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一朵牵牛花，一根藤儿连着它，没有叶儿没香味，能唱歌来会说话”，这是小学课本上一道猜谜题，谜底就是：广播喇叭。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家的小喇叭，是到一湖之隔的浙江陶庄乡用铜调换来的。当年被人们称为“话匣子”的小喇叭，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瑰丽童话。小喇叭，它陪伴着我长大，陪伴着我度过了那个年代无数个寂寞的乡村之夜，这一陪伴，长达近40个春夏秋冬。
作者家的小喇叭
六七十年代，广播喇叭曾经是党中央最权威的发声器。它遍布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七十年代普及到每家每户。小喇叭，融入了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那时每个大队都在田间的高压电线杆上安装高音喇叭，二三里地范围内都能听到。第一批村民家中安装的是纸盆喇叭（也叫舌簧喇叭），这喇叭的组成，我至今印象深刻，因为八十年代我在北厍广播站时，曾为用户们维修过。舌簧喇叭主要部件有永磁场组件、高阻音圈、联动组件等。小喇叭真的十分简陋，形状像一只碗，小小的接收器围着一圈油纸片外沿，形成一个圆形装置。为了美观起见，这纸盆喇叭换回来以后，村民们都会叫邻居木匠帮助做一只正方形的木壳，这是六七十年代农村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早期农村有线广播
六十年代的农村，大多数农民没什么文化，识不了几个字，当时正处国家倡导扫盲时期。所以，小喇叭的广播功能和作用，是无可替代的。重要的国内外新闻、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吴江本地的新闻，都通过广播喇叭传出。六十年代农村很穷，农民家里有个小闹钟，已经算是十分时尚的了，因此广播就成了最好的计时器。每天清晨五点五十分，广播声成了起身号，广播一响，绝大多数的人随着“东方红，太阳升”的乐曲而起床，拎水淘米洗锅盖，扫地烧粥叫小孩。到了六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开始广播时，孩子们陆续背起书包自己去上学，大人们基本都下田干农活去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农村扫盲运动
那时农村的有线广播，采用单线传输，村民家里安装广播喇叭，只要用一根铁丝接入家中，挂上舌簧喇叭后再另外增接一根地线，喇叭就会发出声音。儿童时代，特别是盛夏季节，因天气十分干燥，有时广播声音会变得很轻，没有了广播一日三次的陪伴，失落感很明显。母亲去找邻居打听有没有人会维修，后来邻居告诉她，广播声音变小了，可以在入地的铁丝上浇点水，泥土湿润了，广播的声音会马上变响，所以我小时候时常要为广播地线浇水，以为水浇得越多，广播就会越响亮。
农村有线广播技术手册
吴江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是吴江县人民广播站，乡（镇）广播站统称某某公社放大站。当时的广播节目，内容比较固定和单一，早上六点三十分和晚上八点，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和《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其次是省台的新闻节目，其余部分都是本地的新闻、农业科技、乡村新风、听众来信、娱乐节目、天气预报等。小喇叭一天分早、中、晚三次播出。
村民们在田间劳作时，同样能听到县广播站和公社放大站播送的节目，在通讯相对落后的那个时代，一只纸盆喇叭，便是农民精神生活的全部寄托。小喇叭，首先是政治工作的重要宣传工具，上级开了大会，公社、大队的干部就在广播里传达会议精神，公社有比较重大的事情，就要召开全公社的广播大会，通知一发出，村民们都会准时守候在广播喇叭旁边，自觉地收听。小喇叭，又是农业生产的好帮手，公社对农业生产上的播种、移栽和病虫害防治等比较重要的通知，都是通过广播喇叭传达到千家万户的。例如水稻稻飞虱的防治，需要用到的药、水与药的比例、喷施农药的注意事项等等，个把小时就能传达完毕，农业生产上的技术指导，这对农民来说，绝对有至高的权威性和应召力，实施的速度真的可以说是闻风而动的。
六七十年代的老喇叭广播
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广播，播出内容比较单一，文艺节目时段播放的内容重点是八大革命样板戏，这些已经铭刻在我的脑海中，永远不会忘记了。这八大样板戏分别是：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和一些那个年代的政治歌曲。那些革命样板戏中的主要扮演者我至今没有忘记：《红灯记》中的李玉和由钱浩梁扮演，李铁梅由刘长瑜扮演；《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志荣由童祥苓扮演；《沙家浜》中的郭建光由谭元寿扮演，阿庆嫂的扮演者是洪雪飞；《海港》里的方海珍由李丽芳扮演；《奇袭白虎团》中的严伟才由宋玉庆扮演；《红色娘子军》中的党代表洪常青由刘庆棠扮演。
京剧《红灯记》选段
京剧《沙家浜》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我在北厍上高中的两年时间里，周末回家可以连住三个晚上，那时候又没钱订阅报纸，小喇叭成了课本以外自学的重要工具和老师，所以我听广播比看书还要认真。每天晚上7点30分，我会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农村广播》，从这一档节目里，我大体知道了通讯报道的书写方式，并在作文中进行模仿写作，感觉写出来的作文更加新颖。我是1966年小学毕业的，正好赶上文革开始，停学了一年多时间。1968年，大埂小学的朱宝华校长，多次找到我母亲，希望我重新回校读书。这年的下半年，我进了家门口的钢铁中学，在学工、学农、批判资产阶级中读完两年初中，后回到生产队又劳动了一年半。
一群人围在广播前听广播
六十年代的北厍，没有正式的高中班，1969年9月，当时在东村草屋内，有一个被称为“农高中”的高中班。1970年9月，并入北厍中学。1971年建成完全中学。1972年暑假过后，北厍中学正式接收贫下中农推荐的高中新生，我是其中之一。但不管我怎样努力，我的数理化成绩依旧倒数，在知道脱节的数理化已经无可挽回的情况下，为了给自己争口气，我拼命自学语文。我的语文成绩，在班里是名列前茅的，这里也有小喇叭的一份功劳。
1974年，我高中毕业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1976年，大队需要建立广播室，支部书记叫我母亲托人从上无二厂买回来一台250W的大功率广播用扩大器。在与小喇叭相伴了近二十年后，我竟然可以把自己的声音通过广播喇叭送到全大队农户家里。我在北厍公社钢铁大队工作的六年时间里，当了六年的土记者，并在每年的两个农忙季节，创办《战犹酣》农忙战报，把全大队的好人好事和生产进度都刊登在农忙战报上，并开始向公社广播站投稿，录用率竟然出乎意料地高，有投必用。
1976年，作者在钢铁大队广播室
1982年，我到吴江航运公司三站担任出纳工作，1985年，单位宣告破产，1988年我从航运三站调到了北厍公社广播站。又是经过一个六年，再次与广播结缘，并且成了名正言顺的广播值机员。在北厍广播站期间，虽然站里有专职通讯报道员，但我出于自己的爱好，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向吴江人民广播电台投稿。记得当时吴江电台的编辑是汪于定老师，她曾经对我的业余习作给予充分肯定，并谦虚地说要向我学习。看到自己写的稿件，通过小喇叭传送到全县各个乡村的农户家中，我内心无比高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只要有空，我就去寻找新闻线索，农村中的新人新事、四季农事、农民期盼，都成了我写稿的素材。
1996年，作者在北厍广播站
在八十年代末期，有点写作基础的我，开始用“微言”“纤夫”和真实姓名向报社投稿，《吴江日报》《昆山日报》《太仓日报》《张家港日报》还有苏州的《苏州日报》《姑苏晚报》《城市商报》以及南京的《经济早报》都曾刊登过我的习作。最为引起读者关注的是1998年6月16日刊登在《苏州日报》第六版【校园内外】专栏的《再也见不到的潘老师》一文，曾有读者看到报纸后，专门从吴江打电话找我，表示愿意支助潘老师的女儿上完大学。为此我特地打电话向潘老师所在村了解具体情况，最后村里告诉我：潘老师的弟弟把侄女收养了。由于当时的过失，我也没问清楚这位读者的详细情况，只是把得到的信息向他作了回复，并表示感谢。2002年8月13日发表在《苏州日报》C2版关于“补课热真的冷不下来”的讨论，我以“微言”的笔名写了一篇《有需求就有市场》的小文，其中开门见山是这样写的：“站在家长的立场上说实话，暑期补课，不可能冷下来，而且将日趋升温。”事实证明我的论点是十分准确的。从小喇叭中学习写作，从公社土记者开始向媒体投稿，《苏州日报》和《吴江日报》的大型征文活动中亦有获奖。可以说：“是小喇叭，将我引领上了业余写作之道。”
作者在报社发表的文章
作者的部分稿费收款单
岁月流逝，斗转星移，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八十年代末期，电视、电脑陆续在农村普及，人们对信息的来源，不再局限于当年的广播喇叭了，曾经在乡村风靡一时的农村有线广播，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我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脑海中永远忘不了家中的那只小喇叭，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高速时代，但小喇叭的声音仍然缭绕在我的耳边，我从来没有忘记当年从爱听小喇叭，再从小喇叭中爱听自己报道的往事。我同小喇叭的不解之缘以及小喇叭的影响力，已经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了。
现代乡村广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