广播“村村通”工程实施后，我们的广播每天分早、午、晚三次播放，播音时间在 6 小时以上。有线广播成为社员们日常生活的作息令，一天也离不开的好伙伴。每天清晨 6 点钟，《东方红》乐曲准时响起，社员们听到歌曲就会起床，不用看闹钟。生产队长随即在广播里安排社员一天的劳动任务，人们用不着自己费神思考。因为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年代里，都是由生产队统一安排劳动并记工分的。生产队长在广播里安排劳动任务时，一般重复讲两遍，社员们认真地听，生怕漏掉了。早上6点30分是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7点钟结束，歌曲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时候，社员们就伴随着这首曲调明快、歌词形象生动的歌曲，迎着朝阳出工劳作了。中午 11 点 30 分广播开始，到 12 点30 分结束。傍晚是 18 点 30 分开播，19 点播送的节目是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20 点是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大集体的年代，经常要挑灯夜战，听完广播的结束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以后，有的仍未收工。在公社有线广播“村村通”工作中，冶金部建筑研究院“五七干校”的同志，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他们专门抽调了几位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到北京，集中采购原材料，为我们组装了立式大功率扩大机、录音机，为 11 个村子组装了交直流两用扩音机（当时，有的村还没有用上电）、高音喇叭等。这些器材和设备，比市场价便宜了很多，使我们的广播工作有了质的飞跃，由一级转播变为两级转播，广播质量得到了有效保障。记得当时县里在我们公社召开了现场会，号召全县各公社学习我们办有线广播的经验。同时，在冶金部建筑研究院“五七干校”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广播由最初的直播变成了录播，由带动几百个小喇叭，到带动几万个小喇叭和几十个高音喇叭，充分发挥了有线广播的作用。使有线广播成为党在农村中向农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有力武器。广大农民已对有线广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各村小喇叭安装后，特别是有了高音喇叭后，有很多社员围拢来听广播，在一只大喇叭下，常常围着几十个男女老少，随着广播节目的变化，时而鸦雀无声，时而哄堂大笑，听得津津有味。公社广播站建立以后，公社党委经常利用有线广播进行广播宣传，如收听电话会议、召开广播大会、播发政令和通知、介绍生产技术、表彰先进人物、预告气象信息等。在物质匮乏、文化生活单调和信息闭塞的年代里，有线广播成为农村了解外界和传达贯彻上级指示精神的一个重要工具和窗口，它无论是在传播信息、部署工作，还是在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当时农村的一道独特的靓丽风景。公社广播员的工作，看起来很风光，很神气，说起来很轻松：“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日晒不着。”实际上，当广播员特别辛苦，特别累。这辛苦是身体方面的，每天播音在 6 个小时以上，而且早中晚都是在人们吃饭的时间播出，可以说从来没有吃过“正时饭”；这累是精神心理方面的，广播属于上层建筑，是党的喉舌，特别是当时尚处于“文革”时期，“扣帽子”、“打棍子”的歪风邪气盛行，容不得半点差池。特别是刚开始时的直播阶段，倘若念错稿子，说严重点儿，不仅饭碗给砸了，弄不好还会犯政治错误，一辈子抬不起头来。所以，每次播音时，精神都高度紧张，全神贯注，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麻痹大意，长此以往，人都变得有点儿神经质了。特别是清晨的广播，要密切关注类似“美国之音”等“敌台”的干扰，一旦发现，马上采取措施处理。在公社和县广播员这个极平凡的岗位上，曾涌现出不少社会名人，例如著名主持人、电影演员倪萍，著名新闻播音员邢质斌等。据央视著名播音主持人赵忠祥回忆：“1973 年，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叫北京电视台，只有我和沈力、吕大渝三名播音员。随着新闻信息量增大，相当缺新闻播音员。有一天录音科科长宋培福到北京郊区大兴县的岳父家，突然在门口听到了大兴县县广播站传出一个特别的女声，音质的力度、抑扬顿挫的感觉，让他大感意外。宋培福立即通过大兴县广播站，找到了那个播音员，她就是邢质斌……不久，宋培福就为台里推荐了邢质斌……从 1974 年开始，我就和她一起主持央视新闻节目。邢质斌的播音才华很高，她的音质质感属一流，是在《新闻联播》工作时间最长的播音员……”但是，在那个年代里，有线广播也和其他宣传工具一样，也宣传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鼓足干劲大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等“左”的思想，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作者系河北省立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河北经贸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社会导师。）敬告作者:凡向本公众号投稿被采用者，经平台发布后，至次日17时前点击量没有达到50人以上者，一般不再采用该作者来稿。本平台为免费编辑制作和无偿用稿，旨在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如投稿者对自己的作品没有信心且不想主动传播，抱着可有可无、敷衍塞责的心态，就不要参与创作和投稿，以免浪费你我时间。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本公众号，积极写好稿荐好稿。谢谢！
“你若不认得我，我就说：你的茶凉了，我再去给你续上。你便知那人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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