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通的视野 精深的耕耘
——许结教授辞赋研究述评
徐宗文 王思豪
摘 要：在新时期的海内外辞赋研究界，许结教授的赋学研究因其宏通的视野、精深的耕耘而别具特色、硕果累累、独领风骚。其与郭维森先生合撰的《中国辞赋发展史》是学术界第一部以“辞赋”的历史发展为研究对象、直接以“辞赋发展史”命名的文体史著作，具有史家宏通而深邃的眼光与识见。文体史的研究要关涉到理论的提升，其《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中国辞赋理论通史》以“会通”的视角和观念，全面总结古今辞赋理论，建构起辞赋理论的体系框架，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广度与深度。赋体最能体现政治文化气象，许教授的研究路向由赋史、赋论开始走向赋学与文化学的探讨，《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赋学：制度与批评》二书精耕细作赋学文化专题，尤其是辞赋与制度的关系，为赋学研究开辟新境界。许教授非常重视赋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其最为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历代赋汇》校点本的出版发行，为赋学研究界提供了一本校勘精良且使用方便的重要赋学文献，大有裨益学界之功。
关键词：许结 辞赋 宏通 精深
新时期海内外辞赋研究名家辈出，著作腾涌。比较而言，南京大学许结教授的研究在许多领域可谓先著一鞭、更上层楼，其宏通的视野，精深的耕耘，不仅使得自己的辞赋研究别具特色，硕果累累，也使得当代辞赋研究映射出耀眼的光芒。具体而论，约有如下几点：
一、史家的宏通卓识——以《中国辞赋发展史》为例
文学研究向以“著史”为最难，文学史上的文类繁多，体式多变，撰写一部通代的某类文体史尤难。近现代以来，学界撰写诸如“诗歌史”、“散文史”、“戏曲史”、“小说史”等分体文学著作的学者不在少数，但真正获得学界认可的却为数不多。辞赋史的撰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有大陆学者陈去病《辞赋学纲要》[1]、马积高《赋史》[2]和台湾学者李曰刚《辞赋流变史》[3]、日本学者铃木虎雄《赋史大要》[4]等。1991年，赋学前辈郭维森先生主持国家教委项目《中国辞赋发展史》，邀请许结教授参加撰写，二位学者披检参摹，几阅寒暑，终于合力完成了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反响的、近七十万言的赋史伟著。这是学术界第一部以“辞赋”的历史发展为研究对象、直接以“辞赋发展史”命名的文体史著作，它针对当时某些文体史撰写的一个缺陷——“即单纯依附传统文学史朝代划分，过多交待政治文化背景，使之成为文学史之文体抽样扩充”——这一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撰写目标：“意欲着眼于'辞赋’之流变，绾合'时代演进’和'文体特征’，对自战国迄晚清历时二千余年的中国辞赋艺术发展史作全面的铺展与系统的探讨。”[5]
史家宏通而深邃的眼光与识见，使赋史研究呈现一系列远见卓识，深刻影响甚至改变了辞赋研究界的诸多“传统习见”。《中国辞赋发展史》将辞赋发展分为“肇始化成期”（先秦至汉初辞赋）、“光大鼎盛期”（西汉中至东汉末辞赋）、“拓境凝情期”（魏晋南北朝辞赋）、“蓄流演渡期”（唐代辞赋）、“仿汉新变期”（宋、金辞赋）、“仿唐蜕化期”（元明辞赋）、“形胜旨微期”（清代辞赋）七个时期，梳理、阐释辞赋形成、衍变的脉络，重视文本分析，着眼于辞赋本身的叙述性、描绘性特征以及与其他文体的交叉影响来关照赋体的兴衰递变。其中将唐代辞赋定义为“蓄流演渡期”，即蓄汉魏晋赋的流，演渡到宋元明的赋，是对王芑孙评唐赋“总八代之成，开宋元明之路”的精准概括。清代赋创作繁荣，所有的题材、所有的体类都囊括而尽，但实质上主旨已经衰退，没有什么创见了，许教授将这一时期的赋概括为“形胜旨微”，非常恰当，这些都是需要赋学史家的远见与卓识的。尤为突出的是，《中国辞赋发展史》力破“骚亡于魏”、“赋亡于唐”以及“唐以后无赋”等传统习见，打破朝代的划分，以艺术流变的方式来贯穿赋史，对唐以后的赋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唐以后辞赋创作本事、艺术特色详加发微钩沉，广受学界称誉。
中国辞赋文学二千多年历史，在演变过程中，“以诗为赋”和“以文为赋”创作现象的交替出现，这构成辞赋艺术发展史的一条重要线索。许教授在《中国辞赋发展史》中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线索，全书的一个重点就在全程考察、明辨赋体“兴于诗而亡于诗”的盛衰嬗递。辞赋文学自战国初成，历经两汉、晋唐、两宋、元明迄清的几个阶段，恰恰形成由先秦到晋唐诗的散化到赋的诗化、汉大赋经晋唐以诗为赋到宋代以文为赋、晋唐经宋代以文为赋再到元明赋家仿骚复古的三大演进圈。而辞赋艺术自身的演进发展,又不仅契合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潮,而且与辞赋所表现之文化气象，以及历史上“献赋”“考赋”制度关系甚密，并由此显示出辞赋在各个时代既相承又异趣的艺术风貌。这就是许教授有名的“辞赋发展三大演进圈”理论，后来，许结教授依照这种思路，将《中国辞赋发展史》浓缩重写了一本小书《体物浏亮——赋的形成拓展与研究》[6]，将赋分成三大段：上古时期的赋、中古时期的赋、近古时期的赋，上古断自东汉，中古断自宋，宋以后为近古，很好地把握住了赋本身超越时代的连贯性，以及自身艺术的流变特征，也非常值得一读。
二、理论家的批评建树——以《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中国辞赋理论通史》为例
理论家的独特发现与重大建树，构建辞赋理论研究的新体系、新框架，史与论互为观照，双翼起飞。文体史的研究必然要关涉到理论的提升，经过赋史研究的长期积累，赋论的研究开始纳入许教授的研究视域。1996年许教授的《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获国家教委项目资助，开始展开了对赋论的系统研究。同年受台湾政治大学简宗梧先生的邀请，赴台北参加第三届国际赋学会，提交论文《古律之辩与赋体之争》，综会历代赋论资料，对赋史之创作现象与理论批评进行宏观考察和精细解读。1998年第四届国际赋学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会议主题即是“辞赋历史与批评之展开”、“二十世纪赋学研究回顾与展望”。精研历代赋论资料，许教授认为赋体经历了从“明体”到“辨体”与“尊体”的过程，据此思路，他将赋学理论史划分为两大时段，即以“唐代”为中界，前以汉大赋为重镇，后以唐律赋为重镇，一以“祖骚宗汉”为归依，一以“古律之辨”为旨趣。这个论断对赋学理论批评的研究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治学要在考镜源流，“取法乎上”，汉赋历来被认为是赋学正宗，许教授的赋学研究亦起于此，尤为突出的理论建树是“汉赋学”理论体系的提出。1988年许教授拜读了龚克昌先生的《汉赋研究》一书，写了《<汉赋研究>得失探——兼谈汉赋研究中几个理论问题》[7]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许教授异于人云亦云，对汉赋的立名、研究范围、批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三层次”、“六步骤”的“汉赋学”理论，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许教授的汉赋研究，就个案作家作品而言，对两汉转捩的关键人物——扬雄的赋学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如《论扬雄融合儒道对其文论的影响》（《学术月刊》1986年第4期）、《论扬雄与东汉文学思潮》（《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马扬文学思想同异论》（《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等。就宏观研究而言，从美学、文化学的角度探讨汉赋的审美价值与文化机制的多元性问题，如《论汉赋以文为赋的美学价值》（《江淮论坛》1991年第6期）、《论汉赋文化机制的多元性》（《西南师范大学》1992年第1期）等。
赋作为一种文体，当以汉赋为正宗，但自唐迄宋，以辞赋取士，创为律赋，律赋创作兴盛。律赋究竟如何？许教授撰《律赋论》一文，从“律赋立名、成因与文献述要”、“律赋创作史与科举试赋”、“律赋写作技巧与审美特征”、“律赋艺术的理论批评”四个角度对律赋作了系统探讨[8]。清陆葇《历朝赋格·凡例》：“古赋之名始于唐，所以别乎律也，犹之今人以八股制艺为时文，以传记词赋为古文也。” [9]赋至唐始有古体、律体之分，赋学批评领域也相应开启了“古、律之辨”与赋体之争，许教授在《古律之辨与赋体之争——论后期赋学嬗变之理论轨迹》一文中认为古、律之辨“将中国赋学划分为前后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汉至六朝，赋学围绕着楚辞、汉赋展开，讨论的主题有“赋源”、“赋史”、“赋用”、“赋艺”等；唐以后为第二阶段，赋学批评开始围绕“古、律之辨”展开赋体之争。具体来说，第二阶段又分为“唐代科举与赋学论争”、“宋代科试诗赋与经义论辩”、“元明赋学复古之异同”、“清代赋学古律之辨与会通”四个阶段来细致阐述律赋的发展史，在古律之辨理论批评视域下，明确唐以后律赋的创作与演变轨迹[10]。就律赋研究个案来看，许教授对清代重要的律赋选本、汤稼堂指导编纂并审定的《律赋衡裁》作了一番考证，在《汤稼堂<律赋衡裁>与清代律赋学考述》一文中认为《律赋衡裁》与汤稼堂对赋学研究的贡献有：“一是律赋史观的确立；二是律赋'尊唐’艺术观的初成；三是以句法为中心的律赋批评体系的建构；四是书中余论部分为目前所见清代最早的赋话形式。而观其对清代律赋学的影响，又突出表现在两方面，即首开独立的律赋批评以及其“尊唐”艺术观启导清代律赋批评之重要路向。[11]许教授的律赋研究成果也相当丰硕，与“汉赋学”的构建相一致，许教授是否也已经开始了“律赋学”体系的酝酿？近来，许结教授新著《中国辞赋理论史》[12]出版，此书一如他与郭维森先生合作的《中国辞赋发展史》，以“会通”的视角和观念，全面总结古今辞赋理论，第一次建构起辞赋理论的体系框架。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中国辞赋理论综述”，首先从源头上辨析“赋体”这一文体概念，并对古代的辞赋理论文献进行叙录与考察，再对如史传、子书、文集中的赋体以及赋序、赋跋、赋格、赋话等辞赋理论的批评形态逐一论述，最后综述了辞赋理论的生态与构建；中篇为“中国辞赋理论流变”，主要采用文学通史的体例，对前赋时代、汉赋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隋唐、宋金元、明清直到20世纪前、后两期等诸时代的辞赋理论与批评体系作了详尽地论述与构建；下篇为“中国辞赋理论范畴”，从辞赋的本原、经义、体类、章句、技法、风格等门类，分别阐述并讨论了中国古代辞赋的理论范畴与艺术表现。此书对于深化辞赋及其理论研究，丰富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学术探险家的“丰乐园”——以明清辞赋研究的丰硕成果为例
1991年，郭维森先生主持国家教委项目《中国辞赋发展史》，邀请许教授参加撰写唐以后的赋史。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辞赋研究刚刚起步不久，唐以后的辞赋更是少有问津，而赋学材料又纷繁庞杂，如何进行这项研究、写好这段赋史？在当时来讲，是个不小的难题。许教授不畏艰难，坐冷板凳、啃硬骨头，翻阅《四库全书》、《赋海大观》以及大量的明清人赋集，也正是因为这项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许教授于是详加考订研索，撰写出一系列高质量的明清赋学研究论文，在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关注。
在中国“辞赋发展三大演进圈”中，元明辞赋属于第三演进圈，赋体演进过程中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辨体”意识的增强，如何看待这一赋学思潮以及在这一思潮下的辞赋创作，是一个重要论题。许教授在《元明辨体思潮与赋学批评》一文中认为：“元明时代出现的以赋学为引领的大量文学辨体论著，其内涵的赋学批评文献，以其丰富性与自觉性，昭示了这一时期赋学批评继汉晋以后开辟新纪的理论建树。”首先明确这一思潮的性质，接着指出：“这种文学辨体思潮与赋学复古的契合，呈示出一种特有的应用困境与理论新域，而以群体言说、创作拟效、辨体证伪与本色批评构建的'祖骚宗汉’的赋论思想，正与当时'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胜’的文学史观相融织，代表了由'破体’走向'尊体’的赋学批评新传统。” [13]明清赋学上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复古”，延续元赋“祖骚宗汉”，而肇端于六朝、完成于唐宋的律赋也成为这一时期赋家“趋新”的对象。正因为如此，许教授在《仿古与趋新——明清辞赋艺术流变论》一文中，对明清辞赋的审美体验、风格选择以及诗、文交互演化下的辞赋发展轨迹作了详尽探讨，指出“明清辞赋或主骚散，或重騈律，既交叉演进，又互相排斥，成为两代辞赋审美之鲜明标记。” [14]
明前七子巨擘李梦阳在《潜虬山人记》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赋学论题“唐无赋”，这一说法，是否等同于“宋无诗”说？许教授在《明代“唐无赋”说辨析──兼论明赋创作与复古思潮》一文中对“唐无赋”说详加辨析，指出：“'唐无赋’说是一个赋论专题，也是明代复古理论中的一根支柱，如果绾合文学批评与赋史演进两种视角进行考察，自能厘清其与'宋无诗’说所具有的相同的理论思维方式和相异的历史审美内涵。” [15]明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选学兴盛，辞赋选本亦如是，选赋的选本有“广、续《文选》”系列、“赋集”系列与“文总集”系列三大类，这些选本包涵了哪些赋学思想呢？许教授在《明代的选学与赋论》一文中指出：“明人选赋,其中一个主要特征是由尊'《选》’与辨'选’到辨'体’而宗'汉’，多数赋选均以汉赋为鹄的，构建赋学历史观，并树立起辞赋创作之经典。而明人复兴'选学’以及选赋之风的炽盛，是伴随明中叶弘治、嘉靖以后文学复古思潮而来，其对汉赋特别是司马相如赋的推崇、评点汉赋功用与气象所包含的当世精神、以及对赋体脱离科举文战而表现的艺术鉴赏，均体现了当代文人化复古于赋论思想的提升。” [16]
赋文学至唐宋体变虽穷，但经元明仿古，清代又呈盛貌，亦可谓“集周、秦、汉、魏、唐、宋、元、明之大成” [17]。许教授在《清赋概论》一文中指出：“尽管清赋由繁盛而衰亡，反映了中国古典文学共有的末代命运，但其绚烂的创作现象，实为赋学研究之重要范畴。”接着从“清赋复兴与政治文化”、“作家队伍与辞赋创作”、“艺术风貌与时代特征”三个方面对清赋作了详细论述，认为“清赋标志的是古典文学汇流期的集成特征”，“只是中国赋史的晚晴暮彩” [18]。与辞赋创作相一致的是，清代的赋学批评也空前繁盛，许教授在《论清代的赋学批评》一文中指出“从现存赋学文献来看，清代最为完备系统”，且形成了“具有赋学总结意义的三大批评原则”，即“历史批评”、“本体批评”、“鉴赏批评”，由此三原则“再回溯其自成系统的古、律两派之争锋与交融，清代赋学的宏整与自觉已是显明的结论”，清代赋学批评“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19]。
就清代赋学批评家的具体个案而论，鲍桂星是清代中叶的文学家，桐城古文派的重要作家之一，编纂有《赋则》，许教授在《鲍桂星<赋则>考论》一文中认为：鲍氏之这一举动“实因正翰苑赋体而为，对赋的本源、体用、修辞、格律、章法，都有着独特的思考。在选赋与论述中，他一方面注重辞赋格律为科考律赋提供津筏，另一方面自觉地运用桐城古文法指导辞赋创作，赞美气韵沉雄的风格，这也正是对长期以来应试律赋纤弱之病的拯救与反思。而《赋则》的选赋与评点所表现的兼融古、律的风格，正与嘉、道间文学会通思潮相契，彰显出时代特征” [20]。就清代赋学批评的一个具体内容而论，许教授在《清代赋论“禁体”说》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古代赋学理论批评史上，至清人赋论始大量出现'禁体’之说，内涵赋体创作的禁忌与戒律，观其思维方法，乃以反彰正，即以'禁体’为'尊体’，对赋作提出规范化要求。而考察清人赋论禁体说的由来，又源自唐宋以来的科举考赋制度，以及其'时赋’(考场律赋)的流行，只是清人受古文词禁的影响，对赋体的要求不仅'以古为时’(以古赋指导时赋)，而且'因时为古’(以时赋批评衡量古赋)，并树立起以翰苑馆阁赋为代表的原古、尊唐而尚时的赋学典范。” [21]就清代赋家个案而论，许教授在《赋体文学与都市文明——以程先甲<金陵赋>为例》对晚清江宁文士程先甲的《金陵赋》创作本事、思想内容以及对都城赋创作的贡献作了详细论述[22]。就清代某一方面的赋作内容而论，许教授在《清代的地理学与疆舆赋》一文中，从疆舆赋产生的学术背景考察出发，指出“盛清之世丰富的文化内蕴和鲜明的时代精神”是清代疆舆赋及地理学发达的主要原因，认为“赋家试图兼综科学与文学的创作，以及这种创造在盛清之世的凸现”具有不可轻估的历史文化价值。[23]
以上一系列研究成果，鲜明地标示着许教授倾力填补唐宋以后辞赋研究空白之诸多努力，真可谓勇于探索结硕果，无限风光在险峰。
四、 文化学者的别树一帜——以《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赋学：制度与批评》为例
卞孝萱先生为许教授《中国文化制度述略》一书作《序》谓：“古人说'赋兼才学’，作赋固须才学，而研究赋更需要广博的学识。因为每一篇大赋就是一个系统的文化工程，在这层意义上，作者的辞赋研究与文化研究正是相得益彰的。”[24]在古典文学创作领域中，赋体最能体现政治文化气象，且含有丰富的文化与制度的内涵，缘此，许教授的研究路向由赋史、赋论开始走向了对赋学的探讨，尤为突出的是赋学与文化学的研究。许教授从文化学的视角全面阐释赋的产生、发展与衍变，并探讨赋体文学与政治、学术、宗教、制度、外交、科技、礼俗、艺术等方面的关联。具体来说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汉赋与文化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也让许教授的治赋历程回到汉赋，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汉赋与礼学》（《廿一世纪汉魏六朝文学新视角：康达维教授花甲纪念论文集》文津出版社2003年版）和《汉代祀典与帝国宗教》（《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等，分别从礼官制度与宗教仪典阐释汉赋的兴起与价值；二是有关赋与诗的交叉研究，这方面有创新意义的文章是《从京都赋到田园诗——对诗赋文学创作传统的思考》（《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从“诗赋文学传统的形成”、“京都赋与城市文学传统”、“田园诗与乡村文学传统”、“诗赋两大文学传统的审美差异”四个方面论述，阐明诗赋文学的起源与精神风貌，挖掘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与文化价值；三是有关赋体文学与诸学科关系的研究，如《文学与科技的融织——论科技赋的创作背景与文化内涵》（《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八辑）；四是有关律赋与科举的研究，如《论清代科制与律赋批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1辑）。许教授的这些成果，不仅延展了赋域的研究内涵，而且在交叉思考中拓宽了中国文化的研究维度。循此思路探讨，许教授撰成《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一书[25]，作为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出版。
2013年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刊出版第二辑，许教授的《赋学：制度与批评》[26]又得以面世。这本著作在《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一书由赋理论到赋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将赋文化的研究回收到“辞赋”与“文制”的关系，以“制度”的视域探讨辞赋文学的发生与演变过程。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学术界早已有所关注，而以宫廷文学为主体的辞赋文学创作与制度的关系，则更为密切，从制度的视域下讨论赋体衍变尤为必要，许教授在《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一文中指出：“就渊源而论，'赋’的源起就与先秦时期的'赋诗’制度相关，而由'赋诗’之'赋’到'赋体’之'赋’，又孕生于宫廷文学制度的形成。就嬗变而论，从汉代的礼乐制度与献赋、唐宋科举制度与考赋、清代的翰林清选与考、献赋，迨至现当代辞赋创作及研究的冷落与复兴，无不维系于制度的变迁。就赋体而论，从汉代文学侍从待诏献赋的散体巨制，到唐宋举子考赋的律体小篇，再到清代馆阁体赋及当代的语体赋，充分体现了古今制度变迁下的赋学命运。”汉人倡导“赋之诗源说”，在“诗本位”的批评视域下创作辞赋，这是对诗乐教化传统的继承，这和汉代的“礼乐”制度密不可分，缘此思路，许教授撰写了《汉代赋论的文学背景考述》、《汉赋与制度》、《汉赋造作与乐制关系考论》三篇文章，对汉赋与汉代制度文化关系进行了深入研讨。
汉赋创作与“礼乐制度”切切相关，而唐以后赋的创作当与科举制度关系最为密切。许教授在《科举与辞赋:经典的树立与偏离》一文中指出：“自唐代实行'诗赋取士’制度，辞赋与科举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应试赋所代表的王权话语，在秉承前科举时代所树立的辞赋经典的同时，又形成了对辞赋经典的重构与偏离。唐代应试律赋新体的创生与完型，唐宋有关考赋与否的论争，元人以'祖骚宗汉’为号召开辟应试赋'变律为古’的新路径，清人'尊唐’而对应试律赋的重塑，均系围绕科举而出现的对辞赋经典的选择与纠正。而'诗教’的限制、'制度’的约束与'文本’的矛盾，又成为科举应试赋创作的'三大困境’，使应试赋在重建经典时不断丢失经典，其对后期赋史之变革与衰落的影响，值得回顾与反思。”[27]科举制度与辞赋创作的关系，具体到某一个时代，表现又有所变化，宋代科举之进士科考试继承唐制考赋，经历了宋初殿试、元祐复赋与乾淳隆文三度盛况，许教授在《宋代科举与辞赋嬗变》一文中，对宋代的科举制度与辞赋创作的关系进行了详尽考察，指出：“考察宋代文制与辞赋的关系,不仅要关注宋初、元祐与乾淳考赋兴盛期的情形,更应思考北宋'元祐’前后熙宁、绍圣朝廷两度罢赋的举措，正是在此罢、复之间，士子处经义与辞赋的矛盾、冲突，以及对两度罢赋而废赋的反思中，在南宋时代确立起'元祐体’、'乾淳体’辞赋的经典意义。”[28]清代翰林院有馆试诗赋的制度，且书院山长、地方学政多翰林出身，书院课赋与翰林院赋有着逻辑的联系，清代书院也就形成了课赋制度，书院的辞赋文学活动主要是辞赋创作和赋集编纂，其中课艺赋的创作与编纂尤为突出，许教授在《论清代书院与辞赋创作》一文中考察了书院赋的创作特征，指出：“一在题材的扩大，其中包括经义、咏史、景物、记事、拟古、唐诗诸题的创制；二在特有的艺术形式，如同题、摹拟、和韵、评点等。而从赋史看清代书院赋艺术，其对词章之学的促进、清代学术的含容、律赋鉴赏体系的构建以及清赋由宗唐到自立的变化,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29]
由此可见，许教授自觉强化赋学与文化交叉研究，精耕细作赋学文化专题，尤其是辞赋与科举制度的关系，为赋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境界。
五、 文献学者的丰功伟绩——以新点校本《历代赋汇》为例
许教授在《二十世纪赋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一文中提出未来赋学研究的三个走向：一是赋学研究的基础工程与基础理论的建设；二是赋学研究领域的开拓；三是赋学的交叉与边缘研究[30]。当今赋学研究兴盛，而赋学文献资料的整理却较为缺乏，赋学研究的基础工程与基础理论的建设，较之诗、词、小说而言还比较薄弱。许结教授非常重视赋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曾撰文《历代赋集与赋学批评》对历代赋集编纂情况详加考察，并对赋集的批评倾向加以研究探讨。傅璇琮主编《中国古典散文精选注译》，曾邀许结教授承担《抒情小赋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的选注工作，选注71家的71篇赋作，其中唐宋以后的赋家占全编的半数，而且很多赋作都是第一次点校、注解面世。
许教授最为引人注目的赋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成就是《历代赋汇》的校点。此项目是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2013年全国高校古委会课题。《历代赋汇》作为最全的一部辞赋总集，是于康熙四十五年时任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的陈元龙奉谕编纂完成，其与当时所编纂刊刻的《全唐诗》等总集享有同等声誉的大型文化工程。《赋汇》搜集先秦至明末赋作（包括逸句）4070篇，共184卷，分正集、外集、逸句和补遗三大部分。该书编者“从各人文集及别种书内广加搜罗”，涉及别集千百种，汇集了先秦两汉以来大量的赋作，是迄今为止收录先秦至明代赋最为完备的总集，为辞赋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其“正变兼陈，洪纤毕具，信为赋家之大观”。到目前为止，《赋汇》仍然是研究赋体文学必备的基本资料。
《历代赋汇》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肯定。研究方面仅有马积高先生《<历代赋汇>评议》（《学术研究》1990年第1期）、《读<历代赋汇>明代都邑赋》（《中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1期）和叶永胜《陈元龙与<历代赋汇>考述》（《金陵科技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等不多的几篇文章关注于此。出版整理方面，江苏古籍出版社和上海书店合作1987年影印出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影印出版、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4年影印出版。1979年12月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会出版了稻畑耕一郎的《<历代赋汇>作者别作品索引（全）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和凤凰出版社影印时也编制了目录、索引，为学人研究使用该书提供了方便。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历代赋汇》的不被重视，与其未被很好地整理有关。为使此书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完善的整理与校订。
《历代赋汇》校点本选用康熙殿本为工作底本，以俞樾双梧书屋本为主要校本，并将所收作家赋作与个人专集及其他选本总集进行参校。有关别集，择善而从，原则上使用个人别集的整理本，并利用各类丛刊本，如《四部从刊》、《四部备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中国历史文集丛刊》、《元朝别集珍本丛刊》、《宋集珍本丛刊》、《明代别集丛刊》等。许教授倾心整理赋学系列历史文献，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沾溉后人，其泽甚远。《历代赋汇》校点本的出版发行，为赋学研究界提供了一本校勘精良且使用方便的重要赋学文献，裨益学术，功莫大焉。
许教授自1983年在《江汉论坛》上发表第一篇赋学论文以来，已在赋学这片土地上精心耕耘了三十多个春秋，发表赋学论文百余篇，出版赋学专著八部，成果斐然。更为重要的是，许教授在大学的课堂上开设专门的赋学研究课程也有二十余载：自1994年以来，许教授就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为“两古”专业（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的硕士生讲授“辞赋研究”课程，2001年起为博士生讲授“中国赋学研究”课程。2009年许教授的《赋学讲演录》（由潘务正记录，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整理出版，共有十讲，分别是赋源、赋体、赋用、赋集、赋史、赋话、汉赋、律赋、批评与方法、当代赋学。《新赋学十讲》分目有赋韵、赋法、赋词、赋艺、赋家、赋序、赋注、赋类、考赋、习赋，也即将出版。这二十讲的内容涵盖了当前赋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是讲述者近三十年来赋学研究的思想结晶，赋学研究也因此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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