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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伪历史学家不仅在思想上路线上否定毛主席，而且在领导地位上也装腔作势，否定毛主席的历史定位，这是别有用心的挑拨离间。毛泽东的地位早已被全国人民所公认，是篡改不了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内，由于全党的努力，找到了中国革命失败后唯一正确的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这是毛泽东同志经过理论联系实际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但是在这之前的十年间，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到遵义会议，党内连续出现了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使革命力量受到严重的损失，党和红军陷入十分危急的境地。这三次“左”倾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有着深刻的原因。犯错误的本人虽有一定责任，但更重要的是在于当时社会历史的原因和思想根源。 一、革命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长期停滞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是党发生“左”倾错误的社会历史原因。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 传统的民族;中国不但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的国家，而且又是一个对世界人类的发展有过巨大贡献和有丰富优秀历史遗产的国家。 我们决不要妄自菲薄,但也必须看到,我国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长期迟缓，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制度严重地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又逐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不断侵略，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人民压迫深重,痛苦不堪,尤其是无产阶级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是世界上罕见的。 由于敌人力量的强大和革命力量的弱小，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具有长期性和残酷性的特点;而人民深受敌人的压迫和剥削，必然是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并希望早日胜利。这种状态，往往使党在领导革命过程中忽视中国革命长期性和残酷性的特点，急于求成，路线上出现“左”倾错误。 同时又由于中国的科学文化长期处在落后状态，封建主义的宗法观念和迷信思想，严重地阻碍着人们的思想解放和社会的进步。这些也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轻视科学，不重视社会历史的研究，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甚至出现盲目崇拜，严重教条主义，破坏民主集中制，实行个人专断的现象。 二、但是，具有这社会历史原因并不决定着一定会犯“左”倾错误。还必须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又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占多数的国家。中国共产党长期处在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思想、言论、情绪都会不断地反映到党内，影响党的领导，甚至影响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特别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长期处在农村中，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又占很大的比重。由于战争环境和革命任务的艰巨复杂，往往来不及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系统地教育党员，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所以，小资产阶级是产生“左”倾错误的阶级根源。 这里说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指城乡小生产者。他们就经济地位而言，在旧中国是一个动荡不定的阶级。他们既向往资产阶级的经济和生活，又往往变为无产阶级。这就决定他们在政治上的左右摇摆。 一方面他们能够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与主张，趋向革命，表现了对革命的热情和积极性，是无产阶级最广大的同盟者；另一方面，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政治上目光短浅，缺乏远大的政治理想，看不到 伟 大 的 将来，没有无产阶级那样的革命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精神。 他们为了改变自身的地位以求得生存和发展，加入到革命队伍，并希望革命马上成功，因而很容易产生革命的狂热。但又缺乏对中国革命长期性的认识与耐心，又容易提出过左的要求和接受脱离实际的口号，往往急于求成，犯革命的急性病，甚至挺而走险，孤注一掷。在胜利时，就忘乎所以，不顾客观条件，主张大干；但一遇困难，受到挫折和失败时，又容易悲观失望，转向消沉，甚至退出革命行列，有的还会叛变革命。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特性，就使得他们很容易犯机会主义错误。 三、没有真正地做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统一，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五年之间，中国共产党正处在革命转变的过程中，能做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还只是一部分人。因此，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骄做情绪，也是党屡犯错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原因。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了，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一九三〇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了，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期，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袭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了,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 由此可见，主观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也是党犯全局性错误的关键所在。 四、党的“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进行革命斗争，都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八七”会议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产生的根源没有进行彻底的清算，也没有正确地分析错误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只着重于在组织上撤销陈独秀的领导职务，因而不能根据当时的情况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八七”会议一方面在反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另一方面为“左”倾错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扩大会议时就形成了以瞿秋白同志，为代表的“左”傾盲动主义路线,并在党中央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从而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转向了开始犯“左”倾错误。而且纠正了瞿秋白同志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以后，很快地又出现了以李立三同志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以及后来以王明为代表的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更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这三次“左”倾错误的连续出现，主要在于纠正第一次、第二次“左”倾时，同样犯了类似纠正陈独秀右倾时的错误。 当然也要指出，在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与共产国际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也是分不开的。总的来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上存在着严重的“左”的错误。 所以只有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才能面向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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